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二十六年临洮（甘肃岷县）发现十二个穿外国衣服的大人（据说身长五丈，足长六尺）。三十三年，禁“不得祠”。“不得”大概是浮屠的译音。也许始皇时印度佛教徒已到中国西部传教。

汉武帝通西域，佛教可能流传过来。东汉初，楚王刘英祭祀黄老、浮屠。明帝永平八年赐楚王诏书，有“伊蒲塞”、“桑门”等译名。朝廷不以祭浮屠为疑怪，而且称它为仁祠，可见当时早有传教的胡僧，为统治阶级所默认。

相传汉明帝梦见丈六金人，头上发光，飞行殿廷，醒后派人去印度求经，中国开始有佛教。又传西汉刘向作《列仙传》，称佛为黄面夫子，神仙一百四十六人，其中七十四人见于佛书。这都是僧徒伪造证据，抬高自己的地位，不可信。

西晋以前，传教全是胡僧，中国人很少出家做僧尼。胡僧言语隔阂，译出经典，文义僻涩，不为士大夫所尊信。清谈家讲论名理，不出老、庄的范围，文学家著作，也从不着佛学的形迹。东晋清谈家大抵兼通佛经，文学家喜用佛经语，中国名僧如支遁、释道安、释慧远等人，阐扬教义，声望很高。鸠摩罗什精通汉文，翻译经典，一变以前体制，佛经才广泛流传。佛教到东晋开始发展，梁武帝时代，发展达最高点。南北朝三百年，佛教在精神界占了统治的地位。

一个外来宗教，何故这样繁荣呢？

西晋统治阶级生活极端腐化，表面清谈放旷，不屑尘俗，实际穷奢极欲，怠惰贪鄙，无恶不作。终于五胡侵入，政权崩溃，一部分逃窜南方，回想昔日洛下（西晋都洛阳）盛况，感受深刻的痛苦，需要更有效的麻醉剂来解脱烦恼，佛法谈无常、苦、空、无我四大原则，无疑地应该是当选了。侵入中原的五胡，本是野蛮被压迫民族，文化方面，一无所有，又是佛教乘虚而入的好机会。北朝两次灭佛兴道，南朝始终尊信佛教，说明在失败柔弱的社会里，佛教应该有更巩固的基础。

佛教讲不杀、不盗、不**、不欺骗、不饮酒，称为五戒。又不犯杀、盗、**、妒忌、忿恨、愚痴、谎话、巧辩、挑拨、恶骂，称为十善。违犯或奉行五戒十善，依轻重受天堂、人类、畜生、饿鬼、地狱五种报应。心中起一恶念，就得恶报，所以必须慎独防微，不让恶念发生。菩萨的本领，忍辱最是伟大，学做菩萨，对任何辱骂、毒打、虐待，不该计较。人生富贵贫贱，都是宿缘运命，好比春夏秋冬，不能拒它不来，也不能留它不去，所以应该一心听命。人的精神永久存在，肉体暂生就坏，精神偶寓在躯壳里，好比人住客店，只要修炼精神，死后自有更好的住处。一般人民受尽现实的痛苦，容易接受来生享福的幻想，因此佛教在下层社会也广泛流传起来。这一套骗人到死的理论，统治阶级哪得不大欢喜？提倡佛教，比设立无数监狱、豢养无数暗探，更有效果，怪不得梁武帝说孔子、老子是佛的学生。

佛教极重布施，说有无限福德，至少死后免做饿鬼。这样，寺院获得很大布施，僧徒可以饮美酒，吃肥肉，养妻子，做卖买（见牟融《理惑论》、梁武帝《请诸律师断酒肉》）文，过快乐生活。僧徒有钱建筑大厦，雕刻佛像，一部分财物间接周转到穷苦工人，大寺院还养活着若干穷读书人，教他们写文章赞扬佛法，无意中替统治者减弱革命的发动。

佛教不仅在思想上发生极大影响，文学方面传来调平仄的方法，经过六朝文人的研究、运用，骈文转成四六，古赋转成律赋，古诗转成律诗，再转为宋词、元曲，如果没有平厌，就不会有唐以后的文学。其他如理学、音韵学、印刷术，以及雕刻、建筑、音乐等类，都与佛教有密切关系。佛教是中国文化重要的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