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叛虽然是一件蓄谋已久的事，却是在仓促之间发生的。

这一切，只因为一个错误的情报。

事情要从宁王努力挣表现说起。其实，各种报告宁王反迹的“谗言”并不足以动摇武宗那颗顽童的心，反而是宁王刻意为自己经营的贤者声誉招致了武宗的猜忌：“官员博取贤名是为了升迁，宁王博取贤名却是为了什么？”

另一个促成猜忌的因素是，宁王得知武宗宠信伶人臧贤，便派人向臧贤“学习音乐”，以尊师重道的姿态奉上巨额学费和一只金丝宝壶。某日武宗临幸，臧贤拿出这只宝壶为圣上斟酒。这当然是一个合情合理的举动，不想这宝壶太过巧夺天工，连皇帝都受到了震撼。当时刘氏刚刚得宠，正为没得到宁王的好处而衔恨，便借机挑唆了几句，武宗这才疑心到宁王身上。

就连江彬也为此出了几分力气。江彬与钱宁是武宗左右最有影响力也最有权势的两大佞臣，而正如刘瑾与“七虎”终于不能相容，江彬和钱宁也为着争宠有了一番明争暗斗。宁王在钱宁身上不惜血本，所以站在江彬的角度上，勾起武宗对宁王的猜忌对于整垮钱宁有着釜底抽薪的意义。局面就这样荒唐得有趣，正是一群“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的女子与小人在不自觉中合力推倒了决定宁王命运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武宗心里既然种下了猜忌的种子，针对宁王的奏疏便奏效了。御史萧淮上奏宁王反迹，建议收捕宁王至京城问罪。提案如此，决议却未必然，而宁王安插在京城的间谍将提案误作决议，于是日夜兼程飞报南昌，与钦差使臣竞逐脚力。

就在六月十三日，宁王四十三岁的生日宴会上，王府间谍不辱使命，先期抵达南昌。间谍不知道的是，朝廷最后的决议只是要革除王府护卫，钦差正是为着这个使命而不是押解宁王进京而来的。宁王原定在八月十五日举事，忽然被这条错误情报乱了手脚，为今之计，也只有先下手为强了。

翌日，即正德十四年（1519年）六月十四日，江西各级长官赴宁王府，为前一天的生日宴会做礼节性的答谢。站在宁王的角度，这真算是天赐良机。于是在武士的扈拥下，宁王当众宣布，当年宦官李广将民家子抱入皇宫，伪称皇子，僭继大统，故而宁王奉皇太后密旨起兵讨贼，务在维护皇室血统的纯正！

以政治谋略论，这真是一个荒唐的名目，只会使人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感觉。推想宁王的初衷，很可能是要把国事化为家事，既然只是家事，朱姓以外的人便没资格插手。历史上不乏先例：唐高宗想废黜皇后，改立武昭仪，顾命大臣褚遂良力谏不可，李勣一句话扭转乾坤：“这是陛下的家事，外人不该干预。”许敬宗更在朝中宣言说：“农民稍有积蓄还想换个老婆，何况天子富有四海。天子想改立皇后，关旁人什么事？”（《大唐新语·酷忍第二十七》）李勣与许敬宗的话虽然貌似置身事外，其实以当时的形势论，这其实正是对武昭仪最有力的支持，李、许二人也因此巧妙地以不甚失尊严的姿态站在了政治强势而道德弱势的一方。

再如唐玄宗因谗言而欲废除太子李瑛与另外两位皇子，名相张九龄强谏，主要缘故有二：

1. 太子无罪。

2. 太子为国本，不可动摇。

而当唐玄宗征求李林甫的意见时，这个擅于揣摩上意的一代奸相讲了和李勣一样的理由：“这是陛下的家事，不是我应该参与的。”（《旧唐书·玄宗诸子传》）

这样的逻辑虽不中听，却不失为“以事实为依据”。家天下的政治，全国的土地、人民、财富都是帝王的私产，而这份产业的所有者当然有资格随意处置自己的产业，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任何一个人来继承。

然而在儒家义理中，这样的逻辑却讲不通。儒者以天下为己任，自觉自愿地为天下人的福祉承担责任。尤其自宋代以后，儒者刻意打造出一种“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的政治幻觉，那么皇帝的家事自然就不仅仅是家事了，而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所以在儒家语境，尤其是在理学语境下的明朝社会，宁王才一举事便犯了“名不正则言不顺”的纲领性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