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士人求官，必须先在乡里间造成名誉，才能被长官辟召，或选作孝廉方正，取得禄位，东汉末年有人专业批评人物，如汝南许劭，考核人才高下，每月初发一次榜，叫作“月旦评”。经他评定的人，就在社会上有地位。曹操少年时没有声望，求许劭评品，劭说：“你是治世的能臣，乱世的奸雄。”从此曹操得名做官了。大抵大族世家的子弟容易得名，也就容易做官。公孙瓒做幽州刺史，专引用贫贱人。他说：“世家子弟自以为该当富贵，不会感谢我的恩德。”可见汉魏间仕途已被世家大族把持，连求名也不需重视了。

魏吴质家世单微，因与曹丕亲近，得封侯拜将，官位高显。但本郡（质济阴郡人）乡评还是看不起他。质虽然愤恨辱骂，仍不得列入士族。三国初期，士族与寒门形成严格的区别，排斥寒门，不让它分润政治上的权利。

曹丕依据这种习惯，创立“九品中正”的制度，州郡县各置中正官，考查所管人才高下，分成九等。列在下品的，永远不得仕进。西晋刘毅指出九品中正的弊病，是“爱恶随心，荣辱在手，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地主官僚联合压迫贫寒人，九品中正是压迫的工具。

自从九品中正法确定以后，士族依法律保证统治地位的巩固，生活极端腐化，造成西晋末年的大乱，中原士族十之六七避难到长江流域，拥护司马睿重建政权。士族中王氏一族最强盛，王导做丞相，管政治，王敦做大将军，专兵权，子弟满布要职，当时有“王与马（司马氏），共天下”的传言，又有谢氏一族与王氏并称，南朝士族，王、谢居首。其余众族各依门第高低，分配权利，不敢僭越。北方士族过江较晚，便被指为伧荒（南人呼北人为老伧或伧夫），即使人才可用，也只得浮沉微职，难升上流。

士族享受的权利，有下列几种：

入仕——南朝定制，甲族（世家）子弟二十岁登朝，后门（卑族）年过三十岁才得试作小吏。甲族开始就做秘书郎、著作郎、散骑侍郎等官，升迁极容易。寒贱人极少取得高级官职的机会，想转成甲族更是不可能。晋吴逵有德行，郡守王韶之擢逵补功曹，逵自知门寒，固辞不就。梁时交趾（安南）人并韶擅长文学，请求做官，吏部尚书蔡撙说他并不是贵姓，只给管城门的贱职，韶回乡里谋作乱。寒贱人不退让就得受辱，退让还可保持“有德行”的虚名。

家谱——士族得免徭役，得依门第高下取得禄位，得依政治特权侵夺庶民，因此中原士族流寓江东，子孙相继二三百年，依然保持北方旧籍贯，不肯自称江东土著。士族有名籍，藏在官府，庶民纳贿赂一万余钱，得冒入士籍。士族要防止假冒，特别重视家谱，家谱成为专门的学问。

士族掌握着统治权，朝代改换，士族地位不变，所以南朝士人重家不重国，重孝（伪装的孝）不重忠，种族耻辱更不在意想中。他们的生活是：

傲慢——例如晋谢万自矜高门，贱视一切。率军屯下蔡，将士困苦，万从不留意。兄谢安劝万说：“你做元帅，应该时常接近部下，哪有傲慢如此，能成事功？”万听安劝，召集诸将大会。手执铁如意指四坐道：“你们都是老兵。”诸将愈益怨恨，遇燕慕容儁兵，不战溃退，万狼狈逃归。

苟安——燕慕容皝派刘翔来见晋帝司马衍。翔恨江南士大夫骄奢放纵，丝毫不想恢复中原，报西晋灭亡的耻辱。某次朝廷贵臣大会，翔慷慨说道：“中国丧亡，已经三四十年，人民被胡虏**，盼望晋兵去救，想不到诸君苟安江南，荒乱无聊，奢侈算是光荣，骄傲算是贤能，不说实在的话，不练有用的兵，诸君有何面目对主上和人民呢？”朝臣们颇有愧色，苟安依然如故。

优闲——士族与庶民分别极严，庶民服劳役，士族坐享安乐。颜之推说南朝末年的情形道：“江南士族至今已传八九代，生活全靠俸禄，从没有自己耕田的，田地交奴隶、佃客耕种，自己连起一拨土、耘一株苗也没见过。人世事务，完全不懂。所以做官不办事，管家也不成。都是优闲的缘故。”士族唯一的技能，就是有些人会作五言诗。有些人诗也不会作，公宴赋诗，请人代作。

腐败——颜之推说，梁朝士大夫，通行宽衣大带大冠高底鞋，香料薰衣，剃面搽粉涂胭脂，出门坐车轿，走路要人扶持。官员骑马被人上表弹劾。建康（南京）县官王复未曾骑过马，见马叫跳，惊骇失色，告人道：“这明明是老虎，怎么说它是马？”后来侯景叛乱，贵族们肉柔骨脆，体瘦气弱，不堪步行，不耐寒暑，死亡无数。还有些贵族，因为百姓逃散，不能得食，饿成鸟面鹄形，穿着罗绮，怀抱金玉，伏在床边等死。南北朝最大文学家庾信，先与梁宗室萧韶有断袖欢（同**），不久韶封长沙王兼郢州刺史，庾信还想继续旧欢。韶对他冷淡，庾信大怒，跳上酒席践踏杯盘，指韶面道：“你今天形容大异往日。”当时客宾满座，韶很惭愧。士族生活丑恶到不可想像的程度。

九品中正制不仅在南朝行施，北朝士族虽在异族压迫的下面，也还享受一部分的政治上特权，直到隋唐，士族制度才逐渐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