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想一下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只能想象到他们穿着学者的大袍。其实他们和别人一样都是忠厚的人，和朋友们一起欢笑，他们写《法律篇》和《政治学》只是作为消遣。那是他们生命中最不哲学、最不严肃的部分，最哲学的部分是简单的、安宁的生活。他们写有关政治的内容，就像在给一群疯子制定章程，装作在论大事，是因为他们知道听他们演讲的疯子都以为自己是国王或皇帝。他们创造这些原则，只是为了缓冲那些人的疯狂，使其尽量无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