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九年四月，我接到了五妹夫妇给我写来的一封信，其中有一段说：
……你的外甥，学地质的那个，为了勘探祖国的宝藏，锻炼体魄，自从参加爬山队以来，变得更加坚强勇敢了。他和同学们在师长们领导下，征服了祁连山的一个雪峰之后，到了西藏。在这里正巧遇上了西藏农奴主的叛乱，他和同学们立刻勇敢地和农奴们一起，拿起了武器，跟着解放军参加了对叛匪的战斗。我们真想不到，他是这样的勇敢坚定，在最严重的关头上，毅然地为了藏族兄弟的利益，不吝惜自己的身上的血……在平定叛乱之后，他又和同学们向新的雪峰前进了……他来信和我们说：爸爸妈妈，我们的祖国是多么美丽雄伟啊！……
这些平凡的、没有华丽辞藻的朴素的文字，引起了我不小的激动。我接到亲属们的来信，每看到他们叙述到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所流露出的喜悦，特别是在提到他们的下一代而流露出的喜悦的时候，总是有一种**产生出来。免诉释放的妹夫们，谈起他们的工作岗位，谈起他们如何忙于翻译工作、学习生活时，引起过我的激动；我的妹妹们谈起她们参加义务劳动，取得红旗，谈到自己的快乐的汗水，也引起了我的激动；我的远支亲族来信谈起他们自己和那些原已被社会遗忘了的老族人，正在为祖国的文史事业贡献着他们的力量时，也同样地使我激动。然而，激动人心的又何止这些呢！每天都有更激动的消息从报纸、广播、特邀的专题报告中打到人们的心上。
由于我参加了医务组，我对医药卫生消息特别发生兴趣。
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县的一个解放前的鼠疫流行区，变成了一个无鼠乡！曾被称为瘴疠之地的云南边区，已经控制了疟疾的流行！
福建省、江苏省、上海市等许多地区基本上消灭了为害千百年的血吸虫病！
为了抢救一个烧伤的钢铁工人丘财康，上海的医务人员创造了医学上的奇迹。为什么呢？因为在从前，富翁们没有可能患这种病，这项医学课题就没有受到重视和钻研，但是现在不同了！
在一年中，农村的医院发展到十万多所！床位四十多万张！人，在我们国家里是最宝贵的！
我甚至对体育消息也发生了兴趣。
在一九五八年末到一九五九年初，短短几个月里，我不能不被这些体育消息吸引住：黄强辉以一百五十八公斤创造了轻量级挺举世界纪录，赵庆奎以一百七十七点五公斤成绩刷新了轻重量级挺举世界纪录，李增福以一小时十七秒二再次创造男子百公里自行车的世界最新纪录，穆祥雄以一分十一秒四成绩打破男子百公尺蛙泳的世界纪录，三个女跳伞运动员以距靶心平均二点六九米打破了世界纪录，陈镜开创造了三次轻重级的挺举纪录，容国团在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获得世界男子单打冠军……
在意气风发的主人公面前，有什么办不到的呢？
黄河清，是我们祖先历代的理想，在今天却成了现实。黄河，在历代诗人的笔下，是永不能驯服住的龙，在历代帝王眼中是永远与江山的统治有关的隐患，但一九五八年冬季，在中国人民手下截了流！
我常常从那些英雄而又平凡的人物报道中，也从我收到的信中，看到人们最常说到的这样的话：
“我的工作太平凡了，但是这可是祖国建设大业中的一部分呀！”
“我做得很少，为了实现总路线，我一定要做得更多！”
“为了大跃进，我又修改了自己的计划！”
这些主人公的自豪的语句，令我激动，令我暗暗地生出羡慕之情。我能不能也像他们那样说，“我的工作……这也是祖国建设大业中的一部分……”“为了祖国，我在做着……”。
有一次外出参观，在抚顺的一个马路广场的边上，有一个巨幅油画，画着一个人用手指着，上面有一行文字：“在大跃进中，你做了什么？”我不禁想：这是指着我吗？这是在问我吗？我有资格被询问吗？我有资格回答吗？
我是多么羡慕那些有资格回答这个询问的人啊！我多么羡慕我的妹夫、我的妹妹和他们的孩子啊！
这就是我所向往的：我能像他们——我的亲属们，抚顺街道上走路的人们，露天矿和龙凤矿那些矿工们，这些有资格以主人公的自豪或向世界上任何人宣称：我是个中国人，我是个伟大事业的建设者！
我相信，这个前途是存在着的。但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感到它是那么具有**力。
当然，这要到了人民批准了的时候，到了承认我是确实改恶从善的时候，也就是我成了一个“人”的时候，才会真正成为现实。
当我想到这里，那个三亿日元的欺骗的检讨书，又浮现在我的脑际。那次的考验，不过刚刚过去一年，无疑的，我是不够条件了。假如是在一九五〇年，或者是检举认罪以前，我听到了这个特赦令，倒也许想到自己的头上来，现在却完全不同了。
有许多人，也是和我同一个想法。在讨论中，有人说：“虽然第一次特赦一定不会有我，但我相信，只要我努力，将来总会有我。”这个说法也和我想的一样。
有一天晚上，代理所长找我谈话，问起我想到谁可能被赦的问题。我想了一阵儿，说出了组长的名字，他又问还会有谁，我又说了最近一次学习评比中成绩最优的一个，又说了学习委员会的一个。如果他问最后一批被赦的有谁，我倒会一定说出自己来。所长没有这样问，却微笑着说：
“我相信这是你心里所想的。老所长上次和你谈的，是对你有影响的。最近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你也有一定进步的表现。好好努力吧。”
他又问我，是不是我们组里有人在准备衣物。我说不知道。我倒没注意到这个。后来回来一留心，原来确实有人在悄悄收拾东西，把旧破的袜子丢进垃圾箱，把一些信和废物烧掉。在闲谈中，我听到这些对话：
“你大概一定有希望。”
“哪里，哪里，我总在你后头。”
“甭客气，你如果先出去，我倒希望你经过我的家乡，替我寄一点儿五香豆来。那是我们那儿的特产，好吃极了。我要出去，一定每位奉赠一袋。”
我心想，如果每人出去都寄点特产来，大概我和“大下巴”就会被各地特产埋起来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对我心目中将要第一批出去的人，甚至连那些悄悄收拾衣物的人也越来越羡慕。我想象着他们会站在广场的那幅画前，满脸红光……
所以，当那个难忘的时刻到来的时候，我还是不胜疑惑的。十二月三日的晚上，副所长又找了我去。又问起我对特赦的想法。我的回答仍是那一句：“我是没希望的，但我决心争取以后……”
“假如你被特赦呢？你怎么想？”
“那是人民批准了我，认为我有了做人的资格。但是现在是不会有这事的。”
这天夜里，我一想起所长的那句话：“假如你被特赦呢？”我的心脏突然跳动起来。但随后对自己说：不会的吧？
第二天，得到了集合的通知，我们走进了俱乐部大厅，迎面的主席台上挂着一条大红横幅，我的呼吸急促起来了，我看见了横幅上写着：“抚顺战犯管理所特赦大会”。
台上坐着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两位所长和其他一些人。台下是静悄悄的，似乎可以听见心跳的声音。
首长讲了简短的话之后，最高人民法院的人走到讲台当中，拿出一张纸来，念道：
“爱新觉罗·溥仪！”
我心里激烈地跳动起来。我走到台前，只听上面念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通知书
遵照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七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本院对在押的伪满洲国战争罪犯爱新觉罗·溥仪进行了审查。
罪犯爱新觉罗·溥仪，男性，五十四岁，满族，北京市人。该犯关押已经满十年，在关押期间，经过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已经有确实改恶从善的表现，符合特赦令第一条的规定，予以释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四日
不等听完，我已痛哭失声。祖国，我的祖国啊，你把我造就成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