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罗伯斯比尔被推上断头台，作为罗伯斯比尔的挚友，作为雅各宾派的名流，作为曾经“忘恩负义”地签字支持处决国王的人，早已经不再被人们以画家看待的大卫很快被捕入狱。

大卫的监禁条件不算很差，甚至有提笔作画的自由。有文化、有技艺的人总能够在文化和技艺里轻松地打发时间，一旦沉浸其中，也就忘记了断头台的幽灵明天会不会召唤自己。外面的世界又开始风起云涌，波澜壮阔，只不过空气里飘来的每一丝硝烟的味道都讲述着风水轮流转的道理。

大卫开始喜欢起这座牢房了，因为倘若还在外面的话，倘若自己还是自由之身，还是雅各宾派的风云人物的话，在这个局面里要处理多少处理不了的难题，要签字处决多少名所谓的叛国者，牢狱使自己摆脱了原本无力摆脱的责任，那就拿起画笔，尽情地享受这里的无所事事好了。

这是1794年，大卫在监禁中创作了两幅清淡的作品。一幅是《自画像》（Self-portrait，1794），如果以像与不像的标准来衡量，这幅画简直糟透了。画上的大卫比现实的大卫年轻太多，带着一脸只属于青年学子的天真、稚嫩和无辜，溶在铁锈色的基调里。另一幅是《卢森堡花园景色》（View of the Jardin Du Luxembourg，1794），是他透过牢房的窗口所看到的景象，那青绿的天色与树色透着一股令人发冷的萧瑟感。

时间在画笔的涂涂抹抹中流走，当初那些共襄盛举的人要么被敌人杀了，要么被同伴杀了，幸存者也早已经风流云散。他没想到这世上还有一个关心他的人，那天牢门打开的时候，竟然是他的前妻玛格丽特来探望他了。

[法]雅克·路易·大卫《自画像》 Jacques Louis David，Self-portrait，1794 以领结精心地遮住脖子，这是那个时候人们一种特殊心态的反映：保护好脖子，不要被断头台斩断。

[法]雅克·路易·大卫《卢森堡花园景色》 Jacques Louis David，View of the Jardin Du Luxembourg，1794

当初是大卫对政治的狂热使玛格丽特离开了他，如今暴躁的天气和狂热的头脑一起冷却下来，就像《卢森堡花园景色》那样，大卫已经无所作为了，也许明天就会被推上断头台，也只有在这样的时候，曾经不得不离弃他的妻子才终于可以再一次亲近他。在玛格丽特的眼里，此刻牢房里的丈夫才是自己深爱过也一直深爱着的那个人，他终于从恐怖政治的风口浪尖跌落下来，从狂魔变回了人的模样。

从没有什么事情比妻子的这次造访更加震动过大卫的心，在心里丢失许久的爱情与亲情仿佛一下子便拾了起来。原来家人的感情纽带是如此牢靠，如此重要，重要得仿佛足以颠覆一个人的价值观似的。布鲁图斯真的会处决自己的亲生儿子吗？难道就没有其他什么办法吗？贺拉斯真的会杀死自己的亲妹妹吗？他们的老父亲当真会认为女儿之死是罪有应得吗？卡米尔痛失恋人的悲伤难道不值得所有人的同情吗？

大卫重拾与家人的感情，对妻子的爱不是比新婚时更热烈，而是比新婚时更深沉了。当再次握起画笔之时，铁锈色的黯淡消失了，青绿色的冷寂也不见了，他仍然想画鸿篇巨制，不输给过去的任何一幅作品。

大卫仍然从古罗马的故事里选择素材，这一次他选择的是萨宾女人的故事。《萨宾女人的干预》（The Intervention of the Sabine Women，1799），这幅画从1795年着手，到1799年完成，是画家的脱胎换骨之作，是他一生中最具光彩的作品。大卫决意从这幅画开始抛弃往昔的罗马风格而转入希腊风格，用他自己的话说，后者“无论在造型上还是表现上都体现着一种高贵的简约与无言的宏大”。

如果比较一下古希腊与古罗马在艺术风格背后的文化差异，就会发现大卫此时的转变可谓顺理成章。罗素有过如此概括：“希腊人对罗马人的自然态度，是一种夹杂着恐惧的鄙视；希腊人认为自己是更文明的，但是在政治上却较为软弱。如果罗马人在政治上有着更大的成功，这只说明了政治是一桩不光彩的行业。”大卫倘若能读到这段话，定会露出一丝苦涩的笑容吧。

在着手《萨宾女人的干预》的阶段，大卫对题材还曾有过一点犹豫。他曾想画一幅盲诗人荷马向希腊人诵诗的作品，那种“纵横盲左凌云笔，寂寞人间白玉楼”的况味正是狱中的他天天品味着的。但他在画出荷马诵诗的草图之后便放弃了，因为萨宾女人的故事越发感动着他，催促他创作。在他创作期间，玛格丽特始终没有放弃营救大卫的努力，大卫则连连写信倾诉着对妻子的感情。他们在1796年复婚，她成为《萨宾女人的干预》里那个萨宾女人的“灵魂的模特儿”。

[法]雅克·路易·大卫《荷马向希腊人诵读诗句》 Jacques Louis David，Homer Reciting his Verses to the Greeks，17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