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资料来源主要是《晋书》中帝纪、当事人的个人传记以及《资治通鉴》。

其他等级低一点的史料里提到的“三千义从”、“千余骑”之类我就不写了，就用这两本。

（1）永嘉二年（308）

《资治通鉴》“张轨亦遣督护北宫纯将兵卫京师”、“北宫纯募勇士百馀人突陈，弥兵大败”。

原始记载只有这两句。

从这里可以判断，凉州援军数量是100+（其实北宫纯募的勇士也不一定就是凉州人……）

这一战的情形，正如书中所述：

从史书记载分析，王弥军应该是据城南、城东，因为仅有的三次出现地名，第一次在津阳门（城南），第二次在建春门（城东），第三次在七里涧（城东）。

史书对战斗过程语焉不详，缺失过多，但多方印证，大体分析，依稀可以看出几点：

1第一战在城南的津阳门，北宫纯率百余人突阵，“弥兵大败”（主将不一定是王弥）。

2几天后第二战，位于建春门，有没有打史书没说，只有王弥烧建春门而走的事情，我认为大概率是打了的。

3烧建春门后，王弥向后（东）退却，在七里涧被禁军追上，又败。

4综合这些记录，王弥并没有很多人认为的百余人突阵就一战败逃，事实上战斗不止一场，只不过晋代史料空白严重，记录不全，语焉不详罢了，我认为至少打了两场，看到取胜无望之后，死心了，转进，然后被禁军王秉部追击，大败于洛阳城东的七里涧。

再来看看匈奴方向。

刘渊在308年1月，“汉王渊遣抚军将军聪等十将南据太行，辅汉将军石勒等十将东下赵、魏”——这是防止晋军围魏救赵，故预先堵住太行陉口，专心攻平阳、河东二郡。

“北宫纯等与汉刘聪战于河东，败之”——《资治通鉴》。

这里的“河东”大概率是河东郡，也与前文刘渊遣刘聪派兵占据太行对上了。

刘聪的兵可不少，而且匈奴骑兵数量众多，北宫纯兵力不可能少。

100+、1000+的兵力压根不可能，至少数千。

（2）永嘉三年（309）

当年8月，匈奴南下洛阳，在弘农战败。

10月，二度下洛阳，“北宫纯等夜帅勇士千余人出攻汉壁，斩其征虏将军呼延颢。”

这里其实也没说这千余人到底是不是凉州兵，姑且认为是，出现人数了：

但也没说309年到底有多少凉州兵在洛阳。

再看几段史料：

《张轨传》：“遣治中张阆送义兵五千及郡国秀孝贡计、器甲方物归于京师。令有司可推详立州已来清贞德素，嘉遁遗荣：“高才硕学，著述经史；临危殉义，杀身为君；忠谏而婴祸，专对而释患；权智雄勇，为时除难；诌佞误主，伤陷忠贤；具状以闻。州中父老莫不相庆。光禄傅祗、太常挚虞遗轨书，告京师饥匮，轨即遣参军杜勋献马五百匹、毯布三万匹。帝遣使者进拜镇西将军、都督陇右诸军事，封霸城侯，进车骑将军、开府辟如、仪同三司。”

晋怀帝什么时候加张轨镇西将军呢？永嘉四年（310年）10月。

《资治通鉴》：“诏加张轨镇西将军、都督陇右诸军事。光禄大夫傅祗、太常挚虞遣轨书，告以京师饥匮。轨遣参军杜勋献马五百匹，?布三万匹。”

也就是说，在310年10月之前，至少就已经有五千凉州“义兵”来洛阳了。

与他们一同来的，还有凉州人才的做官推荐信。

这五千义兵大概率是309年来的，打完匈奴后回去了。

张轨送推荐信，大概率也是309年的事情。

309年打完，可能最迟310年上半年回去了。

等到当年10月份，天子遣使至凉州，加封张轨为镇西将军，基本就是这个情况。

为什么这么说呢？

《张轨传》：“策未至，而王弥遂逼洛阳，轨遣将军张斐、北宫纯、郭敷等率精骑五千来卫京都。”

前面提到的310年10月，天子派使者去凉州册封，还没抵达呢，匈奴又来洛阳了（311年）。

于是张轨再派“精骑五千”入援京师。

他不太可能同时派两波援军来洛阳，毕竟凉州形势也很复杂。

综上所述——

第一次（308），北宫纯甚至还去河东打了匈奴刘聪，并将其击败。

这一年的兵力，不可能只有100+，大概是几千人。

什么时候离开的不太清楚。

第二次（309），大概率就是那“五千义兵”，什么时候离开的不清楚，大概是309年年底或310年上半年。

第三次（311），“五千精骑”。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