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力旺盛的年轻人总是兴趣多变的，只要有一个小小的契机来触发，全部关注就会投入另一个领域。弘治十年剑拔弩张的边防时务使王守仁精研兵书，而仅仅一年之后，他又因为偶然读到朱熹的一句话而重返儒学的阵营。

当时王守仁处于一种彷徨的境地，诗歌文章毕竟不足以通至道，求师访友又很难遇到对自己真正有引领作用的人，研习兵法也没机会上阵临敌，真不知道该往何处去了。某日读朱熹上宋光宗的一封奏疏，读到“居敬持志，为读书之本；循序致精，为读书之法”，忽有所悟，想到从前读书虽然涉猎庞杂，却不曾循序渐进以至精纯，自然不会有多大的收获。

既然有所悔悟，改弦易辙便不是难事。王守仁认真遵循朱熹的教诲，循序读书，收获果然不同以往，只是“物理吾心终若判而为二”，意即认知主体（我）和认知客体（物）始终处在分离的状态，不能融汇，这令二十七岁的王守仁非常不能接受。

岛田虔次在他那部出版于1949年的成名作《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里有这样一番概述：“阳明的——或者不如说是把阳明作为其自觉的焦点的当代精神的——最大烦闷，就在于总觉得物理和吾心好像始终被判而为二。理和心的一致，如果换句话说，就是在所有根源性的、原理性的、规范性的事物中，让主观参与，使主观与之一致。不！更主要的是主观方面吞并了那个根源性的、原理性的、规范性的事物，这才是当代精神所担负的最大课题。”

王守仁时代的“当代精神”究竟有没有这种莫名其妙的“最大烦闷”，这其实很难讲；具体到王守仁自己，这种“最大烦闷”究竟从何而来，现代人实在很难理解。何止现代人，任何有常识的古人也难理解。譬如我想搞清楚一只苹果是不是甜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咬它一口，那么在这个认知过程中，我是认知主体，我“要”去认识，苹果是认知客体，“被”我认识，这难道不是任何愚夫愚妇都能明白的道理吗？如果认知主体和认知客体并不“判而为二”，而是合二为一，我和苹果合二为一，这才会让人纠结吧？

朱熹的格物致知论至少在这一点上并不违背常识。朱熹讲“知在我，理在物”，探知苹果是酸是甜的能力在我这里，苹果的味道在苹果那里，我要想知道苹果的味道，就要把我的认知能力用在苹果这个认知对象上，总不成苹果的味道就潜伏在我的心里，我只能从心里去发掘苹果的味道吧？

当然，以今天的知识而言，应当说苹果的物理与化学结构在苹果那里，我通过“吃苹果”这个行为，我的感官与神经系统将苹果的物理与化学结构在我的大脑当中解读成“苹果的味道”，亦即苹果的味道与其说在苹果本身，确实不如说就在“吾心”。

王守仁当然不会从这个角度来质疑朱熹，他究竟为什么会生出上述纠结，我以为唯一合理的推测就是他曾经有过“吾心”与“物理”合二为一的神秘而朦胧的体验，并且很享受那种感觉。而这样的体验，应当是修仙的经历带给过他的，任何宗教性的修行，无论是佛教的禅定、道教的吐纳、基督教的默祷，都会带来一种相同的神秘体验，即感觉自我与某种超验的事物融合为一，与宇宙合体，心中充满莫名的感动。很多人之所以达到虔信的阶段，不会被任何理性论证所折服，根源就在于他们有过这种难以言喻的神秘体验。今天，在宗教世界以外，这是神经科学研究的对象，并且取得了一些成果。

无论如何，阳明心学的端倪就是在这个貌似莫名其妙的纠结中悄悄萌芽了。为着这份纠结，王守仁殚精竭虑，结果又大病了一场，原来“格竹子”事件竟然使他落下了病根。

经过这一场旧病复发，王守仁越发坚信做圣贤需要超乎寻常的精力，普通人勉强不来，人生的大方向只能到别处寻找。而就在这个时候，又一个契机触发了他新的兴趣。仿佛铁柱宫事件的重演，王守仁偶然听道士谈养生术，于是生出了遗世入山的修仙之念。但造化偏偏这样弄人，就在翌年，即弘治十二年（1499年），王守仁第三次应举春闱，赐进士出身，时年二十八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