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伦祖孙抵达京师之后，王华便也像我们今天任何一位平凡的父亲一般，安排老人养老，安排孩子上学。王守仁虽然顺利入学，但他身上那种“豪迈不羁”的习气总是让父亲感到不安，只有旷达的祖父最理解他。

“豪迈不羁”这四个字是钱德洪《年谱》的原文，我们似乎很难想象一个十一岁的孩子到底还能怎么“豪迈不羁”，幸而黄绾《行状》给出了更为清晰的表达：“性豪迈不羁，喜任侠。”看来王守仁并不是一个会被老师和家长喜欢的乖孩子，至少不让长辈省心。其实那个年纪的男孩子总会喜欢舞枪弄棒之类的游戏，一切和战争有关的事物都会令他们着迷，“喜任侠”实在再正常不过。

推测问题的根源应该在于，王守仁十岁之前一直在家乡余姚生活，受祖父自然率性的气质感染，甫至京师，和自幼接受儒家礼教训练的高门大户的孩子们在一起，自然会显得有些粗野，我们不妨假想一个从希望小学里走出的天才少年突然转入了伊顿公学。普通家长在这种时候自然会操心孩子“适应”和“融入”的问题，王华的忧虑自然是很可以理解的。只是，倘若王华真的相信长子身上一直伴随着的异象与神迹的话，任何忧虑显然都嫌多余。果然紧接着，在王守仁身上又发生了一桩奇事。

那时他正在集市上玩耍，和一名卖雀儿的小贩起了争执，大约是在讨价还价吧。有一位相士看在眼里，当即买下了雀儿送给王守仁，又一路送他回到书馆。相士对塾师说：“这孩子将来会官至极品，创下非同寻常的功名。”随后相士为书馆的其他学生也相过了面，预言每个孩子将来的官运，后来竟一一应验。

这件奇事载于黄绾《行状》，但不是我们今天在《王阳明全集》里所看到的版本。生活时代略晚于王守仁的王世贞，明中叶文坛的一代宗师，在《弇山堂别集·史乘考误》里细细辨析国史真伪，以上述《行状》故事参照钱德洪《年谱》的记载做过一番分析。

《年谱》将少年王守仁遇到相士的事情安排在长安街上。明代的长安街和今天所指略有不同，那时候天安门称为承天门，承天门外有大明门，左右各有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这左右两门之间的长街叫作长安街。王守仁和同学正走在长安街上，偶然被一名相士看出异状。相士叮嘱王守仁道：“我送你几句话，你今后一定要记好：须拂领，其时入圣境；须至上丹台，其时结圣胎；须至下丹田，其时圣果圆。”

王世贞有分析说，《行状》撰于《年谱》二十年之前，作者黄绾是王守仁极亲近的门人，怎会不知道有圣境、圣果之说，而要等到钱德洪二十年后撰写《年谱》才发掘出这桩旧事呢？这大抵是为了推尊王守仁而添枝加叶出来的。

王世贞毕竟是古人，不觉得就连《行状》的那段记载恐怕也是出于同样的缘故而附会出来的。弟子为老师作传，尤其是教众为教主作传，常常会出现这一类桥段。何况阳明心学是一门相当具有感性气质的学问，与理性气质的程朱理学大异其趣，无论王守仁本人还是他的弟子，以及所有会被阳明心学强烈吸引的人，或多或少都有几分神经质。接下来我们还会在王守仁的生平记载里看到各种近乎妖妄的记载，偏感性的读者容易着迷，偏理性的读者容易皱眉。

当然，倘若我们采信这些神异的记载，至少会有这样一个好处，即相信一切皆为命中注定，心态会因此平和许多。不过王守仁身上的光环也就会随之褪去，因为他的全部非凡仅仅是因为上天安排了他的非凡。

话说回来，那位相士如果足够长寿，或者不曾因为泄露天机而遭受断子绝孙的天罚的话，只要等到当日预言一一应验，定会赚到盆满钵满。他最有职业操守的地方是，赠给少年王守仁的那几句话一点都没有不清不楚、模棱两可，尽管字面有点唬人，其实相当简明易懂，大意是说当王守仁的胡须长到衣领处的时候，就开始进入圣境了；胡须长到上丹台的时候该有小成，胡须长到下丹田的时候便会修成正果。

相士在这里所用的是道教修炼内丹的术语，如果我们以神学家“寓意解经”的方式加以解读，这无非是预言王守仁将来必成大器。但如果拘泥于字面，这就是预言王守仁将会以修仙的方式度过一生，晚年真的会修炼成仙。

王守仁当时毕竟年少，对这番话的理解拘泥在一个“圣”字上。自此之后，他在读书时常会“静坐凝思”。我们不晓得他究竟如何静坐，又如何凝思，也许他是在模仿道教修炼的吐纳功夫，也许是在沉思人生的重大问题，也许兼而有之。随后发生的事情证明，这个小孩子为之静坐凝思的问题确实够宏大。

他问塾师：“什么才是第一等事？”

塾师答道：“当然是读书登第。”

王守仁不满意这个答案，迟疑着说：“登第恐怕算不得第一等事，真正的第一等事应该是读书学圣贤。”

父亲王华听说了这段趣事之后不禁失笑，对儿子打趣道：“你想做圣贤吗？”

这番简短的对话里实在饱含深意，关涉到儒家理想一途与现实一途最本质、最激烈亦最切身的矛盾。哪怕事件本身只是阳明心学的后生门徒们为了神话师尊而编造出来的，但它所蕴含的正是心学学脉中的逻辑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