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1954）

一、回到了祖国

一九五〇年七月的最末一个夜晚，押送伪满战犯的苏联列车到达了中苏边境绥芬河车站。接交要在明天早晨进行，因此，我必须在这里度过一个难熬的夜晚。伴随我的阿斯尼斯少校在卧铺上发出了均匀的呼吸声，我独自伏在窗边，疑惧丛生地眺望窗外。站台上灯光惨淡，冷冷清清，站台外面是夜幕笼罩着的原野，远远有些灯火，不祥地闪烁着。在视线达不到的什么地方，有时传来一阵脚步声，听不清的简单短促的谈话声，都像是暗示着越来越近的凶险。我屏息静听每一个响声，一直到它完全消失。我聚精会神注视窗外出现的每一个人影，一直到它走出我的视线。我担心着晨光的出现，我宁愿黑夜永远没有尽头，因为我相信太阳一出来，我的性命也将如同窗外的露水一样，很快就消失了。有时，一个相反的念头也在我心头冒了一下，希望索性快些天亮，看看新的中国政府对我究竟怎么样，是不是像阿斯尼斯少校他们所说的那样宽宏大量，那样文明。在他们的安慰话之中，有一句我很不理解的话，是一位军官说的：“祖国，这是一个幸福和骄傲的字眼！”在我的前半生中，“祖国”这个字眼从来没有引起过我的什么感触。现在我已来到她的身边，站台的那边，便是她的领土，可是我在这天晚上所感觉到的总是恐怖。这一夜的一切思索，最后总是归向一个结论：阿少校他们的一切解释，连同今天给我拿出的洋酒和糖果，都是对我的哄骗，哄骗我老老实实由他们交给站台的那边。在十几米之外的那边，只能有血的报复和难忍的侮辱在等待着我。只要天一亮，这一切就都开始降临了。

天色终于按着钟点亮起来了。

……阿少校把我领到另一节车厢里。一位身材高大穿中山装的人从座位上站起，迎面向我们走过来。

“我奉周总理的命令来接收你们回国。现在，你们回到了祖国……”

祖国的字眼又一次跳进耳朵里，我的眼睛却在搜寻脚镣手铐。但是这个人不但没有拿出这类东西，而且脸色平和，毫无怒容厉色。和他在一起的是一位好像军官模样的人，穿了没有任何军衔标志的布制的黄绿色军装，胸前符号上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字样，也是一副和蔼文明的态度。我顿时想起阿少校他们的话，觉得不像是哄骗我。我放了一点儿心，同时又觉得迷惑不解。

和中国政府接收人员见了面之后，阿少校和翻译领我下车，通过了两旁有中苏军队分列的站台，把我送进了中国列车。伪满的那一伙人都已经坐好了。我被领到一个座位上坐下（那只黑色大皮箱也被放在行李架上），这时，我看见车厢两头都站着手持冲锋枪的中国兵士，又看见了糊上报纸的车窗，我的心又凉了。

正在疑惧之间，一个工作人员走到车厢中心讲话了：

“好，现在你们回到祖国了。中央人民政府对你们已经作好安排，大家可以放心……车上有医务人员，有生病的就来报名……”

又是“祖国”，又是和颜悦色，又是给治病。这是什么意思呢？我百思不得其解，最后给自己解释道：这都是为了稳定我们，让我们老老实实地坐车，让火车装到不可知的刑场去。

列车开动了不久，几个工作人员拿来饭碗和筷子，每人发给一副，发完了碗筷，有个工作人员嘱咐道：

“小心不要把碗打了，在旅途中可不容易补充。”

我认为这句话里包含着一种暗示：这段旅程还不太短，不然为什么叫小心保存吃饭的家伙呢？

车上的公安人员抬过来一大桶大米稀饭，还有酱菜、咸鸭蛋等等，作为早点。对于这久别的家乡风味，人人吃得很香，竟把整桶稀饭全都吃光，以至公安人员把他们吃的一桶也让给了我们。这顿早餐加上政府人员的态度，使我略略感到了祖国这个字眼的亲切，但是随着这顿早餐的结束，这种感觉也瞬息消失，代替它的仍是那个压在心上的问题。

“下顿饭在哪儿吃？我还能吃上几次？时间越来越少了，我该怎么办呢？”

在苏联的时候，有一次一个会说中国话的苏联军官和我谈天，他问我：“你知道社会主义吗？”“不知道。”“那么，你知道一些三民主义吗？”“不知道。”“你知道中国共产党的事吗？”“一点儿也不知道。”“啊呀呀！”他摇着脑袋笑起来，“你还是一个中国人，可是关于中国你知道些什么呢？”老实说，关于旧中国我知道的就不算多，对新中国我更是什么都不知道。中国之“新”，对我说来不过是又一次改朝换代，而任何一次改朝换代，对于上代君主都是厄运。辛亥那年我没死在汉人手里，这次就再也逃不脱了。我这时把自己完全设想为一个掉进水里的人，火车到达终点，就是我沉底的时候。我不知道火车向哪里开，不知道旅程究竟有多远，但我深信不疑的是我的生命和旅途同是越走越短。我这时也就真像一个快淹死的人一样，举目四望，看有什么救命的东西可以抓住，即使一根稻草也不放过。

我很想找一位政府官员谈一谈，以便向他表白，让他相信我是不应该死的。我观察靠近的工作人员们（我坐在工作人员们坐的这一头），无论从服装上，从他们互相谈话上，还是从年龄上我都弄不清谁是官谁是兵，最后只有把最靠近的一个年轻的兵士选做谈话对象。话是从他胸章上七个字说起的。我说自己是信佛的，佛不但要解放人类，还要解放一切生物。我没有杀害过任何生命，连臭虫也没掐死过一个……

我一面叨叨着，一面用心观察他的脸色。他的年轻的脸上浮着令我琢磨不透的笑容。我哪里知道，这个年轻战士对我感到的迷惑不解，正不亚于我对他的迷惑不解呢。

我终于沉默下来，而心弦是绷得更紧了。车轮轧在轨道上发出的不停的闹声，突然汽笛的一声长啸，都似乎暗示着我和坟墓的距离是越走越近。我在座位上坐不住，索性站起来在走道里踱来踱去。我东张西望、竖起耳朵探听四周，寻找能带我浮出深渊的物件。这时，从身后我的侄子那边传来似乎关于什么“君主和民主”问题的议论。真像看见一根稻草那样，我猛然站了起来，嚷道：

“谁还在讲什么君主呵？我……我要和他决斗！”

人们都被我这突如其来的“英勇姿态”给弄呆了。我歇斯底里地又说下去：

“你们也不用害怕……该枪毙的不过是我溥仪，你们不用害怕……”

我不记得又说了什么语无伦次的话，后来还是政府工作人员把我扶到座位上，安慰我说：

“你太疲倦了，还是休息一下吧。”

我安静了一会儿，到底憋不住，又低声和那个年轻的公安人员说：“我知道，那个反对民主的是我的侄子秀山，这人思想很坏，还有那个赵××，你们更要注意这个人，在苏联的时候，他常常表示赞成蒋介石，对解放军说了不少坏话，他很靠不住……”

我还说了几个别的名字，还有诸如此类的告密材料，我这时的卑鄙心理是巴不得能有点什么更有价值的告密材料，作为拯救自己的垫脚石才好。年轻的战士还是满脸迷惑的笑容，连声说：

“你累了，睡一会儿就好了，睡一会儿就好了。”

我在座位上躺了一会儿，觉得列车慢下来，终于停了。不知哪个犯人低低说了一声“长春！”，我又像弹簧似的一下跳起来。我相信这就是旅途终点了。车窗糊着报纸，外面景物看不见，只听见外面不远的地方有许多人唱歌。我在苏联时，看过中文报纸上的关于斗争恶霸的群众大会的描写，我现在认为窗外的歌声就是从群众公审大会上来的，地点一定就在车站不远的地方。群众正在那里等着对我举行公审……这天夜里，我发现那个年轻战士和持枪守着车门的战士，都是东北人，我认为他们会半夜私自把我拖下火车，发泄他们受了伪满十四年罪的仇恨。我就这样一夕数惊地胡乱过了一夜。第二天早晨睁开了眼睛，我诧异何以逃过了昨夜的谋杀……

火车上最后一幕怪剧，也是失常状态的高峰，是在到达沈阳前不久发生的。这时我觉出了火车是向南开行，我认为沈阳必是我的生命终点，神经又一刻比一刻紧张起来了。我又不停地在走道上踱来踱去。踱了一阵一眼看见我昨天检举的赵××坐在那里，呆呆地瞅着自己的手背出神。我忽然想到，他一定是知道了由于我的告密，不久要被处死，因此现在正怜惜自己哩。这时，十八层地狱的迷信传说强烈地攫住了我，我认为这个人死后变鬼必不饶我。为了禳解这个灾难，我身不由己地走到他跟前，突然一下子跪在地上说：“请你饶了我吧！”说罢，给他叩了一个头，然后又歪歪斜斜地站起来，继续踱来踱去。据别的犯人事后和我说，本来人人都对未来吉凶惴惴不安，心情十分恶劣，这时又叫我闹得个个哭笑不得，心中更加不是滋味。我弟弟溥杰说，我在火车上总是来回走个不停，嘴里不知嘟囔些什么，脸上的肌肉不停地抽搐，两眼发痴，吓得他不敢看我。和我在苏联同住过的伪满文教部大臣老振对我说：“从那以后，我算看透你这皇帝，是什么馅儿的了！”

列车到沈阳站停下了，一个政府工作人员宣布说，因为天热，年岁大的人可随他去休息一下。他按名单把张景惠、熙洽、我，还有几个伪大臣都叫出来，让我们坐进一辆大汽车。我一看车旁腰插盒子枪的四个兵士，认为这可真完了。在汽车里，尽管随车的工作人员向我们解释，叫我们不用怕，可是我还是绝望地对我的侄子秀山叨叨着：“你算什么？你是白饶上的……我现在带你一块儿见祖宗去吧……”别的犯人都沉默不语，秀山瞪着眼，一声不响而脸色煞白地听我叨叨。他后来说，那天他叫我吓得两条腿都麻木了。

汽车停在东北公安部门口，随行的政府工作人员，拿出名单点名，头一名就是我。我已经豁出去了，应了一声，把外衣脱下来一团，掖在肋下，跟着就向大门里走。进门上楼，我一步两蹬地飞快地跑上楼梯。带路的人对我不胜惊愕，连忙赶到我的前面，把我领进一间大屋子。这屋子中央，有一张长长的台子，摆满了各种点心、水果和纸烟。我想起了从前太监们讲故事说的，死刑犯人吃的什么催命酒。好吧，反正是全完了！我把团起来的衣服扔在台子上，还未落座，也不等后面的人到齐，就哆哆嗦嗦地抓起一个苹果，狠命地咬了一口。我已经弄不清别人怎么进来的，怎么坐下的，政府的首长们又是什么时候到的。站在桌子尽头，有位首长，他在说什么话，我也听不见。我只是不知其味地咬嚼着嘴里的东西，费力气地咽着，等待五花大绑。看那位首长说个没完，我着急了，站起来嚷道：

“不用再说了，赶快走吧！”

首长的话叫我打断，他笑着说：（这几句话我是听清楚了）“你是太紧张了，应当镇静镇静。”在他旁边坐着的另一位首长也对我说：“你想不想看看你的侄子宪东？他在解放军里，想看他，可以叫他来……”

这几句话听得我莫名其妙，不明白是什么意思。首长接着又讲的话，我听了更加糊涂，什么“要好好学习，改造”，什么“到了抚顺好好休息，注意身体”，这都是什么意思呢？正想着，带领我们来的那个工作人员走过来，把那个名单交给那位首长，报告说，除了熙洽因为身体不好没有来，其余的全来了。我急于明白是怎么回事，竟一把从首长手里把名单抢了过来，看那上面写的什么。许多政府人员都笑起来，那位首长还是说：

“用不着紧张呵！”

这时，如果不是屋里出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我的笑话还不知闹到什么地步。一个穿着整齐的干部服的青年，笑眯眯地站在我们面前，我认出这是在苏联陪我们住着的张景惠的儿子，在伪满时，他是个学生，到了苏联，我们才知道他是中共的地下工作者。小张的出现，使犯人们都活跃起来。他和他的父亲见了面，又向一些犯人谈了些他们家属的情况，谁的儿子在哪个大学读书，谁的女儿在哪里工作。这一说，满天乌云全散了。死不了啦！这个思想一在脑际出现，我的眼泪也就如同潮水一般，汹涌而至。

对死刑的恐惧，并不是从此就消失了的。八月五日到达了战犯管理所监狱时，在沈阳出现的乐观情绪又一扫而空，恐惧又重新占据了内心。与前所不同的，只是掺和了更多的迷惑不解。

从沈阳到抚顺这段火车上，有人乐观地估计，到抚顺休息几天就会分头回家，还有人说，他到过抚顺，知道日伪时那儿有个豪华的俱乐部，他断定那是我们“最合适的休息地方”。当汽车把我们从车站载到管理所，监狱的青灰大墙、高高的岗楼出现在面前的时候，刚吹散的乌云又回到所有的犯人的心上。我和荣源、溥杰和三个侄子被领着通过一条站立着全副武装的哨兵的通道，进了一间有着一条长长板炕的房间。随着身后响起的关门上锁的声音，我在公案小说中看到的监狱生活，特别是我在长春对付孙博元那些孤儿的电刑具、木笼子、铁心包皮的马鞭，立刻涌现在我的脑际……

这一天，尽管伙食很好，我们都吃得很少。一整天大家都垂头丧气，不说一句话。第二天，军医们给我们检查身体，检查得十分详细，连过去得过什么病，胃口好不好，平常吃什么不吃什么都问到了。接着，牙刷毛巾等日用品都发下来了，新的被褥是昨天就给了每人一套，今天又发新衣服，黑色的外裤褂和白色的衬衣。随着这些举动，大家也有了活气，可是全闹不清是怎么回事。过了不多天，一个身材不高、大约不到四十岁的穿军装的人，走进我们的屋子，问我们的姓名，在苏联的生活，看过什么书。我们回答了之后，他说：“好好学习吧，思想一定要改造。”后来知道，这就是所长，解放军的一位上校。所长的话让我们更迷惑了。究竟是坐监牢，还是上学？说是上学，这里明明是一座军事监狱；说是监狱，我自然想起我听说过的前清的、民国的、伪满的监狱，以及我自己设的监狱，可是这里一无脚镣手铐和刑具，二无竖眉瞪眼的狱卒。和所长谈话后不久，报纸和书籍都送来了，每天还有游戏，晚上还有纸牌、棋等文娱活动。

这是什么学校呢？“学生”都不用名字，叫号码。我的号码是“981”。这不是犯人吗？

没有审讯，只是每人发来一张表格，叫自己填上姓名履历。我填写得再简单不过：“前清皇帝、伪满洲国皇帝”，交给了穿军装的看守人员之后，也没有人再问我一句什么。这又不像是犯人了。

还有许许多多奇怪的事。这天是我们洗澡的日子，我们看见有些人挑热水到浴室里去。我知道这个刚刚改建好的浴室，热水管还没安好，所以，每次要用人力担水。我总以为担水的自然该是由犯人轮流，这时才知道担水的就是那些看守我们的和其他穿军装的人。究竟我们是不是犯人呢？这是不是监狱呢？

我的岳父荣源，自从进了房门，总是摇头叹息说：“看着吧，受罪在后头！”这天出去散步，他把从苏联带来的一包纸烟忘在院子里的窗台上，回到屋里想起来，很惋惜地说，如果不是在监狱里，非把这包烟找回来不可！可是不等他去找，看守人员把烟给他送来了。这个深信要受罪的人，也迷惑了。

“他们都很文明哩！这必定是专门挑出来管我们的。”

有一天，一个同犯发表了这个见解，同室的人都同意他的看法。在没有别的更合理的解释下，这个解释也就是唯一可用的了。这种看法，竟保留到外出参观看到整个社会的变化时，才告失效。

在抚顺这一次一共住了两个月。这是由恐惧到迷惑，由迷惑到盲目乐观，又突然跌进恐惧的两个月。盲目乐观是由于报纸上一篇文章引起的。先是大家对学习莫名其妙，没有人讲课，叫我们自己学，第一本书是《新民主主义论》。我感到很新奇，伪大臣们也和我一模一样。什么主观、客观、意识形态、主观能动性，等等，谁也不懂。每天的讨论大部分时间是抠名词，抠得毫无兴趣。但是为了对所方表示积极，只好硬着头皮学习。后来不记得是哪一位，看到报上一篇谈新中国建设需要大量培养和提拔干部的文章，他忽然大彻大悟地议论道：原来共产党缺人才，所以叫我们学一学，不久就要让我们出去工作的。这个看法居然有许多伪大臣们都表示同意。盲目的乐观情绪一出现，居然有人很用功地念起书来。但是到了十月间，志愿军出国到朝鲜，抗美援朝运动起来了，所方突然宣布向哈尔滨迁移，这次盲目的乐观又一扫而空，一种新的恐惧又出现在每人的心上，而我大概又是其中最严重的一个。

在火车上，我悄悄地问溥杰：

“你看这个战事怎么样？”

“唉，烧香引鬼。至少南满快完了！”

这几乎是当时全体犯人的看法。还有人估计，不等我们到达哈尔滨，美国军队就先到了沈阳。也有人认为，不久以后给我们打开监狱门的，必是美国人。总之，都认为尽管共产党打垮了日本人和蒋介石，这次的对手却是手里拿着原子弹的美国人，必然是引火烧身，最低限度，东北的江山是保不住了。我由此联想自己的命运是三条：一是再被送回苏联，这是最好的；二是被美国飞机炸死或是炸伤；三是不等美国兵到，中国人先把我们全杀掉。有这样的想法的也不只我一个人，这就是车厢始终保持宁静，整个旅途中大家全吃不下饭的原因。

到了哈尔滨，一看见这所监狱，我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监房好像扇面似的排列成半圈，每个房间前后全是铁栏杆，好像动物园里装野兽的笼子。这是伪满遗留下的监狱（我们住了一年左右就搬了家，后来听说政府把这所铁笼子拆掉了），后来听一个当过哈市伪警署署长的伪大臣说，这个铁笼子原是日本人关押抗日爱国人士的地方，那时进了这里的人很少有能活着出去的。我住进去的那天，还没听到这些故事，可是那个铁栅栏门开关的响声，已够我受的了。从这天起，我心情日益恶化，不可终日地疑神疑鬼，外面无论是汽车声、开关门声，还是换岗哨的脚步声，都会引起我的惊慌。有一天夜里，一个犯人做梦叫唤起来，把我惊醒了，同时似乎又听到甬道里哨兵拉枪栓的声音，吓得我整整哆嗦了一夜。

到了哈尔滨不久，突然停发了报纸，也引起犯人们纷纷的猜疑。有一天，广播器放送完一段音乐，电台广播员刚讲了半句话：“伟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正在大张旗鼓地……”突然广播器被关上了。所有的监房也立刻屏息无声。大家都明白了，原来现在正镇压反革命，所方向我们封锁了消息。我想到的是：现在必定是百姓们在控诉我，说不定今天明天就要被拉到公审大会上，我一定是头一名！

正在惶惶然不可终日的时候，这天甬道里出现了所长和一位穿着军服的中年人。所长向大家宣布，有一位公安机关的首长，代表人民政府要向我们讲话。穿军服的人站到甬道上，对我们讲了大约有三个钟头。可惜我现在已经不完全记得了，因为我那时还听不大懂。他谈了政策、改造、学习，我们应该抱什么态度。这段讲话，实际上就是后来近十年我们走的道路。不过，当时我不能理解那么多，我只从他一再讲学习学习的话里，听懂了一个意思：共产党并不打算杀掉我。只明白了这一点就够了，我绷得紧紧的每一根神经，又松弛了下来。

接着，我们度过了第一个供应丰盛、情绪轻松的春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