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五年（1510年）四月，即王守仁就任庐陵知县的一个月后，安化王朱寘打着诛刘瑾、清君侧的名义在宁夏叛乱，将“正义之师”的檄文发往天下各镇。

这一场本该属于顺天应人的“义举”败亡得太快。游击将军仇钺连用智计，使这一场史称“寘之乱”的大事件仅仅延续了十九天时间，这简直像是王守仁后来平定宸濠之乱的预表。

武宗接到叛乱奏报之后，委派的总制军务的大臣正是前述为王守仁的父亲王华作有传记的名臣杨一清；领兵平叛的武将是总兵官神英，神英受封泾阳伯，这个爵位原是靠着贿赂刘瑾得来的；照例还要有太监监军，这个人选正是“八虎”之中的张永。

大军未至，叛乱已平，杨一清却不想就这样轻易收场，他还有件大事要做：难得有机会能和张永单独相处，一定要好好拉拢这个人，天下大事就着落在张永身上了。

正所谓“小人之交甘若醴”，当年的“八虎”本就是个以势利相交的团伙，危急时可以抱团死战，而危机只要稍有缓解，很快就会陷入彼此倾轧的缠斗里了。尤其在刘瑾一支独大之后，处处压制其他“七虎”，尤其与张永的矛盾最深，两人甚至在武宗面前老拳互殴，显见得再没有半点转圜的余地了。

那么，张永既是武宗最信任的东宫旧人之一，又是刘瑾的死对头，要想除掉刘瑾，张永自然是最理想的切入点了。杨一清于是借着出兵在外的机会，对张永“晓以大义”，当然，起实质作用的只会是“晓以利害”。“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贯如此。

回朝后，张永果然说动了武宗，连夜便逮捕了刘瑾，这是八月中旬的事情，即王守仁知庐陵县的五个月后。事情的经过自有一番惊心动魄，张永等人务求一击致命，下手完全是分秒必争的架势。

翌日，武宗将张永弹劾刘瑾的奏疏交付内阁，将刘瑾降职，准备将他发往南京赋闲。但接下来的事情相当出人意料，武宗亲自查抄了刘瑾的府邸，搜出私刻的伪玺及弓弩、甲胄，这显然是谋反的铁证。武宗这才动了真怒，刘瑾被凌迟处死，曾经依附刘瑾的官员亦一一作为逆党被严厉清算，先前被刘瑾迫害的官员也被一一平反，史称“一时朝署为清”。

刘瑾之死，细思之下很有几分蹊跷。史籍所载，刘瑾早有谋反的意图，起因是有江湖术士向他“泄露天机”，说他的从孙刘二汉当有“大贵”，他便信以为真地筹备如何“顺应天命”去了。恰逢刘瑾的兄长去世，刘瑾便计划在正德五年（1510年）八月十五日趁着百官来参加葬礼的时候起事，而张永平定安化王的捷报忽然抵京，恰恰请于这一天行献俘礼。刘瑾要求献俘缓期，张永担心有变，提前进京献俘，这才在千钧一发之际挽狂澜于既倒。

以刘瑾的精明，在当时的政治框架里无论如何也不会蠢到做改朝换代的打算，即便真要改朝换代，也不会蠢到私自准备玉玺和武器的程度，这倒很可能是张永和杨一清等人栽赃诬陷的结果。毕竟武宗对刘瑾感情极深，只要刘瑾不死，不消说到南京赋闲，就算是和王守仁一样贬到贵州龙场，总还有死灰复燃的机会，将来谁能顶得住刘瑾这号狠角色的报复呢？唯一能定刘瑾死罪的，也就只有谋反这一途了。而谋反的铁证，有什么还能比私刻的玉玺和私藏的武器更有说服力呢？更何况武宗是个顽童一般的皇帝，这种戏剧化的情节最对他的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