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古之学者为己”，那么该如何看待知识性的学问呢？

舒芬，字国裳，正德十二年（1517年）状元，素来以博学自恃，是当时有名的知识精英。正德十四年（1519年），已任翰林院修撰的舒芬因为劝谏武宗南巡，不但挨了廷杖，还被远贬为福建市舶副提举。舒芬某日来向王守仁讨教乐理知识，大约有一点挑衅的意思。王守仁却不作答，反而向舒芬请教“元声”。

元声是一个很专业的乐理问题，即古代十二律当中的黄钟——基准音高。有了基准音高，就可以根据所谓“三分损益律”推衍出全套的音阶，乐师这才可以演奏。以今天的眼光来看，随便找一个基准音高也不太有所谓，只要相对音高准确就好。多人合奏的时候，也只需要事先协调一下。但儒家礼乐并重，音乐有着强大的宗教意义，所以元声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还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必须与“天道”相合。

如何找准元声，在古人而言是一件棘手的事情。《吕氏春秋·古乐》有载，黄帝派乐官伶伦制定音律，伶伦从大夏之西走到阮隃之阴，从嶰溪之谷选出合适的竹子，再从中精选内空均匀的竹干，截取三寸九分的竹管，将它吹出来的声音定为黄钟律的宫音，也就是元音。

这段记载虽然很有神话色彩，却也很形象地说明了确定元音是一件难事。所以舒芬答道：“元声制度颇详，需要在密室里反复试验才能找准。”王守仁却别出心裁：“元声难道只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吗？只要心得到妥善的培养，气自然会和，元气便会自然产生。典籍所谓‘诗言志’，志便是音乐的根本，所谓‘歌咏言’，歌便是制作音律的根本。歌本于心，所以心才是中和之极。”

王守仁所谓心是中和之极，意味着心就是标准的元声，校准元声靠的不是专业的音乐器材，而是平和中正的心。就这样，一个纯粹的知识性问题被巧妙转换为道德修养问题。这正是王守仁的一贯风格，在他而言不存在道德以外的世界，一切问题要么可以转换为道德问题再来解答，要么索性置若罔闻。乐师如果真的用王守仁的方法来校准音高，很可能就要担心失业的问题了。

舒芬毕竟是儒者而非乐师，闻言之下喜出望外，当即便拜王守仁为师。前文有讲舒芬请王守仁书写《孟子》“拱把桐梓”一章，两人的渊源便是从这里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