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明哲保身，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策略。

大权独揽时的曹操写过一篇《让县自明本志令》，详述自己自青年以来誓为汉朝忠臣的政治抱负，如今面对汹汹物议，愿意辞让朝廷给予的邑土赏赐，向世人表示谦恭的姿态。但在文章末尾，曹操毫不掩饰地说：“要想让我上交兵权，这绝对不行，我只担心一旦失了权柄就会被人所害啊；我既为子孙的安危着想，也晓得我个人的败亡会导致国家的倾危，故此绝不肯慕虚名而处实祸。”

政治就是这样残酷，人一旦踏入政坛，树敌几乎是必然的事，这不是主观意愿能决定的。即便在相对和平的局势下，譬如苏轼，只因为和旧党元老渊源深，所以哪怕他什么事情都不做，什么意见都不讲，也自然会被当作旧党的一员，成为新党的敌人。

士大夫一旦失去权柄和盟友，能否善终除了运气，就要看政敌的心胸和手段了。

对王守仁而言幸运的是，杨廷和一党毕竟不是当初江彬、张忠、朱泰那样的人，更不至于使出刘瑾和宁王的手段。知识分子间的战争遵循另一套章法，于是我们看到明世宗嘉靖二年（1523年）科举会试出了一道奇怪的题目，要考生写一篇对心学的评价。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显然执掌大权的程朱学派要从意识形态的高度对阳明心学做一次彻底的清算，至少向天下发出了这样一个信号：“那些想跟从王守仁的人啊，你们就断绝了升官发财的念想吧。”

这次参考的举子有不少王门弟子，何去何从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其实无论何去何从，在儒家系统里都能找到理论依据，即便是屈从人意，写一套口是心非的答案，也大可以说这不过是一种权变，忍一时便可以取得功名，取得功名便更有机会将阳明心学发扬光大。

但总有不愿变通的人，正是这样的人，才使这个世界显得格外可爱。

譬如王门弟子徐珊，愤愤交了白卷；再如，徐珊的同门师兄弟欧阳德、王臣、魏良弼等人，索性在试卷上阐扬师说，故意去触霉头。然而事情偏偏这样蹊跷，欧阳德等人竟然被录取了，真不知道徐珊这时候做何感想。

《明史·黄直传》给出了一点线索：原来考官阵营并非铁板一块，有人尽管并不赞同阳明心学，却钦佩欧阳德等人的骨鲠精神，这才对其“破格录用”。但是，究竟谁才能被“破格录用”，这就很有些运气的成分在，结果王守仁最重要的门生钱德洪，即《年谱》的编撰者，反而悻悻落榜。

真正使钱德洪悻悻的倒不是自己落榜，而是从这场科举里看到了时事的乖谬，看到了那些冥顽不灵的朝廷大员对师门学说不遗余力的打击。然而在听过钱德洪的倾诉之后，王守仁不怒反喜：“真理从此大明于天下了！”

钱德洪完全摸不到头绪，王守仁解释道：“我的学说本来没办法讲给天下人知晓，但这次既然被写进了科举考题，就连穷乡僻壤的人也会知道我的学说。如果我的学说错了，天下必定会有人攻击我的错误来彰明真理。”

这道理的前半部分最容易理解：管你官方是批是捧，反正都以传播力最强的国家媒介为我做了义务宣传。后半部分最显王守仁的胸怀，真理越辩越明，把他的学说放在天下最大的那块铁砧上，任凭天下人千锤百炼，百炼成钢当然是好事，破旧立新也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