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仁后来学术定型，也很强调“勿忘勿助”。这原是孟子培养平常心的心得，见于《孟子·公孙丑上》，后来成为阳明心学最重要的理论源头之一。

孟子的高徒公孙丑向老师请教说：“您如果做了齐国的卿相，有机会实现您的主张，那时候您会不会有所动心呢？”公孙丑所谓的“动心”，据朱熹解释是“恐惧疑惑”的意思。换言之，职位太高，责任太大，会不会使人失了方寸？

孟子的回答很坚决：“我是不会动心的，我从四十岁以后就不再动心了。”

至于怎样才能不动心，或者说怎样才能获得平常心，有具体的心理训练方法没有？孟子的答案是“有”，而且方法不止一种。北宫黝的训练是，肌肤被刺，保持不颤动；眼睛被戳，保持不眨动。孟施舍的方法是，对敌的时候不考虑强弱对比，只管勇往直前。孟子自己的方法是培养“浩然之气”，培养的方法是“集义”，即正义的日积月累，“集义”的要领是“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也就是说，既要时时刻刻记挂着它，又不能操之过急、强加干预，孟子“揠苗助长”的寓言故事就是在这个时候讲的。

“养吾浩然之气”“集义”“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这些都是宋朝人反复论说的概念，是为修养的“功夫”，基本属于技术层面的问题。正如佛教修行要持戒修定，道教修行要吐纳炼丹，儒家也有儒家的修行技术。

孟子虽然给出了技术要领，说得却还不够分明，以至于后世学者各有各的理解，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尤其对于“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这一句，宋儒将其归纳为“必有事焉”和“勿忘勿助”两截，朱熹认为只说“必有事焉”就足够了，不该讲什么“勿忘勿助”，因为“集义”原本就该用力，即便多用些力也不妨事，不用力却怎么可能？

朱熹的意思很好理解，譬如某人一心想做圣贤，于是天天坚持读圣贤书、做圣贤事，不敢有半点松懈；或者像我们读书学习，无论囊萤映雪还是悬梁刺股，都是刻苦与奋斗精神的典范，用力用到这个程度也算是极致了，但这有什么不对吗，难道不是“梅花香自苦寒来”吗？

所以儒家发展下来，理学一脉偏重“必有事焉”，心学一脉则二者并重。王守仁在这个问题上纠结过相当一段时间，最后用合二为一的方法消弭了二者的矛盾，认为“必有事焉”其实已经包含了“勿忘勿助”，一个人只要“致良知”，在“必有事焉”上用力，自然就会“勿忘勿助”。当然，这是后话，此时的王守仁还没有这样的见地，只不过“勿忘与勿助，此中有天机”这两句诗已经成为他必须要面对的一个很切身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