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能干涉政事，不能随便外出走走，不能找个“大臣”谈谈，当关东军那边的电流不过来的时候，我就无事可干。我发展了迟眠晏起的习惯，晚上总要后半夜，甚至过三点才睡，早晨要十一点起来，每日两餐，早餐在中午十二点至下午一两点，下午四点到五六点睡个中觉，九至十一点吃晚饭，有时十二点吃晚饭。我的日常生活，除了吃睡之外，大概用这八个字就可以概括了，即：打骂、算卦、吃药、害怕。

这四样东西是相互有着关联的。随着日本崩溃迹象越来越明显，我也越是恐怖，我害怕日本在垮台之前，杀我灭口。在这种心理下，我对外是越加积极看日本鬼子的颜色，谄媚逢迎，对内则是脾气越加暴躁，动辄对家人佣人打骂。同时，我的迷信思想也更发展，终日吃素念经，占卜打卦，求佛神保佑。在这种精神不宁和不正常的生活习惯下，本来就糟蹋坏的身体，越发虚弱，因此又拼命地吃药打针。总而言之，这四样东西构成了我的昏天昏地、神神癫癫的生活。

如果倒溯看一看，我的残暴、多疑的性格，早在紫禁城时代就种下了根子，到了天津，又发展了一步。如苛待佣人，在天津就订过这样的“家规”：

一、不准彼此随便说话，以防结党营私。

二、不准互相包庇袒护。

三、不准舞弊赚钱。

四、当同事犯有过错时须立即报告。

五、上级对下级犯过的人，须在发现之后立即加以责打。

如果放任看管，罪加一等。

因为我的性格中，既有统治阶级所具有的冷酷无情、残忍凶暴的一面，又有一种害怕因果报应，极其浓厚的迷信思想。所以，在定好这些杜渐防微的种种条款后，还在后面附加了一项预备好的誓词，叫他们对天盟誓。誓词是：

“如果我违背了上述规则，甘心承受‘天罚’，定让我遭‘天打五雷轰’的恶报！”

到了伪满以后，我在狼的面前是羊，在羊的面前却是只狼。在我的大门内，我的残忍暴虐行为，越发有了发展，例如除了打手心、打耳光和用板子打屁股，又有了“灌凉水”“跪铁链”“过电”“站木笼”之类的刑罚。打人的花样也很多，最常用的是叫别人代替我打。受到这种委派的人往往不是一两个，而是全体在场的人。在动手打的时候，必须打得很重，否则我便疑心他们朋比为奸，可能临时转移目标，让所有人改打这个不肯使劲打人的人。有时，我心里不高兴，对屋里的人都不满意，我就下令叫他们都跪下，成一环形，命令他们彼此互打耳光。

我的打骂对象除了我的妻子、弟弟和妹夫之外，几乎包括家里的一切人。那时我有七八个侄子，在宫里念书，这原是我培养自己亲信的意思，这些学生同时又是陪我说说话，伺候我的人。可是我一样的打骂他们。他们那时最怕我说的一句话就是“叫他下去”！这就是说，要叫这个人到楼下挨打去。

至于每次打人的原因，说起来更使我无地自容，除了说明我的蛮横、狂妄暴虐和喜怒无常的可耻性格之外，实在不能说明别的问题。有一次，一个童仆在我的椅子坐了一下，别人根据我订立的家规，把他告发了，我立即大怒，认为是冒犯了我，就命人重重责打了他一顿。其实，我这个宝座，不是我也坐得心惊肉跳吗？

在长春，我时犯痔疮，买了不少坐药。有个小侄子见到这种药很稀奇，无意中说了一句“很像个枪弹”，立刻触了我的忌讳，“这不是咒我吃枪弹吗！”我没有直接下令责罚，却叫别的侄子们给了他一顿板子。

在我这种统治下，境遇最惨的是一批童仆，这是我的“侍从武官长”张海鹏从长春的一个所谓慈善团体要来的孤儿，大约有十几个。他们的父母大都遭到了日本人的屠杀，把他们遗了下来，日本人怕这些后代记仇，便叫汉奸政权用慈善团体名义收养了他们，把他们完全改了姓名，进行奴化教育，同时又用奴役劳动摧残他们。这个慈善会的孤儿，在种种折磨下，很少有活得长的。这些孩子听说被送到我这里来的时候，有的还抱过很大希望，认为生活一定能比慈善会里好些，事实上不但没有什么改善，反而是更糟。他们在这里，被看做最低贱的人，任何人——包括男仆和女仆——都可以随便打他们，每天要干十五六个小时的活，白天干，晚上还要坐更守夜，吃的是最坏的高粱米，因为干活常误了饭，饭总是凉的，有时不管吃完没吃完，又被叫去干活，所以也总吃不饱。衣服是破烂不堪，成年不给他们洗澡，虱子会自动从破衣服里掉在地上。冬天因为又冷又饿，有的孩子在暖气管旁打扫，不知不觉地伏在暖气上睡着了，把皮肤烤焦了也不知道。挨打是比吃饭还容易的事，干活睡觉要挨打，扫地不干净要挨打，说话大声要挨打，被心里不高兴的男仆人（被称为随侍的）们碰上，也会打他们出气。为了处罚他们，负责管理他们的“随侍”还预备了禁闭室和设有木笼、铁链、电刑等刑具的刑室。这些被日本鬼子杀了父母的孤儿，在我的这个汉奸窝里的折磨下，长到十七八岁还是矮小得像个十岁的孩子。

有一次，一个专干打扫的童仆，因为经常吃不饱，饿得跑到我的厨房里拿点东西吃，也是挨了一顿打。

有一个叫孙博元的童仆，因为受不了这种家规的经常折磨，便想找机会逃走，其实他也是个孤儿，即使逃出去也无依无靠，但这也说明在伪宫里的生活实在是太难忍受了。他在逃跑时，不幸被抓住了，除了挨了一顿毒打之外，还被禁闭在空房子里，用铁链拴住了两腿。在这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折磨下，他苦苦哀求，立誓不逃之后，才把他放出来。当然，他的日子一点也没变好过，终于又跑了。禁卫森严的伪宫内府，是难于逃脱的，这可怜的孩子以为地下的暖气管道可以通到外面，便钻了进去，他在里面转来转去转了两天两夜也没找到出口，后来为了找一口水喝，被人发现抓住了。当我的随侍报告我这件事的时候，我便命令：“让他先吃点东西，然后再管教他！”可是这时他早被随侍管教得奄奄一息了。我一听说他快死了，又吓得个要命。我怕他死了变成冤鬼，来向我索命，便立刻命令把医生叫来。这时抢救也来不及了，这孩子终于在我的“家规”下，丧失了幼小的生命！

这件事发生后，我并没有受到良心的责备，由于害怕因果报应，我花了几天工夫在佛坛前磕头念经，超度亡魂，同时责令毒打他的随侍，在半年时间内，每天要用竹板打自己的手心，以示仟悔。好像这样措置之后，我便可以摆脱了一切干系。

我对使用的仆人的苛刻，到了后来，已经是到了神经过敏而又极无聊的地步。我经常像贼似的，防备厨司务买菜时赚我几角钱。我甚至于派人秘密跟踪，看他是怎么买的，或者向我的妹妹们调查：“你们吃的肉多少钱一斤？一只鸡多少钱可以买到？”有时候认为菜做得不好，或者发现有点什么脏东西，立刻口头发出谕旨：“罚他几块钱！”至于罚多少，是随心所欲，并无标准。有时因为做得好，也下旨赏钱，但总是罚的多赏的少。在物价飞涨时期，拿工资不多的佣人，自然禁不起这样罚，但是他们也有窍门，就是看我高兴的时候，可以哭穷，这叫做“求恩”。遇到这种时候，我常是有求必应，传旨给钱。我就是这样，对我的主子奴颜婢膝，谄媚讨好，对我的佣人则又凶残暴虐，苛刻刁难；我在自己屋子外面无权无力，只能在鬼子决定的法令上画可，我在自己屋子里面，则又作威作福，实行我自拟的“家规”。

我的迷信活动，第五章里已经说过，自幼在宫里受的神话鬼话教育，早在脑中生了根。比如，在天津时，我住的静园外面正对着一个大烟筒，我在自己的楼上设置了许多木刻的剑头符咒等，以便镇压大烟筒的不祥，因为它高于住楼，据说所在地又不知犯了什么风水忌讳，虽然我当时不完全明白这个镇物的用意，但是我却很放心地住进这个大楼，认为纵有什么不祥也给这个镇物给镇住了，我在这里可以居住平安。在天津时，社会上的一些鬼名堂，又让我发展了一步。比如我岳父荣源迷扶乩，总和我宣传这一套，我也信了。有一次，我也想弄一弄，于是他便拿来一套家伙——沙盘、乩笔等。我和他扶了半天，也不见动。荣源后来告诉我：在别处，还是灵的，据他请来的大仙说，那次因为是皇帝扶的，大仙不敢上来，又说那位大仙因为迟到，还受了“上级”（我忘了是玉皇大帝还是谁了）的“处分”。我也就信了，而且内心很得意。

我不但是一只狼，而且是一只带念珠的狼。我念佛、吃素，成天算卦拜神，迷信到了发狂的地步。

从前在北京、天津，我求签问卜所得到的解释，大都是关于复辟成功的乐观希望的。到了东北以后，我的迷信活动，就不再包含什么幻想和希望，而是充满了忧郁、悲哀，充满了阴森森的鬼气。

在长春我供的佛神和牌位，大概有这些角色：各种佛，天神地祗，关圣帝君，王爹爹王妈妈，神杆，满族历代祖先，清朝历代帝后，长白山天女，大成至圣先师孔子历代帝王师，醇贤亲王侧福晋，醇亲王福晋，福神喜神财神贵神，太岁，灶神，四太妃。

我除了供祖宗，还杂七杂八地供了这些神与佛，我又看“佛学”和各种迷信书，看得入了迷。自从在书上看了什么六道轮回，说一切生物都有佛性，前世有德的升天，作了孽的变畜生变饿鬼，我紧张起来了。我生怕来世变畜生，又担心我吃的肉是死去亲人变的。我念起经来了。原先是每天早晚念，后来每顿饭都要念一遍“往生咒”，给吃的肉主超生。开头是我自己默默地念，后来我索性在饭前，让同吃的人先出去，我一个人嘟嘟囔囔念完，再让他们进来吃，以后他们每逢吃饭，都自动地先在外面等着我嘟囔完了再进来。有一次，在空袭警报中，我在同德殿的地下防空洞里吃饭，我念了咒还不算，还把要吃的一个鸡蛋拿起来，对它磕三个头，才敢把这个“佛性”吃进肚去。这时，我索性吃起了素，除鸡蛋外，荤的一概不动。厨房里的苍蝇也不许打，只许向外轰。所以厨房里常可以听见轰苍蝇的战斗的闹声，当然是无济于事。如果菜里发现苍蝇腿，还要罚钱。但我也知道苍蝇是会带病菌传染病的。苍蝇落过的饭菜，我就不吃，如果在我的嘴唇上落一下，我就拿酒精棉花擦一下——我身上总带着一个盛酒精药棉的小铁盒。

越看“佛书”越迷，有时做起梦来，游了地狱，就越发相信。有一次，因为从书上看到，念经多日之后，佛就会来，还要吃东西。我便布置出一间屋子，预备了东西。我念过经之后，对众人们宣布道：佛来了！我跪着爬进屋去。当然里面是空的，但连我自己也相信了自己的胡说八道了，战战兢兢地向空气磕起头来。

我家里的人叫我弄得也都是神神癫癫的，有时我还给他们讲课。于是家中终日佛声四起，木鱼铜磬响声不绝，像居身于和尚庙里一样。

与念经同时，我还自己给自己问卜算卦。算起来没完，不得上吉之卦，誓不罢休。避凶趋吉，几乎成了支配我一举一动的中心思想。弄得行路穿衣吃饭，脑子里也是想着哪样吉，哪样不吉。至于吉凶的标准，并无一定，不过见景生情，临时自定，然后有趋有避。比如走路时，前面有个砖头，心里便规定道：“从左面走过去，吉祥，从右边，不吉祥。”于是从左面走过去。什么迈门坎用左腿右腿，夹菜是先夹白先夹绿，真是无穷无尽。婉容也随我入了迷，她给自己规定，对于认为不吉的，就眨巴眨巴眼，或是吐口唾沫。后来弄成了习惯，时常无缘无故地眨巴一阵眼，或者是嘴里“啐啐啐”连着出声，就像患了精神病似的。这一家子，就这样弄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我的随侍们，真被我这种生活折腾得够戗。比如我打坐时，不准有一点声音。所有的人在我打坐时，都大气不敢出一声。我院里养了一个大鹤，它不管这套，高起兴来就要“鸣于九皋”一下子。我就交待给仆人负责，如叫一声，就罚钱五角。仆人们被罚了不少钱之后，也居然研究出一个办法，鹤一伸脖子他就打它脖子一下，这样就不叫了。

因为怕死，所以也怕病。我嗜药成癖，给我的家人和仆人不少罪受，也是给自己找罪受。我嗜药不但是吃，而且还包括收藏。中药有药库，西药有药房。我有时因为菜的口味差一些，硬叫扣出厨司务几毛钱来，但为了买药——特别是伪满末期药品奇缺时，可以花几千元几万元去向国外订购用不着的药品。我的一些侄子，上学之外要为我管药房药库。另外我还专雇了医生，他们每天为我打针，总要忙上几小时。我每天要打赐保命和葡萄糖之类的补品，打针的时候，我的侄子要从大量的注射剂中拣可用的药。因为存药太多，大都过了期，注射液类药往往都有毛状沉淀物。他们把这工作叫做“拣毛”，拣一次毛，就要两个钟头。然后由另一个侄子执行注射，医生则是一旁守候。就这样，要消磨掉好几个人半天的时间，而这大半是在夜里人家该休息的时候。

从前我在紫禁城里时常“疑病”，现在用不着疑心，我真的身体虚弱了。记得有一次例行“巡幸”，去看日本人新建的水丰发电站。到了那里，走了不多远，我已喘得透不过气来，由于穿着军服，还要在鬼子面前撑着架子。回来的时候，真的吃不住了，眼看就要倒下来了，随行的侄子们和医生赶快抢着给我打赐保命和葡萄糖，这才把我抢救过来。

这种虚弱的身体，加上紧张的心情，让我那时总觉得死亡迫在眉睫，日本人、中国人、我的虚弱，都在要我的命。这成了我那时思索一切问题的核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