赵匡胤制定国策，给与文武官吏、地主、大商人、高利贷者最大限度的权利，为的交换这些人的拥护，在他们交换中被牺牲的自然是劳苦人民。“恩施于百官者唯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宋朝的政治，确被这两句话说透了。统治阶级各阶层的生活状况，大致如下：

皇帝——皇帝是最大的浪费人。宫中每年用大烛十三万条，内酒坊醴祭祀用酒每年糯米八万石（赵恒时只八百石），嫁一公主赏钱七十万贯。买各行货物，经年不还钱，每行积欠多至一万贯。皇帝每三年到南郊祭天，赏赐大小官员及士兵钱一千二百万贯。

宗室——宗室是安坐享乐被朝官们憎恶的废物。他们无知无虑，领恩数（俸禄）度日。他们不知炭是黑色物，对饮食却讲求极精，发明“烂、熟、少”三字诀，说是烂容易咀嚼，熟不失香味，少不会烦厌。

文武官——官吏无不贪污害民。无名氏《咏功臣诗》说：“中原不可生强盗，强盗才生不可除，一盗既除群盗起，功臣都是盗根株。”海盗郑广归降后作诗道：“郑广有诗上众官，文武看来总一般，众官做官却做贼，郑广做贼却做官。”郑广南宋末年人，其实北宋官与贼也并无二样。

富人——地主、大商人积累钱财，或贪得无厌，或闭门**乐。开封钱店业刘训铸铁作算子（筹码）称为长生铁，库中储许多青铜，称为不动尊。每天烧香祷祝天地，要钱生儿，绢生孙，金钱变出千百亿化身。蔡河一李姓富家，主人年二十余岁，愚痴不辨菽麦，蓄美妾数十人，仆役数十人。偶宴客，有酒十余种，肴馔果品，备极珍贵，妖妓十余人，奏乐劝饮。饮毕入内，让客人自走，不知拱揖言谈，也不与士大夫来往，当时人称他是钱痴。这个钱痴不官不商，大概是大地主。

高利贷者——富人借本钱给人放债。富人取利息的一半，承借人对富人卑恭类奴隶，俗称为行钱。富人偶到行钱家，必须殷勤招待，妻女出来劝酒，行钱立侍不敢坐，再三令坐才敢就位。高利贷利息通常是百分之一百。

被上述那些人剥削的人民怎样生活呢？大部分农民正像司马光所说：农民即使幸遇好年景，没有水旱、霜雹、蝗蜮等灾害，可是公私债主巧取豪夺，谷未离场，帛未下机，已经归别人所有。自己糟糠吃不饱，短袄穿不上，终年劳苦，仅仅得过饥寒生活。他们世代务农，不知种田以外还有什么谋生的道路，所以只好困守着田亩。一部分人民的妻女堕落到娼妓的惨境，全国各州县都有营妓（公娼），容纳穷苦的妇女（美妓身价七百贯）。宋初，开封妓女约一万户。甚至公然有男妓，傅脂粉，着艳衣，姿态称呼全学妇人，为头人称师巫行头，供官府的呼唤（南宋时男妓更盛行）。一部分人民流落为盗贼，或聚众反抗。其中规模较大的民变、兵变（兵受军官压迫极苦），从北宋开国时起，接连发生，从没有停止过，例如：

赵光义淳化四年，四川苛税奇重，人民无法生活，青城县民王小波聚众百人起义。小波告众道：“我深恨贫富不均，今天我来替你们均平。”贫民踊跃归附，众至数万。攻破郡县，杀彭山县令齐元振。齐元振是朝廷特诏褒奖的第一清官，实际上却勾结豪强，贪暴害民无所不为。王小波剖元振腹，装满铜钱，意思是教他贪个饱。小波战死，众推李顺为帅，攻破成都，顺自称大蜀王。

至道三年，四川戍兵刘盱聚众数千人叛变。

赵恒咸平三年，四川钤辖（军官）符昭寿贪暴，戍兵赵延顺等起事，推军官王均为主帅，国号大蜀。

景德四年，宜州（广西宜山县）知州刘永规残暴不法，军校陈进因众怨起事，拥判官卢成均为帅，号南平王。

赵祯庆历三年，京东沂州（山东临沂县）军士王伦起事，攻掠州县，如入无人的境地。地方官恐惧降附，献出衣甲器械，朝官欧阳修认为心腹大忧。

庆历七年，贝州（河北清河县）军士王则据州城起事，自号东平郡王。

同年崇政殿亲从官（卫士）颜秀、郭逵等夜半攻入宫中，直到赵祯寝殿下。幸得皇后出重赏督禁兵宦官抵御，颜秀等败死。

其余较小的叛变，史书记载连篇不绝，正如余靖所说，“四方盗贼窃发，州郡不能制”，全国性**，确使某些统治者感觉到危险。

赵顼是北宋聪明的皇帝，他感觉到危机严重，完全依靠官僚地主的旧国策不能解救自己的崩溃。赵祯养兵一百二十五万，防御西夏小国，到底仍是屈辱求和。这又使他感觉到军队并不能保护自己的地位。他知道整个统治阶级腐朽无能，人民怨恨**，大起义迫在目前，因之更加重对外族内侵的恐惧心。他即位初年，披金甲见祖母曹太后，问道：“娘娘看我着这好么？”曹太后笑道：“很好。不过要你着这个，国家还得了么？”这说明赵顼主张富强自卫，太后主张维持旧状。

赵顼最怕的是契丹和西夏，所以急需加强军备。养兵先得筹饷，他知道已负租赋重担的人民不能满足他的要求，富裕的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应该分担一部分军费。这是他变法的基本观念，也就是引起新旧两派官僚对立的基本原因。

王安石是笃信儒家经典《周礼》的政治家。他秉有倔强严肃的性格，他对社会有“贤者不得行道，不肖者得行无道，贱者不得行礼，贵者得行无礼”的理解，他又恰恰遭遇赵顼决心改革旧制度，需要一个非守旧派做助手的机会。熙宁二年，他终于在满朝大臣反对中做了宰相，实行变法。

王安石以前，早有人主张改革积弊，赵祯时，参知政事范仲淹提出均田赋、修武备、减徭役、择长官等十条政见，被朝官反对、罢去。欧阳修主张理财、练兵、立制度，讥斥朝廷“兵无制，用无节，国家无法度，一切苟且而已”，也被朝官攻击、逐走。王安石实践并发展了范仲淹、欧阳修的主张，造成与旧官僚派（主保守旧制）对立的新官僚派（主改革旧制）。

王安石新法，内容广泛，大别可分理财、整军两类。其中最重要的几种，略述如下：

第一 理财类

青苗法——当青黄不接的时候，农民指田中青苗向富户借钱延续生命，收获后纳利息百分之一百。王安石谋夺取富户放债的利益，由官散放青苗钱。例如春季借给农民钱十千，半年内纳本利钱十二千，秋季再放十千，岁终又纳本利钱十二千。这是百分之四十的利息（农民实际缴纳百分之六十），似乎比民间利率要轻微些。可是州县官分民户为五等，不论人民是否需要，自上户十五千至下户一千，按户强派，到期仗官威迫令缴纳本利钱，不得用他物代替。青苗法是许多新法中最受猛烈反对的一个，这证明私人高利贷势力的强大。贫民既受政府高利贷的剥削，同时仍不能逃免私人高利贷的痛苦。

免役法——宋朝力役，名目繁多，有衙前（主管官府库藏及运送官物）、里正、户长、乡书手（三役主催收赋税）、耆长、弓手、壮丁（三役主捕盗贼）、承符、手力、人力、散从（四役主供官府杂差）等类。州县民分九等，上四等量轻重服役（第一等户充衙前、里正，第二等户充户长），下五等免役。诸役中衙前、里正两役害民最烈，往往破产死亡，累及邻保。例如某地衙前，行千余里输送金七钱到内藏库（皇帝内库），库官勒索不遂，扣留衙前一年以上，不让回去。后来偶然被赵顼查出，才得放归。人民唯恐被指为上等户，有的出嫁祖母及孀母，有的与孀母或兄弟分居，有的送田给豪家，有的出家当僧道，有的甚至寻死。如京东某民家有父子二丁，被派充当衙前。父对儿子说：“我愿意死，免得你们将来冻饿遭横祸。”说罢自己缢死。人民为了降低户等，减少人口，甘心嫁母寻死，充役的痛苦危险，可以想见了。

官户、形势户、僧道、学生都有免役权，下等户、单丁户、女户也得免役。富家子弟捐数百贯钱给州县学校，就取得学生名义。这样，应役的民户自然是少钱少势的某些小地主和富农。

王安石新法，凡当役人户，按等第出钱，免充诸役，名免役钱。原来免役的官户、女户、单丁户、寺观户、未成丁户也按贫富分等出钱，名助役钱。官用一小部分免役钱雇人充役（如利州路岁用雇役钱九万余贯，征取免役钱却多至三十三万贯，多征的钱，称宽剩钱），不再强派人民充当。赵顼元丰七年，岁收免役钱一千八百七十二万贯。免役法在原来免役人看来，是深恶痛绝的虐政，反对非常剧烈。

方田法——官员、地主占有无数逃田（隐漏租税），王安石创方田法，想清丈顷亩，增加租税。只方二百余万顷，就被反对停止。

市易法——市易法是侵夺商人利益的方法。它的业务分两类：（一）放款收息。就是听人赊贷官钱，用田宅或金帛作抵押，每年出息十分之二，过期不输利息，每月加罚钱百分之二。（二）统制商业。就是设立大商店，贱价强收商人的货物，抬高价出卖。开封市上连冰块、梳篦、脂、麻等细物，都被政府统制专利。

第二 整军类

保甲法——王安石想用农兵制逐渐代替募兵制，创行保甲法。乡村民户十家为一保，选主户（本地旧户）一人为保长。五十家为一大保，选一人为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选一人为都保正。不论主户、客户，每户两丁抽一当保丁。每一大保每夜出五人巡逻防盗。一人有犯罪行为，同保人不先告发，连坐受罚。农隙保丁自备弓箭，集合练习武艺，十日一换班。平时警戒盗贼，战时可补充兵额。保甲法行施的结果，正如司马光所说：“农民二丁取一，编成保甲，官置都教场，无问四时，每五日教练一次。每一丁上教场，别一丁供送饭食，保正、保长借修棚除草为名，扣留保丁，必待贿赂满意，才放免回家。官府派员下乡检查，往来如织，勾结保正保长，勒索给养，小不如意，即施刑罚。中下户破家**产，不够官长们的苛求，愁苦困弊，无处告诉，只好弃家逃亡。”保甲法是统治阶级压迫农民的良法，却因王安石想用来代替正兵，大遭守旧派的猛烈反对。

赵顼、王安石厉行新政的宗旨，显然只求扩大收入，整顿军队来保护自己临危的地位。他们并没有改革官僚政治的意思，反而增官俸，加吏禄，多置宫观官，优待昏老无用的官员，坐食厚禄。他们也没有改善人民生活的意思，反而更加重穷人的负担，既纳助役钱，又要当保丁。他们与旧官僚派政见分歧处，只在对原来享受免赋免役特权的各阶层是否应该受些限制这一点上。苏轼斥责王安石想均贫富，不合天理，其实安石仅仅要求富人也出些钱给国家罢了。

王安石一派新官僚，如吕惠卿、章惇、蔡确都因推行新政得高位。熙宁七年，安石罢官，吕惠卿继任做宰相。惠卿忌安石复用，出力排挤，同派内王、吕对立，给旧官僚派夺取朝政的机会。

赵顼死，子赵煦立，改元元祐。赵煦年十岁，祖母高太后临朝听政，用旧派首领司马光做宰相，起复旧人旧法，凡属新人新政，一概废除。旧派得政，内部分化，洛（首领程颐）、蜀（首领苏轼）、朔（首领刘挚、梁焘等）三党，互相攻击，纷纭不已。元祐八年，高太后死，煦亲主国政，复用新派章惇做宰相，恢复王、吕新法，改元绍圣（继续赵顼的圣政）。引蔡卞、曾布等人居要位，凡元祐政令，一概废除，驱逐旧派七八百人，大小官无一得免。

赵顼时，王安石、司马光二人只是政见上的争执，私人间还保持适当的友谊。赵煦元祐时，司马光对新派意气用事，压迫不留余地，绍圣时新派得势，报复仇怨，指司马光等为奸恶，请掘司马光、吕公著坟墓，破棺斩尸。这不是政争而是发泄兽性了。

赵煦死，弟赵佶立。向太后临朝听政，任旧派韩忠彦、新派曾布为左右相，改元建中靖国，表示大公至正、消释朋党、新旧并用的意思。向太后贬斥蔡卞、蔡京等，追复文彦博、司马光等三十三人官号，向太后临朝七月退位，赵佶亲政，又专用新派，改元崇宁（崇尚熙宁政治）。曾布起初排斥蔡卞、蔡京，后又排斥韩忠彦，引蔡京自助。蔡京想独掌大权、逐去曾布。京得权，一意排斥旧派，新派吕惠卿、蔡卞等也被抑退，京师及各州县树立元祐党籍碑，列司马光等三百九人为奸党，元祐旧臣，贬窜死亡略尽。

王安石行新政主要是想富国强兵，还不失为有主张的政治家。吕惠卿以下，只是专工聚敛，获取皇帝的信任。蔡京刻剥民财，更无微不至，竭全国物力，助长赵佶奢侈浪费的无限恶行，北宋不得不在民穷财尽、外族侵入的困境中，完竭他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