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一个庞大的社会，利诱往往会比威逼有效许多。

宗教问题无疑是所有社会问题中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我们在欧洲历史上看到太多由之而来的战争与清洗，在今天看上去实在微不足道的教义分歧在当时都会导致无情的杀戮。但是，当伊斯兰世界称雄欧洲之后，宗教政策竟然宽容得匪夷所思：基督徒完全可以保留信仰，只不过，改宗伊斯兰教的人可以享受免税待遇。这一政策到底收效如何呢？新的政令给出了答案：旧制度作废，从此以后所有人都要交税。绝大比例的人口都改宗了，已经没有足够的税收来供养政府了。劳苦大众是最早改弦易辙的群体，应了孟子“无恒产者无恒心”的断语。

从政治角度来看，科举考试该订立怎样的标准，实质上就是要订立一个利诱的标准。唐代以诗赋取士，造就了一个繁盛得旷古烁今的诗歌时代，此即一例。但善于反思的人难免会想，难道会写诗就会做官吗？写诗所需要的素质和做官所需要的素质难道有任何相通之处吗？

在王安石变法的时候，这个问题引发过极其激烈的辩论。王安石的提议是，诗赋取士导致了浮华绮靡之风，不切实用，不如改为经义文章取士；教育改革应该配合考试改革，有必要在全国各地兴办学校，普及儒家教育。

在这个问题上，王安石最大的反对派是苏轼，其反对意见详载于《宋史·选举志一》，大意归纳如下：

1. 王安石找错了靶子，因为选拔与用人的关键既不在教育，也不在考试形式，而在于上级领导明鉴的眼光和认真的考核。

2. 庆历年间已经搞过类似的教育改革，当时大家都以为太平可待，现在却已经名存实亡了，徒然扰民而已，既然殷鉴不远，何必重蹈覆辙？

3. 儒家的德治原则是上行下效式的，统治者修身以格物，为万民做表率，以此来化民成俗，如果变成教条让人学习，作为选拔官僚的标准，这会激起天下人争相作伪的风气——历史一再告诉我们，国君以孝取人，则勇者割骨疗亲，怯者在父母墓旁结庐而居；国君以廉取人，天下人便争相做出各种寒酸样，穷形尽相，无所不用其极。

4. 科举标准未必需要“有用”，唐代诗赋取士不也出现过那么多能臣吗？

这真是真知灼见啊！把苏轼的逻辑稍稍向前推进一步，我们约略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科举标准只要能够考察出一个人的智商、情商和基本文化素养也就够了，换言之，要考的是素质，而不是具体的知识或具体的价值观。一旦以具体的价值观为考试内容，无论该价值观是孔子的原教旨、王安石的荆公新学、苏轼兄弟的蜀学、张载的关学、二程的洛学乃至朱子理学，甚至于佛学或基督教神学，只要是具体的某种价值观，则非但不能“再使风俗淳”，反而会使天下人相率以虚伪，越虚伪的人越容易进入士大夫的阵营，越有升官发财的机会。而宋代科举取士尤其不拘门第，“无恒产者无恒心”的规律注定会掀起波澜。

程颐曾以相当乐观的心态看待科举，说一个人勤学应举并不必然导致妨业废道的结果，毕竟一个月的时间可以分十天给举业，其他时间完全足够做真正的学习。只不过一个人的志向，若不志于此则必志于彼，就怕科举扭曲了人的志向。（《近思录》卷七）

程颐不曾预料的是，科举取士一路发展下来，竞争日渐残酷，在同等资质的选手间，一个月只学十天的又怎么竞争得过那些有凿壁偷光、囊萤映雪精神的可怕对手呢？考试题目也是越出越刁钻，全力以赴尚且不能保证有多高的胜算，而那些将主要的时间精力花在“为己之学”上的真诚的儒者，其结局也就可想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