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9—1908）

一、醇贤亲王的一生

光绪三十二年，即公元一九〇六年的旧历正月十四，我出生于清朝的醇亲王府。我的祖父奕，是道光皇帝旻宁的第七子，清朝的第一代醇亲王，死后谥法“贤”，所以，后来称做醇贤亲王。我的父亲载沣，是祖父的第五子。因为第一和第三、四子早殇，第二子载湉被姨母慈禧太后接进宫里，当了皇帝（年号光绪）。所以，祖父死后，由父亲袭了王爵，他是第二代也是末一代的醇亲王。我是第二代醇王的长子，三岁那年的旧历十月二十日，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病笃，慈禧突然决定立我为嗣皇帝，承继光绪，兼祧同治（载淳，是慈禧亲生子，载湉的姨兄弟）。我入宫后的两天内，光绪与慈禧相继去世。十二月初二，我登基为皇帝——清朝的第十代，也是最末一代的皇帝，年号宣统。宣统三年辛亥革命爆发，我退了位。

我的记忆是从退位时才开始的。但是，叙述我的前半生，如果先从我的祖父和我的老家醇王府说起，事情就更清楚些。

醇王府，在北京曾占据过三处地方。咸丰十年，十九岁的醇郡王奕奉旨与懿贵妃叶赫那拉氏的妹妹成婚，依例先行分府出宫，他受赐的府邸坐落在宣武门内的太平湖东岸，即现在中央音乐学院所在的地方。这是第一座醇王府。后来，载湉做了皇帝，根据雍正朝的成例，“皇帝发祥地”又称为“潜龙邸”的地方须升为宫殿，或者空闲起来，或者仿雍王府（雍正皇帝即位前住的）改为雍和宫的办法，改成庙宇，供养菩萨。为了腾出这座“潜龙邸”，慈禧太后把什刹后海的一座贝子府赏给了醇王，拨出了十六万两银子重加修缮。这是第二座醇王府，也就是被一些人惯称为“北府”的那个地方。我做了皇帝之后，我父亲做了监国摄政王，这比以前更加了一层搬家的理由。由此，隆裕太后（光绪的皇后，慈禧太后和我祖母的侄女）决定给我父亲建造一座全新的王府，这第三座府邸地址选定在西苑三海（即南海）的集灵囿紫光阁一带。正在大兴土木之际，武昌起义引起了风暴，于是醇王府的三修府邸、两度“潜龙”、一朝摄政的家世，也就和清朝历史一起告终。

在清朝最后的最黑暗的年代里，慈禧太后给醇王府造成了荣华富贵，醇王一家给慈禧太后做了半世纪的忠仆。我的祖父更为她效忠了一生。

我祖父的亲生母是道光皇帝的庄顺皇贵妃乌雅氏，生于道光二十二年，死于光绪十六年。翻开皇室家谱“玉牒”来看，醇贤亲王奕在他哥哥咸丰帝在位的十一年间，除了他十岁时咸丰登极被封为醇郡王之外，就没有得到什么可说的“恩典”，可是在咸丰帝死后那半年间，也就是慈禧太后的尊号刚出现的那几个月间，他忽然接二连三地得到了这一大堆头衔：正黄旗汉军都统、正黄旗领侍卫内大臣、御前大臣、后扈大臣、管理善扑事务、署理奉宸苑事务、管理正黄旗新旧营**务、管理火枪营事务、管理神机营事务……这一年，他只有二十一岁。一个二十一岁的青年，能出这样大的风头，当然，这是由于摊上了一个好亲戚，妻子的姐姐当上了皇太后。但是事情也并不如此简单。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听说过一个故事。有一天，王府里演戏，演到“铡美案”最后一场，陈士美被包龙图的铡刀压得鲜血淋漓的时候，年幼的六叔载洵吓得坐地大哭，我祖父立即声色俱厉地当众喝道：“太不像话！想我二十一岁时就亲手拿过肃顺，像你这样，将来还能担当得起国家大事吗？”原来，拿肃顺这件事才是他的事业的真正起点。

事情发生在距今整一百年前。一八六一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屈辱的议和告以结束之后，逃到热河的咸丰皇帝已经卧病不起，临终之前，召集了随他逃亡的三名御前大臣和五个军机大臣，立了六岁的儿子载淳为皇太子，并且任命这八位大臣为赞襄政务大臣。第二天，咸丰帝“驾崩”，八位顾命王大臣按照遗命，扶载淳就位，定年号为祺祥，同时也就把朝政抓在手里，发号施令起来。

这八位顾命王大臣是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肃顺和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等五个军机大臣。掌握了实权的是两位亲王和一位协办大学士，而肃顺更是其中的主宰和灵魂。肃顺在咸丰朝中很受器重，据说他很善于擢用“人才”，后来替清朝出力镇压了太平天国的汉族大地主曾国藩、左宗棠之流，原就是由他推荐提拔的。因为他重用了汉人，受他排挤的贵族们对他极其嫉恨。有人说他在太平军声势最盛的时期，连纳贿勒索也仅以旗人为对象。又说他为人凶狠残暴，专权跋扈，对待异己手腕狠毒，以致结怨内外，种下祸根。其实，肃顺遭到杀身之祸，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由于他是取得朝廷实权的这个集团的主宰，而这个集团正对当时新形成的一个势力采取排斥的态度，换句话说，他们没有认清楚在北京正和洋人打交道的恭亲王这时已经有了什么力量。恭亲王奕訢，在咸丰朝本来不是个很得意的人物。咸丰把奕訢丢在北京去办议和这件苦差事，却给奕訢造成了机遇。奕訢代表朝廷和英法联军办了议和，接受了空前辱国丧权的《北京条约》，颇受到洋人的信任。这位得到洋人支持的“皇叔”，岂肯甘居在肃顺这班人之下。再加上素来忌恨肃顺的王公大臣的怂恿，恭亲王于是跃跃欲试了。正在这时，忽然有人秘密地从热河离宫带来了两位太后的懿旨。

这两位太后一位是咸丰的皇后钮祜禄氏，后来尊号叫慈安，又称东太后，另一位就是慈禧，当时又称西太后。西太后原是一个宫女[2]，由于给咸丰生了儿子，后来提升为贵妃，儿子载淳是咸丰的独子，当了皇帝，母以子贵，她立时又成了太后。不知是怎么安排的，她刚当上太后，便有一个御史出面奏请两太后垂帘听政，但是遭到肃顺等人的狠狠驳斥，说是本朝根本无此前例。这件事对没有什么野心的慈安太后来说，倒无所谓，但在慈禧心里却结下了深仇。就像她当妃子时要取宠咸丰一样，既有了欲望，不达目的是誓不甘休的。她首先让慈安太后相信了那些顾命大臣心怀叵测、图谋不轨，然后又让慈安同意，秘密传信给恭亲王，召他来离宫商议对策。当时肃顺等人为了巩固既得势力，曾多方设法来防范北京的恭亲王和离宫里的太后。关于太后们如何避过肃顺等人的耳目和恭亲王取得了联系，有种种不同的传说。有人说太后的懿旨是由一个厨役秘密带到北京的，又有人说是慈禧先把心腹太监安德海公开责打一顿，然后下令送他到北京内廷处理，太后们的懿旨就这样叫安德海带到了北京。总之，懿旨是到了恭亲王手里。恭亲王得信后，立即送来奏折，请求觐见皇帝。肃顺等人用“留守责任重大”的“上谕”没堵住他，他已跑到热河来了，肃顺忙用叔嫂不通问的礼法阻他和太后们会见，但是在慈禧的第二步安排下，这次阻拦又告失败。这又有几种传说。一种说法是恭亲王化装成“萨满”（经常进宫祭神的满族巫婆）进去的。一种说法是恭亲王直接将了肃顺一军，说既然叔嫂见面不妥，就请你在场守着好了，肃顺一时脸上下不来，只好不再阻拦。还有一个说法是恭亲王祭拜咸丰灵位时，慈禧太后让安德海送一碗面赏给恭亲王吃，碗底下却藏着一张纸条，这就是慈禧给奕訢的阴谋计策。总之，什么奇怪的传说都有，但是人们却都没注意一个很重要的情况，便是我的祖父祖母当时也在热河，慈禧做了太后，和自己妹妹见面也是一件很平常的事，这个通讯员比什么太监、饭碗等自然更加靠得住。不管哪个传说可靠，反正恭亲王和太后们把一切都商议好了。这个商议的内幕虽然无案可查，但是从后来的事件发展上看，一切也就很明白：太后们回到北京，封奕訢为议政王，八个“顾命王大臣”全部逮捕。两个亲王赐自尽，肃顺砍了头，其余的充军的充军，监禁的监禁。同时，载淳的年号改为“同治”，意思两太后一同治政，从此开始了同光两代四十七年垂帘听政的历史（也开始有了“洋枪队”去打太平军，有了洋务派，有了“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的一套政策）。我的祖父在这场政变中，为慈禧建立的功勋是捉拿了肃顺——那时他奉命护送“梓宫”（咸丰的棺材）正走到半壁店。“半壁店拿肃顺”这出戏，给我祖父带来了前面所说的那一串头衔。

然而，醇亲王对于这些恩荣和自己的处境，是个什么样的心情呢？

我在醇王府里看见过祖父留下不少亲笔写的格言家训，有对联，有条幅，挂在各个儿孙的房中。有一副对联是：“福禄重重增福禄，恩光辈辈受恩光”。当时从这一条上看，觉得祖父似乎是心满意足的。但我现在却另有一种看法，甚至连前面说到的那个看戏训子的举动，我看都是另有用意。

如果说，二十一岁的醇郡王缺乏阅历，对于难于见面的懿贵妃是无从了解的话，那么，经历了同治朝十三年的醇亲王，就该对于当了太后的姻姊有了足够见识了。特别是关于同治帝后之死，醇亲王身为宗室亲贵，必定是比外人知之尤详、感之尤深的。

在野史和演义里，同治是因得花柳病不治而死，据我听说，同治是死于天花（翁同龢的日记也有记载）。天花虽非必死之症，但同治在天花病中受到了过度的刺激，因此发生“痘内陷”的病变，抢救无术而死。事情经过是这样：有一天，同治的皇后去养心殿探病，在同治床前说起了婆婆又为了什么事责骂了她，失声哭泣。同治劝她忍受着，说将来会有出头的日子。不料这些话都被慈禧听了去。原来慈禧早已不喜欢这个儿媳，对儿子和媳妇早设下了监视的耳目。这天她听说皇后去探视同治，就亲自来到养心殿东暖阁外，偷听儿子和媳妇的谈话。这对小夫妻万没料到几句私房话竟闯下滔天大祸，只见慈禧怒气冲冲地闯了进来，一把抓住皇后的头发，举手就打，并且叫内廷准备棍杖伺候。同治目睹这幕惨剧，立刻昏厥过去。虽然慈禧因此没有对皇后用刑，可是把同治病危责任全部安到皇后的头上。同治死后，慈禧下令不许送饭给皇后吃，两个月后，皇后也死了。皇后死后，慈禧的怒气不消，把皇后的父亲崇绮的侍郎也革掉了。第二年，有个多事的御史上了一个奏折，说外边传说很多，有说皇后死于悲病过度，有说死于绝粟，总之，节烈如此，应当表彰，赐以美谥云云。结果皇后的谥法没有争到，这位御史把自己的官也丢了。

在同治死前，慈禧同治母子不和已是一件公开的秘密。我在故宫时就听到老太监说过，同治给东太后请安，有时还留下说一会儿话，但在自己亲生母亲那里就不同了，不请安不去，请完安待的时间也长不了。老太监说这些事的时候当然不敢加以分析，但我相信在当时的真相也是瞒不过人的。同治亲政时，慈禧在朝中的亲信羽翼早已形成，东太后又一向不大问事，皇帝办起事来如果不先问问西太后，就根本行不通。这就是母子不和的真正原因。慈禧舍不得丢开到手的任何权力，只要可能，她还要把它扩大到可能达到的任何程度。对她说来，所谓三纲五常、祖宗法制只能用来适应自己，绝不能叫它束缚自己。为了保持住自己的权威和尊严，什么亲血骨肉、外戚内臣，一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同治帝后之死，可以说是慈禧在八个顾命王大臣事件之后进一步暴露了她的内心。我祖父如果不是看得很清楚，他绝不会一听说叫儿子去当皇帝就吓得魂不附体。参加了那次御前会议的翁同龢在日记里写过，当慈禧一向王公大臣宣布立载湉为嗣，我祖父立即“碰头痛哭，昏迷伏地，掖之不能起……”

按照祖制，皇帝无嗣就该从近支晚辈里选立皇太子。载淳死后，自然要选一个溥字辈的，但是那样一来，慈禧就成了太皇太后，再去垂帘听政就不成了。因此她不给儿子立嗣，却把外甥载湉要去做儿子。当时有个叫吴可读的御史，以“尸谏”为同治争嗣，也没有改变她的主意，只不过许了一个愿，说新皇帝得了儿子，就过继给同治。当时一位侍读学士的后人，也是我家一位世交，给我转述过那次御前会议情形，说那天东太后没在场，只有西太后一人，对那些跪着的王公大臣们说：“我们姐儿俩全商议好了，挑个年岁大点儿的，我们姐儿俩也不愿意。”连唯一能克制她一点的东太后也没出来表示意见，别人自然明白，无论是“尸谏”，还是痛哭昏迷，都已是无用的了。

从那儿以后，在我祖父的履历上，就出现了很有趣的记载。一方面是慈禧屡赐恩荣，一方面是祖父屡次的辞谢。光绪入宫的那年，他把一切官职都辞掉了。王爵的世袭罔替的恩典是辞了多少次才接受的。这以后几年，他的唯一差事是照料皇帝读书，于是慈禧又赏了他“亲王双俸”，“紫禁城内乘坐四人轿”。后来恭亲王失宠，革掉了议政王，慈禧太后命军机大臣们今后凡有重大政务要先和醇亲王商议，这等于给了他比过去更高的职务。按例，男子结婚便算成年，光绪结了婚，太后理应要归政，这本是慈禧不情愿的事，就在光绪大婚之前，由奕带头向太后叩请继续“训政”。清朝创建新式的海军，奕接受了这个重任，海军初成之后，他要代表太后去海上检阅，偏要拉着一位太监同去，因为这位李莲英大总管是太后的心腹之人。太后赐他夫妇坐杏黄轿，他一次没敢坐进去。最有意思的是，他在光绪二年写了一个奏折，控告一个还没有对象的被告，说是将来可能有人由于他的身份，要援引明朝的某些例，想给他加上什么尊崇，如果有这样的事，就该把倡议人视为小人。他还要求把这奏折存在宫里，以便对付未来的那种小人。过了十几年之后，果然有个吴大澂被他说中了，太后也果然拿出他的奏折来训斥了吴大澂。有人猜测这个奏折是在太后的授意下由我祖父补写的。如果这个猜测属实的话，那么，给我祖父造成的心情就更糟糕了。

毫无疑问，自从光绪入宫以后，我祖父对于他那位姻姊的性格会有更多的了解。在光绪年间，她的脾气更加喜怒无常，光是太监也不知杖毙了多少。有一个陪她下棋的太监，不过说了一句“奴才杀老祖宗的这只马”，她立刻大怒道：“我杀你一家子！”就叫人把这个太监拉了出去活活打死了。慈禧很爱惜自己的头发，给她梳头的某太监有一次在篦子上找到一根头发，不由得心里发慌，想悄悄把这根头发藏起来，不料被慈禧从镜子里看到了，问他干什么，他越是心慌越回答不上来，这也惹恼了慈禧，一声令下，这位太监也是立毙杖下。掌嘴、打屁股，这几乎是家常便饭。伺候过慈禧的太监都说过，除了李莲英之外，谁轮着在老佛爷的跟前站班，谁就提心吊胆。慈禧年岁渐老，有了颜面肌抽搐的毛病，她最不愿意人家看见。有个太监大概是多瞧了一眼，她立刻问：“你瞧什么？”太监没答上来，就挨了几十大板。别的太监知道了，站班时老是不敢抬头，她又火了：“你低头干什么？”这太监无法回答，于是也挨了几十大板。还有一回，慈禧问一个太监天气怎么样，这个乡音未变的太监说：“今儿个天气生冷生冷的。”慈禧对这个“生冷生冷”听着不顺耳，也叫人给这太监一顿板子。除了太监，宫女也常挨打。

奴仆挨打以至杖毙，在北京王府里也不算什么稀奇事，也许这类事情并不足以刺激醇亲王。如果这都不算，那么，光绪七年的关于东太后的暴卒，对醇亲王就不是一件平常事了。我听到的各种传说内容都是差不多的，说咸丰去世前就担着心，恐怕载淳即位后，野心勃勃的懿贵妃做了太后，会恃尊跋扈，那时皇后必然应付不了她，因此特意给皇后留下一道朱谕，准备在必要时，用以克制。生于侯门而毫无社会阅历的慈安，有一次无意中把这件事向慈禧泄露出来，慈禧便下尽工夫向慈安讨好，慈安竟被她哄弄得十分相信，终于拿她当好人，当她的面烧掉了咸丰的遗诏。过了不久，东太后就暴卒宫中，有的说是吃了慈禧送去的点心，有的说是喝了慈禧给慈安亲手做的什么汤。这个传说如果确实，在醇亲王的心中，慈禧的可怕就不仅是她的已表现出来的性格，而是这种性格今后要更加肆无忌惮地发展。无论如何，这是一个肯定的事实：我祖父后半世的表现，更加谨小慎微、兢兢业业，把取信讨好慈禧，看做是他的唯一的本分。例如他负责建设海军的时候（那位著名的李鸿章，是会办大臣），为了让太后有个玩的地方，便将海军经费挪出来修建颐和园。颐和园修建工程最紧张的阶段，正值直隶省和京师遭受特大水灾，这时的醇亲王一声不响，御史吴兆泰因为怕激起灾民出事，建议暂时停工，立刻被夺了官，“交部议处”，这都是《东华录》上有案可查的。我祖父真是为西太后尽忠一世，他逝世那年（农历一八九〇年）也正好颐和园完工。但他死后不久，他首创的所谓海军也就惨败于甲午之役。花了几千万两白银所建造的船只，除了颐和园的那个石舫，大概也没剩下别的了。

真正支配我祖父言行的思想，我看到一条家训中露出了一点：“财也大，产也大，后来子孙祸也大；若问此理是若何？子孙钱多胆也大，天样大事都不怕，不丧身家不肯罢。”问题不在钱财，而是怕招灾惹祸。他用“退省斋”给新盖的书斋命名，在书斋里条案正中摆着的“欹器”（一种铜器，水半满则器平衡，水全满则倾斜而水溢出）上刻着“满招损谦受益”的铭言，他把自己正房命名为“思谦堂”，等等，无一不带着自我表白的心理痕迹（这种心理更特别反映在他的演戏活动上。当时满族贵族世家普遍有在家里自己演戏的风尚。我祖父晚年自己爱演的是郭子仪的戏，有一出是《卸甲封王》。元戎郭子仪晚年位极人臣，享尽荣华富贵，但是我怀疑他的心理和我祖父有相通之处，我认为与其说他“卸甲”交兵权是出于忠心，倒不如说是出于避嫌疑。这出《卸甲封王》我没看过，但从《打金枝》这出戏里却进一步认识了祖父所欣赏的人物。郭子仪的儿子因为公主媳妇拿架子，不给公公拜寿，打了她一下，公主一气跑到娘家找皇帝告状去了。驸马倒不在乎，可是公公吓坏了，忙把儿子绑了去请罪，这位位极人臣的王爷的胆小的心理，我想是和祖父相似的。他如此愿意扮演这类人物，如果不是一种有意的迂回表白，至少也是某种郭子仪的心理反映，虽然，他并无郭子仪的功劳和本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