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是有秩序中的无秩序。有的是衣衫不整、态度亲狎的铁路上的职员。也有的是抱怨路局的规则而始终守规则的旅客。——克利斯朵夫到了法国了。
他满足了关员的好奇心，搭上开往巴黎的火车。浸泡雨水的田野隐没在黑夜里。各个站上刺目的灯光，使埋在阴影中的无穷尽的原野更显得凄凉。路上遇到的火车越来越多，呼啸的声音在空中震**，惊醒了昏昏入睡的旅客。巴黎快到了。
到达之前一小时，克利斯朵夫已经准备下车：他戴上帽子，把外衣的纽扣直扣到脖子，预防扒手，那据说在巴黎是极多的；他几十次地站起来，坐下去，几十次地把提箱在网格与坐凳之间搬上搬下，每次都笨手笨脚地撞着邻座的人，招他们厌。
列车正要进站的当口，忽然停下了，四周是漆黑一片。(1)克利斯朵夫把脸贴在玻璃窗上，什么都瞧不见。他回头望着旅客，希望有个对象可以搭讪，问问到了什么地方。可是他们都在瞌睡，或是装做瞌睡的模样，又厌烦又不高兴，谁也不想动一下，追究火车停留的原因。克利斯朵夫看了这种麻木不仁的态度很奇怪：这些傲慢而无精打采的家伙，和他想象中的法国人差得多远！他终于心灰意懒地坐在提箱上，跟着车子的震动摇来摆去，也昏昏入睡了，直到大家打开车门方始惊醒……巴黎到了！……车厢里的人都纷纷下车了。
他在人丛中挤来撞去地走向出口，把抢着要替他提箱子的夫役推开了。像乡下人一样多心，他以为每个人都想偷他的东西。把那口宝贵的提箱扛在肩上，也不管别人对他大声嚷嚷的招呼，他径自在人堆里往外挤，终于到了泥泞的巴黎街上。
他一心想着自己的行李，想着要去找个歇脚的地方，同时又被车辆包围住了，再没精神向四处眺望一下。首先得找间屋子。车站四周有的是旅馆：煤气灯排成的字母照得雪亮。克利斯朵夫竭力想挑一家最不漂亮的，可是寒酸到可以和他的钱囊配合的似乎一家也没有。最后他在一条横街上看到一个肮脏的小客店，楼下兼设着小饭铺，店号叫做文明客店。一个大胖子，光穿着衬衣，坐在一张桌子前面抽着烟斗，看见克利斯朵夫进门便迎上前来。他完全不懂他说的杂七杂八的话，但一看就知道是个愣头磕脑的、未经世故的德国人，第一就不让别人拿他的行李，只顾用着不知哪一国的文字说了一大堆话。他带着客人走上气息难闻的楼梯，打开一间不通空气的屋子，靠着里边的天井。他少不得夸了几句，说这间屋如何安静，外边的声音一点儿都透不进来，结果又开了一个很高的价钱。克利斯朵夫话既不大听得懂，也不知道巴黎的生活程度，肩膀又给行李压坏了，急于想安静一会儿，便满口答应下来。但那男人刚一走出，屋子里肮脏的情形就把他骇住了；为了排遣愁闷，他用满是灰土的、滑腻腻的水洗过了脸，赶紧出门。他尽量地不见不闻，免得引起心中的厌恶。
他走到街上。十月的雾又浓又触鼻，有股说不出的巴黎味道，是近郊工厂里的气味和城中重浊的气味混合起来的。十步以外就看不清。煤气街灯摇晃不定，好似快要熄灭的蜡烛。半明半暗中，行人像两股相反的潮水般拥来拥去。车马辐辏，阻塞交通，赛如一条堤岸。马蹄在冰冷的泥浆里溜滑。马夫们的咒骂声，电车的喇叭声与铃声，闹得震耳欲聋。这些喧闹，这些骚乱，这股气味，把克利斯朵夫愣住了。他停了一停，马上被后面的人潮拥走了。他走到斯特拉斯堡大街，什么也没看见，只是跌跌撞撞地碰在走路人身上。他从清早起就没吃过东西。到处都是咖啡店，可是看到里面挤着那么多人，他觉得胆小而厌恶了。他向一个岗警去问讯，但每说一个字都得想个老半天，对方没有耐性听完一句话，便耸耸肩膀，掉过头去了。他继续像呆子似的走着。有些人站在一家铺子前面，他也无意识地站定了。那是卖照相与明信片的铺子，摆着一些只穿衬衣或不穿衬衣的姑娘们的相片，和尽是些**猥的笑话的画报。年轻的女人和孩子们都若无其事地瞧着。一个瘦小的红头发姑娘，看见克利斯朵夫在那里出神，便过来招呼他。他莫名其妙地对她望着，她拉着他的手臂，傻头傻脑地笑了笑。克利斯朵夫挣脱着走开了，气得满面通红。鳞次栉比的音乐咖啡店，门口挂着恶俗的小丑的广告。人总是越来越多；克利斯朵夫看到有这么些下流的嘴脸、形迹可疑的光棍、涂脂抹粉而气味难闻的娼妓，不禁吓坏了，心都凉了。疲乏，软弱，越来越厉害的厌恶，使他头晕眼花。他咬紧牙齿，加紧脚步。快近塞纳河的地带，雾气更浓。车马简直拥塞得水泄不通。一匹马滑跌了，横躺在地下；马夫狠命地鞭它，要它站起来；可怜的牲口被缰绳纠缠着，挣扎了一会儿，又无可奈何地倒下，一动不动，像死了一样。这个极平凡的景象引起了克利斯朵夫极大的感触。大家无动于衷地眼看着那可怜的牲口抽搐，他不禁悲从中来，感到自己在这茫茫人海中的空虚；一小时以来，他对于这些芸芸众生、这种腐败的气氛，竭力按捺着心中的反感，此刻这反感往上直冒，把他气都闭住了。他不由得呜呜咽咽地哭了出来。路上的行人看见这大孩子的脸痛苦得扭做一团，大为惊异。他往前走着，腮帮上挂着两行眼泪，也不想去抹一下。人们停住脚步，目送他一程。这些被他认为胸中存着恶意的群众，倘若他能看到他们心里去的话，也许会发现有些人除了爱讥讽的巴黎脾气之外，还有一点儿友好的同情；但他的眼睛被泪水淹没了，什么都瞧不见。
他走到一个广场上，靠近一口大喷水池。他在池中把手和脸都浸了浸。一个小报贩好奇地瞅着他，说了几句取笑的话，可并无恶意；他还把克利斯朵夫掉在地下的帽子给捡起来。冰冷的水使克利斯朵夫振作了些。他定一定神，回头走去，不敢再东张西望，也不想再吃东西；他不能跟人说一句话，怕为了一点儿小事就会流泪。他筋疲力尽，路也走错了，只管乱闯，正当他自以为完全迷失了的时候，不料已经到了旅馆门口——原来他连那条街的名字都忘了。
他回到那间丑恶的屋子里，空着肚子，眼睛干涩，身心都麻木了，倒在屋角的一张椅子上坐了两个钟点，一动也不能动。终于他在恍恍惚惚的境界中挣扎起来，上床睡了。但他又堕入狂乱的昏懵状态，时时刻刻地惊醒，以为已经睡了几小时。卧室的空气非常闷塞。他从头到脚地发烧，口渴得要死；荒唐的噩梦老盯着他，便是睁开眼睛的时候也不能免；尖锐的痛苦像刀子一般直刺他的心窝。他半夜里醒来，悲痛绝望，差点儿要叫了；他把被单堵着嘴巴，怕人听见，自以为发疯了。他坐在**，点着灯，浑身是汗，起来打开箱子找一方手帕，无意中摸到了母亲放在他衣服中间的一本破旧的《圣经》。克利斯朵夫从来没怎么看过这部书；但这时候，他真感到说不出的安慰。那是祖父的、祖父的父亲的遗物。书末有一页空白，前人都在上面签着名，记着一生的大事：结婚、死亡、生儿育女等的日子。祖父还拿铅笔用那种粗大的字体，记录他披览或重读某章某节的年月；书中到处夹着颜色发黄的纸片，写着老人天真的感想。当初这部书一向放在他床高头的搁板上；夜里大半的时候他都醒着，把《圣经》捧在手里，与其说是念，还不如说是和它谈天。它跟他做伴，直到他老死，正如从前陪着他的父亲一样。从这本书里，可以闻到家中一百年来悲欢离合的气息。有了它，克利斯朵夫就不太孤独了。
他打开《圣经》，正翻到最沉痛的几段：(2)
人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是一场连续不断的战争，他过的日子就像雇佣兵的日子一样……
我睡下去的时候就说：我什么时候能起来呢？起来之后，我又烦躁地等着天黑，我不胜苦恼地直到夜里……
我说：我的床可以给我安慰，休息可以苏解我的怨叹；可是你又拿梦来吓我，把幻境来惊扰我……
你要到什么时候才肯放松我呢？你竟不能让我喘口气吗？我犯了罪吗？我冒犯了你什么呢，噢，你这人类的守护者？
结果都是一样：上帝使善人和恶人一样地受苦……
啊，由他把我处死罢！我永远对他存着希望……
庸俗的心灵，绝不能了解这种无边的哀伤对一个受难的人的安慰。只要是庄严伟大的，都是对人有益的，痛苦的极致便是解脱。压抑心灵，打击心灵，致心灵于万劫不复之地的，莫如平庸的痛苦，平庸的欢乐，自私的猥琐的烦恼，没有勇气割舍过去的欢娱，为了博取新的欢娱而自甘堕落。克利斯朵夫被《圣经》中那股肃杀之气鼓舞起来了：西乃山(3)上的，无垠的荒漠中的，汪洋大海中的狂风，把乌烟瘴气一扫而空。克利斯朵夫身上的热度退尽了。他安安静静地睡下，直睡到第二天。等到他睁开眼睛，天色已经大亮。室内的丑恶看得更清楚了；他感到自己困苦、孤独；但他敢于正视了。消沉的心绪没有了，只剩下一股英气勃勃的凄凉情味。他又念着约伯的那句话：“神要把我处死就处死罢，我永远对他存着希望……”
于是他就起床，非常沉着地开始奋斗。
当天早上他就预备作初步的奔走。他在巴黎只认识两个人，都是年轻的同乡：一个是他从前的朋友奥多·狄哀纳，跟他的叔父在玛伊区合开着布店；另一个是玛扬斯地方的犹太人，叫做西尔伐·高恩，在一家大书铺里做事，但克利斯朵夫不知道他的地址。
他十四五岁的时候曾经跟狄哀纳非常亲密(4)，对他有过那种爱情前期的童年的友谊，其实已经是爱情了。当时狄哀纳也很喜欢他。这个羞答答的呆板的大孩子，受着克利斯朵夫犷野不羁的性格**，很可笑地摹仿他，使克利斯朵夫又气恼又得意。那时他们有过惊天动地的计划。后来，狄哀纳为了学生意而出门了，从此两人没再见过；但克利斯朵夫常常从当地和狄哀纳通信的人那儿听到他的消息。
至于和西尔伐·高恩的关系，又是另外一种了。他们是从小在学校里认识的。小猢狲似的家伙老是耍弄克利斯朵夫，克利斯朵夫上了当就揍他一顿。高恩毫不抵抗，让他打倒在地下，把脸揿在土里；他假哭了一阵，过后又立刻再来，刁钻古怪的玩意儿简直没有完，直到有一天克利斯朵夫非常当真的说要杀死他方始害了怕。
克利斯朵夫那天清早就出门了，路上在一家咖啡店里用了早餐。他压着自尊心，决不放过讲法语的机会。既然他得住在巴黎，也许要住几年，自然应当赶快适应巴黎生活，消灭自己那种厌恶的心理。所以尽管侍者带着嘲笑的态度听着他不成腔的法国话，使他非常难受，他还是硬要自己不以为意，并且毫不灰心地花了很大的劲儿造出一些四不像的句子，翻来覆去地说，直说到别人听懂为止。
吃过早点，他就去找狄哀纳。照例，他有了一个念头，对周围的一切都会看不见的。根据这第一次散步所得的印象，他觉得巴黎是一个市容不整的旧城；克利斯朵夫看惯了新兴的德意志帝国的城市，它们很古老同时又很年轻，因为有股新生的力量而很骄傲；如今看到巴黎残破的市街，泥泞的路面，行人的拥挤，车马的混乱——有古老的驾着马匹的街车，有用蒸汽的街车、用电气的街车，形形色色，不一而足——人行道上搭着板屋，广场上堆满着穿礼服的塑像，放着给人骑着玩的旋转的木马，总而言之，克利斯朵夫看见这个受着民主洗礼而始终没有脱掉破烂衣衫的中世纪城市，不由得诧异不置。昨夜的雾到今天变了蒙蒙的细雨。虽然时间已经过十点，多数的铺子还点着煤气灯。
克利斯朵夫在胜利广场四周迷宫似的街道中摸索了一阵，终于找到了那个银行街上的铺子。一进门，他仿佛瞥见狄哀纳和几个职员在很深很黑的铺子的尽里头整理布匹。但他有些近视，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虽然它们的直觉难得错误。克利斯朵夫对招待他的店员报了姓名，里头的人忽然**了一下；他们交头接耳地商量过后，人堆里走出一个青年来，用德语说：“狄哀纳先生出去了。”
“出去了？要好久才回来吗？”
“大概是罢。他才出门。”
克利斯朵夫想了想，说：“好。我等着罢。”
店员不禁呆了一呆，赶紧补充：“也许他要过两三个钟点才回来呢。”
“噢！没关系，”克利斯朵夫不慌不忙地回答，“反正我在巴黎没事，哪怕等上一天也行。”
那青年望着他愣住了，以为他开玩笑。可是克利斯朵夫已经把他忘了，消消停停地拣着一个角落坐下，背对着街，似乎准备老待在那里了。
店员回到铺子的尽里头，和同事们轻轻地说着话；慌张的神气非常可笑，他们商量用什么方法把这个讨厌家伙打发走。
大家含糊了一会儿，办公室的门开了。狄哀纳先生出现了。宽大红润的脸盘，腮帮和下巴上有个紫色的伤疤，淡黄的胡子，紧贴在脑壳上的头发在旁边分开，戴着金丝眼镜，衬衫的胸部扣着金纽子，肥胖的手指上戴着几只戒指。他拿着帽子和雨伞，若无其事地向克利斯朵夫走过来。坐在椅上胡思乱想的克利斯朵夫冷不防吃了一惊，马上抓着狄哀纳的手粗声大气地表示亲热，使店员们暗笑，使狄哀纳脸红。这个庄严的人物自有不愿意与克利斯朵夫重续旧交的理由；他决心第一次相见就拿出威严来不让克利斯朵夫亲近。可是一接触克利斯朵夫的目光，他觉得自己仍旧是个小孩子，不由得羞愤交集，赶紧嘟嘟囔囔地说：“到我办公室去罢……说话方便些。”
克利斯朵夫又看出了他谨慎小心的老习惯。
进了办公室，把门关严了，狄哀纳并不忙着招呼他坐，只是站着，很笨拙地解释：“高兴得很……我本来要出去……人家以为我已经走了……可是我非出去不可……咱们只能谈一分钟……我有个紧急的约会……”
克利斯朵夫这才明白刚才店员是扯谎，而那个谎是和狄哀纳商量好了把他拒之门外的。他不由得冒了火，可是还按捺着，冷冷地回答说：“忙什么？”
狄哀纳把身子往后一仰，对这种放肆的态度非常愤慨。
“怎么不忙？有桩买卖……”
克利斯朵夫直瞪着他又说了声：“不忙！”
大孩子把眼睛低了下去。他恨克利斯朵夫，因为自己在他面前这样没用。他支吾其词地说着。克利斯朵夫打断了他的话：“你知道……”
（一听到这个“你”字，狄哀纳就心中有气；他一开头使用了客套的“您”字，表示疏远，不料竟是白费。）
“……你知道我为什么到这儿来的？”
“是的，我知道。”
（本国的来信已经把克利斯朵夫出了乱子而被通缉的事告诉狄哀纳。）
“那么，”克利斯朵夫接着说，“你知道我不是来玩儿，而是亡命。我一无所有，得想法子生活。”
狄哀纳等他提出要求。他一边接见他，一边觉得又得意又难堪：得意，因为可以在克利斯朵夫面前显出自己的优越；难堪，因为不敢称心称意地教克利斯朵夫感觉到他的优越。
“啊！”他神气俨然地说，“那可是糟啦，太糟啦。这儿生活艰难，百物昂贵。我们开支浩大，再加这么多的店员——”
克利斯朵夫觉得他可鄙，截住了他的话：“放心，我不问你要钱。”
狄哀纳着了慌。克利斯朵夫接着又说：“你生意好吗？主顾不少吗？”
“是的，还不坏，托上帝的福……”狄哀纳很小心地回答。（他提防着。）
克利斯朵夫愤愤地瞪了他一眼，又道：“这儿的德国人中间，你熟人很多罢？”
“是的。”
“那么，你给我说说。他们大概都喜欢音乐罢。他们有孩子。我可以找些教课的事。”
狄哀纳神气很为难。
“怎么呢？”克利斯朵夫问，“难道你不放心，认为我不够资格教人吗？”
他要人帮忙，倒像是他帮人家的忙。而狄哀纳倘使不能教克利斯朵夫觉得欠了自己的情，是永远不肯出一分力的；所以他打定主意不为克利斯朵夫高抬贵手。
“怎么不够？你真是大材小用了……可是……”
“可是什么？”
“可是事情很难，很难，你不明白吗，为了你的处境？”
“我的处境？”
“是啊……那件事，那个案子……要是大家知道的话……我可为难了，那对我是很不利的。”
他看见克利斯朵夫脸色变了，便赶紧声明：“并不是为了我……我并不怕……啊！要是只有我一个人就好办了！……可是为了我的叔叔……你知道铺子是他的，没有他，我就毫无办法……”
克利斯朵夫的脸色和快要发作的怒气使他越来越害怕，他急忙补上一句——（他心并不坏；吝啬和要面子的心理在他胸中交战：他很愿意帮助克利斯朵夫，可是要用惠而不费的办法）：“我给你五十法郎怎么样？”
克利斯朵夫脸发了紫。他向着狄哀纳走过去的神气，使狄哀纳马上退到门口，开着门预备叫人了。但克利斯朵夫只是满面通红地凑近去，大叫一声：“畜牲！”
他一手推开了他，从许多店员中间出去了。走到门口，他不胜厌恶地吐了一口唾沫。
他大踏步在街上走着，气得发了昏，直到淋着雨才醒过来。上哪儿去呢？他不知道。他一个人也不认识。走过一家书店，他停着脚步预备想一想，茫然望着橱窗里陈列的书。忽然一本书的封面上有个出版家的名字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不懂为什么要注意。过了一会儿，他才记起那是西尔伐·高恩办事的一家书店，便把地址记了下来……记了有什么用呢？他又不会去的……为什么不去？狄哀纳那个混蛋当初还是他的好朋友，尚且这样；现在对这个从前受过他糟蹋而势必恨他的家伙，又有什么可希望？再去受不必要的羞辱吗？一想到这个，他心火就上来了。——但大概是从基督教教育来的悲观主义，反而使他想把一般人的卑鄙彻底领教一下。
“我不能再拿什么架子了。要饿死，也先得把所有的路都走完了。”
他心里又补上一句：“并且我也决不会饿死的。”
他把地址复看了一遍，找高恩去了。他决意只要高恩有一点儿傲慢的神气，就打烂他的脸。
那家出版公司在玛特兰纳区；克利斯朵夫走上二楼的客厅，说要找西尔伐·高恩。一个穿制服的仆人回答说“没有这个人”。克利斯朵夫诧异之下，以为自己读音不清，便又说了一遍；那仆人留神细听以后，说公司里的确没有这个姓名的人。克利斯朵夫狼狈不堪，道了歉，预备走了，不料走廊尽头的门打开了，出来的便是高恩，送着一位女客。克利斯朵夫才碰了狄哀纳的钉子，便以为大家都在耍弄他。他一转念当做高恩在他进门的时候已经看见了，特意吩咐仆人挡驾的。这种岂有此理的举动使他气都喘不过来。他愤愤地已经往外走了，忽然听见人家跟他招呼。原来高恩尖利的目光老远就把他认出了，堆着笑容奔过来，伸着手，亲热得不得了。
西尔伐·高恩是个矮胖子，胡子剃得精光，完全是美国式，皮色太红了一点儿，头发太黑了一点儿，一张又阔又大的脸，肥头胖耳，打皱的小眼睛老在那里东张西望，嘴巴稍微有点儿歪，挂着一副呆板而狡猾的笑容。他穿得非常讲究，尽量要掩饰身段的缺陷，把太高的肩膀和太粗的腰身给遮起来。他觉得美中不足的就只有这几点；要是身体能再高两三寸，腰围再细几分，他哪怕给人踢几脚也是愿意的。至于别的部分，他自己非常满意，以为别人一看见他就会着迷的。而妙就妙在果真如此。这矮小的德国犹太人，这个伧夫俗物，居然做着巴黎的时装记者与时装批评家。他写一些无聊的、把肉麻当有趣的通讯。他是鼓吹法国风格、法国风雅、法国风流、法国精神的人，脑子里全是摄政王时代、红靴根、洛尚那一类的玩意儿。(5)大家嘲笑他，但他照旧很出风头。凡是说“在巴黎，可笑是你的致命伤”的人，其实是不认识巴黎；“可笑”非但没有害死人，并且还有人靠它过活；在巴黎，“可笑”能使你获得一切：光荣，艳福，都不成问题。所以西尔伐·高恩对每天凭着装腔作势的肉麻话得来的钦慕已经不稀罕了。
他口音重浊，逼尖着喉咙，完全用假嗓子说话。
“啊！真想不到！”他一边高高兴兴地喊着，一边用皮肤绷紧、指头短而臃肿的手抓着克利斯朵夫的手拼命地摇。仿佛遇到了最知己的朋友似的，他竟舍不得放下克利斯朵夫。克利斯朵夫愣住了，心里想高恩是不是跟他开玩笑。可是并不。或者即使他存心嘲弄，也不超过他平时的分量。高恩太聪明了，决不做睚眦必报的打算。克利斯朵夫当年的欺侮早已被置之脑后；便是想起，他也不大在乎，倒很高兴教从前的同伴看看他现在的地位和典雅的巴黎风度。他所表示的惊讶也是真的；他万万想不到克利斯朵夫这个突如其来的访问。而且他虽然那么机灵，立刻猜到克利斯朵夫此来必有目的，也极愿意招待他，因为克利斯朵夫的有求于他，就等于对他的权势表示敬意。
“你从家乡来吗？妈妈身体怎么样？”那种亲昵的口吻，克利斯朵夫平时听了也许会讨厌，但此刻在一个外国的城里听到，他的确非常快慰。
“可是，”克利斯朵夫心里还有点儿猜疑，“怎么刚才人家回答我说这里没有高恩先生呢？”
“这里的确没有高恩先生，”西尔伐·高恩笑着说，“我改姓哈密尔顿了。”
他忽然说了声“对不起”，把话打住了。
有位太太在旁边过，高恩笑脸相迎地上去跟她握了握手。然后他回来，说那是一个以写肉感小说写得火辣辣出名的女作家。这位现代的萨福(6)胸口缀着紫色丝带(7)，身材肥胖，淡黄头发带点儿红色，涂脂抹粉的脸大有志得意满之概；她用那种男性的嗓子，带着法国东部的乡音说些夸口的话。
高恩又向克利斯朵夫问长问短，提到一切家乡的人，打听这个，打听那个，故意表示对谁都没忘记。克利斯朵夫忘了自己的反感，又感激又诚恳地告诉他许多细节，都是跟高恩了不相关的。而高恩又说了声“对不起”，打断了克莉斯朵夫的话，去招呼另外一个女客。
“啊！”克利斯朵夫问，“难道法国只有女人会写文章吗？”
高恩听着笑了，神气俨然地回答说，“告诉你，好朋友，法国是女性的。你要想成功，就得走女人的路子。”
克利斯朵夫根本不听对方的解释，只顾说自己的话。高恩为结束他的谈话起见，便问：“可是你怎么会到这儿来的呢？”
“嘿！”克利斯朵夫心里想，“他还没知道呢。怪不得这么亲热。事情揭穿了，他要不改变态度才怪！”
他可觉得为了自己的面子，非把跟大兵的打架、当局的通缉、自己的逃亡等一齐说出来不可。
高恩听着笑弯了腰，嚷着：“妙啊！妙啊！真够劲儿！”
他热烈地握着克利斯朵夫的手。只要是跟官方开玩笑，他听了就乐不可支；何况这一次的许多角色是他认识的，事情更显得滑稽而有趣了。
“听我说，时间已经过了十二点。你赏个脸罢……咱们一起吃饭去。”
克利斯朵夫感激不尽地接受了，暗暗地想：“倒是个好人。我把他看错了。”
他们一同出去。克利斯朵夫一路走一路说出了他的来意：“现在你知道我的处境了。我到这儿来想找些工作，在大家还没知道我的时候先教教音乐。你能替我介绍吗？”
“怎么不能？你要我介绍哪一个都可以。这儿我全是熟人。只要你吩咐就得了。”
他很高兴能表示自己多么有声望。
克利斯朵夫慌忙道谢，觉得心上一块石头落了地。
他在饭桌上狼吞虎咽，十足表现他两天没吃过东西。他把饭巾扣在脖子里，把刀伸到嘴边，那种贪嘴和土气十足的举动使高恩-哈密尔顿讨厌极了。克利斯朵夫却并没注意到高恩信口雌黄的可厌。高恩竭力想夸耀自己的交游和艳遇，可是白费，克利斯朵夫根本没听，还随便把他的话扯开去。此刻他也打开了话匣子，非常亲狎。感激之余，他很天真地把自己的计划噜噜苏苏地说给高恩听。高恩尤其头疼的是克利斯朵夫时时刻刻非常感动地从桌上伸过手去握他的手。他还要来一下德国式的碰杯，说着多情的话祝福故乡的人，祝福莱茵河；那简直是火上浇油，使朋友气恼到极点。高恩一看他要唱起歌来了，更为之骇然。邻桌的人正用着讥讽的目光瞅着他们。高恩急忙推说有件要紧事儿，站了起来。克利斯朵夫却死抓着他，要知道什么时候能介绍他去见什么人，什么时候能开始授课。
“我一定想办法，白天不去，晚上准去，”高恩回答，“你放心，等会儿我就去找人。”
克利斯朵夫紧盯着问：“什么时候可以有回音呢？”
“明天……明天……或是后天。”
“好罢。我明天再来。”
“不用，不用，”高恩抢着说，“我会通知你的，你不必劳驾。”
“噢！跑一趟算得什么！……反正我眼前没事。”
“见鬼！”高恩心里想着，又高声说：“不，我宁可写信给你。这几天你找不到我的。把你的地址告诉我罢。”
克利斯朵夫告诉了他。
“好极了，我明儿写信给你。”
“明儿吗？”
“明儿，一定的。”
他挣脱了克利斯朵夫的手，急急忙忙溜了。
“嘿！”他对自己说，“讨厌死了！”
他回去吩咐办公室的仆役，下次那“德国人”再来，就得挡驾。——再过十分钟，他把克利斯朵夫完全忘了。
克利斯朵夫回到小旅馆里，非常感动。
“真是个好人！”他心里想，“我小时候给他受了多少委屈，他居然不恨我！”
他为此责备自己，想写信给高恩，说从前对他误会了，觉得很难过；凡是得罪他的地方，务请原谅。他想到这些，眼泪都冒上来了。但他写信远不及写整本的乐谱容易；所以他把旅馆里那些要不得的笔跟墨水咒骂了一顿，涂来涂去，撕掉了四五张信纸以后，终于不耐烦了，把一切都扔了。
这一天余下的时间过得真慢；但克利斯朵夫因为昨夜没睡好，当天又奔了一个早晨，疲倦不堪，在椅子上打盹了。他睡到傍晚才醒，醒后就上床睡觉，一口气睡了十二小时。
第二天从八点起，他已经开始等回音了。他相信高恩决不会失约，唯恐他去办公以前会来看他，便守在房里寸步不移，中午教楼下的小饭铺把中饭端上来。饭后他又等着，以为高恩会从饭店里出来看他的。他在屋子里踱来踱去，一忽儿坐下，一忽儿站起来踱步，楼梯上一有脚声立刻打开房门。他根本不想到巴黎城中去遛遛，免得心焦。他躺在**，一刻不停地想着母亲；而她也在那里想他——世界上也只有她一个人想他。他对母亲抱着无限的温情，又为了把她孤零零地丢下而非常不安。可是他并不写信，他要能够告诉她找到了工作的时候再写。母子俩虽然那么相爱，彼此都没想到写一封简单的信把这点儿感情说出来。他们认为一封信是应该报告确切的消息的。——他躺在**，把手枕在脑后，胡思乱想。卧室跟街道尽管离得很远，巴黎的喧闹照旧传进来，屋子也常常震动。——天黑了，毫无消息。
又是一天，跟上一天没有什么分别。
克利斯朵夫把自己关在屋里关到第三天，憋闷得慌了，决意出去走走。但从初到的那晚起，不知为什么他就讨厌巴黎。他什么都不想看，对什么都没好奇心；他太关切自己的生活了，再没兴致去关切旁人的生活：什么古迹，什么有名的建筑，他都不以为意。才出门，他就觉得无聊得要命，所以虽然决意不等满八天不再去找高恩，也情不自禁地一口气跑去了。
受过嘱咐的仆人说哈密尔顿先生因公出门了。克利斯朵夫大吃一惊，嘟囔着问哈密尔顿先生什么时候回来。仆役随便回答了一句：“总得十天八天罢。”
克利斯朵夫失魂落魄地回去，在房里躲了好几天，什么工作都不能做。他骇然发觉那点儿有限的钱——母亲用手绢包着塞在他箱子底下的——很快地减少下去，便竭力紧缩，只有晚上才到楼下小饭铺里吃一顿。饭店里的客人不久也认识他了，背后叫他“普鲁士人”或是“酸咸菜”(8)。——他花了好大的劲儿，写信给几位他隐隐约约知道姓名的法国音乐家。其中一个已经死了十年。他在信里要求他们听他弹弹他的作品：别字连篇，用了许多倒装句子，再加一大串德国式的客套话。信上的抬头写着“送呈法国通儒院宫邸”之类。——那些收信人中只有一个把信看了一遍，跟朋友们大笑一阵。
过了一星期，克利斯朵夫又回到书店里。这一回，运气帮了他的忙。他走到门口，高恩正好从里面出来。高恩眼见躲避不了，便扮了个鬼脸；克利斯朵夫快活至极，根本没觉察。他以那种惹人厌的习惯抓住了对方的手，挺高兴地问：“啊，你前几天出门去了？旅行很愉快吗？”
高恩回答说是的，但仍旧愁眉不展。克利斯朵夫接着又说：“你知道我来过罢……人家跟你说过了是不是？……有什么消息没有？你跟人提起我了吗？人家怎么说？”
高恩越来越愁闷。克利斯朵夫看他发僵的态度很奇怪，那简直是换了一个人。
“我提过你了，”高恩说，“可还不知道结果，我老是没空。上次跟你分手以后，我就忙不过来：公事堆积如山，简直不知道怎么对付。真累死人。我非病倒不可了。”
“你是不是身体不行？”克利斯朵夫很焦心很关切地问。
高恩狡狯地瞥了他一眼：“简直不行。这几天，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是非常不舒服。”
“啊！天哪！”克利斯朵夫抓着他的手臂说，“你得保重身体！好好地休息。我真抱歉，还要给你添麻烦！得老实告诉我呀。究竟是怎么样的不舒服呢？”
他把对方的推托那么当真，高恩一边拼命忍着不笑出来，一边也被他的戆直感动了。犹太人是最喜欢挖苦人的（在这一点上，巴黎多少的基督徒都是犹太人），只要对方给他们一个取笑的机会，哪怕他是厌物，是敌人，他们都会特别宽容。并且高恩看到克利斯朵夫对他的健康这样关切，也不由得感动了，决意帮助他。
“我有个主意在这里，”高恩说，“既然暂时找不到学生，你能不能先做点儿音乐方面的编辑工作？”
克利斯朵夫马上答应了。
“那就行啦！”高恩接着说，“有个巴黎最大的音乐出版家——但尼·哀区脱，我跟他很熟。我介绍你去；有什么事可做，你临时看着办罢。你知道，我在这方面完全外行。但哀区脱是个真正的音乐家。你们一定谈得拢的。”
他们约定第二天就去。高恩能够一方面帮了克利斯朵夫的忙，一方面把他摆脱了，觉得挺高兴。
第二天，克利斯朵夫到书店去和高恩会齐了。他依着他的嘱咐，带了几部作品预备给哀区脱看。他们到歌剧院附近的音乐铺子里把他找到了。客人进门，哀区脱并不起身相迎；高恩跟他握手，他只冷冷地伸出两个手指；至于克利斯朵夫恭恭敬敬地行礼，他根本不理。直到高恩要求，他才把他们带到隔壁屋里，也不请他们坐下，自己背靠着没有生火的壁炉架，眼睛望着墙壁。
但尼·哀区脱年纪四十左右，个子高大，态度冷淡，穿着很整齐，腓尼基人的特点很显明，一望而知是聪明而脾气很坏的，脸上仿佛老是在生气，须发全黑，长胡子修成方形，像古代的亚述王。他差不多从来不正面看人，说话又冷又粗暴，便是寒暄也像跟人顶撞。他外表的傲慢无礼，固然是因为他瞧不起人，但也是一种手足无措的表现。这样的犹太人很多；大家讨厌他们，认为这个强直的态度是目中无人，实际是他们的精神与肉体都发僵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
高恩有说有笑地用着夸张的口吻和吹捧，把克利斯朵夫介绍了。——他却是被主人那种招待窘住了，只顾拿着帽子和乐谱摇摆不定地站在那儿。哀区脱似乎至此为止根本不知道有克利斯朵夫在场，等到高恩说了一阵，才傲慢地转过头来，眼睛望着别处，说：“克拉夫脱……克利斯朵夫·克拉夫脱……从来没听见过这个姓名。”
克利斯朵夫仿佛当胸挨了一拳，气得满面通红地回答：“你将来会听见的。”
哀区脱不动声色，继续冷静地说着，当做没有克利斯朵夫一样：“克拉夫脱？……没听见过。”
像哀区脱那一等人，对一个姓名陌生的人就不会有好印象。
他又用德语接着说：“你是莱茵流域的人吗？……真怪，那边弄音乐的人这么多！没有一个不自称为音乐家的。”
他是想说句笑话而不是侮辱；但克利斯朵夫觉得是另外一个意思，他马上想顶回去了，可是高恩抢着说：“啊！请你原谅，你得承认我是外行。”
“你不懂音乐，我倒觉得是值得恭维的呢。”哀区脱回答。
“假如要不是音乐家你才喜欢，”克利斯朵夫冷冷地说，“那么很抱歉，我不能遵命。”
哀区脱始终把头掉在一边，神情淡漠地问：“你已经在作曲了吗？写过什么东西？总是些歌吧？”
“有歌，还有两个交响曲，交响诗，四重奏，钢琴杂曲，舞台音乐。”克利斯朵夫很兴奋地说着。
“你们在德国东西写得真多。”哀区脱的话虽客气，颇有点儿鄙薄的意味。
他对于这个新人物的不信任，尤其因为他写过这么多作品，而他，但尼·哀区脱，都不知道。
“那么，”他说，“或许我能给你一些工作，既然你是我的朋友哈密尔顿介绍来的。我们此刻正在编一部少年丛书，印一批浅易的钢琴谱。你能不能把舒曼的《狂欢曲》编得简单些，改成四手、六手，或八手联弹的钢琴谱？”(9)
克利斯朵夫跳起来：“你叫我……我……做这种工作吗？……”
这天真的“我”字使高恩大笑起来；可是哀区脱沉着脸生气了：“我不懂你为什么听了这话奇怪；那也不是怎么容易的工作，你要觉得胜任愉快，那么再好没有！咱们等着瞧罢。你说你是出色的音乐家。我当然相信。但我究竟不认识你呀。”
他暗中想道：“听这些家伙的口气，他们比勃拉姆斯都高明。”
克利斯朵夫一声不出——因为他决心不让自己发作——把帽子一戴，往门口走了。高恩笑着把他挡住了说：“别那么急呀！”
他又转身向哀区脱：“他带着几部作品，预备给你瞧瞧。”
“啊！”哀区脱表示不大耐烦，“那么拿来瞧罢。”
克利斯朵夫一言不发，把稿本递给了他。哀区脱漫不经心地翻着。
“什么呢？啊，《钢琴组曲》……”他念着，“《一日》……老是标题音乐……”
虽然面上很冷淡，其实他看得很用心。他是个优秀的音乐家，关于本行的学识，他都完备，可是也至此为止；看了最初几个音符，他就明白作者是怎么样的人。他不声不响，一脸瞧不起地翻着作品，对作者的天分暗中觉得惊奇；但因为生性傲慢，克利斯朵夫的态度又伤了他的自尊心，所以他一点儿都不表示出来。他静静地看完了，一个音都没放过：“嗯，”他终于老气横秋地说，“写得还不坏。”
这句话比尖刻的批评使克利斯朵夫更受不了。
“用不着人家告诉我才知道。”他气极了。
“可是我想，”哀区脱说，“你给我看作品，无非要我表示一点儿意见。”
“绝对不是。”
“那么，”哀区脱也生了气，“我不明白你来向我要求什么。”
“我不要求别的，只要求工作。”
“除了刚才说的，眼前我没有别的事给你做。而且还不一定。我只说或者可以。”
“对一个像我这样的音乐家，你不能分派些别的工作吗？”
“一个像你这样的音乐家？”哀区脱用着挖苦的口气说，“至少跟你一样高明的音乐家，也没觉得这种工作有损他们的尊严。有几个，我可以说出名字来，如今在巴黎很出名的，还为此很感激我呢。”
“那因为他们都是些窝囊废，”克利斯朵夫大声回答，他已经套用些法语里的妙语了，“你把我当做他们一流的人，你可错了。你想用你那种态度——不正面瞧人，说话半吞半吐的——来吓唬我吗？我进来的时候对你行礼，你睬都不睬……你是什么人，敢这样对我？你能算一个音乐家吗？不知你有没有写过一件作品？而你居然敢教我，教一个以写作为生命的人怎么样写作！……看过我的作品，你除了教我窜改大师的名作，编一些脏东西去教小姑娘们做苦工以外，竟没有旁的更好的工作给我！……找你那些巴黎人去罢，要是他们没出息到愿意听你的教训。至于我，我是宁可饿死的！”
他这样滔滔不竭地说着，简直停不下来。
哀区脱冷冷地回答：“随你罢。”
克利斯朵夫一路把门震得砰砰訇訇地出去了。西尔伐·高恩看着大笑，哀区脱耸耸肩对高恩说：“他会跟别人一样回来的。”
他心里其实很看重克利斯朵夫。他相当聪明，不但有看作品的眼光，也有看人的眼光。在克利斯朵夫那种出言不逊的、愤激的态度之下，他辨别出一种力量，一种他知道很难得的力量，尤其在艺术界中。但他的自尊心受伤了，无论如何也不肯承认自己的错。他颇想给克利斯朵夫一点儿补偿，可是办不到，除非克利斯朵夫向他屈服。他等克利斯朵夫回头来迁就他，因为凭着他悲观的看法和阅世的经验，知道一个人被患难磨折的结果，顽强的意志终于会就范的。
克利斯朵夫回到旅馆，火气没有了，只有丧气的份儿。他觉得自己完了。他的脆弱的依傍倒掉了。他认为不但跟哀区脱结了死冤家，并且把介绍人高恩也变了敌人。在一座只有冤家仇敌的城里，那真是孤独到了极点。除了狄哀纳与高恩，他一个人都不认识。他的朋友高丽纳，从前在德国认识的美丽的女演员，此刻不在巴黎，到外国演戏去了，这一回是在美国，不是搭班子，而是自己做主体：因为她已经很出名，报纸上常常披露她的行踪。至于那个被他无意中打破饭碗的女教师——他常常难过而决心到了巴黎非寻访不可的女子，如今来到巴黎之后，他可忘了她的姓氏，无论如何想不起来。他只记得她名字叫做安多纳德。其余的还得慢慢地回想，而且在茫茫人海中去寻访一个可怜的女教员，又是谈何容易！
眼前先得设法维持生活，越早越好。克利斯朵夫身边只剩五法郎了，他不得不按捺着厌恶的心理，去问问旅馆的胖子老板，街坊上可有人请他教钢琴。老板对这个一天只吃一顿而又讲德语的旅客，原来就不瞧在眼里，现在知道他只是个音乐家，更失去了所有的敬意。他是老派的法国人，认为音乐是贪吃懒做的人的行业，所以就挖苦他：“钢琴？……你弄这个玩意儿吗？失敬失敬！……真怪，竟有人喜欢干这一行！我吗，我听到无论什么音乐就跟听到下雨一样……也许你可以教教我罢。喂，你们诸位觉得怎么样？”他转身对一帮正在喝酒的工人嚷着。
大家哄笑了一阵。
“这行手艺倒是怪体面的呢，”其中有一个说，“又干净，又能讨女人喜欢。”
克利斯朵夫不大懂得法语，尤其是取笑的话。他正在找话回答，也不知道该不该生气。老板的女人倒很同情他，对丈夫说：“得了罢，斐列伯，别这么胡说八道。”——她又转身向克利斯朵夫：“也许有人会请教你的。”
“谁呀？”丈夫问。
“就是葛拉赛那个小丫头。你知道，人家为她买了一架钢琴呢。”
“啊！你说的是他们，那些摆臭架子的！不错，那是真的。”
他们告诉克利斯朵夫，说那是肉店里的女儿，她的父母想把她装成一个大家闺秀，答应她学琴，哪怕借此招摇一下也是好的。结果是旅馆的主妇答应替克利斯朵夫说去。
第二天，他回报克利斯朵夫，肉店的女主人愿意先见见他。他便去了，看见她坐在柜台后面，四周全是牲畜的尸首。那个皮色娇嫩、装着媚笑的漂亮女人，一知道他的来意，立刻板起一副俨然的面孔。她开口就提到学费，声明她不愿意多花钱，因为弹琴固然是有趣的玩意，但并非必需的，她每小时只能给一法郎。之后，她又不大放心地盘问他是否真懂音乐。等到知道他不但会演奏，还会写作，她似乎安心了，态度也显得殷勤了些，她的自尊心满足了，决意向街坊们说她的女儿找到了一个作曲家做老师。
下一天，克利斯朵夫发现所谓钢琴是件旧货店里买来的破烂东西，声音像吉他；而肉店里的小姐用着又粗又短的手指在键盘上扭来扭去，连这个音和那个音的区别都分不出，神气似乎不胜厌烦，不到几分钟就当着人打哈欠；母亲还在旁监视，发表她那套对音乐与音乐教育的意见；克利斯朵夫委屈至极，连发怒的气力也没有了。他垂头丧气地回去，有几晚连饭都吃不下。仅仅是几星期的工夫，他已经到了这田地，将来还有什么下贱的事不能做？当初也何必那么愤愤不平地拒绝哀区脱的工作？他现在做的事不是更丢人吗？
一天晚上，他在卧室中不由得流下泪来，无可奈何地跪在床前祈祷……祈祷什么呢？他能祈祷什么呢？他已经不信上帝，以为没有上帝了……但还是得祈祷，向自己祈祷。只有极平凡的人才从来不祈祷。他们不懂得坚强的心灵需要在自己的祭堂中潜修默炼。白天受了屈辱之后，克利斯朵夫在他静得嗡嗡作响的心头，感觉到他永恒的生命。悲惨生活的浪潮在生命的底下流动，但这悲惨生活跟他生命的本体又有什么关系呢？世界上一切的痛苦，竭力要摧毁一切的痛苦，碰到生命那个中流砥柱就粉碎了。克利斯朵夫听着自己的热血奔腾，仿佛是心中的一片海洋；还有一个声音在那里反复说着：“我是永久，永久存在的……”
这声音，他是很熟悉的：不论回想到如何久远，他始终听到它。有时他会几个月地把它忘掉，想不起内心有它强烈单调的节奏；可是实际上他知道那声音永远存在，从来没停过，正如海洋在黑夜里也依旧狂啸怒吼。如今他又找到了那种镇静与毅力，像每次沉浸到这音乐中的时候一样。他心定神安地站了起来。不，他的艰苦的生活一点儿没有可羞的地方；他咬着面包用不着脸红；该脸红的是那些逼他用这种代价去换取面包的人。忍耐罢！终有一天……
可是到了第二天又没耐性了，他虽是竭力抑制，终于有一次上课的时候，因为那混账而放肆的小丫头嘲笑他的口音，故意捣乱，不听他的指导，他气得大发雷霆。克利斯朵夫怒吼着，小姑娘怪叫着，因为一个由她出钱雇用的人胆敢对她失敬而大为骇怒。克利斯朵夫把她手臂猛烈地摇了几下，她就嚷着说他打了她。母亲像雌老虎般地跑来，拼命地吻着女儿，骂着克利斯朵夫。肉店老板也出现了，说他决不答应一个普鲁士流氓来碰他的女儿。克利斯朵夫气得脸色发白，羞愤交加，一时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把那个男人、女人、小姑娘，一齐勒死，便在咒骂声中溜了。旅店的主人们看他狼狈不堪地回来，立刻逗他说出经过情形，使他们忌妒邻居的心借此痛快一下。但到了晚上，街坊上都传说德国人是个殴打儿童的蛮子。
克利斯朵夫又到别的音乐商那里奔走了几次，毫无结果。他觉得法国人不容易接近；他们那种漫无秩序的忙乱把他的头都闹昏了。巴黎给他的印象是一个混乱的社会，受着专制傲慢的官僚政治统治。
一天晚上，他因为一无收获而垂头丧气在大街上溜达的时候，忽然看见西尔伐·高恩迎面而来。他一心以为他们已经闹翻了，便掉过头去，想不让他看见。高恩可是招呼他：“哎！你怎么啦？”他一边说一边笑，“我很想来看你，可是我把你的地址丢了……天哪，亲爱的朋友，那天我竟认不得你了。你真是慷慨激昂。”
克利斯朵夫望着他，又是诧异又是惭愧：“你不恨我吗？”
“恨你？干吗恨你？”
他非但不恨，还觉得克利斯朵夫把哀区脱训斥一顿挺好玩呢；他的确大大地乐了一阵。哀区脱和克利斯朵夫两个究竟谁是谁非，他根本不放在心上；他估量人是把他们给他的乐趣多少为标准的；他感到克利斯朵夫可能供应大量的笑料，想尽量利用一下。
“你该来看我啊，”他接着说，“我老等着你呢。今晚你有事没有？跟我一块儿吃饭去。这一下我可不让你走啦。吃饭的都是咱们自己人：每半个月聚会一次的几个艺术家。你应当认识这些人。来罢。我给你介绍。”
克利斯朵夫拿衣冠不整来推辞也推辞不掉。高恩把他拉着走了。
他们走进大街上的一家饭店，直上二楼。克利斯朵夫看见有三十来个年轻人，大概从二十岁到三十五岁，很兴奋地讨论着什么。高恩把他介绍了，说他是刚从德国牢里逃出来的。他们全不理会，只管继续他们热烈的辩论。初到的高恩也立刻卷了进去。
克利斯朵夫见了这些优秀分子很胆怯，不敢开口，只尽量伸着耳朵听。但他不容易听清滔滔不竭的法语，没法懂得讨论的究竟是什么重大的艺术问题。他只听见“托拉斯”“垄断”“跌价”“收入的数目”等的名词，和“艺术的尊严”与“著作权”等混在一起。终于他发觉大家谈的是商业问题。一部分参加某个银团的作家，因为有人想组织一个同样的公司和他们竞争而愤愤地表示反对。一批股东为了私人利益而带着全副道具去投靠新组织，更加使他们怒不可遏。他们一片声地嚷着要砍掉那些人的脑袋，说什么“失势……欺骗……屈辱……出卖……”等等。
另外一批可不攻击活人而攻击死人，因为他们没有版权的作品充塞市场。缪塞的著作最近才成为公众的产业(10)，据他们看来，买他著作的读者太多了。他们要求政府对从前的名作课以重税，免得它们低价发行。他们认为，已故作家的作品以廉价倾销的方式跟现存艺术家的作品竞争是不光明的行为。
他们又停下来，听人家报告前一天晚上这一出戏和那一出戏的收入。大家对某个在欧美两洲出名的老戏剧家的幸运羡慕得出神——他们非常瞧不起他，但忌妒的心尤甚于瞧不起的心。——他们从作家的收入谈到批评家的收入，说某个知名的同文，只要大街上某戏院演一出新戏——一定是谣言罢？——就能到手一笔不小的款子作为捧场的代价。据说他是个诚实君子：一朝价钱讲妥了，他总是履行条件的，但他最高明的手段——据他们说——是在于把捧场文章写得使那出戏在最短期间不再卖座而戏院不得不常排新戏。这种故事教大家发笑，但谁都不以为奇。
这些议论中夹着许多冠冕堂皇的字；他们谈着“诗歌”，谈着“为艺术而艺术”。这种名词，和钱钞混在一起无疑是“为金钱而艺术”。而法国文坛上新兴的掮客风气，使克利斯朵夫尤其着恼。因为他对金钱问题完全不感兴趣，所以他们提到文学——其实是文学家——的时候，他已经不愿意往下听了。可是一听到维克多·雨果的名字，克利斯朵夫又留了神。
问题是要知道雨果是否戴过绿头巾。他们絮絮不休地讨论雨果夫人与圣·伯甫的恋爱。过后，他们又谈到乔治·桑的那些情人和他们的价值。那是当时的文学批评最关切的题目：它把大人物家里一切都搜检过了，翻过了抽斗，看过了壁橱，倒空了柜子，最后还得查看他们的卧床。批评家非要学洛尚当年伏在路易十四和蒙德斯朋夫人的床下(11)，或是类乎此的方法，才算无负于历史与真理。——他们那时都是崇拜真理的。和克利斯朵夫同席的一班人都自命为真理狂：为了探求真理，他们孜孜不倦。他们对于现代艺术也应用这个原则，以同样渴求准确的热情，去分析时下几个最负盛名的人的私生活。奇怪的是，凡是平常绝没有人看到的生活细节，他们都知道得清清楚楚，仿佛那些当事人为了爱真理的缘故，自己把准确的材料提供出来的。
愈来愈发僵的克利斯朵夫，想跟邻座的人谈些别的事。但谁也不理睬他。他们固然向他提出了几个空泛的关于德国的问题，但那些问题只使克利斯朵夫非常诧异地发觉，那些似乎很博学的漂亮人物，对他们本行以内的东西（文学与艺术），一越出巴黎的范围，就连最粗浅的知识都没有；充其量，他们只听见过几个大人物的名字，例如霍德曼、舒特曼、李勃曼、施特劳斯（是达维特·施特劳斯呢，约翰·施特劳斯呢，还是理查德·施特劳斯？）(12)，他们搬弄这些人名的时候非常谨慎，唯恐闹笑话。并且，他们的询问克利斯朵夫也只是为了礼貌而非为了好奇心，那是他们完全没有的；至于他的回答，他们压根儿就不大想听，急于要回到那些教全桌的人都开心的巴黎琐事上去。
克利斯朵夫怯生生地想谈谈音乐。可是这些文人中没有一个音乐家。他们心里认为音乐是一种低级的艺术。近年来音乐风行一时，未免使他们暗中着恼；但既然它走了运，他们也就装做很关心。有一出最近的歌剧，他们尤其谈得上劲，差不多认为有了这歌剧才有真正的音乐的，至少也得说是开了音乐的新时代。他们的愚昧无知与冒充风雅的脾气最适宜接受这种思想，因为那可以使他们无须再知道下文。歌剧的作者是个巴黎人——克利斯朵夫还是初次听到他的名字——有几个人说他把以前的东西全部推翻了，把音乐整个革新了，重新创造过了。克利斯朵夫听了直跳起来。他巴不得真有天才出现。可是这种一举手就把“过去”推倒了的天才，那还了得！好厉害的家伙！怎么能有这等神通呢？——他要人家解释给他听。那些人既说不出理由，又给克利斯朵夫问个不休，便把他交给他们一群中的音乐家，那位大音乐批评家丹沃斐·古耶。而他立刻和克利斯朵夫提到七度和弦、九度和弦一类的名词。(13)古耶所懂的音乐实际和史迦那兰所懂的拉丁文差不多……
“……你不懂拉丁文吗？”
“不懂。”
“（兴高采烈的）Cabricias，arci thuram，catalamus，singulariter...bonug，bona，bonum...”(14)
一朝遇到了一个“真懂拉丁文”的人，他就小心谨慎地躲到美学中去了。在那个不可侵犯的盾牌后面，他把不在这桩公案以内的贝多芬、瓦格纳，和所有的古典音乐都攻击得体无完肤（在法国，要恭维一个音乐家，非把一切跟他不同的音乐家尽行打倒，做他的牺牲不可）。他宣称新艺术已经诞生，过去的成规都被踩在脚下了。他提到一种音乐语言，说是巴黎音乐界的哥伦布发现的；这新语言把全部古典派的语言取消了，因为一比之下，古典音乐已经成为死语言了。
克利斯朵夫一方面对这个革命派音乐家暂时取保留的态度，预备看过了作品再说；另一方面也对大家把全部音乐做牺牲而奉为音乐之神的家伙大为怀疑。他听见别人用亵渎不敬的语气谈论昔日的大师，非常愤慨，可忘了自己从前在德国说过多少这一类的话。他在本乡自命为艺术叛徒，为了判断的大胆与直言不讳而激怒群众的，一到法国，一听最初几句话，就发觉自己头脑冬烘了。他很想讨论，但讨论的方式很不高雅，因为他不能像一般绅士那样只提出论证的大纲而不加说明，却要以专家的立场探讨确切的事实，拿这些来跟人麻烦。他不惮进一步地做技术方面的研究；而他愈说愈高的声音只能教上流社会听了头痛，提出的论据与支持论据的热情也显得可笑。那位批评家赶紧插一句所谓俏皮话，结束了冗长可厌的辩论，克利斯朵夫骇然发觉原来批评家对所谈的问题根本外行。可是大家对这个德国人已经有了定论，认为他头脑冬烘，思想落伍；不必领教，他的音乐已经被断定是可厌的了。但二三十个眼神含讥带讽的，最会抓住人家可笑的地方的青年，那时又都回头来注意这个怪人，看他挥着瘦小的胳膊和巨大的手掌做出许多笨拙而急剧的动作，睁着一双愤怒的眼睛，尖声尖气地嚷着。原来西尔伐·高恩特意要教朋友们看看滑稽戏。
谈话离开了文学，转移到女人身上去了。其实那是同一题材的两面：因为他们的文学总脱不了女人，而他们所说的女人也老是跟文学或文人纠缠不清。
大家正谈着一位在巴黎交际场中很出名的，贞洁的太太，最近把女儿配给自己的情夫，借此羁縻他的故事。克利斯朵夫在椅子上扭来扭去，疾首蹙额地表示不胜厌恶。高恩发觉了，用肘子撞撞邻座的人，说这个话题似乎把德国人激动了，大概他很想认识那位太太罢。克利斯朵夫红着脸，嘟囔了一阵，终于愤愤地说这等妇女简直该打。这句话立刻引起了哄堂大笑；高恩却装着甜美的声音，抗议说女人是绝对不能碰的，便是用一朵花去碰也不可以……（他在巴黎是个风流豪侠的护花使者。）——克利斯朵夫回答说，这种女子不多不少是条母狗，而对付那些下贱的狗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拿鞭子抽一顿。众人听了又大叫起来。克利斯朵夫说他们向女人献殷勤是假的，往往最会玩弄女子的人才口口声声尊敬女人；他对于他们所讲的丑史表示深恶痛绝。他们回答说那无所谓丑史，而是挺自然的事；大家还一致同意，故事中的女主角不但是个极有风韵的女子，并且是十足女性的女子。德国人可又嚷起来了。高恩便狡狯地问，照他的理想，“女人”应该是怎么样的。克利斯朵夫明知对方在逗他上当；但他生性暴躁，自信很强，照旧中了人家的计。他对那些轻薄的巴黎人宣说他对于爱情的观念。他有了意思没有字，好不为难地找着，终于在记忆中搜索出一些似是而非的名词，说了很多笑话教大家乐死了；他可是不慌不忙的，非常严肃，那种满不在乎，不怕别人取笑的态度，也着实了不得：因为说他没看见人家没皮没脸地耍弄他是不可能的。最后，他在一句话中愣住了，怎么也说不出下文，便把拳头往桌上一击，不作声了。
人家还想逗他辩论；他却拧着眉毛，把肘子撑在桌上，又羞又愤，不理睬了。直到晚餐终席，他一声不出，只顾着吃喝。他酒喝得很多，跟那些沾沾嘴唇的法国人完全不同。邻座的人不怀好意地劝酒，把他的杯子斟得满满的，他都毫不迟疑，一饮而尽。虽然他不惯于饱餐豪饮，尤其在几星期来常常挨饿的情形之下，他却还支持得住，不至于像别人所希望的那样当场出彩。他只坐着出神；人家不再注意他了，以为他醉了。其实他除了留神法语的对话太费劲儿以外，只听见谈着文学也觉得厌倦：——什么演员，作家，出版家，后台新闻，文坛秘史，仿佛世界上就只有这些事！看着那些陌生的脸，听着谈话的声音，他心里竟没留下一个人或一缕思想的印象。近视的眼睛，茫茫然老是像出神的模样，慢慢地往桌子上扫过去，瞅着那些人而又似乎没看见。其实他比谁都看得更清楚，只是自己不觉得罢了。他的目光，不像巴黎人或犹太人的那样一瞥之间就能抓住事物的片段——极小极小的片段，马上把它剖析入微。他是默默地，长时间地，好比海绵一样，吸收着各种人物的印象，把它们带走。他似乎什么都没瞧见，什么都想不起。过了很久——几小时，往往是好几天以后——他独自一人观照自己的当口，才发觉原来把一切都抓来了。
当时他的神气不过是个蠢笨的德国人，只管狼吞虎咽，唯恐少吃了一口。除了听见同桌的人互相呼唤名字以外，他什么也没听到，只像醉鬼一样固执地思忖着，怎么有这样多的法国人姓着外国姓：又是法兰德的，又是德国的，又是犹太的，又是近东各国的，又是英国的，又是西班牙化的美国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