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王守仁的这段经历实在过于玄怪，总让人不敢十分相信。

《行状》的记载另有一些细节，以王守仁“海上曾为沧水使，山中又拜武夷君”的诗句证实其事。黄绾后来将《行状》送交湛若水，作为写王守仁墓志铭的参考，湛若水却断言这些怪谈只是王守仁当时出于佯狂避世之心而放出的烟幕弹罢了，那些夸虚执有以为神奇的人根本不懂他。这样看来，似乎王守仁并未逃脱宗教领袖的一般命运：被弟子和信徒们不断神化，最后即便不能登坛成神，至少也从凡人变成半仙。

王守仁既然心志已决，当即下了武夷山，先取道南京探望父亲，再赴家乡余姚探望祖母。一去龙场很可能再无生还的希望，眼下的离别很可能就是生离死别。父亲如何能想得通，祖母如何能舍得下，但谁又能想出解决办法呢？做一个正直的人，必然意味着要承受更大的风险。

唯一可堪慰藉的是，妹婿徐爱带着好友蔡宗兖、朱节来了，郑重其事地行了纳贽拜师之礼，“奋然有志于学”（《年谱》）。想来这一场拜师重要的几乎都只是仪式意义，因为王守仁即将赶赴贬所，师生名分虽定，但从当时来看，恐怕教与学都再没有机会。这三个刚刚在浙江乡试中考得举人资格的年轻人，只是凭着一腔热血，凭着对王守仁正直人格的崇敬，这才行此拜师之举，也算是给这位末路的英雄以一场独具风骨的饯别吧。但造化弄人常是以无心插柳的方式，后来王守仁讲学遍天下，发轫之功便起于此时。所以，徐爱、蔡宗兖、朱节这三人算是阳明心学的第一代传人，其中又以徐爱最为关键，徐爱之于王守仁，正如颜渊之于孔子。

师生名分既定，王守仁匆匆上路，临行时写下一篇《别三子序》，与徐爱三人正式道别。在这一篇临别赠言里，很有一些耐人寻味的内容：

自程、朱诸大儒没而师友之道遂亡。六经分裂于训诂，支离芜蔓于辞章业 举之习，圣学几于息矣。有志之士思起而兴之，然卒徘徊咨嗟，逡巡而不振；因弛然自废者，亦志之弗立，弗讲于师友之道也。夫一人为之，二人从而翼之，已而翼之者益众焉，虽有难为之事，其弗成者鲜矣。一人为之，二人从而危之，已而危之者益众焉，虽有易成之功，其克济者亦鲜矣。故凡有志之士，必求助于师友。无师友之助者，志之弗立弗求者也。自予始知学，即求师于天下，而莫予诲也；求友于天下，而与予者寡矣；又求同志之士，二三子之外，邈乎其寥寥也。殆予之志有未立邪？盖自近年而又得蔡希颜、朱守忠于山阴之白洋，得徐曰仁于余姚之马堰。曰仁，予妹婿也。希颜之深潜，守忠之明敏，曰仁之温恭，皆予所不逮。三子者，徒以一日之长视予以先辈，予亦居之而弗辞。非能有加也，姑欲假三子者而为之证，遂忘其非有也。而三子者，亦姑欲假予而存师友之饩羊，不谓其不可也。当是之时，其相与也，亦渺乎难哉！予有归隐之图，方将与三子就云霞，依泉石，追濂、洛之遗风，求孔、颜之真趣，洒然而乐，超然而游，忽焉而忘吾之老也。

今年三子者为有司所选，一举而尽之。何予得之之难，而有司者袭取之之易也！予未暇以得举为三子喜，而先以失助为予憾；三子亦无喜于其得举，而方且憾于其去予也。漆雕开有言“吾斯之未能信”，斯三子之心欤？曾点志于咏歌浴沂，而夫子喟然与之，斯予与三子之冥然而契，不言而得之者欤？三子行矣，遂使举进士，任职就列，吾知其能也，然而非所欲也。使遂不进而归，咏歌优游有日，吾知其乐也，然而未可必也。天将降大任于是人，必先违其所乐而投之于其所不欲，所以衡心拂虑而增其所不能。是玉之成也，其在兹行欤！三子则焉往而非学矣，而予终寡于同志之助也！三子行矣。“深潜刚克，高明柔克”，非箕子之言乎？温恭亦沉潜也，三子识之，焉往而非学矣。苟三子之学成，虽不吾迩，其为同志之助也，不多乎哉！

增城湛原明宦于京师，吾之同道友也，三子往见焉，犹吾见也已。 (2)

归纳一下这篇文章的几个要点：

1. 儒学自从二程、朱熹以后，师友之道不复存在，儒家经典也沦为应试工具。一言以蔽之，儒学基本上已经名存实亡了。

2. 复兴儒学以立志为先，有志者事竟成。

3. 自己从求学伊始便渴求知音，但志同道合的人寥寥无几。

4. 以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话来做自我宽慰，用使命感来增强自己应对困难的信心。

5. 最后叮嘱三名弟子去北京见湛若水，可见王守仁此时对湛若水的推崇。

全文核心之核心便是流露出一种极尽孤独的使命感，觉得全世界都对自己或为难或冷漠——这是孔子、孟子都曾有过的特殊心态——大道衰微，古风无存，谁来弘扬大道，谁来存续古风，答案自然是孟子那句“舍我其谁”。

将逆境的缘故道德化，这是一种既行之有效亦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心理机制。正如我们看到昔日的同学飞黄腾达，而自己依然做着一份低薪而辛苦的工作时，我们总会自觉不自觉地告诉自己，我们不是为了利益，而是出于兴趣或某种强烈的道德驱动力才选择了这份工作，正是这样的选择使我们区别于那些因唯利是图而面目可憎的人。我们的逆境愈是煎熬，道德解释力便愈是强大。

诚然，强大的使命感是逆境中最有效的兴奋剂。我们不妨检点一下历代知识分子在相似处境下的生存方略：屈原、贾谊是一类，因忠见斥，因才遭忌，在自怨自艾中一发而不可收。王守仁在贬谪的路上取道沅、湘，写有一篇《吊屈平赋》，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胸中块垒，但怨气就这样以文辞发泄出来了，人并不曾真的步上屈原、贾谊的后尘。苏轼是另一类，天性豁达，万事全想得开，到哪里都不失名士派头，当然，宋代社会的文明程度远较明代高，这也是苏轼得以极尽放旷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客观原因。在性格、气质上，王守仁与苏轼可谓截然相反的两类人，前者以拙胜，后者以巧胜，苏轼的心灵鸡汤王守仁是注定喝不来的。第三类是许许多多通晓人情世故的凡夫俗子，其实只要对官场规则够通透，就会知道权力博弈难免起伏不定，既然“朝中有人”，一时失势后总有很大的概率可以死灰复燃。

但王守仁显然不是凡夫俗子，人情世故于他而言只是小人伎俩，既不在意，亦不必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