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天性比理智更强。克利斯朵夫一接触工团组合——那些弱者的可怕的联盟——他的强有力的个人主义便起而反抗了。他瞧不起这班需要把彼此缚在一起才能战斗的人。即使他承认他们可以服从这个规则，他却声明这规则绝不适用于他。而且，被压迫的弱者固然值得加以同情，但他们一朝压迫别人的时候就不值得同情了。克利斯朵夫从前对一班孤独的老实人喊着“你们得联合起来！”，现在初次看到老实人的集团中间有的是并不老实的人，把他们的权利和力量看得高于一切而随时想加以滥用，他就大不痛快了。一班最优秀的人，和克利斯朵夫以前住在一幢屋子里的朋友们，一点儿得不到这些战斗集团的好处。他们心地太好，胆子太小，看到这种团体不免惊慌失措；他们注定是第一批被压倒的。面对着工人运动，他们和奥里维处于同样的境地。奥里维固然同情正在组织起来的劳动阶级，但他自己是在崇拜自由的气氛中长大的；而“自由”两字却是革命分子最不介意的。今日除了一个对社会毫无影响的优秀阶级之外，还有谁关切自由？自由正逢着黯淡的日子。罗马的教皇们掩蔽理智的光。巴黎的教皇们熄灭天上的光。(7)共和党人熄灭街上的光。到处是帝国主义的胜利：罗马教皇的神权的帝国主义；唯利是图的与神秘的君主国的军事帝国主义；资本家共和国的官僚帝国主义；革命委员会的独裁帝国主义。可怜的自由，世界上没有你的存身之处了！……革命党人所提倡而实行的“滥用权力”，使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大起反感。他们对于那些不肯为共同利害受苦的黄色工人(8)当然很轻视，但觉得用武力去强制这些人更可恨。——但你非打定主意不可。事实上今日不是要你在帝国主义与自由之间挑选，而是要在一种帝国主义和另一种帝国主义之间挑选。奥里维说：“两种都要不得。我只知道跟被压迫的人站在一起。”
克利斯朵夫同样痛恨压迫者的专制。但他跟在反抗的劳动队伍后面，也学着他们使用武力的榜样。
他自己可不觉得，还向同桌吃饭的人声明他不是跟他们一伙的。他说：“只要你们只关心物质的利益，你们就不会使我感兴趣。等到有一天你们为了一种信仰而奋斗的时候，我一定跟你们联合起来。要不然，大家为了肚子而拼命，我来干什么？我是艺术家，有保卫艺术的责任，不能拿艺术去替一个党派服务。我知道，近来有些野心的作家，为了要争取那种不干净的名气，做出不少坏榜样。我认为他们这样的保卫一个主义不一定使主义得到什么好处；而叛弃艺术倒是真的。我们的职司是要救出智慧的光明。那绝不能卷进你们盲目的斗争。倘若我们不拿着火把，谁拿？你们打过仗以后看到光明依然无恙，一定是很高兴的。大家挤在甲板上扭打的时候，总得有些工人管着锅炉不让它熄灭。我们要了解一切，对什么都不恨。艺术家好比一支罗盘针，外边尽管是狂风暴雨，它始终指着北斗星……”
他们认为他唱高调，说他自己的罗盘针已经丢了。他们很高兴能不伤和气地奚落他一阵。在他们心目中，艺术家是个取巧的家伙，只想做些最少而最舒服的工作。
他回答说他跟他们工作一样多，更多，还不像他们那么怕工作。他最恨怠工，最恨粗枝大叶，以偷懒为原则。
“所有这些可怜虫，”他说，“都怕碰坏了他们宝贵的皮肤！……天哪！我从十岁起就没停过工作。你们却不爱工作，你们骨子里是布尔乔亚，还自以为能够毁灭旧世界！哼，你们非但办不到，而且也不愿意。真的，你们不愿意！你们吵吵闹闹地吓人，好像要把一切都破坏干净，其实都是空的。你们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把什么都抢过来，躺到布尔乔亚热烘烘的**去。只有几百个可怜的扛泥巴的小工始终预备给人家剥皮或是剥人家的皮，莫名其妙的——也许是为了好玩，也许是为要找点儿补偿，为几百年的辛苦出口气；除此以外，旁人只想溜之大吉，一有机会便混进布尔乔亚的队伍。他们当什么社会主义者、新闻记者、演说家、文人、议员、部长……哎，别骂他们。你们也不见得高明。你们说那些是卖党求荣的混蛋。可是以后轮到谁呢？你们都要走上这条路，没有一个不上钩的！怎么能不上钩呢？你们中间没有一个相信灵魂不朽的。你们只有肚子，只想多多益善地把空肚子填满。”
说到这里，大家都生气了，七嘴八舌地同时开口。克利斯朵夫争论的时候往往热情冲动，比别人更激烈。那是不由他做主的：一朝看到了一桩侵犯正义的事，他的知识方面的骄傲，为了求精神上的陶醉而虚构出来的唯美的世界观，都登时消灭了。世界上十分之八的人不是赤贫便是生活艰难，你还谈美学吗？得了罢！只有无耻的特权阶级才敢唱这种高调。像克利斯朵夫那样的艺术家，良心上不能不拥护劳工的政党。不公平的社会情形，贫富的悬殊，使脑力劳动者感到的痛苦比谁都深刻。艺术家或是挨饿，或是成为百万富翁，完全凭那个捉摸不定的风气，或是在操纵风气的人手里。坐视优秀分子消灭，或者给他极不公平的待遇，那种社会不是个社会，而是个妖魔，应当铲除。不管工作不工作，每个人都应当有每天的口粮。每种工作，不论是好的是普通的，它的酬报应当以工作的人的正当与正常的需要为标准，而不能以工作的真价值为标准（要估计工作的真价值，而且要永远的公平，谁有这个资格？），对于替社会增光的艺术家、学者、发明家，社会应当给予充分的津贴，让他们能有时间与方法替社会争取更大的光荣。这就够了。达·芬奇的名作《蒙娜丽莎》并不值一百万。一笔钱跟一件艺术品根本是不相干的；艺术品既不在金钱之上，亦不在金钱之下，而是在金钱之外。问题并不在于付它的代价，而在于使艺术家能够生活。你得让他有饭吃，能安安静静地工作。财富是多余的，是盗窃旁人。我们应当老实不客气地说：谁要是财产超过了他和他家族的生活费，超过了为他的智慧正常发展所必需的费用，便是一个贼。他多出来的就是别人缺少的。人家提到法兰西无尽的财富、巨大的产业，我们听了只能苦笑；因为我们这批代表民族活力的人是劳动大众，是工人，是知识分子，不论男女，从小就得筋疲力尽地挣取一些免于饿死的生活费，还常常眼看最优秀的人被劳苦磨死。你们却吞饱了人间的财富，靠着我们的灾难与痛苦而致富。你们心里不会觉得不安，有的是自欺欺人的诡辩，说什么产权是神圣的，为生存而斗争是健康的，求进步是最高的目的。嗬！进步，牺牲了别人的“所有”去求那个大成问题的进步！然而无论如何，你们总是太多了。你们所有的远过于你们生活的需要。我们却是不够。而我们比你们更有价值。如果你们喜欢不平等，那么小心些，也许明天你们自己就会吃不平等的苦！
克利斯朵夫便是这样地受着周围的热情激动。接着他对于自己的滔滔雄辩觉得奇怪，但并不在意，认为那是喝多了酒的缘故。他只惋惜没有好酒，顺手把莱茵佳酿夸上一阵。他还自以为和革命思想毫不相干。可是慢慢地有了一种奇怪的现象：克利斯朵夫辩论的时候情绪越来越热烈，而那些同伴相形之下倒似乎越来越冷淡。
他们没有他那么多的幻象。连一班激烈的煽动家——布尔乔亚最害怕的家伙，心里也摇摇不定，并且布尔乔亚的意识特别强。笑声如马啸似的高加，直着嗓子，做着可怕的手势，但对自己大叫大嚷的话也将信将疑，他是拿暴力来吹牛的人。看透了布尔乔亚的心虚胆怯，他故意恫吓他们，勉强装做强者。关于这一点，他会嘻嘻哈哈地在克利斯朵夫面前承认的。格拉伊沃却批评一切，批评人家想做的一切，教什么都流产。育西哀则是永远肯定，从来不认错。他明明看到自己的论点有哪些缺陷，但反而更固执；为了保全自己的主张，他连事业的成功都不惜牺牲。可是他也会从极固执的信仰一变而为讥讽嘲弄，非常悲观，毫不留情地指出所有的理论都是谎话，所有的努力都是白费。
大多数的工人都是这样。他们一忽儿如醉若狂，说得天花乱坠，一忽儿垂头丧气，心灰意懒。他们抱着极大的、毫无根据的幻象，不是自己苦心孤诣创造出来的，只凭着把他们带到下等酒店去的懒惰的习气，从别处现现成成接受来的。无可救药的思想的懒惰，原因太多了，好比一头困惫不堪的野兽，只想躺在地下，消消停停地咀嚼它的食料，做它的梦。梦消灭以后，只有更累，更觉得口干舌燥。他们老是没头没脑地捧一个领袖，过了一晌又对他猜疑，把他丢掉。最可叹的是他们并没有错：一个又一个的领袖都是被功名、财富和虚荣勾引得来的。育西哀因为害着肺病，眼看死期不远，才没有走上这条路；但除了育西哀之外，那些卖党求荣或中途厌倦的人又有多少！像当时各党各派的政客一样，他们被腐化的风气断送了；堕落的原因不外乎是女人或金钱（这两样其实是分不开的），不论在政府中间或在野党中间，有的是第一流的才具，有大政治家素质的人（在别的时代他们或许可以成功），但他们没有信仰，没有品格；寻欢作乐的需要，寻欢作乐的习惯，寻欢作乐的不够刺激，使他们烦躁不堪，往往在大计划中间做出些莫名其妙的事，或者半路上突然把事情丢下了，不管国家，不管自己的主义，径自停下来休息或享福了。他们有足够的勇气去死在战场上，可是很少领袖能不说一句大话、一动不动地把着舵，死在自己的岗位上。
因为大家对自己这种天生的弱点怀着鬼胎，所以把革命运动搞成了一个半身不遂的局面。那些工人你指摘我，我指摘你。罢工老是失败，因为领袖与领袖之间、工会与工会之间、改进派与革命派之间，永远闹意见；因为表面上虚声恫吓而骨子里是胆小到极点；因为绵羊般的遗传性，使反抗的人一接到司法当局的命令就乖乖地把枷锁重新套上自己的脖子；因为投机分子自私自利，卑鄙无耻，利用别人的反抗去博主子的欢心，同时把主子大大地敲诈一下。而群众必然有的混乱现象与无政府思想，还没计算在内。他们很想来一下革命性的同业罢工，却不愿意被人看做革命党。动刀动枪的事对他们不是味儿。他们想不敲破鸡子而炒鸡子，或者是只敲破邻居的鸡子。
奥里维瞧着，观察着，并不惊奇。他断定这些人没资格做他们自以为能做的事业，但也认出那股鼓动他们的无可避免的力，并且发现克利斯朵夫已经不知不觉跟着潮水走了。奥里维自己巴不得让潮水带走，而潮水偏不要他。他只能站在岸上望着它流过。
这是一道强有力的水流。它掀起一大堆热情、信仰、利害关系，使它们互相冲击，交融，激起无数相反的水沫与漩涡。为首的是那些领袖。他们是队伍中最不自由的人，因为被人推动着，而且也许是队伍中最少信仰的：他们的信仰已经是过去的事了，正如那班受他们奚落的教士，因为发了愿，因为从前相信过而不得不硬着头皮相信下去。跟在他们后面的大队人马是暴烈的，没有定见的，短视的。大多数人的信仰完全是受偶然支配。他们有信仰，因为现在潮水正向着这些乌托邦流去；今晚上他们可以不信仰，因为潮水有转变的倾向。另外许多人是因为需要活动，需要冒险而相信的。还有一班是单凭不通情理的、专断的逻辑相信的。另有一批是为了心地慈悲而相信。而最乖巧的只把思想用作战争的武器，为了争某个数目的工资，减掉多少钟点的工作而斗争。胃口健旺的人，暗中希望自己贫苦的生活将来能大大地找一点儿补偿。
但那股潮水比他们这些人都聪明；它知道它往哪儿去。暂时被旧世界的堤岸冲散一下有什么关系呢？奥里维料到社会革命在今日是要被压倒的，但也知道打败仗可以和打胜仗一样促成革命的目的，因为压迫者直要等到被压迫者教他们害怕的时候，才肯答应被压迫者的要求。革命党的主义是公平的，所用的暴力是不公平的，但对于他们的目标同样有利，两者都是整个计划中的一部分，而所谓计划便是带着人往前的那个盲目而切实的力的计划。
“你们这班被主子召唤的人，你们自己估量一下罢。你们之中没有多少哲人，没有多少强者，没有多少高尚的人。但主子选择了这个世界上的疯子来骇惑哲人，选择了弱者来骇惑强者，选择了下贱的、被人轻蔑的、空虚的事，来摧毁实在的事……”
然而不问操纵的主子是谁，是理性还是非理性，虽然工团主义所准备的社会组织可能使将来的局面有些进步，奥里维还是觉得他和克利斯朵夫犯不上把所有幻想与牺牲的劲儿放到这场战斗中去，放到这场庸俗而不能开辟新天地的战斗中去。他对革命所抱的神秘的希望幻灭了。平民不见得比别的阶级更好、更真诚，尤其是没有多大分别。
在骚乱的热情与追求名利的浪潮中，奥里维的眼睛跟心特别受着几座独立的小岛吸引，那是一些真正的信徒，东一处西一处地矗立着，好像漂在水上的花朵。优秀分子尽管想跟群众混在一起也没用，他总倾向于优秀分子，各个阶级各个党派的优秀分子，倾向于那些胸中怀有灵光的人。而他的神圣的责任就在守护这道灵光，不让它熄灭。
奥里维已经选定了他的任务。
跟他的家隔着几间门面，比街面稍微低一些，有一家小小的靴店，那是用木板、玻璃、纸板拼凑起来的小棚子。进门先要走下三步踏级，站在里头还得弓着背。所有的地位恰好摆一个陈列靴子的槅板和两只工作凳。老板像传说中的靴匠一样整天哼唱。他打唿哨，敲靴底，嗄着嗓子哼小调或革命歌曲，或是从他的斗室中招呼过路的邻居。一只翅膀破碎的喜鹊在阶沿上一纵一跳，从门房那边过来，停在小店门外的第一级上望着鞋匠。他便停下工作，不是装着甜蜜的声音向它说些野话，便是哼《国际歌》。它仰着嘴巴，俨然地听着，又好像向他行礼一般，不时做一个往前扑的姿势，笨拙地拍拍翅膀，让自己站稳一些；然后忽然掉过头去，不等对方把一句话说完，便飞到路旁一张凳子的靠背上，瞪着街坊上的狗。于是靴匠重新敲他的靴子，同时把那句没说完的话说完。
他五十六岁，兴致挺好，可是喜欢生气，浓眉底下藏着一对笑眯眯的小眼睛，光秃的脑袋好比一个矗在头发窠上的鸡子，多毛的耳朵，牙齿不全的黑洞洞的嘴，哈哈大笑的时候像口井，又乱又脏的须，他常常用那些被鞋油染黑的手指捋来捋去。街坊上都管他叫斐伊哀老头，或是斐伊哀德，或是拉·斐伊哀德，也故意叫他拉斐德惹他冒火，因为老头儿在政治上是标榜赤色思想的(9)，年轻时就因为参加巴黎公社而被判死刑，后来改成流配。他对这些往事非常骄傲，恨死了拿破仑三世与迦利弗(10)。凡是革命的集会，他无不踊跃参与，很热烈地拥护高加，因为他会用诙谐百出的辞令、打雷似的声音，预言将来大家可以痛痛快快地报复一下。他从来没错过一次高加的演讲，把每句话都咽在肚里，听到发噱的地方便扯着嘴大笑，听到咒骂的话又大为激动，对着那些战斗和未来的天堂心花怒放。第二天在小店里，他还得在报上重新读一遍演讲的摘要，对自己和徒弟高声朗诵；并且为了要细细地咂摸，他又教徒弟念，倘若漏掉了一行就拧他的耳朵。因此他的活儿往往不能准期交货，但手工挺讲究：鞋子把你脚都穿痛了还是没有坏。
徒弟是老人的孙子，十三岁，驼背，身体很弱，而且是软骨。母亲在十七岁上跟一个没出息的工人跑了，后来工人变了无赖，给抓去判了罪，从此不知下落。她被家里赶了出去，独自抚养着小爱麦虞限。她性情暴烈，嫉妒得有点儿病态，把对情夫的爱与恨一齐移在孩子身上：拼命地爱他，同时又粗暴地虐待他，然后，儿子一有病，她又急得发疯似的。逢着心绪恶劣的日子，她不给他吃晚饭就教他睡觉。要是他在街上累得走不动了或是倒在地下了，她就踢他一脚逼他站起来。她说话颠颠倒倒，前言不对后语，一忽儿痛哭流涕，一忽儿快活得像疯子。赶到她死了，祖父便把孩子接回，那时他才六岁。老人很喜欢他，但他有他的一套喜欢的方式：对孩子很凶，百般辱骂，从早到晚地扯耳朵，打嘴巴，为的是教他手艺，同时也把他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反宗教理论灌输给他。
爱麦虞限知道祖父的心并不坏；但他老是准备举起肘子来防巴掌。老人使他害怕，尤其在酩酊大醉的夜晚，因为斐伊哀德(11)老头儿名不虚传，每个月总要醉上两三次，胡说八道，嘻嘻哈哈，做出许多怪模样，结果孩子总得挨几下。其实那也是雷声大，雨点小。但孩子很胆怯，因为身体不好而更敏感，头脑早熟，遗传了母亲那种犷野而骚乱的心情。祖父粗暴的举动和革命的议论又把他骇坏了。外界的印象都会在他心中发生回响，好似小靴店被沉重的街车震动一样。日常的刺激，儿童的痛苦，早熟的悲惨的经验，巴黎公社的故事，从夜校中听来的零碎知识，报纸的副刊，工人集会中的演讲，和遗传得来的、**不已的、性的本能，都在他糊里糊涂的幻想中混成一片，像钟声的颤动。这种种合起来变成一个梦中的世界，奇形怪状，仿佛黑夜里的池沼，闪出一些耀眼的希望的光。
鞋匠把徒弟带着上奥兰丽的酒店。奥里维就在那边注意到这个尖声尖气的小驼子。既然不大跟工人们交谈，他尽有时间研究孩子的病态的脸、鼓起的脑门、又强悍又畏怯的神气。只要有人跟孩子说一句粗野的笑话，孩子就不声不响把脸扭做一团。听到某些革命的议论，他柔和的栗色眼睛又对着未来的幸福悠然神往，其实即使这幸福一朝实现了，他那可怜的命运也不见得会怎么改变。但当时他眼睛里的光辉照着他可憎的脸，竟令人忘了它的可憎。这一点，连美丽的贝德也注意到了；有一天她对他说出了这个感想，冷不防亲了亲他的嘴。孩子惊跳一下，脸色马上变了，不胜厌恶地往后退避。贝德没有留意，她已经在那里和育西哀吵架了。发觉爱麦虞限这样**的只有奥里维，他眼睛盯着孩子，看他缩到黑影里，双手哆嗦，垂着头，低着眼睛，从旁用着又热烈又恼怒的目光偷觑贝德。他走过去跟他很温柔很客气地说话，一下子就把他的性子给压下去了……柔和的态度对于一颗被人轻蔑的心的确是很大的安慰，好比久旱的泥土迫不及待地吸收的一滴水。只要几句话，只要一个笑容，就能使爱麦虞限暗中向奥里维倾心，把他认为知己。以后在街上遇见奥里维而发觉他们是近邻的时候，他更觉得那是一种缘分了。他特意等奥里维在铺子门前走过，好跟他招呼；倘若奥里维心不在焉地没留意，爱麦虞限就会不高兴。
有一天，奥里维走进斐伊哀德老头儿的店去订一双靴子，爱麦虞限真是快活极了。靴子完工了，他便趁奥里维在家的时候送过去，想借此见见他。奥里维正想着旁的事，没有理会，付了钱，一句话也没说；孩子好似等着什么，东张西望，不胜遗憾地预备走了。奥里维猜到了他的意思，虽然觉得和平民谈话是桩苦事，也笑着跟他搭讪起来。而这一回他竟找到了简单而直接的话。对于痛苦的直觉，使他把孩子看做（当然是看得太简单了些）像自己一样被人生伤害的小鸟，把头钻在翅膀里面，在鸟架上缩做一团，幻想着在光明中自由翱翔，聊以**。由于一种本能的信赖，孩子自然而然地跟他很接近了，觉得这颗静默的心灵不叫不嚷，不说一句粗暴的话，自有一股吸引人的力量；待在他旁边，你跟街上的暴行完全隔离了。还有那屋子，装满了书，装满了几百年来神妙的语言，使孩子看了不由得肃然起敬。他很乐意回答奥里维的问话，但不时还露出一些骄傲的野性，说话也找不到字。奥里维小心翼翼地发掘这颗暧昧的、吞吞吐吐的灵魂，发觉它对于世界的革新抱着又可笑又动人的信仰。他明知道那信仰是个不可能的梦，决计改变不了世界的，可没有讪笑他的意思。基督徒也做过不可能的梦，也没把人类改好。从伯里克理斯到法利爱先生(12)，人类在道德方面有什么进步呢？……但所有的信仰都是美的；气运告尽的信仰黯淡的时候，应当欢迎那些新兴的：信仰永远不会嫌太多。奥里维又好奇又感动地瞧着摇摇不定的微光在孩子的脑海中燃烧。嗬，多古怪的头脑！奥里维没法追踪它思想的线索，它不能作有头有尾的推理，只是急剧地乱奔乱窜；人家跟他说话，他的思想可落在后面，才说过的一句话里不知怎么会浮起一些景象，使他出神；然后他的思想又追上来，一跳跳过了你，从一句极平淡的话、极平淡的思想中掀起整个奇妙的世界，找出一个英雄式的、疯狂的信条。这颗恍恍惚惚而常常会突然惊醒的灵魂，特别倾向于乐天的观念，那是一种幼稚而强烈的需要；无论人家对他说什么，艺术或是科学，他总要加上一个一厢情愿的戏剧式的结局，配合他想入非非的愿望。
奥里维由于好奇心，逢到星期日念几段书给孩子听。他以为写实的亲切的故事可以引起他兴致，便念托尔斯泰的《童年回忆》。孩子却觉得平淡无奇，说道：“嗯，是的，这是我们知道的。”
他不懂干吗人家要花那么多精神写些真实的事。
“他讲的不过是个孩子，孩子。”他又轻蔑地补上一句。
他对历史也没有更大的兴味；科学使他厌烦，觉得像神话前面的一篇枯索无味的序：种种看不见的力替人类服务，有如那些可怕而被制服的精灵。长篇大论地解释一阵干什么呢？一个人找到了什么，只要把东西说出来，用不着说出怎样找到的。分析思想是布尔乔亚的奢侈。平民所需要的是综合，是现成的观念，不管是好的是坏的，尤其是坏的，只要能发动人实际去干；他还需要富有生机的、充满电力的现实。在爱麦虞限所认识的文学作品中，他最受感动的是雨果那种史诗式的悲愤，和那些革命演说家的乱七八糟的辞藻，那不但他不大明白，连演说家本人也不是常常弄得清的。对于他，像对于他们一样，世界并非一个由许多事实连贯起来的总体，而是一片无穷尽的空间，有的是影子，也有的是闪闪的光明，黑洞里有照着阳光的巨翼飞过。奥里维白白地教他布尔乔亚的逻辑，可是没法抓住这颗存心反抗的、烦闷的灵魂；它很高兴在自己那些**而互相冲突的幻觉中载沉载浮，好似一个动了爱情的女人闭着眼睛听人摆布。
奥里维对这个孩子觉得又亲切又惶惑，因为一方面他和他多么接近——孤独、骄傲、对理想的热情，另一方面孩子又和他多么不同：精神的不平衡，盲目而放纵的欲望，完全不知道何谓善何谓恶的、肉欲方面的野性。关于这野性，奥里维还只看到一部分。他永远想不到有一个情欲**的世界在这个小朋友心中蠢动。我们布尔乔亚的隔世遗传把我们训练得太明哲了，简直不敢细看自己的内心。倘使把一个老实人的梦想，或者把一个贞洁的女人所经历的古怪的热情说出百分之一，大家就会骇而欲走。好罢，我们不能让妖魔开口，得关上铁门。但应当知道他们是存在的，在年轻的心灵中随时准备破壁而出。——凡是公认为**的欲念，爱麦虞限心里都有；它们会出其不意地，像狂风一般地把他卷住；又因为他长得丑，没人理睬，所以那些欲望格外强烈。奥里维可一点儿不知道。在他面前，爱麦虞限觉得很难为情。奥里维的和平的气息把他感染了，这样一种生活的榜样对他有镇静的作用。孩子非常热烈地爱着奥里维。他那些被压制的情欲都变成骚乱的梦想：社会的幸福，人类的博爱，科学的奇迹，神怪的航空，幼稚而野蛮的诗意——总之是充满着功业、滑稽、**乐与牺牲的世界。而他如醉如狂的意志就在那个世界中摸索。
在祖父的小棚子里，没有时间可以让他这样地出神，老头儿从早到晚地吹哨，絮聒，敲打。但梦想的机会总是有的。一个人可以站着，睁着眼睛，在刹那间做上多少天的梦。——体力的劳动，跟断断续续的思想是不冲突的。凡是内容严密而比较冗长的思想，他不经过意志的努力就不大能抓住线索；即使能够，也要错过许多关节；但有节奏的动作一有空隙，思想倒能随时插进来，形象能浮起来；肉体的有规律的举动像锅炉旁边的风箱一般，能帮助它们出现。这就是平民的思想，是熄而复燃、燃而复熄的一堆火，一股烟。但偶然有朵火花被风卷去的时候，就会把布尔乔亚充实的仓库烧起来。
奥里维把爱麦虞限荐到一家印刷所去当学徒。这是孩子的愿望；祖父也不反对，他很乐意看到孙子比他更有学问，对印刷所里的油墨也颇有敬意。这一行手艺比老手艺更辛苦；但孩子觉得在工人堆里比跟老祖父在一起更可以胡思乱想。
最舒服的是吃中饭的时间。成群结队的工人占据着阶沿上的饭桌，挤满了本区里的酒店；爱麦虞限却拐着腿躲到邻近的广场上去，靠近一座手执葡萄、做着跳舞姿势的牧神像，啃着面包和裹在油纸里的猪肉，在一群麻雀中间慢慢地体味。小小的喷泉在草地上放射雹霰似的细雨。几只宝蓝色的鸽子停在阳光底下的一株树上，睁着圆眼啯啯地叫。四周是巴黎的永远不歇的市声，车辆的隆隆声，潮水似的脚步声，街上一切熟悉的叫喊声，修补搪瓷用具的工人远远送来的轻快的芦笛声，修路工人敲击路面的锤子声，一座喷泉的庄严的歌唱声——裹着巴黎的梦境。骑在凳上的小驼子含着满嘴的食物，并不马上咽下去，懒洋洋地出神了；他再也不觉得脊梁里的痛楚和自己的渺小，只是恍恍惚惚地非常快乐……
“……明天将要照临我们的温暖的光明，正义的太阳，不是已经辉煌四射了吗？一切都这样地善，这样地美！大家富足，健康，相爱……是的，我爱着，我爱大家，大家也爱我……啊！多舒服！将来大家多舒服！……”
工厂的汽笛响了；孩子惊醒过来，咽下了嘴里的东西，在近旁的喷泉上喝了一大口水，然后弓着背，蹒蹒跚跚地回到印刷所去站在他的位置上，面对着奇妙的字母——早晚会写出“一切都将称过，算过，分配过”(13)那样的句子的字母。
斐伊哀老头儿有个老朋友叫做德罗郁，在对面开着一家兼卖杂货的文具店，橱窗里摆着玻璃缸，装着红红绿绿的糖果、没有臂没有腿的纸娃娃。两个朋友，一个在门前阶沿上，另一个在棚子里，隔着街挤眉弄眼，摇头摆脑，做着各式各种的记号。有时鞋匠累了，以至于像他所说的臀部抽筋的时候，两人就远远地招呼一下——拉·斐伊哀德尖着嗓子，德罗郁用着牛鸣似的声音——一同到邻近的酒店里去喝一杯，一到那儿可就不急于回来了。那简直是一对话匣子。他们俩认识了快有五十年。文具店的主人在一八七一年那出戏(14)里也露过脸。谁想得到呢？他表面上仅仅是个极普通的人，长得胖胖的，戴着小黑帽，穿着白色工衣，留着一簇老兵式的灰白须，迷迷惘惘的眼睛上有一丝丝的红筋，眼皮臃肿得厉害，软绵绵、亮晶晶的腮帮老淌着汗，拖着一双痛风的腿，呼吸急促，说话也不大利落。但他始终保持着当年的幻象。在瑞士亡命了几年，他遇到各国的同志，特别是俄国人，使他窥到了博爱的无政府主义之美。在这一点上，他和拉·斐伊哀德意见可不同了，因为拉·斐伊哀德是老派的法国人，他心目中的自由是要用武力与专制手段去执行的。除此以外，两人都绝对相信将来必有社会革命，必有一个劳工理想国。各人崇拜一个领袖，把自己的理想寄托在他身上。德罗郁拥戴育西哀，拉·斐伊哀德拥戴高加。他们滔滔不绝地辩论彼此意见的分歧点，以为共同的思想早已讲清楚了（干了两杯之后，他们几乎相信这共同思想已经实现了）；两人之中，鞋匠更好辩。他是凭理智而相信的，至少自命为如此，因为他的理智是怎样特殊的理智，只有天晓得！只适用于他一个人的。可是虽则在理智方面不及在靴子方面内行，他仍胆敢说他的理智对别人也一样适用。比较懒惰的文具店老板却不愿费心来证明他的信念。一个人只证明他所疑惑的事。德罗郁可并不疑惑。他那种永远乐观的脾气是依着自己的愿望来看事情的，凡是跟他的愿望不合的，他就看不见或者是忘了。不愉快的经验在他皮肤上滑过，一点儿不留痕迹。——两人都是想入非非的老孩子，没有现实感觉，一听革命这个名词就飘飘然，仿佛那是一个可以随便编造的美丽的故事，简直弄不清它是不是有一天会实现，或者是不是目前已经实现了。他们俩对人类像对上帝一样地信仰，算是把千百年来膜拜基督的习惯转变一下。因为不用说，他们都是反对教会的。
妙的是文具店老板和一个热心宗教的侄女住在一起，完全受她的支配。那个深色头发，眼睛挺精神，说话又急又快，还带着很重的马赛口音的矮胖女人，是个寡妇，丈夫以前在商务部当文书。她没有财产，只有一个女孩子；母女俩被叔父收留着，但她自命不凡，差不多认为在铺子里管买卖是给了老板面子，神气活像一个失宠的王后。还算是叔父的生意和主顾们的运气，她精神饱满，兴高采烈，把傲慢的态度冲淡了不少。以她那种高贵的身份，她当然是保王党兼教会派。亚历山特里太太把这两种心情表现得非常露骨，最喜欢捉弄那不信神道的老人。她自居于主妇的地位，认为对全家的信仰负有责任；如果她不能使叔父改变信仰（她发誓终有一天会成功的），至少要把这老怪物浸在圣水里。她在墙上钉着卢尔特的圣母像和巴杜的圣女安多纳像，壁炉架上的玻璃罩内供着彩色的神像，八月里又在女儿床头摆一座小型的圣母寺，插着蓝色的小蜡烛。这种含有挑衅意味的虔诚，人家也说不出她是什么动机，是为了爱护她的叔父，希望他皈依正教呢，还是单单为了要惹他生气。
无精打采、半睡半醒的老头儿处处让着她，绝不敢惹动侄女好斗的脾气，他这样不伶俐的口齿绝不是她的对手，所以但求息事宁人。只有一次，他冒火了，因为一个小小的圣·约瑟像竟然溜进了他房里，高踞在床后的墙上。那一下他可占了上风，因为他气得差点儿发疯，把侄女吓坏了，从此不敢再来。余下的事，他都装聋作哑。那种老虔婆气息的确使他难堪，但他不愿意去想。骨子里他是佩服侄女的，觉得被她呼来喝去也不无快感。而且他们在宠爱小丫头兰纳德那一点上是意见一致的。
兰纳德十三岁，老是闹病。几个月以来她害了骨节痨，成天躺在**，半个身体都用夹板夹着，好似包在树皮中的达夫妮。(15)她的眼睛像受伤的小鹿眼睛，黯淡的皮色好比缺乏阳光的植物；头原来长得太大，加上很细很紧密的淡黄头发就越显得大了；但脸很清秀，富于表情，配着一个小小的生动的鼻子，一副天真烂漫的笑容。母亲的宗教热在这个有病而一无所事的孩子身上更变本加厉。她几小时地念着经，拿着教皇祝福过的珊瑚念珠，常常热烈地亲吻。她差不多整天闲着，又不喜欢做针线：母亲从来没培养她这方面的兴趣。她偶然看几本枯索无味的传道小册，和叙述奇迹的故事，那种平板而浮夸的风格对她就跟诗一样。糊涂的母亲也把周报上附有插图的犯罪新闻交给她念。逢到她偶尔打毛线的时候，心也不在活计上，只念念有词地和什么圣女或仁慈的上帝谈话。本来吗，不一定要圣女贞德才能得到上帝的访问；我们都受过这种恩宠的。那些天国的使者往往并不开口，只让我们坐在家里独白。但兰纳德绝不着恼：他们不开口就是默认。并且她有那么多的话对他们说，没时间让客人回答，她都替他们代答了。她是一个不出声的多嘴姑娘，遗传了母亲的唠叨的脾气，但滔滔汩汩的话都变成了内心的言语，像一条小溪似的流到地底下去了。——不必说，为了使叔祖皈依正教，她也参与母亲的计谋。只要能把灵光带一点儿到黑暗的家里来，她就非常快慰；她拿圣牌缝在老人衣服的夹层内，或者把一颗念珠塞在他口袋里，叔祖为了让她高兴，假装不注意。——两个虔婆对这反教会的老头儿所玩的手段，使鞋匠看了又好气又好笑。他惯于用粗野的话调侃泼辣的女人，便常常取笑他那个慑于雌威的朋友，使他听了无可奈何。因为他是过来人，被一个脾气挺坏而滴酒不入的老婆管了二十年，被她当做醉鬼，骂得哑口无言，至今不敢提起这些事。所以文具店老板只是不大好意思地辩护几句，结结巴巴地说一套克鲁泡特金式的宽宏大量的话。
兰纳德和爱麦虞限是朋友，从小就天天见面；但爱麦虞限不大敢溜进她家里。亚历山特里太太讨厌他，认为他是无神论者的孙子、下流的小坏蛋。兰纳德整天躺在楼下靠窗的一张长椅里，爱麦虞限经过的时候轻轻地敲着玻璃，鼻子贴在窗上，扯个鬼脸跟她打招呼。夏天，窗子开着，他便停下来，把胳膊高高地靠在窗子的横闩上，自以为这个姿势对他比较有利，肩头高耸之后可以遮掩他的残废。其实没有朋友来往的兰纳德早已想不到爱麦虞限是驼子。而一向害怕并且讨厌女孩子的爱麦虞限，也把兰纳德看做例外。这个半瘫的姑娘对他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只有在贝德把他亲吻过后的那天晚上和下一天，他回避兰纳德，对她有种本能的厌恶，急急忙忙地低着头走过，然后不大放心地，远远地偷觑一下，好似一条野狗。过了两天，他又找她了。的确兰纳德不能算女人！——平日放工的时候，钉书的女工穿着像睡衣一样长的工农，都是个子高大的嘻嘻哈哈的姑娘，饿虎似的眼睛会一眼把你瞧尽的；他走在她们中间拼命把自己缩小，赶紧往兰纳德的窗子逃过去。他很高兴他的女朋友残废：在她面前，他可以摆出优越的，甚至保护人那样的神气。他把街坊上的事讲给她听，故意把自己说得很重要。逢着他想讨人喜欢的时候，还带一些东西给她，冬天是烤栗子，夏天是樱桃等等。她那方面，也从摆在橱窗里的两口玻璃缸内掏些花花绿绿的糖给他，拿着风景片一同看着玩儿。这是最快活的时间，两人都忘了幽禁他们童心的可怜的肉体。
但他们也会像大人一样为了政治与宗教而争论，那时也就和大人一样地愚蠢。和谐的空气破坏了。她讲着奇迹、九日祈祷、赦罪日、镶着纸花边的圣像；他学着祖父的口头禅，说这些都是胡闹，可笑。他讲起老人带他去参加的集会，她也鄙夷不屑地打断他的话，说那些人都是酒鬼。双方的语气变得难听了，提到彼此的家长：一个把祖父侮辱对方母亲的话说出来，另一个把母亲侮辱对方祖父的话说出来。然后他们又互相攻击本人，尽量找些不客气的字眼。这当然很容易；他说出最粗野的话，可是她能找到最恶毒的。于是他走了。下次再见的时候，他说他曾经和别的女孩子在一起，她们都长得漂亮，大家玩得很痛快，还约好下星期日再见。她一声不出，假装不把他的话放在心上；可是突然之间她发作了，把编织的钩针摔在他头上，嚷着叫他走开，说她恨他，随后把双手捧着脸。他走了，心里并没为了胜利而得意。他很想拿开她瘦削的小手，跟她说刚才的话是假的。但他为了傲气，硬着头皮撑下去。
终于有一天，人家代兰纳德报复了一下。——他和工场里的伙伴在一块儿。他们不喜欢他，因为他不理人，也因为他不说话或太会说话：幼稚，夸大，像书本上或报纸上的文章（他脑子里装满了这一套）。——那天大家谈着革命跟将来的世界。他兴奋得不得了，说话很可笑。一个同伴恶狠狠地挖苦他说：“得了吧，你太丑了。将来的社会上不会再有驼子。像你这种家伙一生下来就得给淹死的。”
那一下他可从雄辩的高峰上直跌下来，狼狈不堪地住嘴了。旁人都笑弯了腰。整个下午他咬紧牙关，一声不出。傍晚他回家去，急于想躲在他的一角自个儿痛苦。奥里维路上遇到他，看他面如土色不禁吃了一惊。
“啊，你心里不好过。为什么呢？”
爱麦虞限不愿意回答，奥里维很亲热地追问，孩子老不开口，牙床骨直打哆嗦，像要哭了。奥里维搀着他的胳膊，带他到家里。奥里维对于疾病和丑恶有种本能的厌恶，那是生来不能做慈善会修士的人都免不了的；但他一点儿不流露出这种情绪。
“是不是人家和你过不去？”
“是的。”
“怎么回事呢？”
这时孩子可忍不住了。他说他长得丑，同伴们说他们的革命没有他的份。
“也没有他们的份，同时也没有我们的份，”奥里维回答，“那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我们是为着后来的人干的。”
孩子听到革命要这么晚才成功，不免很失望。
“为了替像你这样成千累万的少年，成千累万的人谋幸福而工作，难道你不乐意吗？”
爱麦虞限叹了口气：“可是自己能有一些幸福究竟是舒服的。”
“孩子，别不知好歹。你住的是世界上最美的都市，生在最奇妙的时代；你并不傻，眼力也很好。你想，周围有多少事值得你去看，去爱。”
他给他指出了几桩。
孩子听着，摇摇头：“不错，可是我背着这个躯壳，永远摆脱不掉！”
“你会摆脱的。”
“到那个时候，一切都完了。”
“你怎么知道一切都完了？”
孩子听了这话愣住了。唯物主义是祖父信条中的一部分；他以为只有教士才相信灵魂不死，因为知道奥里维不是这等人，便私忖他说这句话是否当真。可是奥里维握着他的手，说了许多理想主义者的信仰，说无穷的生命只是一个整体，无始无终的亿兆生灵与亿兆的瞬间只是独一无二的太阳的光芒。但他并不用这抽象的话。他一边说着，一边不知不觉跟孩子的思想同化了：古老的传说，古老的宇宙观中实际而深刻的幻想，都给回想起来。他半笑半正经地讲着万物的轮回与递嬗，灵魂在无量数的形式中流过，滤过，像从这一口池流到那一口池的一道泉水。说话之间他又羼入一些基督教的回忆和眼前这个夏日傍晚的景象。他靠近打开的窗子坐着，孩子站在他旁边，让他拿着手。那天是星期六。傍晚的钟声响着。最近才回来的第一批燕子掠过房屋的墙。远天对着包裹在黑影中的都市微笑。孩子凝神屏气，听着年长的朋友讲的神话。奥里维看到孩子这样专心也感动了，不禁对着自己的叙述悠然神往。
人生往往有些决定终身的时间，好似电灯在大都市的夜里突然亮起来一样，永恒的火焰在昏黑的灵魂中燃着了。只要一颗灵魂中跳出一点儿火星，就能把灵火带给那个期待着的灵魂。这个春天的黄昏，奥里维安安静静地说话，在残废的小身体所禁锢的精神中间，好像在一盏歪歪斜斜的灯笼里，燃起了永远不熄的光明。
他完全不懂奥里维的议论，甚至也不大听在耳里。但这些传说、这些形象，在奥里维看来只是美丽的寓言和譬喻，在爱麦虞限心中却是有血有肉的现实。神话变了生动的东西，在他周围飞舞。从房间的窗洞里看到的形象，街上来往的穷穷富富的人，掠过墙头的燕子，驮着重物的疲乏的马，被黄昏的影子湮没的房屋的砖石，光明隐灭的黯淡的天色——这整个外表的世界突然印在他心头，像一个亲吻。那仅仅是电光般的一闪，马上熄灭了。他心里想到兰纳德，便说：“可是那些去望弥撒、相信上帝的人，明明是头脑不清的家伙！”
奥里维笑了笑回答：“他们跟我们一样地有所信仰。我们都信着同样的事。只是他们的信仰没有我们的坚强罢了。他们要关上护窗，点上灯，才能看到光明。他们把上帝寄托在一个人身上。我们眼光更好。但我们爱的总是同样的光明。”
孩子回家去了，黑洞洞的街上，煤气灯还没有点起来。奥里维的话在他头里嗡嗡地响。他忽然想到，嘲笑眼光不好的人跟嘲笑驼子同样是残忍的。他又想起眼睛挺美的兰纳德，想起他曾经使那双眼睛流泪，不由得难过极了，便回头向文具店走去。窗子还半开在那里，他轻轻地伸进头去，低声叫着：“兰纳德……”
她不回答。
“兰纳德！我请你原谅。”
兰纳德在黑影里回答说：“坏东西，我恨你。”
“对不起。”他又说了一遍。
随后忽然兴奋起来，他更放低了声音，又惶惑又羞愧地说：“告诉你，兰纳德，我也相信上帝了，跟你一样。”
“真的吗？”
“真的。”
他这么说是特别为了表示自己宽宏大量。但说过以后，他的确有些相信了。
两人相对无言，彼此也瞧不见。外边是美妙的夜晚。残废的孩子喁喁地说：“一个人死了才舒服呢！……”
他听到兰纳德轻微的呼吸，便说了声：“再见！”
兰纳德也用着温柔的声音回答：“再见！”
他心情轻快地走了。兰纳德原谅了他，他很快活。其实这苦命的孩子暗中也乐意兰纳德为他而痛苦一下。
奥里维又躲在家里了。不久克利斯朵夫也回来了。真的，他们俩不是干社会革命的人。奥里维不能和这些战士联盟。克利斯朵夫不愿意和他们联盟。奥里维因为是被压迫的弱者而躲避，克利斯朵夫因为是独立不羁的强者而躲避。可是尽管一个蹲在船首，另一个蹲在船尾，他们总还是在那条载着劳工队伍与整个社会的船上。自以为精神洒脱、意志坚强的克利斯朵夫，用一种带着鼓励意味的关切的态度，看着无产阶级团结起来；他喜欢到**的平民堆里混一下，让精神松动一点儿，事后觉得自己更有劲儿、更新鲜。他继续跟高加来往，偶尔也仍旧上奥兰丽铺子去吃饭，在那儿兴之所至，毫无顾忌，什么怪僻的论调都不会使他吃惊；他还故意放刁，煽动人家把话越说越荒唐，越说越激烈。在场的人竟弄不清克利斯朵夫是否正经，因为他一边说一边激动起来，终于忘了他本意是闹着玩儿的。大家的醉意把艺术家也熏醉了。有一回他得了灵感，在奥兰丽铺子的后间作了一支革命歌曲，立刻给人背熟了，第二天就传遍工人团体。因此他犯了嫌疑，受到警察当局的注意。消息灵通的玛奴斯有一个年轻朋友，叫**克撒维·裴那，在警察局办事，同时也喜欢文学而自命为崇拜克利斯朵夫的（因为第三共和的看家狗中间也渗进了无政府思想与享乐主义）。——他告诉玛奴斯：“你们的克拉夫脱简直胡闹。他想充英雄好汉。我们是知道底细的；可是上级很高兴在这些革命阴谋中抓个外国人——尤其是德国人——这是诬蔑革命党私通外国的老办法。倘若这傻瓜不小心，我们就得抓他了。那不是麻烦吗？你去通知他一声。”
玛奴斯告诉了克利斯朵夫，奥里维要他谨慎些。克利斯朵夫却不以为意。
“得了罢！”他说，“谁都知道我不是个危险人物。难道我不能玩一下吗？我喜欢这些人，他们像我一样地做着工，像我一样地有个信仰。老实说，信仰是不同的，我们不是一条战线上的人……好罢，打架就打架，我不怕……有什么办法？我不能像你这样缩在壳里。跟布尔乔亚在一块儿，我透不过气来。”
奥里维的肺不需要这么多空气。他待在狭小的屋子里，和两个精神安定的女朋友做伴觉得很舒服。那时亚诺太太忙着慈善事业，赛西尔专心抚养孩子，口口声声只谈着孩子，也只跟孩子谈着，叽叽喳喳，学着小鸟的声音，把孩子那种不成腔的歌曲慢慢地变做人话。
奥里维跟工人们混了一下，结果有了两个熟人，像他一样是无党无派的。其中一个是地毯匠葛冷。他的工作完全是逞他高兴的，非常任性，可是手段很巧。他爱自己的手艺，天生对艺术品有鉴赏力，还加上观察、工作、参观博物馆等等的修养。奥里维托他修过一件古式家具，活儿很不容易做，他居然对付得很好，花了不少的精力和时间，只向奥里维要了一笔很公道的修理费，因为他能够做成这件活儿已经挺高兴了。奥里维对他发生了兴趣，探问他的身世和他对于劳工运动的意见。葛冷毫无意见；他完全不把这问题放在心上。他不属于这个阶级，也不属于任何阶级。他就是他。很少看书，所有知识方面的成就都是靠感官、眼睛、手，和真正的巴黎平民天生的鉴别力来的。他非常快活。在工人阶级的小布尔乔亚中间，这等人很多，那是法兰西最聪明的种族之一，因为肉体的劳作和精神活动在他们身上是平衡的。
奥里维的另外一个熟人却更古怪了。他名叫乌德罗，职业是邮差，长得很体面，个子高大，眼睛很亮，留着淡黄的胡子跟须，神色开朗，一望而知是个快活人。有一天他为了送一封挂号信，走进奥里维的屋子。趁奥里维签字的时候，他在书房里绕了一转，把书题扫了一眼。
“嘿！嘿！你的古书真不少……”接着又道，“我也收着关于蒲高尼(16)的文献。”
“你是蒲高尼人吗？”
邮差笑着，哼了一支蒲高尼的民谣，回答说：“是的，我是阿凡龙地方人。我的家庭文献有早到一二〇〇年的，另外还……”
奥里维听了大为惊异，很想多知道些。乌德罗也巴不得有说话的机会。他确是蒲高尼最古老的旧家之一。有一个祖先曾经参加腓列伯·奥古斯德的十字军；又有一个当过亨利二世的国务大臣。从十七世纪起，家道衰落了，大革命时期更被平民的巨潮卷了下去。现在靠着邮差乌德罗的体力与魄力，奉公守法地做着事，对家族的忠诚，这一家才又浮到水面上来。他最好的消遣是搜集一些谱系的史料，不是有关他一家的，便是有关他的乡土的。放假的日子，他到档案保存所去抄录旧文件，遇到不懂的地方，就去请教因送信而认识的考古学院学生或巴黎大学文科的学生。煊赫的家世并没使他得意忘形；他一边笑一边叙述，没有什么怨恨命运的口气。他那种健康的、无愁无虑的、快活的心情，教人看了舒服。奥里维望着他，不禁想到一代又一代的种族循环往复，在地面上浩浩****地流上几百年，在地底下销声匿迹几百年，随后又从泥土里吸收了新的力量重新涌现。他觉得平民是口广大无边的蓄水池，过去的河流可以在其中隐没不见，未来的河流又从中发源——其实除了名字不同以外，还不是同样的河流？
他很喜欢葛冷与乌德罗；但他们不能跟他做伴，彼此没有什么可谈的。倒是爱麦虞限那孩子多费他一些精神；他几乎每天晚上都来。从那次神秘的谈话以后，孩子精神上有了很大的变动。他抱着狂热的求知欲钻到书本里去，等到抬起头来，简直发呆了，似乎没有以前聪明了，话也更少了；奥里维想尽方法只能逼出他几个唯唯否否的字；问他什么，他又胡说八道地乱答一阵。奥里维很灰心，竭力忍着不表示出来，以为自己看错了，这孩子原来是个笨蛋。他可没看见狂热的孵化工作正在这颗灵魂中进行。他是个不高明的教育家，只能拿一把良好的种子随意往田间散播，却不会耕地，犁地。——逢到克利斯朵夫在场，他更惶惑，觉得给他看到这样一个信徒很难堪；而爱麦虞限当着克利斯朵夫的面也显得更蠢，使奥里维更羞愧。那时，孩子咬紧牙关，恶狠狠地一句话也不说。他恨克利斯朵夫，因为奥里维爱克利斯朵夫；他不答应除了自己以外还有别人在他老师心中占有地位。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都想不到孩子心里有这种偏激的爱与嫉妒。克利斯朵夫当年也是这样的。但在一个性格不同的人身上，他认不得自己的面目了。爱麦虞限是受到多少病态的遗传的，所以他的爱、憎、潜伏的天才、发出来的声音与众不同。
五一节近了。
巴黎有些可怕的谣言。劳工总会的一班牛大王尽量地推波助澜。他们的报纸宣告大审的日子到了，号召工人纠察队，喊出“饿死他们！”的口号，那是布尔乔亚最害怕的。他们拿总罢工做威吓。胆小的巴黎人有的下乡了，有的怕受封锁，忙着囤积粮食。克利斯朵夫遇到加奈驾着汽车，带着两只火腿和一袋番薯。他吓坏了，竟弄不大清自己属于哪一党；一忽儿是老共和党，一忽儿是保王党，一忽儿是革命党。他的暴力崇拜好似一支疯狂的罗盘针，一下子从北跳到南，一下子从南跳到北。当着大众，他照旧附和朋友们的虚张声势，心里可是预备拥戴随便哪个独裁者来打倒赤色的幽灵。
克利斯朵夫嘲笑这种普遍的胆怯病，相信什么事都不会发生的。奥里维却没有这个把握。他是布尔乔亚出身；而回想起当年的大革命和等待将来的革命，布尔乔亚老是有些心惊胆战的。
“得了罢！”克利斯朵夫说，“尽管安心睡觉罢。你这革命绝不是明天会来的！你们怕革命，怕挨打……到处是这个心理：布尔乔亚，平民，整个的民族，西方所有的民族。大家的血都不够，生怕再流掉。四十年来不过是说大话。瞧瞧你们的德莱弗斯案子罢！‘杀呀！杀呀！’你们还喊得不够吗？好一班吹大炮的家伙！费了多少的唾沫跟墨汁！可是流过几滴血呢？”
“别这样肯定，”奥里维回答，“你知道为什么大家怕流血？因为我们本能地感觉到，只要流了第一滴血，兽性就会一发不可收拾。文明人的面具马上会掉下来，野兽的利爪会伸出来；那时谁能把它制服只有天晓得了！每个人都对着战争踌躇不决；但一朝爆发之后可惨了……”
克利斯朵夫耸耸肩，说吹牛大王西拉诺和冒充英雄的尚德莱(17)会在这个时代走红不为无因。
奥里维摇摇头。他知道，自吹自擂在法国是行动的前奏曲。但说到五一节，他也不比克利斯朵夫更相信会有什么革命：事情过于张扬了，政府已经有了准备。指挥暴动的领袖们一定会把战争延缓到一个更适当的时间。
四月的下半个月，奥里维患着感冒，那是差不多每年到这个时候要发作的，同时还得触发支气管炎的老毛病。克利斯朵夫在他家里住了两三天。这次病势很轻，很快地过去了。但热度退后，奥里维照例还要拖几天，非常疲倦。他躺在**，几小时地不想动弹，呆呆地望着克利斯朵夫背对着他，伏在书桌上写东西。
克利斯朵夫在那里专心工作，写得厌倦了，便突然站起来，过去弹一会儿琴，倒不是弹他才写下的曲子，而是信手弹奏。于是出现了一个很古怪的现象：他写出来的东西和他以前的风格明明是一贯的，此刻弹的倒像是另一个人的作品——粗暴、狂乱、支离破碎，完全没有他别的作品里那种谨严的逻辑。这些不假思索的即兴，逃过了意识的监视，不是从思想而是从肉体来的，像野兽的嚎叫，显出精神非常不平衡，正在酝酿未来的暴风雨。克利斯朵夫自己不觉得，但奥里维听着，望着克利斯朵夫，隐隐约约地感到不安。在病体虚弱的情形之下，他特别能洞察幽微，预知未来，窥见谁也没注意到的事。
克利斯朵夫按了最后一个和弦，满头大汗，面目狰狞地停住了；他把惊惶不定的眼睛向四下里扫了一转，碰到了奥里维的眼睛，笑了一阵，回到他的书桌上。
“你弹的什么呀，克利斯朵夫？”奥里维问。
“没有什么。我是把水搅动一阵，想捉些鱼。”
“你预备写下来吗？”
“写什么？”
“你才弹的。”
“我弹些什么已经记不得了。”
“那么你刚才想些什么？”
“不知道。”克利斯朵夫说着，把手按着脑门。
他继续写他的东西。屋子里又静了下来。奥里维始终瞧着克利斯朵夫。克利斯朵夫觉察了，便转过身来，看到奥里维眼中含着无限的温情。
“你这个懒虫！”他嘻嘻哈哈地说。
奥里维叹了口气。
“怎么啦？”克利斯朵夫问。
“唉，克利斯朵夫，你胸中还有多少东西！眼看你在这儿，紧靠着我，可是你将来给别人的多少宝物，都没有我的份了……”
“你疯了吗？你怎么的？”
“你将来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呢？还得经历怎么样的危险、怎么样的难关呢？……我愿意跟你在一起……可是我什么都看不见的了。我得糊里糊涂地搁浅在半路上。”
“要说糊涂，你现在就是糊涂。即使你自己要赖在半路上，我也不让你那么做。”
“你会把我忘了的。”奥里维回答。
克利斯朵夫站起来，过去坐在**，靠近奥里维，握着他出着虚汗的手腕。衬衣的领口敞开着，露出瘦骨嶙峋的胸部，娇弱而紧张的皮肤好似一张被风吹饱而快要破裂的帆。克利斯朵夫结实的手指不大利落地把他的衣领给扣上了。奥里维只是听他摆布。
“亲爱的克利斯朵夫，”他温柔地说，“我这一辈子也有过美满的幸福了！”
“哎，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不是和我一样，身体很好吗？”
“是的。”
“那么干吗说这些傻话？”
“对，我这是不应该的，”奥里维羞愧地笑着，“大概这次的感冒使我精神萎靡了。”
“得振作起来呀。哎，喂！起来罢。”
“让我歇一下再说。”
他仍旧躺在**胡思乱想。第二天他起来了，坐在壁炉旁边继续出神。
那年的四月天气很暖，常常下雾。小小的绿叶在银色的雾绡中舒展，看不见的鸟一迭连声地唱着，欢迎隐在云后的太阳。奥里维抽引着千丝万缕的往事：看到自己小时候坐着火车，在大雾中跟哭哭啼啼的母亲离开家乡，安多纳德自个儿坐在车厢的一角……美丽的侧影，清秀的风景，一一映在他的眼帘上。美妙的诗句自然而然地涌出来，音韵，节奏，都已经齐备了。他原来坐在书桌旁边，只要伸出手臂就可以抓到笔，把这些诗意盎然的境界记下来。可是他不想这么办。他疲倦不堪，也明明知道梦境一朝给固定之后，香气就会散掉。那是一向如此的：他没法表现自己最优秀的部分。他的心仿佛一个百花盛开的山谷，可是谁也进不去；而且只要动手去采，那些花就会谢落的。结果只勉强剩下几朵，几个短篇，几首诗，发出一股隽永的凄凉的气息。这种艺术上的无能久已成为奥里维最大的苦闷。感觉到内心藏着多少生机而竟无法抢救！……——现在他隐忍了。用不到人家看到，花也一样会开放——在无人采摘的田里倒反更美。开遍了原野，在阳光底下出神的鲜花不是悠然自得，挺快活吗？——阳光是难得有的；但没有阳光，奥里维的幻景只有更丰富。他那几天编了多少凄怨的、温柔的、神怪的故事！不知它们从哪儿来的，好似片片白云在夏日的天空飘浮，在空气中融化，然后又来了新的；这种故事他心里有的是。有时天上晴空万里，奥里维便晒着太阳迷迷糊糊，直等到无声的幻梦张着翅膀再来的时候。
晚上，小驼子来了。奥里维胸中装满了故事，不由得对他讲了一桩，微微笑着，出神了。他常常这样说着话，眼睛望着前面；孩子一声不出。后来他也忘了有孩子在场……故事说到一半，克利斯朵夫闯进来听到了，觉得美妙至极，要奥里维从头再来一遍。奥里维却不愿意：“我跟你一样，已经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