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活到世上，总要做些对人类有益的事情，你所做的都是些什么呢？”
所长曾经问过一个日本战犯的这句话，在参观期间，忽然又回**在我的耳边。这是一句非常平凡的话，但是对我们说来，又是一句非常严厉的话。一九五七年在哈尔滨的参观中，我特别感到了这句平凡的话的沉重分量。这是两次工矿企业以外的参观，一次是对平房区金星农业社的访问，一次是进谒东北烈士馆。
自从一九五〇年苏联政府公布了前日本陆军军人案以后，日本军队设立过细菌部队和对中国使用过细菌武器的罪行就公诸于世。据说后来查明，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三年发生在浙江宁波、湖南常德等地区的鼠疫，就是日本用细菌武器所造成的灾难。这个部队原来的化名是“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后来又使用“第七三一部队”的番号。另外还有一个叫“一〇〇部队”的细菌部队，位置在长春南十公里的孟家屯附近，我们到长春参观时火车路过那里，没有下去看过。“七三一部队”位置在哈尔滨市郊的平房区，我们参观的金星农业社就在原来“七三一部队”的附近，而且是受到鼠疫菌灾难的一个村庄。
人活到世上，总要做些对人类有益的事。可是我不知道用什么字眼才能形容这个由人指挥和由人组成的部队对人类造下的罪孽。我看过一本参加过这个部队的人描写这个部队的书。他写的仅是部队一个角落里的见闻，从这个角落里可以看到的是，在这座周围四公里、内有现代科学设备的巨大建筑里，每天经过几次消毒穿着精致的防护服的人们，操作着最精良的仪器，运用人类独有的智能，干的事却是制造培养毁灭人类的各种病菌，用活的人进行各种病菌以及冻伤、爆炸的试验。这座“工场”工作人员有三千名，养着数以万计的老鼠，拥有所谓石井式孵育器四千五百具。用鼠血繁殖着天文数字的跳蚤，每月生产鼠疫病菌三百公斤。“工场”里设有可容四五百人的供试验用的活人监狱，囚禁的人都是战俘和抗日爱国的志士们，有中国人、苏联人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这些人不被称为人，只是被他们叫做“木头”。每年至少有六百人被折磨死在里面，受到的试验更是令人惨不忍闻。在玻璃柜子外看试验的是人，在柜子里受试验的也是人：有的被剥得精光，在输进冷气的柜子里受冻伤试验，举着冻掉了肌肉只剩下骨头的手臂，抖索着；有的像青蛙似的放在手术台上，被那些穿着洁白的工作服的人解剖着；有的被绑在柱子上，只穿一件小裤衩，忍受着细菌弹在面前爆炸；有的被喂得很肥壮，然后接受某种病菌的感染，如果不死，就再试验，这样一直到死掉为止……
那个作者在七三一部队里曾听到他的上级说：日本培养的这些细菌，威力超过一切武器，准备杀掉一亿人口，说这是为了“圣战”事业所必需的。一亿人口的屠杀！据说这是很引起日本军人自豪的理想呢！
在苏联红军进逼哈尔滨的时候，这个部队为了消灭罪证，将遗下的几百名囚犯一次全都毒死，打算烧成灰埋进一个大坑里。由于这些刽子手过于心慌，大部分人没有烧透，坑里埋不下，于是又把半熟的尸体从坑里扒出来，分出骨肉，把肉烧化，把人骨用粉碎机碾碎，然后又用炸药把主建筑物炸毁（据那位作者说，这座建筑比东京市“丸之内”大厦还大四倍）。
苏联红军解放了这里一年以后，附近村庄有人到这里的废墟走过，看到一个破裂的陶瓷的罐子里，尽是些跳蚤。这人受到了跳蚤叮咬，万也没想到，一年前那些逃回日本去的刽子手遗下的鼠疫菌已进到他的体内。于是这个村庄便发生了鼠疫。人民政府马上派出医疗大军进行防治抢救，可是金星社这个一百多户的村子还是被夺去了一百四十二条性命。刘贤阁的一家，除了一个小孙子以外，老少三对夫妇不到半月全部死完，被叫做老靖的一家十八口，五天里死了十三口。一对新婚夫妇在婚后第二天一早便一同被鼠疫夺去了生命……
这是我访问的一家社员，一位劳动模范叫姜淑清的老大娘亲眼看到的血淋淋的事实。她给我们讲了这个村子在伪满时期受的罪之后，说：“日本小鬼子投了降，缴了枪，人民政府带着咱过上了好日子。有了地，给自个儿收下了庄稼，大伙高高兴兴地都说从这可好了，人民政府领导咱们就要过好日子了，谁知道小鬼子的坏心眼子还没有使完，走了还留下这一手！狠毒哪！”
从姜大娘的叙述和喟叹声中，我听到了这个村庄提出了的同样的问题：“人活着总要做些有益于人类的事，可是你干的都是些什么呢？”这是对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质问，也是对我的质问，想到这里，我在姜大娘面前不能不低下了头。
在台山堡那家农民面前，我也是低下了头，如果说，那是由于恐惧的话，那么，这次则是由于羞愧，由于我无法回答那句严厉的质问。我的前半生，活在世上的目的是什么呢？不就是给人民带来了屈辱，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吗？为了一个垃圾箱似的皇帝宝座，把散布鼠疫的瘟神请到这里来的不就是我吗？
假如在这个受过鼠疫灾难的小村庄里，有人唾我骂我打我，我也不会有一点埋怨的。难道一百四十二条性命不比我值钱吗？在这里附近还曾经有过一个二十多户人的小村，日本投降之前，七三一部队为了试验，派人到这里散发了带菌的馒头给小孩子们吃，结果全村发生了鼠疫，然后全村被日本军队烧毁掉。难道那些临死还不明真相的全村的性命不比我值钱吗？但是，在这里从农业社的社长到每个孩子，没有人骂我一句，甚至也没有人用手指指过我一下。姜大娘听我们这几个犯人向她认罪之后，依然是叹息一声——这一声叹息包含着多么复杂的心情啊！我再一次听到了那句又平和又严厉的嘱咐：
“听毛主席的话，好好学习吧！毛主席是叫你学好，做个好人吧！”
无论是在姜大娘的干净明亮的小屋里，还是农业社的宽阔的办公室里，我都有这样一个感觉：金星社的社员们谈到过去，是简短的，缓慢的，但是一提到现在和未来，那气氛就完全不同了。谈到今天的收成，特别是他们的蔬菜生产，那真是又仔细，又生动。并且为了证明他们的话，社员们领我们去看了他们的暖窖设备，看了新买到的农业机械——排灌机、载重汽车、各种各样的化肥，他们又带我们看了新建的学校、卫生所，新安设的电线，当他们谈到明年的计划指标，更是神采飞扬。社长说得很谨慎，他向我指着一排一排新建的瓦房说：“明年大秋之后，我理想着可能多盖几间。”他说到几间时，我们谁也不相信那是三五间或十来间，而他说的可能，那也必是“必然”。
在我们离开这个村庄的时候，社员们搬来了整筐的黄瓜、小胡萝卜送给我们。
“留下吧，这是咱社里刚收的，东西不值钱，可是很新鲜。”
社长笑嘻嘻地不顾我们的辞谢，硬把筐子送进我们的车里。
我在车窗内凝视着逐渐远去的金星社新建的瓦房顶，又低头看看筐里的果实，鲜红翠绿的颜色分外耀眼。我默想所长说过的那句话，又回味金星社社长说到的那几句话：“我理想着……”不知为什么，这句非常平凡的话，听在耳朵里，曾给我一种不同凡响的感觉。现在我明白了。这些曾被我轻视过的认为最没文化的人，他们用自己双手勤勤恳恳地劳动着，他们做的事情是平凡的却又是伟大的，因为他们让大地给人类生长出粮食和蔬菜瓜果；他们的理想也是平凡但又伟大的，因为他们要让茅屋变成瓦房，这是让人们的生活更好。而那些曾被我敬畏过，看做最优秀民族的代表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他们掌握着近代的科学技术，干的勾当却是制造瘟疫，制造死亡，他们也有理想，这理想便是消灭掉一亿人口。在这两种人之间，究竟是谁文明谁野蛮呢？
理想都是理想，可是一种作孽，一种造福。一种为了私欲不惜陷人于水火，以及毁灭人类，另一种却宁愿牺牲自己的幸福以及自己的生命，以利众生和子孙万代。一种是那样丑恶，一种这样美善！
平房区“细菌工厂”遗留下的瓦砾，告诉人们什么叫丑和恶，东北烈士馆里每一件烈士的遗物又告诉了人们什么叫美与善。这里的每件陈列品都在告诉人们：它的主人当初为了人类最美好的理想，如何流尽了最后一滴鲜血，让生命发出了最灿烂的光辉。无论是细菌工厂的残砖烂铁还是东北烈士馆里血衣、遗墨，都是一面镜子，从这面镜子里照出了我们这群参观者过去的丑陋形象。
东北烈士馆是一座庄严的罗马式建筑，当初被伪满哈尔滨警察署占用过十四年，在那血腥年代里，这里不知有多少骨头最硬的中国人被审问、拷打、送上刑场。陈列在这里的烈士照片和遗物，仅仅是极小的一部分。烈士馆中每件实物和每件事迹，所指出的具体时间和地点，都可以引起一件使我羞愧的回忆。“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第三天——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一日，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召开紧急会议，号召东北的党员和一切爱国士兵立即武装起来和敌人作斗争，哈尔滨小戎街三号省委故居的照片，把我引回到二十多年前的天津静园的日子。为了挽救民族于危亡，东北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拋弃了对蒋介石的幻想，自己起来战斗了，而我在静园里却加紧了卖国的活动。我想起了土肥原和板垣，郑孝胥父子和罗振玉、胡嗣瑗，汤岗子和旅顺……
在讲解人员介绍杨靖宇将军事迹的时候，我又回忆起那几次“巡幸”到东边道——杨靖宇、李红光等将军的抗联第一军活动地区的情形。我在那里看见白顶尖的山峦，看见朝雾和初升的太阳，祖国的山野美景没打动我的心，引起我注意的倒是铁路两侧的日本宪兵、伪满国军、警察。日本人办的报纸上总在报导东边道的“土匪”已剿净，但是那次“巡幸”到这一带，还是如临大敌，惶惶不安。一直到最后逃亡到通化大栗子沟，我还听说这里“不太平”。抗日联军在这一带一直坚持到日本投降，最后被消灭的不是抗联，而是自称胜利者的日本皇军。抗联当时面对强大的关东军和装备精良的伪满军，处境的艰苦是难以想象的。但是从陈列的当时使用过的饭锅、水壶、自制斧头、磨得漆皮都没有了的缝纫机等生活用具上，我似乎看到了这些用具的主人的音容笑貌，这是我从方素荣和龙凤矿那位青年主任的脸上看见过的，是只有充满坚强信心的人才可能有的音容笑貌。在一双桦树皮做的鞋子面前，我似乎听到了那种自信、高亢的声调，唱出了那首流传过的歌谣：
桦皮鞋，是国货，自己原料自己做。野麻搓成上鞋绳，皮子就在树上剥。桦皮鞋，不简单，战士穿上能爬山；时髦小姐买不到，有钱太太没福穿。桦皮鞋，真正好，战士穿上满山跑，追得鬼子丧了胆，追得汽车嘟嘟叫！
日本人当初根据我“裁可”的法令，施行了集家并屯、统制粮谷等政策，封锁了山区，用尽一切办法去断绝抗联军队与外界的经济联系。它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甚至杨靖宇将军和一部分部队被包围起来了，绝粮的情况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了，但是战斗还是在继续着，继续到日本人怀疑了自己的所有的情报和所有的常识。为什么这些人没有粮还在打？他们吃什么？杨靖宇将军不幸牺牲，英雄的尸体被发现了，日本人为了解开这个谜，剖开了将军的肚子，他们从这个坚强不屈的人的胃袋，看到的只是草根。
我记起了吉冈安直发出过的叹息：“共产军，真是可怕！”在拥有飞机坦克的日本皇军眼里，草根果然是可怕的东西。
在杨靖宇将军和他的战友们歌唱着桦皮鞋，嚼着草根，对着那张旧地图上展望着祖国大地的未来的时候，我正在害怕着，怕日本人的拋弃，怕夜间的噩梦，我正吃烦了荤腥，终日打卦念经……
杨靖宇将军遗下的地图、图章、血衣和他小时候写的作文本，在我的眼前模糊起来。在我身后——我的同伴和日本战犯们中间传过来哭泣声，而且越来越多。参观到赵一曼烈士遗像面前的时候，有人从行列中挤了出来，跪在烈士像前一面痛哭一面碰头在地。
“我就是那个伪警署长……”
这是伪勤劳部大臣——于镜涛，他原就是这个哈尔滨的警察署长，赵一曼烈士当初就押在这个警署，就是在这间陈列室受到的审讯，而审讯者之中正有这个于镜涛。
走到冷云烈士像前，这里有一幅油画，八个女游击队员在射击着，背后是翻着白浪的大江，风鼓起了江浪，吹乱了她们的头发——八女投江的故事，我从《中华女儿》这部电影里看到过，但是在今天我才领会到那个悲壮场面所蕴涵的深意，才看见了松花江涛浪所闪烁着的光辉：由于我们祖国有着这样的女儿，这个古老垂危民族才得以复苏，一个伟大的理想才真正有了可能去实现。
走出烈士馆，我思索着，在最后一次参观回来的火车上，我思索着，看着被释放的妹夫和侄子们的来信，我也思索着，深夜里望着所长楼窗发出的灯光，我更深深地思索着。我明白了一件事情。这是在我已能分辨美与丑、善与恶的时候才开始明白的事情：由于这些光辉的人物和他们的光辉理想——改造社会、改造人类，我才得救，我才可能具有一个普通人的灵魂。
缅甸的肖恢塔先生说得好：这里不是监狱，这是一座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