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垣征四郎是一九二九年调到关东军当参谋的，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的揭露，他在一九三〇年五月就对人说，他对解决“满洲问题”已有一个“明确的想法”，他认为必须以武力解决中日间的问题。至少在“九·一八”事变前一年，他就主张驱逐张学良，在东北建立一个“新国家”。判决书上说他“自一九三一年起，以大佐地位在关东军参谋部参加了当时以武力占领满洲为直接目的阴谋，他进行了支持这种目标的煽动，协助制造引起所谓‘满洲事变’的口实；他压制了若干防止这项军事行动的企图，同意了和指导了这种军事行动。嗣后，他在鼓动‘满洲’独立的欺骗运动中以及作为其结果的树立傀儡伪‘满洲国’的阴谋中，都担任了主要的任务。”

他于一九三四年任关东军的副参谋长，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是师团长，一九三八年做了陆军大臣，一九三九年是中国派遣军的参谋长。以后又做过朝鲜司令官、驻新加坡的第七方面军司令官。在华北内蒙扶植伪政权、进攻中国内地、树立汪精卫伪政权、发动哈桑湖对苏的进攻等等重大事件中，他都是重要角色。

板垣是个小矮个，有一个剃光的头，一张刮得很干净的青白色的脸，眉毛和鼻子底下的小胡子的黑色特别显眼。在我看过的日本军官中，他的服装算最整洁的了，袖口露出白得刺眼的衬衫，裤腿管上的圭角也很触目，再加上他的轻轻搓手的习惯动作，给了我一个颇为斯文和潇洒的印象。板垣先对我送他礼物表示了谢意，然后表明，他是奉关东军本庄司令官之命，来向我报告关于“建立满洲新国家”的问题。

他说出了题目，却不立刻讲正文，而是慢条斯理地先从“张学良的虐政不得人心，日本在满权益丝毫没有保障”谈起，又大谈了一阵日军行动的“正义性”，“帮助满洲人民建立王道乐土的诚意”。我听着他的话，看着他的青白脸和忠岛比多吉的皱脸，不断表示赞同地点点头，心里却希望他快些把我关心的答案说出来。好不容易，他总算谈到了这个正题：

“这个新国家名号是‘满洲国’，国都设在长春，因此长春改名为新京，这个国家由五个主要民族组成，即满族、汉族、蒙古族、日本族和朝鲜族。日本人在满洲花了几十年的心血，法律地位和政治地位自然和别的民族相同，比如同样地可以充当新国家的官吏……”

不等忠岛翻译完，他从皮包里又拿出了《满蒙人民宣言书》《执政即位宣言》以及五色的“满洲国国旗”，放到我面前的沙发桌上。我气得肺都要炸了。我的手颤抖着把那堆东西推了一下，问道：

“这是个什么国家？难道这是大清帝国吗？”

我的声音变了调。板垣照样地用他的不紧不慢的声调说：“自然，这不是大清帝国的复辟，这是一个新国家，这是东北行政委员会通过的决议，这个委员会代表满洲群众，一致推戴阁下为新国家的元首，就是‘执政’。”

听到从板垣的嘴里响出个“阁下”来，我觉得全身的血都涌到脸上来了。这还是第一次听日本人这么称呼我呢！“宣统帝”或者“皇帝陛下”的称谓原来就此被他们取消了，这如何能够容忍呢？在我的心里，东北二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三千万的人口，全抵不上那一声“陛下”呀！我激动得几乎都坐不住了，大声道：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满洲人心所向，不是我个人，而是大清的皇帝，若是取消了这个称谓，满洲人心必失。这个问题必须请关东军重新考虑。”

板垣轻轻地搓着手，笑容满面地说：

“满洲人民推戴阁下为新国家的元首，这是没有疑问的。这就是人心所归，也是关东军所同意的。”

“可是日本也是天皇制的帝国，为什么关东军同意建立共和制呢？”

“如果阁下认为共和制不妥，就不用这个字眼。这不是共和制，是执政制。”

“我很感谢贵国的热诚帮助，但是别的都可说，唯有这个执政制我却是不能接受。皇帝的称谓是我的祖宗所留下的，若是由我取消了，即是不忠不孝。”

“所谓执政，不过是过渡而已，”板垣露出十分同情的样子，“宣统帝是大清帝国的第十二代皇帝陛下，这是很明白的事，将来在议会成立之后，我相信必定会通过恢复帝制的宪法。因此，目前的执政，不过是过渡时期的办法而已。”

我听到“议会”这两字，又像挨了一下烫似的，连忙摇头说：“议会没有好的，再说大清皇帝当初也不是什么议会封的！”

我们这样的争来争去，总也谈不到一起。板垣态度平和，一点也不着急，青白脸上浮着笑容，两只手搓来搓去；我不厌其烦地重复着那十二条不得不正统系的道理，翻来覆去地表示，非要这个皇帝的称呼不行。这样谈了三个多钟头，最后，板垣收拾起了他的皮包，表示不想再谈下去了。他的声调没变，可是脸色更青更白了，笑容也没有了，一度回到他口头上的宣统帝的称呼又变成了阁下：“阁下再考虑考虑，明天再谈。”冷冷地说完，他就告辞走了。

这天晚上，我又和板垣见了一次面。这是根据郑氏父子和上角的意见，在大和旅馆里专为板垣举行了一个宴会。照他们的话说，这是为了联络感情。

我在宴会上的心情是颇为复杂的。我所以敢于拒绝执政的名义，多少是受了胡嗣瑗、陈曾寿这些人的影响，即认为日本人把东北弄成目前这种局面，非我出来就不能收拾，因此，只要我坚持一下，日本人就会让步。但是在我拒绝了板垣之后，郑孝胥就提醒我，无论如何不能和日本军方伤感情，伤了感情一定没有好处，张作霖的下场就是殷鉴。我一听这话，又害怕起来。我原来认为，土匪出身的张作霖和我这“自与常人殊”的“龙种”按理不能并列，不过谁知现在日本人心里又是怎么样的呢？因此，我不得不时时注意着板垣的那张青白脸。那张脸竟是个没有春夏秋冬的脸。他大口喝酒，对任何人的敬酒都表现十分豪爽，他绝口不提白天的争论，那就好像根本不曾发生过似的。也好像约定好了一样，宴会上的人除了风花雪月，烟酒饮食，再不说别的。一直到晚上十点钟结束宴会，我还是没看出板垣脸上的气候。

可是用不着我再费多少时间去试探，第二天早晨板垣把郑孝胥、罗振玉、万绳栻和郑垂都叫到大和旅馆，让他们向我传达他的“气候”：

“军方的要求再不能有所更改。如果不被接受，就只能看做是敌对的态度，军方也只有用对待敌人的手段作答复。这就是军方最后的话了。”

我愕然地看着他们每人的脸，看到罗振玉的垂头丧气和万绳栻的惊恐神色，我相信郑孝胥传达的话不会是假的了，我的腿一软，跌坐在沙发上，半晌说不出话来。

别人都不言语，我只听见郑孝胥一人的声音：“臣早说过，不可伤军方的感情……不过现在还来得及，臣已经在板垣面前极力担承，说皇上必能乾纲独断。”

我没有做声。

郑垂这时说话了：“中国不是有句古语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又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咱君臣现在是在日本人掌心里，不能吃他这个眼前亏，与其跟他们决裂，不如索性入虎穴将计就计，以通权达变之方，谋来日之宏举。”

昨晚的宴会上郑垂是最活跃的一个，他和板垣一再干杯，宴会后又拉着板垣去喝酒。今天他的通权达变、将计就计论说得又是如此娓娓动听，我没把它和昨晚的特殊举动联系起来，但觉得很奇怪，前两天他和他老子去沈阳之前，还说过非大清复辟不干，怎么变得这么快呢？

郑孝胥看我还是不做声，又换上了激昂的声调说，日本人说得出做得出，眼前这个亏不能吃，何况日本人原是好意，让我当元首，这和皇帝是一样。“臣伺候皇上这些年，还不是为了今天？若是一定不肯，臣只有收拾铺盖自己回家。”听了他这话，我发了慌。这时他儿子又接着说：“现在答应了日本军方，将来把实力培植起来，就不愁没有办法按着咱的意思去办。”这时罗振玉垂头丧气地说：“事又已此，悔之不及，只有暂定以一年为期，如逾期仍不实行帝制，到时即行退位，看以此为条件，板垣还怎么说。”我再没有办法，叹一口气，叫郑孝胥去和板垣说说看。过了不多时候，他头顶闪着光来了。

“板垣同意了！今晚上板垣特为未来的执政举行一个小规模的宴会！”我就是这样，一方面是浑身没有一根骨头是硬的，一方面还幻想着未来的“复位登极”，公开走上了这条卑鄙无耻的道路，确定了头号汉奸的身份，给血腥的统治者充当了遮羞布，在这块布底下，从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三日这天起，祖国的东北完全变成一块殖民地，三千万同胞开始了染满血泪的苦难生活。同时，我也给本庄、板垣之流增添了信心，奠定了“发家”的基石。郑孝胥日记里这样记下了本庄、板垣等人的命运关头：

……上乃决，复命万绳栻往召板垣。遂改“暂为维持”句。板垣退而大悦。昨日本庄两次电话来询情形，板垣今日十一时当去。暂许之议，十时乃定。危险之机，间不容发。盖此议不成，则本庄、板垣皆当引咎辞职，而日本陆军援立之策败矣……

这天晚上，板垣、上角等几个日本人和随我到东北的几个遗老都出席了这个宴会。板垣变了另外一个人，他叫来了一大群日本妓女，给每人配上一个，他自己左拥右抱，拼命喝酒，斯文相全没有了。

一个日本妓女拿了一杯酒给我，用生硬的中国话问道：“你是中国人的？你是做什么的？”

板垣听见了，哈哈大笑，那女人吓了一跳，惊慌地缩了一下脖子。她的涂满了白粉的脖子和那副惊慌样，叫我想起了瓷人，我因之一下子忽然想到，我这“临时执政”也是瓷制的，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摔个粉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