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质两字在那时可不像现在那么不值钱，那么叫人听来陌生。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许多立志科学报国的知识靑年都瑪择了可以为国找得矿产资源的地质专业。你或许不能相信，中国近代的第一部地质科学专著中国地质略论竞出自大文学家鲁迅先生之手。可想而知地质两宇在二十世纪初的科学启蒙力量。
美国当代知名历史学家肖艾尔佛雷德！埃克斯曾这样断言：构成二十世纪国际关系之基础者，乃是全球性的矿物资源争夺。这位学者的话虽没有成为人们口头传扬的经典式真理，但却真实反映了二十世纪世界发展的——条重要脉络。
当二十世纪即将来临时，在我们的地球上，到处呈现着发展极不平衡的状况。那时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人了帝国主义阶段，各个发达国家的经济空前离涨，因而对原有的地盘皆嫌不够，于是都急于扩展市场，多占原料产地，开辟新的投资场所，寻找向外殖民地。像中国这样一个地大物博又十分落后的国家，自然成了列强们垂涎三尺的大蛋糕。这个大蛋糕上的奶油，便是我们丰窗的矿产资源。
矿产资源的开发必须依靠地质科学工作。因此在当时受西方工业革命的影响，许多有识之士无不认为，中国要富强，必须大力发展地质科学，再通过地质科学革命，促进全面的矿产资源开采，从而带动整个国民生产，达到拯救和振兴中华民族之目的。这一道理在旧中国视为真理，到新中国刚刚成立时还是这样，要不毛泽东为什么称地质工作是国民经济的先行官！只是在现代化迅猛进程的今天，我们的社会竞差不多把地质与矿业工作抛在远远的一边，这实在是一种可悲和危害无比的现象。
有一个例子还可以说明当时社会对地质工作的重视。在黄汲清进入北大地质系的第二年，中国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不幸在北京去世，巨星陨落，万民悲绝。按照国民政府的决定，孙中山先生的遗体将转移到南京埋葬。1923年3月的一天，国父的水晶棺要抬出中央公园现中山公园的中山堂。当时抬棺的六个人，均是国民政府亲自挑选的与孙中山有密切关系及在辛亥革命中有卓越贡献并被称为对当时社会发展有重大推进作用的人士。六人中有一位是地质学家，他站在抬棺的左前方第一位，那位地质学家便是李四光。当时他是北京大学地质系的教授，黄汲清的老师之一。
国父孙中山生前也积极主张发展中国地质学科。早在东瀛的—次同盟会集会上，他就这样对盟友们呐喊道：要救国不学地质、不搞开采矿业是不能成功的。一代地质名家李四光早先学的是造船业，他就是在孙中山的教导与影响下，后来才到英国改学地质的。
当时还有一种情况是：被鲁迅骂作外族强盗的对中国宝贵矿产资源的野蛮掠夺，激起了一批爱国志士们的极大愤慨与不平，激发了他们发愤开拓中国地质科学的宿愿。
在云南就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位法国传教士在某山区发现一处锡矿，便雇用当地人开采，不出三年，这位传教士就发了大财。凭着富有，他任意压迫和剥削中国百姓，并且把教堂当作一座供他**乐的温床，每晚都要雇一帮人到四周抢得一位美貌绝伦的中国民女陪他睡觉，第二天就派人把她扔进百米矿井里活活闷死。其残忍和肆意掠夺我中华民族财富的兽行，终于激起了一场焚毁教堂、杀死传教士的民运。那传教士死后，当地一批百姓便自发组织起来开矿，结果由于不懂地质与开采技术，锡矿没开成，一次因矿洞凿漏造成地下水倒灌，上山参与开矿的三百多位民工全部通难，最小的不足9岁，最大的74岁……廄耗传出，举国哭泣。
如此这般的事，在旧中国屡见不鲜。中国人不僅科学，只能眼看着强盗从自己的家门口抢走财宝，弄不好还要搭上自己的性命。这样的悲剧是没法看下去了，而当时我们的知识分子所受到的刺激还远不止这些。
1895年，日本人抢占台湾后，在某地开采洋油。有一次，一位日本人见一群台湾百姓好奇地围观在出油井房，便对同伴说他要看中届人点天灯。
何谓点天灯？
只见这位日本人用铁勺盛了满满一勺油，让一个台湾老乡张开嘴，猛地把洋油灌进其口中，然后划着一根洋火，那台湾老乡
便活活地被当作天灯点燃烧死，一群日本人则在一旁狂欢取乐！二十世纪初，一队美国人组成一个亚洲考察团要穿越腾格里沙漠。他们在中国的版图上举着星条旗，却不让中国科学家同行参加考察。
你们中国人的屁股后面长着尾巴辫子笔者注只能作这样干活。考察团的一位美国人骑在雇来的一个中国向导背上，像赶马似地这般说道。
中国同行纵然恨得把牙根咬裂，却依旧被无理地排斥在考察团之外。
考察团在千里无人烟的浩瀚大漠途中，断了水。洋人竟为了自己活命，杀了驼队又杀了中国向导，用驼血和人血帮助他们越过大琪
在国际地质大会上，美国人还将此作为壮举向世人大加吹嘘。
—个国家没有科学，也就没有了基本的尊严。
这种民族的耻辱，深深刺伤了一名晚清秀才的心。在黄汲清大师刚刚出生那一年，这位晚清秀才东渡日本，毅然考进东京帝国大学地质系，并拜日本地质学界开山祖师山藤文兴郎门下，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选学地质专业的留学生。
他叫章鸿钊，中国地质学界称他为中国地学的开山之父。黄汲清叫他先生的时候，章巳是开创中国地质事业的元勋了。
1911年6月，章鸿钊怀着一腔赤子之心回到祖国。此时，正值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爆发。武昌起义成功后，聿鸿钊即应瀵赴南京，参加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筹备事宜。
次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宣告成立，大总统孙中山亲自批文在政府实业部下面成立矿务司地质科，并任命章鸿钊为科长。
地质两宇，至此在中国有官府政权的几千年历史以来首次正式出现。
章氏科长作为中国第一位地质长官，他对国人如此大声疾呼道：谋国者宜尽地利以民財。欲尽地利，则舍调査地质蘯未由已！并说：亡羊补牢，或犹未晚，失此不图，而尚谈窗强也，则吾未之知也！
先师的切肤之言，对年轻的黄汲清影响极大，为他后来毕生献身于地质事业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
1928年，黄汲清以优异的成绩从北大地质本科毕业。同班毕业生还有李春昱、朱森和杨曾威，前两位后来都成为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著名地质学家。只有杨曾威因家境困难而从商去了。其实黄汲清的那届地质系毕业生全部加起来也就他们四人。
二十世纪前，中国的地质科学是零。到黄汲清毕业时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仍然只有少数的几个人在打天下，然而这少数的几个人却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回过头来看一看，中华民族在二十世纪的迅速崛起，我们不能不承认他们功不可没。这里所说的几个人，除了章鸿钊外，便是丁文江与翁文灝。
章、丁、翁三人都是留洋冋国的中国第一代地质大师。他们共同创造了我国第一个专门培养地质人才的高等学府地质研究班即后来闻名于世的中央地质调査所这个所成立于1913年，第一批招收的学员仅为30名。地质研究所的教学十分严格，并且对学员实行淘汰制。三年后这批学员毕业时，只有18人拿到了文凭，这就是后来的中国地质十八罗汉。他们中有已介绍过的谢家荣，有成为著名教育家的叶良辅和发现首钢供料矿山井陉铁矿的朱庭佑、山西大同煤矿发现者王竹泉、北京周口店集人发掘人裴文中等一批科学大师。地质调查所后来没有招过学员，成了国民政府农商部下厲的一个工作实体，第一批学员都被收编为该所地质调査员。由于它是二三十年代中国惟一的地质工作部门，故之后全国各大学包括从外恒留学回来的优秀生都被吸收到该所从事地质科学专业，这种状况一直延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
由于章、丁、翁这三位大师自身的学术水平与实际工作能力，加之不断吸收各路精英，地质调査所发展到四十年代时，已是人才济济，并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级著名科学研究机构，它的总体学术水平与研究人员都是一流的，在国内也有中国地质科学黄埔军校之称。后来新中国在非常短的时间里发现了那么多大矿大油田以及氢弹、原子弹所用的铀质矿物，是与这个调查所的基本人马在解放前全部保留下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本文主述的关于在大庆油田发现的问题上以及后来所出现的一连串事件，追其渊源，都与这个所的历史不无关系因为李四光不曾厲于过地质调査所，而除他之外的新中国地质事业包括石油工业的开拓者，几乎都出自这个所。
世上所有的恩恩怨怨总是与历史的诸多因素搅和在一起，在大庆油田的问题上也不例外。
黄汲清不历于章、丁、翁、李四光等第一代中国大师，他也不是十八罗汉之一，但他以其自身的天才和勤奋，迅速在地质科学界成为大家。
跨出校门，黄汲清像当时所有优秀青年地质学家一样，被聘到中央地质调查所肖调查员。那时的所长由翁文灝担任，丁文江是技术总负责。翁、丁两人是好友，调查所第一任所长由丁担任，后丁一度驰骋政坛当了上海市督办相当于市长之后又出任北票煤矿总经理，其间让位于翁。今天50岁以下的人很少有人知道丁文江这个名字，可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丁文江可谓大名鼎鼎。我看过湖南科技出版社1974年翻译出版的由一位名叫夏绿蒂，弗思的美国学者撰写的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一书，令我对丁文江这位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科学大师肃然起敬。弗思在哈佛大学出版的原著中这样评价丁文江：……他是中国的赫胥黎，是二三十年代中国提倡科学、促进新文化发展的代表人物……作为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他是第一位这样做的中国人，既从技术观点又从哲学观点研究西方的科学，他认为根据科学的思想原则教育同胞是自己的责任。丁文江所发挥的这种作用科学家作为文化的和政治的领袖，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中是前无古人的……这位杰出的科学家与政治领袖，对黄汲清的事业与人生都有过重大影响。或许是一种巧合，或许是一种机遇。就在年轻的黄汲清刚刚踏人社会，立志用教室里学到的知识为标救苦难的民族作贡献的时刻，正处于精力与事业巔峰期的丁文江大师，在地质调査所策划了中国现代地质科学史上一次壮举——中国西南边疆地质大调查。他选择了两条线路，一条由重庆人贵州境内，另―条由四川叙州至云南方向。丁文江除自己亲率一支队伍外，还派了两名得力助手组成另一支队伍，他们便是黄汲清和当时在地质学界享有声誉的青年地质学家赵亚曾。
我是从照片上认识赵亚曾的，他身材高大，一副学者风度。相比之下，矮小的黄汲清则显得一副憨相那张照片摄于1929年赵亚曾与黄汲清在翻越秦岭途中的褒城鸡头关。这次远征野外考察，给黄汲清留下了一生都刻骨铭心的印象。
为了获得尽可能多一狴的野外资料，黄汲清和赵亚昝时而并肩间路，时而各辟路线，孤身进人荒蛮的原始森林与少数民族山区。在我们今天看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旅行考察似乎很浪漫。可是在那个年代，野外考察就是一种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的探险。11月，当黄汲清正在四川叙永的途中，云南昭通方面传来一个他怎么也无法接受的腿耗他的好友、同伴赵亚曾慘遭土匪杀害。赵亚曾死得突然，也死得惨烈。这位出生于北方的青年科学家，不懂得如何对付南方土匪的恶行。这天，在他下榻的一家竹楼小客栈，突然来了一群持枪的土匪。本地人都有经验，只要遇到这种时候，就主动敞门掀柜，任其自然。赵亚曾哪知道，当他一听土匪来了，拼命地使劲将门死死顶住。
土匪嚎叫着让他开门，他越是顶住不开，甚至把身体一起貼在门上。土匪急了，掏枪就是一梭子……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就这样倒在血泊之中。
藤耗传出，举国震惊。黄汲清更是悲痛欲绝，然而这并未能阻止他继续奋勇前进。他擦干泪痕，埋葬了好友的尸体后，又只身豳山越岭进人荒无人烟的贵州原始山川，直至1930年6月与丁文江等人会合。此次野外考察历时一年零三个月，黄汲清孤身行程达一万余里，创造了中国地质史上一次单程考察的最长线路纪录。当丁文江为痛失高徒赵亚曾悲痛之时，黄汲清的勤业精神使这位大师得到了莫大宽慰。明日之中国地质希望，非徳淦典厲！丁文江在翁文灝和当时的新文化旗手胡适面前如此赞扬道。事后证明，丁大师的预言没有错。在大量获得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1930年至1932年间，黄汲清埋头耕転在科学研究领域，连续发表了秦岭山及四川地质之研究、中国南部二叠纪珊瑚化石等六部专著。其中中国南部二叠纪地层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地层总结，奠定了为地质找矿有直接指导意义的中国二叠纪地层划分的基础。他的专著一发表，立即轰动中外地学界。黄汲清从此在科技界也有了黄二曼的美名。
1932年里，黄汲清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选派，赴璀士留学。先人伯尔尼大学，后转人浓霞台大学专攻博士学位。他的导师是著名的大地构造学家八—。这位才华横溢的中国靑年科学家此时才得以在欧洲大地熔炼深造。1935年，他的那篇用法文写的对阿尔卑斯地区地质研究的博士论文，在四十多年后国际地科主席只!!如过叫教授访华时仍称其至今依然有重要价值。
或许是当年在北洋大学那份从政之心尚未涙灭，或许是在从事地质科学工作十年后，黄汲清更理智地从科学的高度认识到了一个国家的兴衰与能源工业革命之间的密切关系。1935年秋，他以东方人特有的聪明才智获得理学博士后，毅然把自己的科研目标拨向了石油地质领域。为此，黄汲清不惜冒贫困麽倒流落异乡之睑，带着在璀士省吃俭用留下的几个钱，远涉重洋，抵达美利坚合众国，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石油工业与石油地质考察。这是中国科学界第一个也是惟一一个由自己掏钱选择当时已在西方工业资本主义国家蓬勃嵋起的以石油为主导的工业革命浪潮为研究对象的东方科学家。
美国先进的石油地质科学技术，使黄汲清大开眼界，他像海缔似地汲取着这里的石油地质知识。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美国地质学界老前辈舒各特教授的推荐与介绍，黄汲清得以在海湾石油公司、联邦地质调查所和俄克拉荷马城油田等一大批知名石油公司、油田及石油研
究机构作全面、洋尽的考察、取经与交流。这段经历，使黄汲清领略到了西方石油业的先进水平，同时也深深感到科学无国界在美国这样的先进国度里的真实体现。几十年后，每每谈及此事，大师总对舒各特等美国科学家的无私与坦诚深表敬意。
1936年1月，当黄汲清回到祖国，他供职的那个地质调査所,已在日本侵略军的枪炮声中，从北京搬到了南京珠江路942号，并改称中央地质调査所，所长仍由翁文灝兼任。而黄汲清的另一位恩师、中国地学界第一代开元宗师丁文江大师却在査勘湘潭煤矿途中，不幸煤气中毒，猝然长逝，年仅49岁。
丁文江之死，使中国科学界和政界痛失一颗光芒耀眼的5星。当时的地学界领袖人物翁文颡在痛不欲生之余，更担忧自己与丁文江一手创办起来的地质调査所及中国地质业的前程。在这之前，翁虽名义上仍挂地质调査所所长之职，实际已基本不管事，翁此时已升任为蒋介石的行政院秘书长，所以平时地质调查所的事都由总地质师丁文江负责。丁文江死于1月5日，死前他对地质调査所谁来接任问题曾对好友翁文灝和胡适有交待，丁推荐黄汲清，翁对此也十分赞成。因此黄汲清一回国，已是中央政府高官的翁文願便找他谈话。
德淦，丁先生突然去了，我在政府里又腾不出身。地质调査所的担子就交给你了！
年仅32岁的黄汲清一听，忙惊恐地连声推辞：不可不可，所里有谢家荣、王恒升等一批大才大智者，德淦我年轻才浅，实不敢担此重任。先生还是请别人吧！
翁文灝语调深重地说：如今日本人已经侵占我东三省和华北地区，中华民族处于危急之中，但要重振我山河，离不开矿业发展，而在这个当口，丁先生走了，你我自当勇挑重任。再说，这不仅是我的意见，也是丁先生生前的遗愿。他流着泪拿出丁文江给胡适与他的信件。
黄汲清听到此处，早已泣不成声。
我……我一定竭尽全力，将先生的未竟事业进行到底！黄汲清如此发誓。
黄汲清断然没有想到，他的这一誓言，三十年后的一场革命风暴差点把他打人地狱。道理很简单：造反派认为，这是黄汲清效忠国民党政府的铁证。而地质调査所实际上就是国民党蒋介石的情报部门。黄被看中当这个情报部门的头目，不言而喻，肯定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如此三岁小孩也会明白的推断，不打倒你黄汲清还打倒谁嘛！你黄汲清还有什么资格沾发现大庆油田的光？这是后话。
轮到黄汲清出任总地质师和所长时1937年，翁文灝辞去所长之职，黄正式任所长，此时中央地质调查所已完成北京周口店猿人和焦作、山西大同等一大批矿山资源与考古的重大发现，成为跻身于国际科学界的知名地学研究机构。肖时根据日寇侵华、我国民族工业遭受毁灭性打击，外来援助被全面封锁的情况，黄汲清把在本土上寻找矿产资源作为地质调査所的工作重点。
石油无疑是他梦寐以求的奋斗目标。
他回国的第——件事就是检査浙江长兴县的油苗发现。长兴油苗是在1934年一个煤山矿井中发现的。当时有位叫陆贯一的工程师对此进行初略研究后，便在报纸上大吹特吹，说是中国发现了大油田。翁文灝闻讯后，高兴得不得了，调来车辆前去考察，结果差点把命都送了一一中途他的轿车撞在树上，造成头部重伤。惊樽好友丁文江忙不迭地在独立评论上写了篇悼念文聿一我所知道的翁泳霓翁的宇号为泳霓。长兴是否真有油，黄汲澝对此极为关心。翁文願与他谈话过后没几日，他便约了盛莘夫、崔克信两位地质学家专程前往。经过几天调查研究，黄汲清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这是一个虚假的喜讯。因为像长兴这样的煤炭地层，不可能有大的或较多的石油储藏。
长兴石油虽然扫了国人的兴，但黄汲清对西方人断定的中国贫油之说则更加置疑。他认为中国的许多地质构造，特别是盆地构造，与美国的几个油田十分接近。难道真是西方的月亮也比中国的圆吗？黄汲清不信。
1937年，在33岁的黄汲清正式成为中国地质工作领导人的这一年，中国石油史上发生了一桩了不起的大事，那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重要油田一玉门油田的发现。这是个曾在抗日战争时期和共和国诞生初期为中华民族立过大功的油田，今天在油田驻地还有一座高高矗立的纪念碑。这个纪念碑上刻着人们熟悉的名字，他就是油田的发现者、地质学家孙健初先生。然而，我们大多数人还不知道，除了孙健初先生外，实际上玉门油田的发现，还有一位起关键作用的功臣，他就是黄汲清大师。他当时是玉门油田发现与开发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已全面展开，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日本天皇的关东军占领我东北地区，造成中国能源供应的极度紧缺。为了缓解这一大难题，曾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顾维钧先生以顾少川的名义，串联财界巨头周作民，组织起一个中国煤油勘探公司，以求得一线希望。顾维钧的公司虽然不乏财力，但缺少技术，于是就求助于中央地质调査所。所长黄汲清接到指令后，深感在中国大后方大规模开发石油资源非同小可，即与政府实业部国煤救济委员会委员、勘探队长史悠明商议。
先生是专家，你认为我们的国土上真的找不着像样的油田吗？史悠明问。
黄汲清摇摇头，随手铺开一张地图，说：依据大地构造学理论，我认为中国的东北、华北、西北和西南地带都有可能储油。但目前东北、华北两地已被日寇占领，无法开展工作。西南地区虽发现油气苗头，但地理偏僻，交通运输不便。因此开展以陕、甘、青三省为重点的西北部的石油、天然气普査勘探为当务之急。
那就干吧！史悠明迫不及待地说，过去你和我想干也干不成，现在财神爷把钱拨了，时不再来呀！
黄、史商定，组织一个以中国煤油勘探公司为一方、地质调查所为另一方的混合普査勘探队，立即着手西北油气普査勘探工作。
这是中国石油史上第一次由中国人自己策划、并具规模的石油普査勘探，身为组织者与领导者的黄汲清倾注了巨大精力和热忱。派谁去担当技术负责人呢？对，应当让孙健初去！黄汲清扳着手指将所里的几位大员轮番排了下队，决定由对甘肃河西走庳及祁连山一带做过地质工作的孙胖子孙健初担此重任。为了慎重起见，黄汲清要求孙健初等先组成一个西北地质矿产试探队，免得把中国石油之希望这锤子扎在大戈壁上拔不出来让世人笑话。他的这一战术得到了翁文灝等人的赞同。
就这样，孙健初带着西北地质矿产试探队一行数人从兰州南行，顺洮河西进，过黄河而至青海。归途中经玉门老君庙，在这里发现了千油泉餺头。由于当时包括孙健初在内的试探队员对石油地质科学均缺乏一定实战经验，以为此类干油泉无多少价值，便苹草作了希望不大的结论后匆匆东返。
当孙健初带着远征队伍，垂头丧气地回来将以上情况向所里汇报时，富有石油专业地质理论与经验的黄汲清听后，高兴地抡起拳头，打在了孙健初的肩上：孙胖子，老君庙油田有望啊！
怎么个有望？孙健初很不明白。
你不是说那儿是背斜构造吗？
那又怎么着？
嘿，那可是不一样哟！黄汲清来情绪了。胖子你不知道，美国的大峡谷油田也是在背斜构造地带。论构造，论油苗相差无异，我们的老君庙肯定也能打出工业油！
中，只要有希望，我们再远征一次也不亏！这位河南汉子孙健初，此刻也兴奋了起来。
次年！！月，孙健初再次带上队伍来到老君庙。此次他们吸取上次的教训，放下铺盖，搭起帐篷，在此安营扎寨。经过六个月在冰天雪地里的艰苦踏勘普査，全面彻底地摸清了这一带的生油层地质情况。剩下的就是打钻见油了！当孙健初写完甘肃玉门油田地质报告时，猛然发现自己仍是在纸上谈兵，说找油找油，可连台钻机都没有呀！
这事也难住了黄汲清。地质调査所的家底他最清楚，论人才、论技术可称世界一流，可论装备却是一个叫花子，穷得连最起码的―台千米钻机都没有呀！他把玉门的踏勘结果和缺钻机的情况一并报告了老上司、行政院秘书长兼经济部长、资源委员会主任翁文瀬，以求得帮助。
老蒋的家底你不是不知道，时下又临全面抗战，哪来钻机可调？
翁的话使黄汲清大失所望。对了，有一个地方有钻机！黄汲清突然拍着脑袋，说道：听说延安那边也在打油并，他们那里有钻机，不妨借来用一下！
翁文灝点点头，说：是听说过。不过共产党肯不肯借又是一回事！
黄汲清来了急脾气：试试总不妨嘛！再说，眼下不是国共合作吗？玉门要是打出了油，对整个抗日是大贡献呀！
那我去试一试。翁文顴说。
这件事后来真办成了。翁文灝通过关系，找到了正在南京梅园村住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周恩来将此事电吿了延安方面。经毛泽东同意，由林伯渠亲自出面从油矿调来两台钻机和几名钻并工人，连人带钻机一起长途跋涉到了老君庙。当时具体负责延安油矿钻井的队长就是后来成为共和国石油工业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的康世思。那时他还是个共产党的连级干部，可也是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位石油干部。中国石油业从无到有，经过了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已成为中国现代史的组成部分。
黄汲清作为一名旧时代过来的知识分子、科学家，他本对党派之间的事无多大兴趣，但玉门调钻机的这件事，使他对共产党有了第一次的深刻认识。当时他对部下同僚这么说：共产党人胸怀坦**，以全局为重，很讲义气，我佩服！
四十五年后的1982年，当黄汲清在自己成为这个党的一名成员时，他又谈起了这件令他终身难忘的事。
有了钻机，玉门油田的钻井工作马上开始。第一口井在钻到130米深时便见油层，日产石油20余桶。孙健初将这一喜讯报到南京。黄汲清高兴得立即复电：继续布井，直至黑龙升天！
于是，第二口、第三口……直至第七口井，井井见油。更可喜的是在1941年4月21日打第8号井时，黑龙在巨大的地压下，果真猛烈地蹿出地面，挟着惊天动地的呼啸，像长虹一般向天际升腾而起
中国的第一个油田玉门油田，就是这样诞生的。它在抗战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今天，它仍在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着。
玉门找油的成功，给黄汲清以极大的鼓舞。此时，他不仅是政府的地质工作实业部门领导人，而且也是当时中国地学界的最高领导者0938年，他当选为第15届中国地质学会会长，时年34岁如果论年龄，论才干，论实绩，论在学术界的地位，黄汲清此时已在很大程度上超过了他的前辈翁文瀬和李四光翁此时已从政，无暇顾及专业；而李四光则因不得志带著他的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远在偏僻的桂林小城，闭门研究他的第四系冰川特别是在几年后黄汲清发表的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专著和首次提出的多旋回构造运动理论，使他跻身于国际科学大师之列。他的这部专著至今仍被世界地学界视为经典。否则，在1946年中央研究院国民政府第一届院士选举中，他不可能成为最年轻的院士。
在科学的长河里，任何一种正确的预见和伟大发现,常常需要经历漫长而又复杂的过程才能得以证实。关于中国是否有石油的问题，早在我们尚无自己的地质学家时西方的诸多权成就不止一次咬定中国贫油。1915年至1917年，李有盛名的美孚石油公司为了探个究竟，出资300万美元，在当时认为中国惟一可能有油田的陕北一连打了七口井，结果才沾了一点油腥儿。美孚石油公司总栽得知后，大发雷玆，发誓绝不再踏进太平洋东岸一步。300万美元在当时可不算是个小数，洋老板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换固一肚子气，他自然不愿做这等赔本买卖。
玉门虽然打出了油，但中国到底是否真有大油田，是否真需要将极为有限的资金投人到大海捞针般的石油地质普査中去，当时地学界和社会上对此分歧严重，有人甚至称在中国找油是玩儿戏，说什么大敌当前，玩此等儿戏，误国殃民。作为大地构造学理论的创始人和奠基者，黄汲清则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目光和坚不可破的科学理论为依据，指出：世界上重要油田的地理分布可以分为两大区域：一是东半球的古地中海区域，大体是东西方向延展；二是西半球的太平洋山地区域，大体是南北方向延展。两者油田的生成都在白垩纪和第三纪时期，而以第三纪为主……则吾国石油前途，虽不及美、苏，但亦可达到自给自足之境地！这一番话在今天看来，似乎很平平。然而读者应当特别注意，黄汲清说此番话的时间是半个世纪以前的1942年见国民政府国防研究院煤与石油其意义就非同小可了！它的意义在于不仅否定了西方权威们的悲观论调，而且从战略匕为中国在二十世纪的崛起指出了影响社会国民发展的石油工业革命方向。我将它引于本文，其目的是想说明，把中国石油之父的桂冠安在黄汲清头上是当之无愧的，以及它与后来发生在大庆油田发现问题上的名利之争有其一定程度上的内在联系。
一个伟大的科学发现，谁在起主导和权威的作用，绝不是长官意志所能决定的。它是需要坚不可摧的理论依据和十次、百次的成功或失败的实践。在可以把扼杀了几十年不能说的真话说出来的科学春天里，在政治的以及包括科学在内的神坛可以被推倒的实事求是的开放年代，黄汲清勇敢而坦**地站出来说大庆油田是他和谢家荣等一批科学家用大地构造理论发现的话时，我之所以坚信，其原因也在于此。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的中国，正值日本法西斯残酷奴役中国人民的最艰苦岁月。黄汲清出于崇高的爱国主义和对石油地质科学的至诚至爱，克脹重重困难，致力于研究与实践。1937年10月，抗日的战火已燃烧到华东地区，黄汲清不得不丢下手中的罗盘与锤子，组织地质调査所员工，将图书、仪器、设备全部迁往长沙。刚落脚不久，日寇逼近武汉，地质调査所又一次大搬迁，先是在陪都重庆，最后落脚北碚小镇。当前方战火纷飞时，后方的黄汲清则在他的那块熟悉的故土上大举组织了一系列重要的地质调査和矿产普查工作。其中突出的重大发现有闻名于世的陆丰自贡恐龙动物群发现，威西大盐矿和渡口宝鼎山大铁矿即现在的攀钢的发现。除此之外，还有一项令黄汲清一直引以为自豪的重大发现，那就是威远气田。
黄汲清在威远这一中国第——一个大型天然气田发现上有着无可争辩的功劳。为了实现天然气在中国的首次重大突破，早在1938年，他就曾带队在威远勘探，获得了气田的详尽地质资料。六十年代，石油工业部四川石油勘探局从黄汲清处借得这份宝贵地质资料，并大举进
行了钻探和开发工作，后建成了我国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最大的天然气工业基地。目前以该气田为中心的四川盆地天然气田已发展到七十多个，年产爾达六十多亿立方米。国家配合这些天然气田，铺设了五千多公里的输气管道和输气管线。如今不仅四川省的大部分城镇和工业企业得益于天然气，邻近的云南、贵州省也因此获得巨大经济效益和人民生活的改善。1995年3月31日，我参加了黄汲清的遗体告别，我看到在林海一般的花圈丛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川、滇、责地区的官员和百姓送来的。我特意记下了一个落款为成都市民的挽联，那上面写着这样一句话：大师当年一指定气田，百姓今日万家用明电。
威远气田发现之后，黄汲清对中鹵的石油地质科学研究与实践已趋成熟。1940年至1943年，他的目光转向了西域新疆。并且在这之后的半个世纪里，黄汲清始终如一地把自己相当一部分热情倾注到了天山南北那块美丽而又神秘的地方。
1942年临近冬季，黄汲清带着五名大员开始了新疆油田地质调査这一在中国科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远征考察。他自任队长。队员是：杨钟键著名古脊椎动物学家、程裕淇著名矿床学家八周宗浚地形学家、卞美年地质学家和翁文波著名地球物理学家这是一个强大的阵营，他们中除个别早逝外，其余后来都成了中科院院士和国际知名科学大师。在此次为期197天的野外考察中，黄汲清一行不仅完成了对天山独子山油田的地质调查与油田规模圈定的重大贡献，而且通过大童详尽细致的实地考察，黄汲清独具薏眼，第一个在世界上提出了陆相生油论和多期生油论两大科学理论观点。他在1943年英文版新疆石油地质调査报告专著中，针对国际地学界占统治地位的海相地层才有大油田生存的理论，明确指出：陆相沉积地层同样具备生存大油田的可能。中国新疆的独子山、塔里木盆地等地方，以及其他中国的陆相沉积地层下，完全有可能找到与美国的加利福尼亚油田、苏联的巴库油田相嫡美的大油田。
这是何等的气魄！这是何等的远见！它仿佛在国际地学界权威们的头上打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响雷，而且给中华民族的石油工业乃至整个社会发展带来振奋人心的喜讯。在之后的几十年间，黄汲清的这一理论，无一例外地被得到证实。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大港油田、胜利油田，任丘油田……以至八十年代发现的塔里木油田等一大批知名油田，也不无例外地都在陆相地层上。其中，最突出的自然是大庆油黄汲清的陆相生油理论是实现大庆油田发现的重大突破的最基本和惟一可信的理论依据。我们今天这样庄严地认为，绝不是受了某种情感的支配而胡说八道。这好比当年大庆的第一口喷油井打了三千六百多米才见滚滚奔涌的黑色金子一样，一个伟大并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科学理论，如果不是建立在漫长深厚与艰苦的研究基础上，它是绝对不可能产生的，而且永远不可能产生！
我之所以让读者跟着我一起跨越了几十年的历史时空，目的依旧是为了关于发现大庆油田的那场争执。
1954年12月的一天，鹅毛大雪在北京城上空纷纷扬扬地。
百万庄，中国地质科学院宿舍楼。共和国策一个石油作战指挥部普委的办公地址就设在这里。
老黄、老谢你们来一下。党委书记刘毅招呼隔壁的黄汲清、谢家荣到自己的办公室开会。
根据中央的指示，部党组决定在明年元月20日召开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刘毅不等黄、谢坐稳，便开始传达上面的指示，何长工同志要求我们普委就明年全国的石油普査方向与任务拟出个计划。这任务很重，它不仅是我们普委向上级和全国人民交的第一份卷，而且直接关系到我国今后石油工业的方向性问题。从现在开始，我们恐怕得少睡几个安稳觉了！我想听听你们二位的意见。
貲汲清生性心直口快，他瞥了一眼谢家荣，便说：如此一个大的战略计划，我们少睡几觉倒没什么关系，问題是国家目前财力还有限，而另一方面各项建设对石油的需求又十分紧迫，这就需要我们在制定计划和布置任务时尽可能地做到方向上和技术上的准确性。你说呢？老谢？
年长六岁的谢家荣，其性格与好友黄汲清差异很大，平时他很少说话，或者像有人说的不善言语。但生活与工作中他绝对是个好老头一一黄汲清的小儿子、现为美国某公司高级工程技术员的黄渝生这样对我说。德淦说得对，我们需要对每一个具体项目作详尽的讨论和研究。谢家荣说。
我同意你们的意见。不过，技术问题又很复杂，我们需要有一致的意见。刘毅顿了顿，提出了一个问题：今后在科学技术问题上如出现大的意见分歧时，由老黄作最后决定，你们看怎样？他把目光投向谢家荣。
我没意见，德淦对石油比我熟悉。我们又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不会闹翻的。谢家荣笑笑。
这个情节是从黄汲清的一篇回忆文章中摘下的。据黄自己讲:这是三人君子协定，没有向群众公布。我以为可信，原因是：正如前面所言，当时普委这三巨头，刘毅是行政干部出身，技术上无疑靠黄汲清、谢家荣做主。而谢家荣虽然以前也从事过石油地质工作，佴他毕竟是位矿床学家，专长主要在探矿上。黄汲清则不一样，他一方面是位研究大地构造的基础地质学家，同时又亲自组织与领导了几个油气田的普査勘探工作，是名副其实的石油地质行家。
黄、谢接受指令后，便开始了紧张而又繁忙的决策工作。
苍茫大地，何处是油田？
要回答这个问埋实在是太难了，谁也不敢口出狂言。
―年前，地质部长李四光在被毛泽东召见时，也曾对中国的石油资源远景作过描绘，但这毕竟是泛泛而论。黄汲清他们现在要做的是十分具体而带有决定性的战略部署，即必须指出：囑个地方已经显示了生存油田的条件，可以把勘探队伍拉上去；哪个地方可能是个大油田，应当列入普査勘探项目；而哪个地方虽然目前还无任何迹象表明有油田的生存可能，但一旦突破就是个伟大发现因此也该下得决心投入力量。
现在，黄汲清和谢家荣要做的就是这些。
四川盆地和郓尔多斯陕甘宁盆地两块布置普査任务应当不成问题吧？黄汲清征求谢家荣。
没问题。谢家荣点头赞同。
新疆的一块和育海的柴达木盆地，也应当列人吧？
应当。过去我们这些地方已经做过一些工作，现在再加把劲是极有可能找出大油田的！谢家荣补充说。
黄汲清铺开墙面一样的大地图，用红笔在上面圈上儿个红圈：加上你我一致肯定的华北这一块，还有一块是我最想做的！他将红笔往桌上一扔，一边在屋里踱步一边说道，情绪十分激动。
哪一块？
这里！黄汲清转身俯在地图上，将手指向雄鸡的头部。
你是说松辽平原？
对。黄汲清的胳膊有力地在地图上勾出一个弧形，然后充满**地：从地形图上看，我们的东部有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大兴安岭、太行山脉和河南西部包括伏牛山在内的地区，形成一片北北东南南西走向的高原山区。在它们的东西则出现松辽平原和华北平原。而这两个平原义几乎可以通过渤海湾和下辽河平原连接起来，组成一片连续不断的平原和浅海沉积带。早先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曾给这一大型地貌特征起了个名字，叫兴安构造线。你还记得否，我们的葛利普教授美国著名地质学家，北大早期教授笔者注对此也十分注意，他认为上述沉积带是地壳上正在开始形成的地墙沉积带……
李四光将它说成是新华夏地槽。谢家荣插话道。
是的，过去我也同意他们的观点，可自从我提出大型陆相沉积盆地可以生油而且可以形成有经济价值的油气田观点后，对大型盆地我可是异常感兴趣了，特别是中、新生代的陆相盆地。
你是说松辽平原有可能也是陆相含油盆地？
没错。黄汲清问谢家荣，你还记得四十年代末我一直在研究中国东部地质资料吗？有一次还上你府上要了一大捆呢！
谢家荣笑了：有那么回事。你嫂子还非让你留下一麻袋钞票。黄汲清哈哈大笑起来：那时候老蒋的一麻袋钞票能买几斤小米呀？！嫂子亏大了！
言归正传。黄汲清继续阐述，有一天，在看地质资料时，我突然冒出一个想法：为什么不把中国东部的大型沉降带作为石油、天然气生存的研究对象呀！这一点你与我一样清楚，松辽盆地的南缘零星分布着白垩系砂页岩地层。这里的陆相地层是很有可能存在于盆地中间，虽然我们至今仍无明显的发瑰，但我想它只是被第四系掩盖罢了。还有一点可以证明，华北平原两侧曾出现了下第三系磨拉斯型构造，即河北的长辛店系和山东的官庄系：它们廷伸到平原中部就相变为砂泥质湖积层。从这些事实推断，我们有理由相信，松辽盆地与华北盆地一样，都可能是陆相含油盆地！
说完了？
说完了。
—番滔滔不绝之后，黄汲清为自己倒了一杯茶水，然后静坐在一边等待谢家荣发表见解。
谢、黄两人虽然年岁不一，但却是同出章、丁、翁、葛利普四位大师门下，并且都是三四十年代中国地质的顶梁柱。两人都先后担任过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又同服务于中央地质调査所数十年。新中国石油地质业又使两位大师并肩走在一条战壕。谢家荣性格偏于内向，显得老练稳重。黄汲清则心直口快，给人印象是位充满**与活力的人。无论是生活或工作中，黄汲清视谢家荣为自己的兄长。此刻，当他将心中孕育了很长时间的一个宏大设想吐露出来后，是多么想听听这位兄长的意见。在黄汲清看来，谢家荣的态度太重要了，因为他了解谢家荣对科学从来不会说半句违心的话，另——方面谢是普委中惟一一位与他黄汲清一样可以影响左右的技术决策人物。
你……不赞成？黄汲清看着谢家荣半天不说话，心里很是着急。
我？问我？嘿，我举双手赞成！谢家荣难得有笑，这回笑了，松辽这一块我们不仅要列入计划，而且一定得派队伍去做！这个观点，我在去年就提出过，与你不谋而合。
太好！黄汲清想听的就是这句话。他迅速拿起红笔，在雄鸡状地图的鸡头处画了一个十分醒目的红圈。
1955年1月20口，地质部召开的全国第一次石油普査工作会议在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200人，列席代表116人，除地质部直属单位的负责人外，国家石油管理总局、中科院和国务院、国家计委也派了代表参加。准备参加石油普查队工作的主要干部及技术人员也应邀出席。此次会议，可谓是新中国石油事业的第一次战前总动员、总部署，因此引起了各方面关注。李四光部长致开幕词。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副部长许杰作的关于1955年石油天然气普査工作的方针与任务的报告。这个报告中的计划与任务部分实标上是根据黄汲清、谢家荣一手制定出的。可是，当报告人念完最后一个字时，黄汲清疑惑不已：怎么没有松辽盆地呀！再看看会议代表，西北、西南、华北、新嫌几个大局的负责人都来了，惟独东北地质局没来人！真是奇事！
黄汲清急了，他赶紧找到会议的具体负责人李奔追问此事。
因为没有他们的项目，所以没通知他们来人。到底为什么我也不太清楚。被会务拖得团团转的李奔这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