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儒家学派

战国儒学分孟、荀两大派。孟派法先王，荀派法后王。秦嬴政时代，两派冲突非常激烈，丞相李斯是荀子门人，最能迎合嬴政的意旨，创立许多新制度。可是孟派儒者混杂阴阳五行家的迷信、方士（方士自称有长生不死的秘方和奇药）的神仙，也很得嬴政的尊宠。始皇三十四年，李斯借儒生是古非今的罪名，劝嬴政烧毁民间藏书。第二年活埋儒生四百六十余人（孟派），孟派大受打击。做博士官的大抵是荀派传经之儒，幸存的孟派，再不敢议论政治。

西汉刘彻以前，统治者知道要巩固政权必须使人民有休养生息的机会，所以采取黄老、刑名的学说，用权术、严刑驾驭官吏，使不敢过分作恶，儒学虽立博士，却并不重视。当时著名儒生，有的兼阴阳五行（如贾谊），有的兼黄老、刑名（如晁错），没有纯粹的儒学。刘彻初年，罢斥诸子百家，独尊儒学。这是因为统治者喜欢阴阳五行家的运命论，又喜欢黄老、刑名家的专制术，同时更喜欢儒家的三纲五伦说。原来的儒家，没有充分发挥前面那两种学说，等到贾谊、晁错，居然融会贯通起来，适合朝廷的需要，因此，刘彻很慷慨地提高儒家独尊的地位。被称为汉朝唯一大儒的董仲舒，尽量发展这些学说，而且归纳到《春秋公羊传》一部书里面，使儒家独尊的地位愈加巩固。议政断狱，《公羊传》都能够对付。

刘彻时代国力发展到最高点，他想制礼作乐，粉饰太平，又想发扬兵威，满足本人侵略的野心。于是儒家尤其是公羊家大受宠用。武帝征伐匈奴，借口匈奴曾经侮辱过刘邦和吕雉，公羊家说，国君应该报九代甚至一百代祖宗的怨仇。武帝征伐其他蛮夷，公羊家说，《春秋》主张大一统，什么外国都应该来归附。武帝对臣下严刑杀罚，公羊家说，《春秋》诛心，心里犯罪的就该杀罚。凡是皇帝要做的事，全合于《春秋》的道理，法先王也就法了后王。公羊家把孟、荀两派统一了，同时儒、道、刑名也统一了。

刘奭时代政治腐败，君权衰落，儒家也恢复柔懦庸碌的作风，公羊家被诗家（据说诗家是温柔敦厚的）代替了。儒学排斥黄老刑名的成分，尽量扩大阴阳五行，孔子俨然成为巫师，儒经与纬候（大体是怪异迷信等事，假托孔子所传）、图谶（预言）并行。西汉末年，纬候有八十一篇，图谶有十余家，比原始的阴阳五行学更荒谬得多。王莽篡汉，谶纬曾是重要工具之一。汉朝利用儒学巩固政权，结果儒学腐化了它，并且促成它的溃灭。

西汉人写经用当时通行的隶字，称为今文经。王莽为迎合一般人复古的心理，提倡用篆字写的旧本经书，称为古文经。从此儒经有古文、今文的对立。古文经西汉很少流传，容易附会和修改，又不讲谶纬，可以争取一部分反对谶纬者的信仰。王莽运用复古、迷信两个工具，完成篡位的事业。

东汉刘秀崇尚谶纬，强迫臣下不许怀疑，用人行政，都是依据谶纬的预言。统治者要证明自己受天命做皇帝，这确是最好的方法。古文经专讲训诂制度，与当前政治隔离很远，所以也得到朝廷的赞助。今文经在东汉，完全处于劣势，不为朝野所重视。东汉末年，郑玄融合古文、今文谶纬为一体，号称郑学。既不谈思想，也不谈政治，只是一种烦琐的训诂学，在大混乱的时代，郑学正适合儒家明哲保身的传统习惯，因此流传很广，而且很久。

从汉末经三国到六朝，思想界被道家、佛教占领了，政治界被刑名家、清谈家占领了。西晋末年，五胡侵入，两汉博士传授的经说，随着政治崩溃而灭绝了。南北朝儒生讲经，主要的是郑学，因为南北朝讲究丧服，郑玄注三礼（《仪礼》、《周礼》、《礼记》）最称精密，讲丧服不能不依据郑学。

南北朝尤其是南朝，盛行士族制度，贵族要表明自己门第的清高，必须严格辨别亲疏尊卑的等次，因此丧服学比汉儒讲得更精密。

道家、佛教的发达，刺激了儒家，一部分儒者也曾在思想上参加了斗争。不过统治阶级感觉到利用佛教效力更大，所以儒家无法挽救它的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