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遣散太监的举动，大受社会舆论的称赞，我觉得很得意。在庄师傅的鼓动下，我接着又把“励精图治”的目标转到内务府方面。

关于内务府，我想先抄一段内务府一位旧人写给我的材料：

内务府人多不读书

内务府人多不知书，且甚至以教子弟读书为播种灾祸者。察其出言则一意模棱，观其接待则每多繁缛；视中饱如经逾格之恩，作舞弊如被特许之命。昌言无忌，自得洋洋。乃有“天棚鱼缸石榴树，地炕肥狗胖丫头”，以及“树小房新画不古，一看就知内务府”之讽，极形其鄙而多金，俗而无学也。余窃耻之，而苦不得釆其源。迨及民十七八之间，遍读东华录，在嘉庆朝某事故中（林清之变或成德之案，今不能清楚矣）发现有嘉庆之文字，略叙在清代中之背反者，其中有宗室有八旗有太监，而独无内务府人，足见内务府尚不辜负历代豢养之恩，较之他辈实为具有天良者。嘉庆之慨叹，实为内务府人之表彰。于是始得解惑焉。内务府人亦常有自谓“皇上家叫我们赚钱，就为是养活我们”，此语之来，必基于此矣。至其言语举动之不成文章者，正所以表其驯贴之愚，而绝无圭角之志；其畏读书，则为预避文祸之干触，与夫遗祸于后昆；其视舞弊及中饱如奉明言者，乃用符“不枉受历代优遇豢养之恩”也欤……而内务府人之累代子孙亦为之遗误，乃至于此，曷胜叹哉！

这位老先生当年为了向家庭争取多读些书，受过不小刺激，所以，他对于内务府人不读书的感慨特别深。我那时对三旗世家所包办的内务府[4]也深感其俗不可耐，但最使我不满的还是他们“视中饱舞弊，如奉明言”。

关于内务府的中饱、舞弊的故事，是可以写成一大厚本书的。这里只举出两个例子就行了。一个是内务府每年的惊人开支。即使民国照付四百万元的优待费，也不够那个开支数。民国十三年我出宫后，“清室善后委员会”在北京《京报》上揭露的当年收入抵押金银古玩款，即达五百多万元，而并无剩余，全部开支出去了。据前面那段文字的作者说，那几年每年开支都有三百六十万两上下，这是和《京报》揭露材料相符的。

另一个例子是我岳父荣源经手的一次抵押。抵押合同日期是民国十三年五月三十一日，签字人是内务府的绍英、耆龄、荣源和北京盐业银行经理岳乾斋，抵押品是金钟、金册、金宝和其他金器，抵押款数八十万元，期限一年，月息一分。合同内规定，四十万元由十六个金钟（共重十一万一千四百三十九万两）作押品，另四十万元的押品则是：包括八个皇太后在内的金宝十个，金册十三个，以及金宝箱、金印池、金宝塔、金盘、金壶等，计重一万零九百六十九两七钱九分六厘；不足十成的金器三十六件，计重八百八十三两八钱，嵌镶珍珠一千九百五十二颗，宝石一百八十四块。另外还有玛瑙碗等珍品四十五件。只这后一笔的四十万元抵押来说，就等于是把金宝金册等十成金的物件当做荒金折卖，其余的则完全白送。这样的抵押和变价，每年总要有好几宗，特别逢年过节要开销的时候是必不可免的。一到这时候报上就会出现秘闻消息，也必有内务府辟谣或解释的声明。比如这一次抵押事先就有传闻，内务府和荣源本人也有声明，说所卖都是作废的东西，其中决没有传说中的慈禧的册宝云云[5]。

我在出宫之前，虽然对内务府的中饱和舞弊拿不到像上面说的这样的证据，虽然绍英、耆龄这些大臣一句一个“阿哈”（满语奴才），用最怨屈的声调告诉我“民党”专会利用报纸造谣生事，但是每年的“放过款项”的数字也告诉了我另一个事实：我的内务府的开支竟能超过了西太后的内务府的最高纪录。在上一章里的那个“宣统七年放过款项及近三年比较”，本是内务府为了应付清理财产的“上谕”而编造的（后来还要谈到这次清理），可是那些经过缩小过的开支数字，也暴露了问题。从那个统计上可以看出，除去了王公大臣的俸银不当计算外，属于内务府开支的民国四年是二百六十四万两，民国八、九、十年是二百三十八万两，一百八十九万两，一百七十一万两。而西太后时代的内务府起先每年开支不过三十万两，到西太后过七十整寿时，不过才加到七十万两。我这个人再不知数，也不能不觉得奇怪。何况报上今天一个盗宝案，明天一个“古物变价秘闻呢”？同时，我也注意到了这个事实：有些贵族、显宦之家已经坐吃山空，日趋潦倒，甚至于什么世子王孙倒毙城门洞，福晋、命妇坠入烟花等等新闻已出现在报纸社会栏内，而内务府人却开起了古玩店、票庄（钱庄）、当铺、木厂（营造业）等等大买卖。我知道这些生财之道无一不与宫中的财富有关。特别是师傅们，虽然他们也曾帮助过内务府，反对我买汽车安电话，可是一提起了内务府，也没有人表示好感。伊克坦师傅在去世前（我结婚前一年）不久曾因为陈师傅不肯向我揭发内务府的弊端，说陈师傅犯了“欺君之罪”，不配当“太傅”。至于庄师傅就更不用说，内务府三个字在他看来就是“吸血鬼”的同义语。他对内务府的看法促成了我整顿内务府的决心。

“从宫廷的内务府到每个王公的管家人，都是最有钱的。”他有一次说，“主人对自己的财产不知道，只有问这些管家的人。甚至于不得不求这些管家的人，否则就一个钱也拿不到。不必说恢复故物，就说手里保留的这点珍宝吧，如果不把管家的整顿好，全都谈不到！”

他又说：“内务府有个座右铭，这就是——维持现状！无论是一件小改革，还是一件伟大的理想，碰到这个座右铭，全是——Stop（停车）！”

我的“车”早已由师傅们加足了油，而且开动了引擎。如果说以前是由别人替我驾驶着，而从结婚那天起我变成了当家做主的成年人，那么，现在就是我自己坐到司机座位上，向着一个“伟大的理想”开去了。而且，刚刚胜利地开过“遣散太监”的路口，这时无论是谁叫我“停车”也是不行的了。

我下了决心。我也有了“力量”。

我在婚礼过去之后，最先运用我当家做主之权的，是从参加婚礼的遗老里，挑选了几个我认为最忠心的、最有才干的人，作为我的股肱之臣。在召见谈话中和他们的条陈里，他们都提到了“为谋恢复，必先整顿”的道理和办法。我挑选之后，被挑选者又推荐了他们的好友，这样，紫禁城一共增加了十二三条辫子。这就是：郑孝胥、罗振玉、景永昶、温肃、柯劭忞、杨锺羲、朱汝珍、王国维、商衍瀛，等等；我分别给了他们“南书房（皇帝书房）行走”“懋勤殿（管皇帝读书文具的地方）行走”的名衔。另外我又用了两名旗人，做过张学良老师的镶红旗蒙古副都统金梁和我的岳父荣源，派为内务府大臣。

那些打动我心弦的口头奏对都没留下记录，他们写的条陈也一时找不全，现在把手头上一份金梁的条陈——日期是“宣统十六年正月”，即金梁当内务府大臣前两个月写的——抄下一段（原文中抬头和侧书都在此免了）：

臣意今日要事，以密图恢复为第一。恢复大计，旋转乾坤，经纬万端，当先保护朝廷，以固根本；其次清理财产，以维财政。盖必有以自养，然后有以自保，能自养自保，然后可密图恢复，三者相连，本为一事，不能分也。今请次第陈之：

一、曰筹清理。清理办法当分地产、宝物二类。一、清地产，从北京及东三省入手，北京各内务府之官地、官房，西山之园地，二陵之余地、林地；东三省如奉天之盐滩、鱼池、果园，三陵庄地，内务府庄地，官山林地，吉林黑龙江之贡品各产地，旺清模鄂林汤原雕棚地，其中包有煤铁宝石等矿，但得其一，已足富国。是皆皇室财产，得人而理，皆可收回，或派专员放地招垦，或设公司合资兴业，酌看情形，随时拟办。一、清宝物，各殿所藏，分别清检，佳者永保，次者变价，既免零星典售之损，亦杜盗窃散失之虞。筹有巨款，预算用途，或存内库，或兴实业，当谋持久，勿任消耗……此清理财产之大略也。

一、曰重保护。保护办法当分旧殿、古物二类。一、保存古物，拟将宝物清理后，即请设皇室博览馆，移置尊藏，任人观览，并约东西各国博物馆，借赠古物，联络办理，中外一家，古物公有，自可绝人干涉。一、保旧殿，拟即设博览馆于三殿，收回自办，三殿今成古迹，合保存古物古迹为一事，名正言顺，谁得觊觎。且此事既与友邦联络合办，遇有缓急，互相援助，即内廷安危，亦未尝不可倚以为重……此保护宫廷之大略也。

一、曰图恢复。恢复办法，务从缜密，当内自振奋而外示韬晦。求贤才、收人心、联友邦，以不动声色为主。求贤才，在勤延揽，则守旧维新不妨并用；收人心，在广宣传，则囯闻外论皆宜注意；联友邦，在通情谊，则赠聘酬答不必避嫌。至于恢复大计，心腹之臣运筹于内，忠贞之士效命于外。成则国家蒙其利，不成则一二人任其害。机事惟密，不能尽言……此密图恢复之大略也。

这个金梁当了内务府大臣之后，又有奏折陈述“自保自养二策，自养以理财为主，当从裁减入手，自保以得人为主，当从延揽入手”。说“裁减之法，有应裁弊者，有应裁人者，有应裁款者”，总之，是先从内务府整顿着手。这是我完全赞同的做法。

除了这些最积极于“密图恢复”的人之外，就是那些态度消极悲观的遗老们，大多数也不反对“保护宫廷，清理财产”和裁人、裁款、裁弊。其中只有很小的一部分人，可以我的陈师傅为代表，一提到改革内务府的各种制度是摇头的。这些人大抵认为内务府积弊已深，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从乾隆时代，随着宫廷生活的日趋奢靡即已形成，嘉庆和道光时代未尝不想整顿，都办不到，现在更谈何容易？在陈师傅们看来，内务府不整顿还好，若整起来必然越整越坏。与其弄得小朝廷内部不安，不如暂且捺下，等到时来运转的时候再说。但是像陈师傅这样的遗老，尽管不赞成整顿，却也并不说内务府的好话，甚至还可以守中立。

我在婚前不久，干过一次清理财产的事。那时根据庄士敦的建议，我决定组织一个委员会的机构，专门进行这项工作。我邀请庄士敦的好朋友、老洋务派遗老李经迈来主持这件事，李不肯来，推荐了他一位亲戚替他。内务府并没有直接表示反对，曾搬出了我的父亲来拦阻。我没有理睬父亲的劝阻，坚持要委派李经迈的亲戚刘体乾进行这件事，他们让了步，请刘上任。可是他干了不过三个月，就请了长假，回上海去了。

经过那次失败，我还没有看出内务府的神通。我把失败原因放在用人失当和我自己尚未“亲政”上面（那时又正值政局急变，我几乎要逃到英国使馆去，也无暇顾及此事），现在，我认为情形与前已大不相同，一则我已当家做主，任何人也拦阻不了我，再则我身边有了一批股肱之士和心腹之臣，力量强大了。我兴致勃勃，从这批人才里面，选出了郑孝胥来担当这件整顿重任。郑孝胥是陈宝琛的同乡，在清朝做过驻日本神户的领事，做过末一任广西边务督办。陈宝琛和庄士敦两位师傅过去都向我推崇过他，尤其是庄师傅的推崇最力，说郑孝胥是他在中国二十多年来最佩服的人，道德文章，全中国找不出第二位来，说到办事才干和魄力，也没有比他更好的。陈师傅告诉过我，郑孝胥曾多次拒绝民国总统的邀请，不肯做民国的官，拿民国的钱。我从报纸上看到过捧颂他的文字，说他十几年来以诗酒自娱，“持节不阿”，并捧他为同光派诗人的后起之秀。他的书法我早看过，据说他鬻书笔润日达千金。我那时认为他现在放弃了功名利禄前来效力，可见是个难得的忠臣。

我和郑孝胥第一次见面是民国十二年的夏天。他从盘古开天辟地一直谈到未来的大清中兴，谈到高兴处，眉飞色舞，唾星乱飞，说到激昂慷慨，声泪俱下，让我大为倾倒，我立时决定让他留下，请他施展他的抱负。我当时的话怎么说的已记不清了，我记得的是我的信赖竟使郑孝胥大为感动，后来还作了一首纪恩诗：

七月十一日召见养心殿纪恩

君臣各辟世，世难谁能平？天心有默启，惊人方一鸣。

落落数百言，肝脑输微诚。使之尽所怀，日月悬殿楹。

进言何足异，知言乃圣明。自意转向壑，岂知复冠缨。

独抱忠义气，未免流俗轻。须臾愿无死，终见德化成。

郑孝胥成了“懋勤殿行走”之后，几次和我讲过要成大业，必先整顿内务府。他提出的整顿措施，比金梁写的那个条陈更具体。整个内务府的机构只要四个科就够了，大批的人要裁去，大批的开支也要减去，宫中财宝的流失不仅能杜绝，另外他更有开源之策。总之，他的整顿计划如果实现，复辟首先就有了财务上的保证。因此，我破格授这位汉大臣为总理内务府大臣，并且“掌管印钥”，而为内府大臣之首席。郑孝胥得到了我这破格提拔，又洋洋自得地作了两首诗：

三月初十夜值

太王事獯鬻，勾践亦事吴。

以此慰吾主，能屈诚丈夫。

一惭之不忍，而终身惭乎。

勿云情难堪，且复安须臾。

天命将安归，要观人所与。

苟能得一士，岂不胜多许。

狸首虽写形，聊以辟群鼠。

持危谁同心，相倚譬蛩驱。

但是，如果认为俗而无学的内务府会败在郑孝胥的手里，那可就把这有二百多年历史的宫廷管家衙门估计得太低了。尽管郑孝胥吹得天花乱坠，而且有我的支持和信赖，他的命运还是和李经迈的亲戚一样，也只干了三个月。

这就不能不佩服那些俗而无学的内务府人的本领了。他们究竟用了哪些本事，我始终没有完全弄清楚。是绍英捣乱吗？可是绍英是出名胆小怕事的人。是耆龄吗？耆龄自己就是不熟悉内务府差使的外行，他是一向不问事的。至于宝熙，来的时间也很短。如果说一切都是下面的人自作主张地敢和郑大臣捣乱，也不全像。郑孝胥上任之后，遇见的第一件事，就是面前出现了成堆的辛亥以来的积案。郑孝胥对付这个下马威的办法是，把出这个主意的原任堂郎中开缺，把这个重要的位置抓过来，可是他的亲信佟济熙接任不久，内务府就像瘫痪了一样，要钱，根本没有钱了——真的没有，账上是明明的这样记着；要东西，东西总是找不到存放的地方，账上也是这样记着……

郑孝胥开了一个新风气：为了拉拢下级司员，表示虚怀若谷，倾听下情，他规定每星期和司员座谈一次，请司员们为改革出些主意。有一位司员马上建议说，宫中各处祭祀供品向例需用大批果品糕点，所费实在太大，其实只不过是个意思，不如用泥土和木雕的代替，是一样地庄重。郑对这个主意大为赏识，下令执行，并且对出主意的人擢升一级。可是那些把供品作为自己合法收入的太监（裁减后还剩下百名左右），个个都把郑孝胥恨之入骨。郑孝胥上任没有几天，就成了紫禁城中最不得人缘的一个人。

这时，郑孝胥还不想收兵，于是他接到了恐吓信，说他正在绝人之路，要他当心脑袋。与此同时，庄士敦也收到恐吓信，因为我根据郑孝胥的主意，派庄士敦去管理和整顿颐和园，以为日后搬去做准备。庄士敦接到的恐吓信上说：你如果敢去上任，路上就有人等着杀你。庄士敦后来很自得地对我说：“我也没坐车，偏骑马去，看他们敢不敢杀我，结果我活着到任了。我早看透了那些人！”那些人，他指的就是内务府的人。他和郑孝胥对恐吓信都表示了满不在乎。

事情最后的收场，还是在我这里。

我刚刚任命了郑的差使，就得到了一个很头痛的消息：民国国会里又有一批议员提出要废止优待条件、由民国接管紫禁城的提案。早在两年前，在国会里就有过这类提案，理由根据是清室在民国六年闹过复辟，现在又不断向民国官吏赐官赐爵赐谥，俨然凌驾于民国之上，显然图谋复辟。现在旧案重提，理由根据又增加了一项，就是不但我给了去世的张勋谥法，又给汉人郑孝胥赏紫禁城骑马和授内务府大臣。

报纸上登出了这个消息，而且好像是个信号一样，攻击内务府的消息连一连二地出现了。如内务府出售古玩给日本商人，内府大臣荣源把历代帝后册宝卖给四大银行等等这些过去本不足为奇的事情，都引起了社会上啧啧烦言。

同时，在清点字画中，那些被我召集到身边的股肱之臣，特别是罗振玉，名声也遭到了物议。这些新增加的辫子们来到紫禁城里，本来没有别的事，除了左一个条陈，右一个密奏，陈说复兴大计之外，就是清点字画古玩，替我在清点过的字画上面盖上一个“宣统御览之宝”，登记上账。谁知这一清点，引起了满城风雨。当时，我却不知道，不点还好，东西越点越少，而且给遗老们增辟了各种生财之道，罗振玉的散氏盘、毛公鼎的古铜器拓片，佟济煦的珂罗版的宫中藏画集都卖了大价钱，轰动了中外。顶伤脑筋的是，民国的内务部突然颁布了“古籍、古物及古迹保存法草案”，这是专门针对清宫贩卖古物出口而定的。

不久，郑孝胥的开源之策——想把四库全书运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遭到当局的阻止，全部在火车站被扣下了。

我父亲出面了。他婉婉转转地，更加结结巴巴地劝我说，郑孝胥的办法值得斟酌，如果连民国当局也不满意，以后可就更不好办了。

我心里发生了动摇，但是仍然没有改变原来的决心。

原来的那些内务府大臣这时倒不出面，绍英、耆龄、宝熙，还是那么恭顺，没有说出新参加内务府的郑、金、荣三人一句不好的话。不过荣源因为卖册宝出了事，不露头了，金梁因为上的条陈里有劝我让醇亲王退休的话，被我父亲大骂一顿，也不知哪里去了。

又过了几天，被我认为胆小怕事的绍英，带着一副胆小怕事的样子出现在我面前，说现在的步军统领王怀庆对郑孝胥的做法很不满意，王怀庆说如果再叫郑孝胥闹下去，民国如果有什么举动，他也再没办法帮我的忙。一听这话，我才真怵了头。这时，郑孝胥“恳请开去差事”的奏折也到了。结果是，郑孝胥回到“懋勤殿行走”，绍英依然又掌管了内务府印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