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种成败之心，王阳明称之为“将迎”。《传习录·下》有一段问答：

问：“孔子所谓‘远虑’，周公‘夜以继日’，与‘将迎’不同。何如？”先生曰：“‘远虑’不是茫茫****去思虑，只是要存这天理。天理在人心，亘古亘今，无有终始；天理即是良知，千思万虑，只是要致良知。良知愈思愈精明，若不精思，漫然随事应去，良知便粗了。若只着在事上茫茫****去思教做远虑，便不免有毁誉、得丧、人欲搀入其中，就是‘将迎’了。周公终夜以思，只是‘戒慎不睹，恐惧不闻’的功夫，见得时，其气象与‘将迎’自别。” (1)

孔子和周公这两位儒家圣贤都是思虑深沉的人，而在王阳明看来，他们所思虑的并不是具体的事情，而是“致良知”的功夫。用今天的话说，譬如周公和孔子处理国政，正面临一起很棘手的国际争端，他们不会仅仅从技术层面上设想解决方案，以期利益最大化，而是遵循良知的指引，不计得失成败地应对难题。哪怕良知告诉自己只有某种损害国家利益的办法才是唯一合乎道义的解决方案，他们也会欣然照做。（事实上在孔子生活的年代，在那个标准意义上的贵族世界里，道义原则确实每每被置于国家利益之上，这是今天我们这个平民社会很难理解的事情。对此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我的另一本书：《治大国：古代中国的正义两难》。）

倘若仅仅在技术层面思考问题的解决方案，那就不免会掺入毁誉、得丧、人欲的成分，距离天理、良知也就远了。譬如还是在那一场国际争端里，如果你试图寻找一种利益最大化的解决方案，自然就会患得患失，这是无论如何也保持不住平常心的。

以平常心处理国政，在儒家经典里不乏经典案例。譬如《左传·昭公元年》，诸侯在虢地会盟，其时晋国和楚国是国际政局中两个势均力敌的超级大国，很有20世纪60年代美苏冷战的架势。晋国大夫祁午劝谏本国总理赵文子说：“上一次在宋国的会盟，您代表晋国，子木代表楚国，结果楚国压倒了晋国。子木是个守信君子，尚且以欺骗手段占了我们的上风，这一届的楚国执政大臣公子围是出名的不讲信用的人，您如果不格外提防，一定会重蹈覆辙。楚国如果再次压倒晋国，就是晋国的奇耻大辱。”赵文子淡淡答道：“当初宋国的会盟，子木有害人之心，我有爱人之心，所以楚国才占了便宜。如今我的爱人之心依然未改，今后还会一以贯之，楚国不足为患。这就好比农夫种田，只要勤劳耕作就是了，虽然一时会遇到灾荒，但一定会有丰收的时候。”

赵文子的农耕之喻很见儒家精髓，即便我们站在功利主义的角度，也必须表示相当程度的赞同，因为这实在是一种很聪明的概率思维。农耕的经验告诉人们，个人努力并不总能保证相应的回报，一场突如其来的冰雹就足以毁掉一年的收成，但这样的天灾不可能年年都有，只要年复一年地勤劳耕作，概率就足以保障可喜的收成。今天的博彩公司和保险公司就是应用这条规律来赚钱的，一城一地的得失他们并不在意，概率已经保障了一切，不似投机客的命运，成则五鼎食，败则五鼎烹。

站在博弈论的角度重新审视赵文子的策略，我们会发现赵文子之所以可以保持这样的平常心，之所以找到了概率制胜的诀窍，是因为他充分认识到自己做的不是一锤子买卖，而是博弈论所谓的重复博弈。这也就意味着，赵文子并非因为得益于某种神奇的心灵修炼才能够以平常心应对国际大事，恰恰相反，这仅仅是普通人在重复博弈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种自然心态而已。倘若我们置身于类似的处境，只要用上概率思维，同样可以举重若轻。而在那些既属于一锤子买卖又对我们至关紧要的事情面前，平常心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的——除非我们具有天生杀人狂的禀赋，或者真正认同了道义优先原则，使该原则成为我们心里唯一至关紧要的事情，后者正是阳明心学最重要的实际功效之一。

九、左手权谋，右手鸡汤

一旦我们想通了上述这些问题，那么随之而来的疑难或许便不是怎样追随王阳明的足迹，而是犹豫着是否还要继续追随下去。抉择到底如何发生，这既取决于心态，也取决于价值取向。

我想讲述一个载于儒家经典的真实事件，每个人都可以借此评估一下自己的心态和价值偏好。事情发生在春秋时代，齐国四大家族，其中栾氏和高氏一党势力较强，陈氏和鲍氏一党势力较弱。某天，陈氏宗主陈桓子和鲍氏宗主鲍文子分别得到线报，说栾氏、高氏即将攻打自己。陈桓子、鲍文子急忙召集人手，分发武器、甲胄，同时派人探听对手的最新动向。没想到的是，最新线报表明栾氏和高氏正在饮酒作乐，之前的线报纯属误判。这是一个抉择的关头，试想一下，倘若我们处在陈桓子和鲍文子的位置，在这个尴尬的时候究竟会做出怎样的应对呢？

倘若秉持儒者精神，“过而能改，善莫大焉”，陈桓子、鲍文子至少应该解除武装才是，但是，正是患得患失的思虑促使陈桓子做出了相反的决策：“我们既然已经做出了反击准备，消息一定会传到栾氏和高氏那里，到时候他们就真的要来发难了。不如趁着这个时机，将错就错，索性除掉这两大对头好了。”于是陈、鲍联军发起总攻，将栾、高两大家族彻底瓦解。（《左传· 昭公十年》）

不得不承认陈桓子很有急智，同样必须承认的是，他的顾虑是相当真切的：本着利益最大化的原则，知错就改将会招致灭顶之灾，将错就错反而可以改天换地。醇儒只会选择前者，对灾难性的后果坦然承受，不求尽如人意，但求无愧于心。

刘宋文帝元嘉十六年（439年），诗人鲍照途经雷水，写信给妹妹鲍令晖概述沿途风光，不经意间道出了一个最难被人接受的世界真相：“栖波之鸟，水化之虫，智吞愚，强捕小。”（《登大雷岸与妹书》）人类社会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于是不难想见的是，残酷的生存竞争注定会使陈桓子那一类人兴旺发达，其“优质基因”不断开枝散叶，而另一方面，一点点风吹草动就足以淘汰掉一大批醇儒式的人物。

我们不妨追踪一下四大家族争斗事件的余波：自从栾氏、高氏被逐出齐国之后，陈氏渐渐把持了国政，直到数十年后的公元前481年，亦即儒学史上“获麟”的重要一年，陈桓子的后人陈成子发动弑君政变，成为春秋时代“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的最佳例证。自此以后，“狐媚而图圣宝，胠箧而取神器”便成为历史的常态了。当时孔子在鲁国听说了这件事情，斋戒三日，向鲁哀公请求出兵干涉齐国内政，以拨乱反正的姿态去恢复应有的国际秩序。

孔子的进谏貌似有些说服力：“陈氏弑君，齐国至少有半数人不会支持他。以我们鲁国的人众，再加上齐国人众的半数，有能力战胜叛贼。”

孔子分明知道，这样的请求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因为一来鲁国的实力根本不足以抗衡齐国，二来当时鲁国的内政比之齐国也只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三桓专权，鲁哀公形同傀儡。所以孔子私下如此对人解释自己的行为：“只因为我曾经位列公职，有表达政见的义务。”（《左传·哀公十四年》）

这正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典型范例。孔子自认为有义务去阐述“道义正确”的意见，尽管明知这份意见毫无获准的希望。当然，对于鲁国君民来说，这倒未必是坏事，因为倘使鲁国真的兴兵伐齐，那么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才是最有可能出现的结果。

翌年，孔子的高足子贡作为鲁国的外交副使出访齐国，与陈成子欣然确立外交关系，还成功地使后者归还了鲁国一处城邑。（《左传·哀公十五年》）如果我们记得司马光在《资治通鉴》的第一处“臣光曰”里如何批评周天子不该轻率地承认瓜分晋国的三家叛臣的合法地位，以及孔子向来如何强调名分的重要性的话，那么我们就该想到，子贡这一起在现代人看来实属成功的外交活动无异于承认了陈成子这个乱臣贼子的合法身份，为了国家利益而牺牲了道义原则。

今天我们最容易认同子贡的做法，连带着会责怪孔子的迂腐，毕竟“国家利益高于一切”，自然也高于道义。然而吊诡的是，在更有醇儒色彩的人看来，孔子的这番做派哪里是迂腐，简直就是功利！当然，孔子不可能做出这样功利的事情，所以事情一定另有真相。

这是北宋大儒程颐的观点，在他看来，孔子当时只应该列举道义上的理由，却不应该具体分析出兵伐齐的可行性。真儒行事，只在意有没有充足的道义依据，不会计较成败利钝，哪怕以卵击石也在所不惜。

看上去程颐已经站在了醇儒立场的极致处，再没有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空间了，但是清代学者章学诚在《乙卯劄记》里很是刻薄了程颐一番，说，如果真的完全从道义出发，孔子的正确做法应该是请鲁哀公向周天子请命，在后者的授权下兴兵伐齐，因为只有天子有讨伐诸侯的权利，这正是儒家很在意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光荣原则。所以章学诚批评宋儒“执理太过”，太不通人情了。

章学诚说得没错，但是，且让我们再转换一个视角：当我们从“平常心”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的时候，就会发现程颐才是最有平常心的人。一个人的内心准绳越是简单、笃定，待人处世也就越发从容不迫，幸福感也就越发容易得到提升，因为我们的大脑神经系统天然就喜欢简单而稳定的结构。

事情的另一面是，我们可以将程颐与陈桓子分别看作坐标的两极，是不可兼得的鱼与熊掌，但我们生性就是贪婪的，总渴望鱼与熊掌兼得，至少也要“不负如来不负卿”，所以热衷于权谋术和心灵鸡汤的竟然往往是同一批读者。顺理成章的是，如果有一个榜样人物兼具权谋术和心灵鸡汤双重特质，那他就一定会受到异乎寻常的推崇。

于是，我们发现了王阳明。

十、为什么我们不但喜欢攀比，还喜欢幸灾乐祸

仅从心灵鸡汤的意义而言，阳明心学，乃至各种主流的儒家学说，都是在道义原则导向的范畴里，故而有助于平常心的培养。理解王阳明的生平与学术，理应会引导人们通往儒家所推崇的人格标准。于个人福祉而言，这虽然既不可能也不应该为你打造出心灵深处的“成功素质”，但至少可以使你培养出良好的自我感觉，正如那位诵读六字大明咒的老婆婆一样。

一切人生福祉归根结底皆属自我感觉。譬如一万元的月薪究竟会使你沾沾自喜抑或愤愤不平，很大程度上并不取决于它的真实购买力，而仅仅取决于你的同事和亲朋好友们挣得比你多还是比你少。概言之，并非你的绝对收入，而是你在社会阶层中的相对处境决定了你的幸福感。

美国作家罗伯特·弗兰克在《奢侈病：无节制挥霍时代的金钱与幸福》一书中很好地论述过这一现象的深层原因：“在贫穷的社会里，一个人对他的妻子证明他爱她，送她一枝玫瑰就行了；但是，在一个富裕的社会里，他必须送她一打玫瑰。……人们关心相对处境是由来已久的，一个重要的根源在于，那么多的重要资源是根据相对而不是绝对能力来进行分配的。例如，正如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强调的那样，总是有一些食物可以得到，甚至在最严重的饥荒发生时也是这样，而谁能得到这些食物的问题主要依相对财富持有的多寡而定。所以，这就难怪会有人选择去他能挣到10万美元而其他人只挣9万美元的地方，却不愿去他能够挣11万美元而别人挣20万美元的地方去生活。尤其是，我们不难理解这样一种现象，即，有些人当自己的愿望得到满足后，还希望看到他人的努力遭到失败。”

“小人之好议论，不乐成人之美，如是哉！”韩愈的这一句著名感慨完全可以在罗伯特·弗兰克和阿马蒂亚·森这里得到完善的解释。我们由此看到的是攀比心理的生物学意义。是的，我们天然就会忽略个人收入水平的绝对值，而永远在自觉不自觉之中去追求综合收入能力的社会排名。这正如我们每个人都有的校园经验：考分的绝对值是无关紧要的，考分的排名才是唯一重要的事情。如果要我们在“考90分，排名倒数第三”和“考60分，排名第一”之间做出选择，当然不会有人选择前者。这就意味着，我们究竟学到了多少知识，这并不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个人福祉，所以古人生活得并不比我们更不幸福。

所以我们也会晓得“鹪鹩巢林，不过一枝；鼹鼠饮河，不过满腹”这一类宣扬知足常乐的人生哲学是何等违背人性，“始以创出为奇，后以过前为丽”的世界是何等真实不虚，所以当我们在史书里一再看到倡节俭、禁浮华的诏书，该会明白这是一种何等徒唤奈何的努力，所以当我们知道在经济学领域“价值是主观的”这一认识竟然是直到相当晚近的时候才由奥地利学派认认真真地归纳出来，这是何等令人吃惊。

幸福就是如此主观，人的幸福感其实是受到天生的认知模式的左右，和财富的多寡并没有直接、必然的联系。财富为我们带来的幸福感，与其说是源于物质生活的丰裕与便利，不如说是源于财富所带来的社会等级的提升，否则哪怕我们拥有再多的财富，但只要比不过身边的其他人，我们那脆弱的心难免会受到嫉妒和焦虑的啮噬。所以经济学长久以来存在着一个误区，它只关心经济总量的增长和帕累托改进式的全民财富的提升。譬如你是否愿意接受这样的改进：你所有亲朋好友的财富提高十倍，你本人的财富提高两倍？经济学家和你的理性都会举手赞同，但你的非理性，或者说你的情感，很可能会急遑遑地站出来，投一张庄严的反对票。

在这个问题上，你的非理性不但答对了，而且抢答成功。是的，非理性的反应速度远远超过深思熟虑的理性。

其实人类只要度过了匮乏时代，享受用财富买到的全部快感，绝大部分都无关物质性的生存，而是深深地关乎人际关系。譬如所有人都买了车，你不会觉得没有车意味着匮乏，而会认为那是一件丢脸的事，同理，在亿万富翁俱乐部里一个千万富翁很容易会有无地自容的难堪感，尽管他的财富已经足以使他过上优渥的生活了。

对稀缺性的追求是最深层的永恒人性之一，这才是经济学的真正基石，倘若亚当·斯密当年能想到这一层的话，就不会困扰于那个钻石与水的悖论了。所以，在公平和效率之争中，即便仅仅从经济学的立场来看，也应当义无反顾地站在公平优先的一边。当然，我知道很多人不会赞同我的结论。

十一、自信心与旁观者·柳龙拳的故事

有一些人生哲学可以带给我们良好的自我感觉，另一些则不然。譬如“实事求是”显然属于后者：一来我们几乎排除不掉“确定性偏见”的干扰，否则也就不会有“人贵有自知之明”这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民谚；二来“实事求是”往往会使我们陷入极度不适的状态，毕竟谁也不愿意直面自己的失误，掩耳盗铃、强词夺理和自欺欺人才是我们天性中最顽固的自我保护机制。所以我们总会将成功归于个人努力，将失败归于坏运气的干扰，此即刘峻《辩命论》一言以蔽：“至于鹖冠瓮牖，必以悬天有期；鼎贵高门，则曰唯人所召。”

我们天然就会追求良好的自我感觉，这才是功利主义“趋利避害”原则的本质。人们总是将利与害简单理解为经济上或生理上的获益和损失，这显然过于偏狭了些。文天祥的舍生取义和秦桧的舍义取生其实同样基于趋利避害的考虑，前者不能忍受名节的屈辱，后者不能抵御权势的**。

在所有古代学术中，阳明心学是最能够带给我们良好自我感觉的一种。如果你坚信自己掌握了最核心的宇宙真理，你的人生将会是何等充实与乐观，你的心灵将不会被任何困难或灾难击垮。在一切缺乏客观标准的领域里，一个人如果能够笃信自己高踞于社会金字塔的塔尖上，当然也就拥有了幸福。

只是在旁观者看来，良好的自我感觉难免会伴随一些荒唐的举动，毕竟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像那位念诵六字大明咒的老婆婆那样，其咒语的效验以及读错发音的真实后果只能在涅槃世界里寻求检验，所以我们还会看到另外一种人生，譬如柳龙拳的人生。

柳龙拳，日本合气道大师、灵能力者，以隔山打牛的神奇武技名闻天下。在网络上可以看到许多他和弟子对练的视频，这位老人家只要隔空挥一挥手，弟子们便如遭雷殛，以各种华丽的姿势纷纷倒地。但是，“合璧不停，旋灰屡徙”，岁月于人自有神奇的力量，要么“松柏后彫于岁寒，鸡鸣不已于风雨”，要么“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于是我们沮丧地发现，长寿竟然是这位传奇高手的唯一死敌。就在不久前的2006年，六十五岁高龄的柳龙拳发出英雄帖，高调地向全世界的格斗高手发出挑战，其结果就是被前来应战的岩仓豪以实实在在的拳脚当众秒杀，每个人都可以在网上看到这段视频。

事情大约只能得到这样的解释：这位大师至少在晚年真诚地相信自己拥有隔山打牛的气功，所以才能够以爆棚的自信、以真正毫无压力的平常心应对天下英雄和亿万观众。但是，倘若我们本着“事实胜于雄辩”的态度，认为柳龙拳的信徒从此将会风流云散，认为柳龙拳本人从此将会一蹶不振，那我们就大错特错了。基于心理学家费斯廷格在20世纪50年代对“认知失谐”现象的经典研究，我们可以基本准确地预测出这一场“巅峰对决”的余波：确实会有很多人从此再也看不到大师头上的光环了，但是柳龙拳本人和一些铁杆拥趸会为这次失败找出各种合理解释，信心反而得到强化，彼此间的关系反而变得更加紧密了。

事态真的是这样发展的，战败之后的老英雄继续“爱玉体，珍金相，保期颐，享黄发”，数年之后，以古稀高龄再战江湖。他依然对自己的盖世神功笃信不疑，而我们作为旁观者，尽管可以尽情嘲讽，却难免会羡慕这位老人藏在小小身板之内的强悍内心。他活在一个充分自足的内心世界里，笃定、平静而乐观，一切幸福皆不假外求。所谓举世皆誉而不加劝，举世皆非而不加沮，与天地精神独往来，凡此为我等凡夫俗子所艳羡而不可企及的人生境界其实莫过如此了。

只要向着内心自足的目标，那么我们既可以做王阳明，也可以做柳龙拳。如果你还执意选择前者，那仅仅说明你内心修为尚浅，既不明白主观价值论的科学道理，也太在意外人的眼光了，哪有半点“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儒者气魄呢？

十二、狂者胸次

巴尔扎克的小说《幻灭》有一段深谙世俗智慧的议论：“在社会的许多怪现象中，你们可曾注意到没有标准的批评和荒唐苛刻的要求？有些人可以无所不为，再胡闹也不要紧，他们样样合乎体统，老是有人争先恐后替他们的行为辩护。社会对另一些人却严格得不能相信：他们做事都要合乎规矩，永远不能有错误，犯过失，闹一点笑话都不行；人家把他们当作雕像欣赏，冬天冻坏一根手指或者断了鼻梁，立即从位子上拿下；他们不能有人性，永远要像神道一般十全十美。”

会出现这样极端且荒谬的两极现象，取决于当事人将自己摆在怎样的位置。在王阳明的有生之年，他常常以后者的姿态饱受世道人心的挑剔与责难。我们不难想象一位处于舆情焦点的政府官员，他无论做什么都是错的，无论做与不做都是错的。他似乎缺乏足够的明哲保身的智慧，于是接下一只又一只烫手的山芋，最后，如果他还没有倒下的话，他就会练成一身死猪一般不怕烫的过硬本领，尽管身上早已经伤痕累累。

这样的本领当然不容易练成，谁让我们生而就是群居生物呢，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违众速尤，迕风先蹶”，我们天然就会在意别人的眼光，别人的眼光从来都是我们最大的天敌。独居动物就不会有这种苦恼，譬如猫，“逸翮独翔，孤风绝侣”，与天地精神独往来，从来都不合群，也不在意自己是否合群，任何同类只可能在抢食的时候或**的季节伤害到它的身体，却很难伤害到它的心灵。我们会看到，在宠物的世界里，狗常常因为缺乏主人的关爱而患上可怕的抑郁症，猫却从来特立独行，对主人的关心和同伴的冷淡一概无动于衷，在小小的心灵世界里自得其乐、自给自足。

我们可以说，人类心灵修炼的最高境界其实就是向猫科动物看齐，这并没有任何自我贬抑的意思。让我们来看《传习录·下》的一段内容：

薛尚谦、邹谦之、马子莘、王汝止侍坐，因叹先生自征宁藩已来，天下谤议益众，请各言其故。有言先生功业势位日隆，天下忌之者日众；有言先生之学日明，故为宋儒争是非者亦日博；有言先生自南都以后，同志信从者日众，而四方排阻者日益力。先生曰：“诸君之言，信皆有之，但吾一段自知处，诸君俱未道及耳。”诸友请问。先生曰：“我在南都以前，尚有些子乡愿的意思在。我今信得这良知真是真非，信手行去，更不着些覆藏。我今才做得个狂者的胸次，使天下之人都说我行不掩言也罢。”尚谦出，曰：“信得此过，方是圣人的真血脉。” (2)

当时王阳明已经平定了宁王之乱，赢得了人生中最辉煌的一次战绩，正应当是“道冠鹰扬，声高凤举”的时候，居然赢来的谤议远远多于赞誉。几位心地淳良的阳明弟子很难理解这样一个险恶的事实，于是试图分析出症结所在。大家提出了各种解释，找出了各种客观理由，无非是“物忌坚芳、人讳明洁”一类，王阳明本人却以自省的态度提出了一种主观性的回答：“以前我或多或少还有一些‘乡愿’的样子，如今才真正相信我所提出的良知理论是绝对的真理，于是信手行事，不假半分掩饰。我已经是‘狂者’的胸襟了，即便天下人都说我‘行不掩言’，我也无所谓了。”弟子薛尚谦慨然总结道：“有这样的自信，才是圣人的真血脉啊！”

这段内容涉及一点儒学背景。《孟子·尽心下》中，孟子向弟子万章讲解孔子的人际交往观念，说孔子最想结交的是“中道之士”，也就是达到了儒家最高人格标准“中庸”的人，如果实在寻不到这样的人，那么退而求其次，“狂者”和“狷者”也是好的，前者锐意进取，后者有所不为，孔子最讨厌的人是“乡愿”，认为这些人才是真正贼害道德的人。

“乡愿”是这样一种人：想指责他却也挑不出他多大的错误，想斥骂他却也骂不出个所以然来，大家都觉得他是忠厚老实的好人，他自己也以正直、廉洁自居，只有当你真正拿尧舜之道来衡量他的时候，才会发现他是何等令人厌恶。

这样的人，其实正是最宜于群居生活的人。他并没有内心坚守的道德准则，只是与世浮沉而已，总能够零障碍地融入任何社会评价体系。我们至多只会嫌他“乾乾终日，翼翼小心，驭朽索以同危，履薄冰而为惧”，所以除了尊敬和喜爱，我们很难对他摆出别种态度。

当然，在今天的社群主义者看来，“乡愿”简直没有半点不妥，而任何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或多或少都是“乡愿”。所谓“素丝无恒，玄黄代起；鲍鱼芳兰，入而自变”，我们每个人的价值观都是在自幼所生活的社会环境里潜移默化地塑造成形，成为我们待人接物的第二本能。贾谊《（左服右鸟）鸟赋》所描绘的“愚士系俗兮，窘若囚拘”，岂不正是我们每个人的真实样子吗？即便有一点特立独行的念头，总可以很好地掩饰起来，一切言谈只“如黄祖之腹中，在本初之弦上”，然后美其名曰“换位思考”。

但是，“努力顺应环境，使自己变成一个受到更多人喜爱的人”，这难道会是一种十恶不赦的人生追求吗？在今天看来当然不是，不过儒家是不会这样看问题的，他们是原则至上的价值一元论者，坚信真理并非来自风俗，而是来自上天。孟子就是一个榜样人物，对其他任何价值观皆持斩尽杀绝的态度，而对于自己虔心信奉的真理“虽千万人吾往矣”，不惜成为全民公敌，不惜与全世界背道而驰。

我们既可以在马丁·路德、布鲁诺这些人身上看到这样的精神，也可以在甘为人体炸弹的恐怖分子身上看到同样的精神。在王阳明的后学当中，狂人李贽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阳明心学的奉行者很乐于成为这样的“狂者”，即便全世界都对他们的价值观喊打喊杀，他们也会继续锐意进取下去，因为在他们看来，哪怕是一丝一毫的妥协，也会使自己流于令人不齿的乡愿一党。

据孟子说，“行不顾言”是乡愿对狂者的讥嘲，觉得狂者志大而言夸，嘴上永远都在标榜古人，行为却不能与言语相合。（《孟子·尽心下》）其实这也难怪，毕竟人们总是以成败论英雄的。即便在今天，倘若某个尚未发迹的年轻人竟然表达出对名车、豪宅的轻蔑，有几个人会称道他的耿介拔俗之标和潇洒出尘之想呢？通常会有的反馈总是这样的：“等你哪天有了名车、豪宅，再来说这样的话吧。”心怀善意的长辈也许会这样来教导他的处世哲学：“你讲的道理并没有错，但在你一无所有的时候讲这样的话，只会引起听者的恶感。”

这真是十足的小市民嘴脸啊，只在意言说者的资格和言说效果的利弊，却不甚在意所言说内容的是非。其实这样的心态，贤者也在所难免。王阳明的高徒王畿（字汝中，号龙溪）有一段话，说以前有人论学，认为应当取法于天，这时有过路人不以为然地说：“诸位不必高谈阔论，只要取法于正人君子就是了。像你们这样以市井之心妄想取法于天，简直就像凡夫俗子自称国王一样，几近于无耻。还是先好好学做正人君子，做到了再说下一步吧。”（《明儒学案》卷十二）

王畿不但是王阳明极器重的门人，更与钱德洪并列为传播阳明心学最有力的两大干将，倘若行辈和年岁可以颠倒一下，让成年的王畿看到少年王阳明立志做圣人的一幕，不知道会说些什么。

狂者不是这样的，他只在意真理本身，仅此而已。只要他坚信对名车、豪宅的轻蔑是一种合乎真理的态度，那么无论他是一贫如洗还是富可敌国，都不介意在任何时间、任何场合对任何人表达出这份轻蔑。所以也难怪人们不喜欢狂者，倘若王阳明在平定宁王之乱的事件中不幸惨败，时人对心学的非难一定会变本加厉，王阳明或许也不会还敢说“狂者胸次”那番话的；倘若王阳明生活在今天，一定也会被我们这些或多或少沾染了乡愿气息的人讥讽和诋毁，至少“行不顾言”的帽子肯定是要扣给他的。

王阳明的高徒王畿回忆老师曾说过这样的话：“在我居夷之前，称道我的人十之有九；进鸿胪寺以前，人们对我毁誉各半；进鸿胪寺以后，非议我的人十之有九。”这是王阳明人生的三个阶段，社会评价竟然会发生如此颠覆性的转变，原因究竟何在呢？王畿的解释是，学养愈真切，世人愈无法接受，以前之所以称誉者多、非议者寡，只是因为老师把心里话藏起来不说的缘故。（《龙溪先生全集》卷三）

这恰恰道出了思想史上的一般规律：真知灼见总是很难被同时代的人接受，要等上一两代人的时间甚至更久，才终于成为庸常之人的普遍共识。而那些活生生的有着真知灼见的人很轻易地就会了解到以一己之力对抗世俗是何其之难，并且会付出怎样惨痛的代价，那么，是一往无前还是明哲保身，这就变成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了。

人毕竟是群居动物，脆弱的心灵很容易受到他人言语和态度的伤害，所以总会自觉不自觉地去迎合社会的期待。在一个游牧社会里，人们总希望成为骑**良的勇士；在一个拜金社会里，人们总希望成为富人。一言以蔽之，社会评价是扭转个人成长方向的最大动力，顽固地将人推向乡愿一途，即便是王阳明，也一度未能免俗。只是当他的心灵修炼更上了一个台阶之后，才不在意世俗的眼光了，从此以狂者自居，依循心中正道放手而行，一切毁誉再也不能动摇他分毫。今天我们评价阳明心学在当时有“解放思想”的意义，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狂者胸次”在王学后人当中备受推崇，孙逢奇甚至有一句名言说“千古圣人俱是狂狷做成的”。人生至此，似乎真如王阳明《泛海》诗中境界：

险夷原不滞胸中，何异浮云过太空！

夜静海涛三万里，月明飞锡下天风。 (3)

这首诗刚好可以看作王阳明那句著名的“无善无恶心之体”的形象表达：人的心灵原本就像太空一样，太空之中虽然有日月星辰雷电，有阴晴风雨晦明，万物皆备，却不受任何事物的牵绊、挂碍或阻滞。 (4)

仅以心态而论，其实这样的境界也并不是很难达到，今天的各种传销组织和邪教甚至可以做得更好。我们不难发现那些被传销思想深深洗脑的人，头顶仿佛出现了圣徒的光环，整个人都在发光，言谈举止大有“狂者胸次”，做起事来百折不挠，虽九死其犹未悔，虽千万人吾往矣。只不过在我们的社会评价体系里，阳明心学是好的，传销和邪教是恶的，所以我们才会推崇前者而贬损后者，倘若只就内心的充盈状态而言，两者其实并无二致。

自信真理在握当然是一种很幸福的内心状态，可以使人们更轻松地在艰难时世中披荆斩棘。用王阳明的话说，“此心安处即是乐也”。但是在旁观者看来，这样的人既可以是可敬的，也可以是可怕的。《老残游记》讲述的清官害人的事情便是不那么令人愉快的例子。一位怀着十足的自信站在道德制高点的清官究竟会严酷到何种程度，稍有社会经验的人并不难于想见。再如将出轨女性或浸猪笼或背石沉江的那些义正词严的宗族长老，在今天看来难道不也是些令人生畏的角色吗？

十三、两难：吾心与社会

钱锺书有一番话说：“上帝要惩罚人类，有时来一个荒年，有时来一次瘟疫或者战争，有时产生一个道德家，抱有高尚得一般人实现不了的理想，伴随着和他的理想成正比例的自信心和煽动力，融合成不自觉的骄傲。”这段话的下文是：“基督教哲学以骄傲为七死罪之一。王阳明《传习录》卷三也说‘人生大病只是一傲字，有我即傲，众恶之魁’。照此说来，真道学可以算是罪恶的初期。”

基督教哲学以骄傲为七死罪之一，但在基督教的历史上，很少有信徒会在面对魔鬼和异教徒的时候表现出半点的谦逊和宽容。王阳明视“傲”字为人生唯一的大病（其实他在不同的时间和场合说过好几种“人生唯一的大病”），但阳明心学注定会培养出一大批贡高我慢的徒子徒孙。因为自信和骄傲是一体的两面，“薰莸不同器而藏，尧桀不共国而治”，一个坚信宇宙真理尽在吾心的人不可能还在心底给各种“异端邪说”留出一点位置和一点或许不甚必要的敬意。

真理只有一个，这在古人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王阳明《博约说》：“理，一而已矣；心，一而已矣。故圣人无二教，而学者无二学。” (5)既然如此，那么凡与圣人之教不同的说辞当然都是异端邪说了。

《示弟立志说》，王阳明为劝诫弟弟王守文而写的一篇文章，谈到《尚书》《周易》这些经典以及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这些先哲，虽然貌似各有各的主张，其要领却若合符契。原因在于：“夫道一而已。道同则心同，心同则学同。其卒不同者，皆邪说也。” (6)再如《壁帖》：“夫孔孟之训，昭如日月。凡支离决裂，似是而非者，皆异说也。” (7)

对邪说与异说的宽容与姑息养奸无异，就连佛教都有除魔卫道的刚猛一面。于是我们在《明史》上看到的是，比之王阳明本人，他的弟子们更像是坚定的“王阳明主义者”。这几乎是一切宗教以及宗教性的各种“主义”所共有的现象，丝毫不令人意外。清代学者戴震“以理杀人”的命题虽然是针对程朱理学而发，却同样也适用于阳明心学，适用于一切自命真理在握的人。

阳明心学造就了有明一代的思想解放，这是思想史上公认的事情。王阳明之于儒学，很像是马丁·路德之于基督教，使平民百姓从此可以直达圣道。但是，自信心爆棚的人太多，对于社会而言未必就是一件好事。一旦圣贤之道全在各人的内心具足，全向各人的心底去求，一切客观标准也就失去了意义。

譬如《中庸》有这样的话：“故君子之道，本诸身，征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缪，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这是说君子作为社会的统治者，他所奉行的“道”要经受得起五项考核：

1. 要得到民众的认可。

2. 要拿三代圣王的遗训来做校验，不能有半点龃龉。

3. 要合乎天地之理。

4. 得到鬼神的认可。

5. 能够得到百世之后的圣贤认可。

这五项考核标准也许过于苛刻和理想主义了，但毕竟表达了一种努力寻求外在标准的审慎态度。只要一想到这是两千年前的古人所具有的认识，我们又岂能不由衷地表示钦佩呢？

当然，自宋代以来的那些钻研性理的学者不会喜欢这样的标准，因为寻求简易而笃实的终极真理是人心不可磨灭的天性。我们总需要义无反顾地去迷信一些什么，谁让我们生而为人呢？只可惜，“难道不是你将月神拉下了马车，将树神赶出了森林，将尼芙仙女逐出溪流，还赶走了草地上的精灵和我在罗望子树下的梦”？这是美国诗人爱伦·坡对科学的抱怨，也是我们现代人对现代知识的抱怨。

今天恐怕不会有哪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还会相信阳明心学的学理依据，但是，正如前文所指出的那样，除非有某种新的学说真正取而代之，否则它依然会保持活力，何况我们是多么渴望去相信它啊。

(1) 见《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出版），第124-125页。以下简称《全集》。

(2) 见《全集》，第131-132页。

(3) 见《全集》，第757页。

(5) 见《全集》，第297页。

(6) 见《全集》，第291页。

(7) 见《全集》，第3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