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府”里的人虽然有共同的兴奋，却没有共同的想法。金梁后来在他补写的《遇变日记》[10]里说：“盖自段、张到京后，皆空言示好，实无办法。众为所欺，以为恢复即在目前，于是事实未见，而意见已生。有主张原订条件一字不能动者，有主必还宫复号者，有主改号避帝者，有主岁费可减，必有外人保证者，有主移住颐和园者，有主在东城购屋者。实则主权在人，无异梦想一皆不知何所见而云然也。”这段话说的倒是实情。

历史的列车在进行中，障碍被压碎，垃圾被拋开。附在垃圾上的蝇子自然会哄成一团，碰撞一阵。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五日的这场旋风，把我一下子拋出了紫禁城，落到一个三岔口上。我面前是三条路：一条是新的《条件》给我指出来的，放弃帝王尊号，放弃原来的野心，做个仍然拥有大量财宝和田庄的“平民”；另一条是争取“同情者”的支援，取消国民军的新《条件》，全部恢复袁世凯时代的旧《条件》，或者“复号还宫”，让我回到紫禁城，依然过着从前那样的生活；还有一条是最曲折的道路，它通向海外，然后又指向紫禁城，不过那时的紫禁城必须是辛亥以前的紫禁城。这条路如果用二十年后蒋介石的术语来说，叫做“曲线救国”，而当时的原版则是“借外力谋恢复”。我站在这个三岔口上，本来一心想走第三条路的，但是又不得不忍受着周围那群蝇子的包围，听着他们的无穷无尽的争吵。他们对于第一条路，固然都是和我一样地认为不屑一顾，而在其他两条路线的选择上，则是互不相让。即使是同一条路线的拥护者，也各有不同的具体主张和详尽计划。每个人都争先恐后给我出主意，抢着给带路。

这种“带路权”的争夺战，从我进“北府”大门那天起，经过我居住天津的七年，一直到离津去东北前，是一直没有停止过的。只说在“北府”的这二十四天，也曾有过几次起伏，变过几次阵容，转移过几次重心。

起初，刚进“北府”的那几天，争论的中心是“留在北府呢？还是设法溜出，躲进东交民巷？”前面已说过，主张溜走的一方是处于孤势的郑孝胥和不公开表态的庄士敦，另一方则是以我父亲为首的王公大臣以及师傅们。这场冲突是以郑孝胥的失败而告终。门禁开始松动以后，以“出洋不出洋，争不争取恢复《条件》”为中心展开了第二次的交锋。主张立即出洋的一方是金梁和罗振玉（庄士敦仍是不公开表态的一个），另一方仍以我父亲为首，师傅们是参加者。他们这次的矛头主要是对着“急先锋”金梁，也取得了胜利。不过，这是一个表面的胜利。到第三个回合，即郑、罗、庄联合了起来，并争得了陈宝琛的参与，而问题重心转到了“我的当前处境危不危险，要不要先跑进东交民巷”的时候，那些王公大臣便惨败了。

以我父亲为首的王公大臣们，始终反对着我出洋，他们是“争取复号还宫派”里的最保守者。他们对国民军怀着同样的仇恨，却又希望我忍受着，等待着。国民军取消了我的皇帝尊号，他们认为我还可以在家里做皇帝，反正他们是不取消我的尊号的。国民军的统治刚露出了不稳征兆（张、冯不和，黄内阁被拒于使团），他们的幻想就抬头了。他们一面劝我静待佳音，一面对于一切出洋的以及出府的意见，大肆进行攻击。不可否认，这一派人在第一个回合上是取得了胜利，因为拦阻了我去东交民巷，也就是拦住了我出洋的路。他们在对付金梁上，让金梁败得很狼狈。金梁从报上看到了我对鹿锺麟的谈话以后，门禁刚一松动，便带着一份“奏折”和替我拟好的“宣言书”来了。他大大地夸奖了我的谈话，让我对外宣布“敝屣一切，还我自由，余怀此志久矣！”叫我放弃帝号和优待费，把钱拿出来办图书馆和学校，其目的，则是“收人心，抗舆论”，同时要“托内事于忠贞之士，而先出洋留学，图其远者大者，尽人事以待天命，一旦有机可乘，立即归国”。他的论点是：“盖必敝屣今日之假皇帝，始可希望将来之真皇帝。”他这一番话，确实令我动了心，但是我父亲闻言之后，对他大怒，把他称之为“疯子”，请他以后不要再上门来。金梁被我父亲以“王爷”的身份赶走以后，另一个出洋派主力，高鼻子的“护命符”庄士敦，我父亲虽然没有办法也不敢动他，但是大门上的大兵无形中帮了我父亲的忙，从第二天起就没放他进来，于是造成了我父亲这一派的暂时胜利。

在说到这个暂时的胜利之前，我要先说一下我们这伙人的心理状态。

概括地可以这样说，除了复辟的共同目标之外，每个人还都有他自己的一个算盘。

主张还原的是为了什么呢？这是因为只有这样，“王公”“大臣”“帝师”“翰林”等等的名利攸关的标签才有地方可贴。这就是说，绍英还可以掌管那把关系着他的“社会地位”的“总管内务府的印钥”，荣源还可以继续着乐在其中的“抵押”“变价”的生涯，“醇亲王”可以照旧支取每年四万二千四百八十两银子折合的岁俸，这是从前不管民国当局如何拖欠岁费，内务府到时都要凑足送齐的。

主张“立刻出洋”的是为了什么呢？当然也是为了将来的复辟，但也同样地有着说不出口的打算。这看一下他们各自主张的出洋方向就可以知道。罗振玉主张我到日本，有位当过前清驻欧洲公使的黄诰，主张我到欧洲……因为只有如此，他们才能利用自己优越条件，达到垄断居奇的目的，至于他们所熟悉的国家能否支持我的复辟，问题倒在其次了。“出洋派”的急先锋金梁，他没有提出具体的方向，他自己哪一国也没去过，不过他也最有意思。他的主意并不固定，起先，他根据我对鹿锺麟说的漂亮话，主张了“敝屣一切”，放弃帝号和《条件》，后来，段祺瑞上了台，我又对《顺天时报》表示了取消条件并非“欣然快诺”，而还原的呼声甚嚣尘上之际，他又送来奏折，说如要帝号，我亦不可放弃，又上书张作霖说“优待条件事关国信，效等约法，非可轻易修改”了。他对别人解释道：他并不是主张放弃帝号的，不过这事不宜由我去争而已。我一时弄不明白他到底主张的是什么。后来才知道，原来他关心的既不是我的自由，也不是什么《条件》，而是如何取得机缘，好借题做文章，以“扬名显世”，出其风头。倘若能取得我的信赖和重用，那自然更理想了。后来他实在从我这里没弄到什么，不得已，无中生有地给自己刻了“少保”的图章，盖在他的树杈式的书联上。

这些有头有脸的人物是这样各怀着一个算盘，那些下面的喽啰，不断地递折子、上条陈，也各有其小算盘。我六叔载洵有个叫吴锡宝的门客，写了一个“奏为陈善后大计”的折子，一上来先抱怨说，他早主张要聘用各国法学家研究法律，以备应付民国违法毁约的举动，因为没听他的主意，所以今天手忙脚乱，驳辩无力。接着，他提出五条大计：说来说去离不了用法律和法学家，原因就是他自己是一名律师。还有个名叫多济的旗人，是挂名的内务府员外郎，他坚决主张无论如何不可放弃帝号，不但如此，我将来有了儿子还要叫做“宣统第二”。他又主张今后我应该把侍奉左右的人都换上八旗子弟，看来，他也打好主意让他的儿子做“多济第二”，来继承员外郎这份俸银的。

我也有一个算盘，相形之下，我的算盘倒是最单纯的，而且在那个范围内也是说得出口的，这就是我的终极目标：复辟。为了这个目标，我曾为自己把第三条路线修正、补充过几次。刚进“北府”的时候，这条路线是这样：

“北府”—东交民巷—外国—北京紫禁城

在形势缓和之后，我又修改成如我给张作霖的信里说的那样：

“北府”—北京城内住所—奉天（沈阳）—外国—紫禁城

这条具体的行动路线不但表明了固定不移的终极目标，也表明了第一个步骤是非离开“北府”这个不称心的地方不可的。

那时，我自然不会像上面说的那样，去分辨周围那群蝇子，我判断是非的标准只有一条，这是和西太后的并没有多大区别的一条：谁叫我称心，谁最维护我作为帝王的利益的，谁就是好，否则就叫坏。那时凡是叫我忍受的，叫我等待的，拦阻我行动的，把他的利害放在我的利害上面的，我都不满意。因此，王公大臣那一方逐渐失掉了我欢心，而积极为我奔走，设计让我脱离那个“北府”的郑、罗、庄这一方，越来越受到我的信赖。从这点上说，这就预定下了“北府”争夺战的最后结局。

古代兵法中说得不错，“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又说“攻心为上”。谁能知我又能攻我心的，谁就得胜，否则必败。

我当时主要的心情，既然是又害怕国民军害我，又想离开这个变相的紫禁城，郑孝胥和罗振玉于是从这方面打动了我的心。

国民军的警卫从大门撤走之后，形势本来已经缓和，我都敢放开胆子向记者骂国民军了，忽然郑孝胥面容严肃地出现了，问我看过报没有。

“看了，没有什么呀！”

“皇上看看《顺天时报》。”他拿出报来，指着一条“赤化运动之平民自治歌”标题给我看。这条消息说，冯军入京以后，“赤化主义”就乘机活动，最近竟出现数万张传单，主张“不要政府真自治、不要法律大自由”云云。那时，我从郑、陈、庄诸人和《顺天时报》上听到或看到什么共产党是过激主义、赤化主义，赤化、过激就是洪水猛兽，共产共妻，又说冯玉祥的军队就和赤化过激有关，等等的鬼话。看了这些消息，就信郑孝胥的解释，那是马上要天下大乱，“赤化主义”对我下毒手，则更无疑问。

我正被郑孝胥的话闹得心惊胆战之际，罗振玉以紧张的面容出现了。罗振玉的来自日方的消息一向很受我重视。曾以联络日本兵营的联队长竹本大佐一事，得到我的信任，他这次报告我说，已确实听说冯玉祥和“过激主义”分子将对我不利。“现在冯军占了颐和园。”他说，“出事可能就在这一两天。皇上要趁早离开这里，到东交民巷躲避一下才好。”

后来庄士敦也来了，带来了外国报上的消息，说冯玉祥又要第三次对北京采取行动。

这样一来，我沉不住气了，连一向稳重的陈宝琛也着了慌，认为应该趁冯玉祥军队不在的时候，抓机会到东交民巷为妙。他和郑孝胥商量过，主张先住进德国医院，因为那位德国大夫是认识我的。接着，我就和陈、庄二师傅，悄悄地商议了一个计策，这个计策不但要避免民国当局知道，也要防备着我的父亲。

我们按照密议的计划进行。第一步，我和陈师傅同出，探望比我晚几天出宫的住在麒麟胡同的敬懿、荣惠两太妃（这时庄和和端康都已去世了）。探望完了，依旧回“北府”，给“北府”上下一个守信用的印象。第二步，即第二天，我和陈、庄师傅扬言去苏州胡同看房子，准备租用居住。我们准备从那里绕一下就奔东交民巷，先住进德国医院，然后再考虑住进使馆和让婉容搬来。只要到了东交民巷，这第三步就好办了。但是，在执行这第二步计划的时候，我父亲派了他的大管家张文治，偏要陪我们一起去。我和庄士敦上了一辆汽车，张文治也跟在陈宝琛屁股后，上了另一辆车。进了东交民巷，庄士敦叫车子在一家卖钟表和相机的洋行门口停下，他带我进了洋行，在这里考虑对付张文治的办法。我买了一个法国金怀表，磨蹭一阵儿，庄士敦想出了办法，就说我觉得不舒服，要去德国医院看看。张文治狐疑不安地跟我们到了德国医院。到了医院，我们把他甩在一边儿。庄士敦向医院的棣柏大夫说明了来意，把我让到一间空病房里休息，张文治一看不是门道，赶紧溜走了。我们知道他必是回“北府”向我父亲报信去了，庄士敦不敢放松时间，立刻去英国使馆办交涉。谁知他这一去就杳无音信，等得我好不心焦。我生怕这时张文治把我父亲引了来，正在焦躁不安，郑孝胥到了。这段经过，可以看看他的日记：

壬子初三日。弢庵、叔言来。昨报载李煜瀛见段祺瑞，争皇产事，李忿言：法国路易十四，英国杀君主，事尤数见，外交干涉必无可虑。张继出告人曰：非斩草除根，不了此事。平民自治歌有曰：留宣统，真怪异，惟一污点尚未去。余语弢庵曰：事急矣！乃定德国医院之策。午后，诣北府，至鼓楼，逢弢庵（陈宝琛）之马车，曰：已往苏州胡同矣！驰至苏州胡同，无所见，遂至德国医院。登楼，上（说我）徘徊窗下，独弢庵从，告孝胥曰：庄士敦已往荷兰、英吉利使馆，张文治奔告醇王，且复来！孝胥请幸日本使馆，上命孝胥先告日人。即访竹本，告以皇帝已来。竹本白其公使芳泽，乃语孝胥：“请皇帝自决行止。”于是暴风大作，黄沙蔽天，数步外不相见。孝胥至医院，虑汽车或不听命，议以上乘马车；又虑院前门人甚众，乃引马车至后门，一德医持钥从，一看护导上下楼，开后门，登马车，孝胥及一僮骖乘。德医院至日本使馆有二道，约里许：一自东交民巷转北，一自长安街转南。孝胥叱御者曰：“再至日使馆。”御者利北道稍近，驱车过长安街。上惊呼曰：“街多华警，何为出此！”然车已迅驰，孝胥曰：“咫尺耳！马车中安有皇帝？请上勿恐。”既南转至河岸，复启上曰：“此为使馆界矣！”遂入日本使馆。竹本、中平迎上入兵营。弢庵亦至。方车行长安街，风沙悍怒，几不能前，昏晦中入室小憩。上曰：“北府人知我至医院耳，庄士敦、张文治必复往等，宣告之。”孝胥复至医院，醇王、涛贝勒皆至。因与同来日馆，廷臣奔视者数人。上命孝胥往告段祺瑞，命张文治往告张作霖……

郑孝胥日记里没提到庄士敦，因为他在德国医院没有看见庄士敦，庄士敦那时已经到了日本使馆了。我和这位一去不回的人在这地方碰见，很是奇怪。他对我解释说：“我到英国公使那里去了，麻克类说那里地方很小，不便招待……既然陛下受到日本公使先生的接待，那是太好了，总之，现在一切平安了。”在那匆匆忙忙之中，我也没再细问——既然我保了险了，过去的事情我也就没有兴趣去知道了。一直到很晚，他的《紫禁城的黄昏》出版了，我才看到下面这段描写：

我先到日本公使馆去。我这样做是因为，我觉得，所有的外国公使里面，日本公使最能而且也最愿意，不仅仅接待皇帝，而且还给以有效的保护。

这时已是下午一点。日本公使不在家，他到外面吃饭去了。于是我就到荷兰使馆去，荷兰公使也出去。最后我拜访了英国使馆。罗纳德·麻克类勋爵正好在家，我把发生的事情简单地告诉了他。我知道英国使馆的态度是坚决反对，英国人怕釆取任何被解释成干涉中国内战的行动，因此我谈到我在皇帝出逃中所起作用时，尽量轻描淡写，我只说，根据皇帝的指示，我坐车和他一起到了东交民巷。

我接着说，我已拜访了日本公使馆，因为我觉得如果芳泽谦吉先生同意保护他，他就可以得到最安全的庇护。英国公使表示同意，他还相当体贴地说，如果皇帝得到日本使馆的庇护的话，他希望我到英国使馆去做客，这样就可以尽可能接近皇帝，因为日本使馆几乎就在英使馆的对过。

我去日本使馆，可是日本公使还没有回来，等到我和他见面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三点钟了。他听了我所说的话，当我请他用日本使馆接待皇帝的时候，他并没有马上作答，在他屋子里踱来踱去，考虑着这件事情，然后才把他的决定告诉我。他愿意接待皇帝，可是他希望给他安排一个“合适的地方”，所以我先回德国医院，等候他的消息。我后来发现，芳泽谦吉先生及其夫人为皇帝准备的“合适的地方”原来是他们自己的私人房间，也就是日本使馆里最好的房间。

庄士敦接着写道，他又回到德国医院，发现了我已不在了，大吃一惊，问德国护士：“皇帝在哪里？”护士说：“这里没有皇帝！”他叫起来：“胡说，是我把他送到这里的！”后来才明白，这是德国医师棣柏嘱咐医院为我保密的。医院里的人后来认出他来，才告诉了他，我已经去日本使馆了，他很感谢德国朋友的热心，然后又到日本使馆。在这里他又一次出乎意外，因为又发现我不在公使馆，而是在日本守备队司令官竹本大佐那里。当然，很快也就知道了郑孝胥的活动。

郑孝胥对自己在这次出逃中所起的作用，得意极了。这可以从他写的两首七言中看出来。

十一月初三奉乘舆幸日本使馆

陈宝琛、庄士敦从幸德国医院，孝胥踵至，遂入日本使馆。

乘日风兮载云旗，纵横无人神鬼驰，

手持帝子出虎穴，青史茫茫无此奇！

是日何来蒙古风？天倾地坼见共工，

休嗟猛士不可得，犹有人间一秃翁。[11]

这位俨然以“猛士”自居的秃翁后来作了一幅画：在角楼上空云雾中，有一条张牙舞爪的龙。陈宝琛虔诚地在画上题了“风异”二字，又作诗一首恭维他：“风沙叫啸日西垂，投止何门正此时；写作昌黎诗意读，天昏地黑扈龙移。”庄士敦颇知凑趣，也用英文把事件经过写在上面。

让郑孝胥如此得意忘形的原因之一，是他在这场争夺垄断的战斗中，胜过了他的暗中对手罗振玉。罗振玉不但没有赶上这个机会，而且竹本大佐这个值钱的关系，也被郑孝胥轻轻拿在手里，成了郑的本钱。郑、罗二人之间的冲突，原来是掩盖在他们与王公们的争夺战后面。而从这时起，开始了他们之间的争夺战了。

不过，庄士敦却在旁不免暗笑。在他的一九三二年出版的书里，他肯定了郑孝胥日记所叙述的正确性之后说：“不过有一点除外，那就是郑孝胥错误地认为，竹本大佐在同意用他自己的住处接待皇帝之前，已经和日本公使商量过了。日本使馆中文武官之间的关系，并不像其他使馆中文武官之间的关系那么亲近和友好，竹本大佐是否认为自己应当听从日本大使的命令，是大可怀疑的。因此，他并不认为必须把他和郑孝胥先生谈的话向芳泽谦吉先生汇报，而且他也没有这样做。事实上，他本人急于要接待皇帝，不希望日本公使把他的贵客夺走……

事实上，后来是夺走了。原来刚开始不久的争夺战，不仅展开在王公大臣和郑、罗之间，也不仅在郑与罗之间，原来还发生在日本人之间。这第一场争夺战的真正胜利者，有一段谈话刊在第二天的《顺天时报》上：

日使对容留逊帝之谈话

日本芳泽公使，昨日对于往访记者所谈逊帝溥仪迁入日本使馆之经过，并公使所持之态度如下：

上星期六午后三时，忽有某氏（公使不欲宣布其姓名）来访余（公使自称，下同），告以逊帝现已入德国医院，并谓此不过暂时办法，万难期其久居，且于某某方面亦曾恳谈逊帝迁居事，咸以迁居日本使馆为宜，故逊帝遣某来为之先容，万希俯允所请等语。余当时在大体上因无可推辞，然以事出突然，故答以容暂考虑，再为答复等语。某氏辞去约二十分钟。余即接得报告，谓逊帝已至日本兵营，要求与余面会。余当即亲赴兵营迎迓，一面为之准备房屋。午后五点迎入本馆后，即派池部书记官赴外交部谒沈次长，说明逊帝突然来馆之始末，并请转达段执政，以免有所误会。当蒙其答复，极为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