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肯乘坐的火车因为风雪的侵袭比预定的时间晚了十二小时，凌晨四点才到达圣彼得堡。当邓肯步下火车时，车外的气温大约在零下十度。邓肯二十多年来从没有到过如此寒冷的地方。

没有人来接邓肯，她只能让女仆留下来看管行李，独自乘着一辆单马的马车前往旅馆。途中，邓肯看到了一幕恐怖的画面，多年之后回忆起那个画面她依然觉得十分震惊，她说即便是爱伦坡描写的任何可怕的情景也比不上当时的那种气氛恐怖。

邓肯在马车上远远地看到一长列队伍，颜色是黑的，气氛悲伤凝重。那是一些人吃力地抬着棺材，很多棺材，一个接一个。马车夫将车速缓缓降慢，躬着身体在胸前画十字架。邓肯问车夫怎么回事。邓肯并不懂俄文，但是车夫试着用手势向她解释，这一批死者全是工人，他们几天前在毫无抵抗的情形下在冬宫前被射杀。这就是俄国十月革命之前著名的冬宫请愿事件，它发生在1905年1月。事件的起因是工人们生活困难，前往冬宫请求沙皇援助，但是被沙皇政府下令枪杀。邓肯叫马车夫暂时停车，她望着面前经过的队伍，默默地为这些可怜的人祈祷。

这一幕场景对邓肯的影响很大，如果没有看到这些，她以后的道路可能会有所不同。那一刻，站在这列连绵不尽的队伍前，那种悲恸使得邓肯暗自发誓，一定要设法解救这群被**的百姓。她想到自己之前沉浸在爱情的痛苦中难以自拔是多么的幼稚和无知，跟这样一出悲剧相比，自己在爱情上的失落又算得了什么呢？邓肯也第一次感觉到自己的艺术似乎在社会改革面前并没有什么用处，她开始思考怎样借助艺术来帮助苦难的人们，来实现社会的变革。到了旅馆之后，邓肯倒在**狠狠地哭了一场，她必须借助眼泪发泄心里因为之前看到的场景而产生的无法消弭的悲哀。

稍晚一些时候，圣彼得堡一个剧院的经理带了一束花来看望邓肯。

两天之后的夜晚，邓肯开始在圣彼得堡的上流人士面前表演。那些人看惯了芭蕾舞华丽的演出和奢侈的布景，转而再看邓肯这个年轻女孩的舞蹈，你可以想象他们的惊讶。邓肯那一天穿着网状的舞衣，在一片蓝色的布景前舞着肖邦的曲子，用自己的灵魂契合肖邦的精神！当第一幕结束时，观众席迫不及待地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邓肯想着那天早上看到的出殡队伍，和着肖邦那悲伤的音乐，将内心的情绪完全宣泄出来。

第二天，有一个相当迷人的小女人来拜访邓肯，她穿着一件黑貂皮的大衣，戴着一副钻石耳环和一条珍珠项链。她自称就是俄国的舞蹈家金斯基，她特地代表俄国的芭蕾舞界前来邀请邓肯当天晚上到歌剧院欣赏她们的表演。过去在拜雷特时，邓肯经常遭到芭蕾舞者的奚落和憎恨。他们甚至还故意在邓肯舞蹈的地毯上撒了许多大头钉，使她的脚受伤。如今，俄国芭蕾舞者对她的这种转变使邓肯又惊又喜。

晚上，他们派一辆铺满皮垫很温暖的豪华马车来接邓肯到剧院，邓肯被安排坐在最前端的包厢，包厢里摆着鲜花、糖果，还有三个住在圣彼得堡的富家少爷。邓肯依旧穿着白色的舞衣和凉鞋，和这群奢华的贵族聚在一起可能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邓肯向来很反对芭蕾舞，她认为那是一种虚伪又做作的艺术，甚至在邓肯的观念里，它已经偏离了艺术的范围。但是，这一晚，当邓肯看到金斯基好似仙女一样在舞台上轻飞快舞时，也不得不为她喝彩，她那完美的姿态已经超出人类所能做出的一切造型，反而更像一只轻盈的小鸟或蝴蝶。

中场休息时，邓肯看到很多美丽的女人共聚一堂，她们穿着露肩的晚礼服，身上戴满珠宝，由一群穿着体面的男士们陪着。这一幕歌舞升平的豪华景象和那天早上邓肯看到的送葬场景天差地别。邓肯觉得很讽刺，面前这些人和其他国家的所谓贵族有什么不同呢？

表演结束后，金斯基邀请邓肯到她的宅邸用晚餐。邓肯在她家遇到了迈克公爵。当邓肯向他诉说想要为平民儿童办一所舞蹈学校的计划时，他显得很惊讶，而且似乎不太明白邓肯的话。

几天后，俄国的芭蕾舞者保罗娃邀请邓肯观赏她的芭蕾舞。邓肯依然不能接受芭蕾舞违反艺术和人类情感的动作，但是她为保罗娃的精彩演出而热烈喝彩。

演出结束后，他们到保罗娃家吃晚餐，她家比金斯基家来得朴素，但却同样高雅。邓肯坐在两个画家巴克斯特和邦洛斯中间。在这里邓肯还第一次认识了戴格希里夫，她和他热烈地讨论邓肯心中的舞蹈艺术和芭蕾舞的缺点。

那天晚上巴克斯特为邓肯画了一张素描，这张肖像画现在收在他的画册里。画上的邓肯样子十分端庄，卷松的长发斜披在一边。巴克斯特也谙于命相学，那天晚上，他帮邓肯看手相，发现她的手心有两个十字形的手纹。他对邓肯说：“有一天你将会盛名载誉。不过你会失去最亲爱的两个人。”当时，邓肯对这个预言并没有在意，多年之后，它却真的应验了。

晚餐后，精力充沛的保罗娃再度跳舞娱乐宾客。那一晚，邓肯和其他人凌晨五点才离开她家，临走时，她又邀请邓肯早上八点半来看她工作。邓肯实在是很疲倦，所以整整迟到了三个小时。

整整一天，邓肯看着保罗娃穿着一片薄纱站在平台上，做出各种很严格的芭蕾舞动作。旁边有一位老绅士抱着小提琴为她配合节拍。后来，邓肯才知道这位老绅士就是鼎鼎大名的佩提帕斯。

邓肯承认，保罗娃的技艺惊人，那是她无法做到的。她的身体结实似铁，柔软似胶。她美丽的脸庞呈现出一种坚毅的神情。她的动作连贯，一刻也不停。她的训练方式好像要让躯体的活动完全脱离心智的控制。这是邓肯一直反对的，她一向认为躯体是反映心灵和精神活动的媒介物，二者合为一体才是真正的舞蹈艺术。

午餐时，保罗娃脸色苍白，坐在餐桌旁几乎不能进食任何食物或饮品。下午，保罗娃将邓肯送回旅馆，然后前往皇家剧院参加一幕预演。

邓肯倒在旅馆的**昏沉沉睡去的时候，还在庆幸自己没有成为一个芭蕾舞者。

第二天，邓肯前往参观皇家芭蕾舞学校，在那里她看到许多小学生一排一排地站着，正在练习一些令人痛苦的课程。他们需要踮着脚尖站立数小时。这些宽敞的练舞室里，除了墙上挂着一张沙皇的相片外，没有任何美丽或动人的装饰，简直像极了一间囚房。邓肯越来越相信皇家艺术学院是自然和艺术的仇敌。

在圣彼得堡住了一星期后，邓肯转往莫斯科，那里的观众刚开始时并不如圣彼得堡的观众那么热情地招呼她，但是邓肯的表演结束后，她迅速成了莫斯科备受欢迎的舞者之一。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说明：

大约在1905年间，我不记得正确的日期了，我认识了当代最伟大的两个天才，他们留给我的印象很深刻——伊莎多拉·邓肯和戈登·克莱格。我在无意间前往观赏伊莎多拉·邓肯的舞蹈发表会，我事先从来不知有这个人，而且没有看过她来莫斯科表演的宣传海报。因此我很惊讶还有不少观众来看她的演出，特别是其中大部分是艺术家或者雕刻家，像马蒙托夫等人。此外，尚有许多芭蕾舞的艺术家和经常来剧院或首度来到剧院的观众共聚一堂。邓肯一开始在舞台上露面，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反响，我不习惯看到一个几乎**的身躯在台上舞蹈，因此没有注意也不太明白这个舞者的艺术。第一个节目只引起一些疏落的掌声和小小的口哨声。但是经过几幕成功的演出之后，特别是其中有一节非常感人，我再也无法像其他观众那么漠然，率先鼓起掌来。

中场休息时，我这个伟大艺术家的新信徒，跑到台前去鼓掌，更使我高兴的是，我发觉身边站着马蒙托夫，他正和我做着相同的动作，紧邻马蒙托夫还有一位著名的艺术家、一位雕刻家和一位作家。当观众看到这一群热烈鼓掌的人士中不乏莫斯科著名的艺术家和演员时，他们感到很迷惑。这时嘘声停止了，观众也跟着大声喝彩，接着又不断响起“再来一次”的呼声。当表演接近尾声时，会场已经是一片喧腾的景象了。从那时候开始，我再没有错过一次邓肯的舞蹈会。我之所以很想看到她，无非是受到内心一股艺术感的指使。后来，当我逐渐了解她的舞蹈方式时，我才知道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有各种人基于不可知的原因本着自然创作的原则追寻艺术。当他们见面时，便会惊讶彼此的想法竟然不约而同。这便是我和邓肯见面时的情绪。我们似乎在交谈前就已知悉对方的思想。邓肯第一次到莫斯科时，我没有机会和她深交。但是当她后来再到莫斯科来时，她到过我们的剧院，我视她为上宾。这种接待的热忱逐渐扩大，我的同仁都加入接待的行列，因为他们已经认识到她是一个杰出的艺术家而且深深喜爱上她。

邓肯不懂得应用逻辑方法有系统地说明她的艺术。她的想法都是即兴而来的，就像日常生活中许多不期而遇的事。举例来说，有人问到谁是她的舞蹈启蒙者时，她回答说：“舞蹈女神。从我学习站立时便能跳舞。我的一生都在跳舞，世界上所有的人也必须跳舞。现在如此，将来也是如此。如果有人要阻挠这种行为或是忽略自然赐给我们的天生需要，那都是徒劳无益的。”

那时候，我也在寻找一种创作的动力，演员们未上台前，皆应先为自己的心灵灌上这股原动力。显然，我提出的问题一定令邓肯觉得很厌烦。我常常在她演出或排演时仔细观察她，当她产生灵感时，她的表情会有显著的变化，然后她闪烁的眼神中会透出她心灵上的蜕变。回想我们多次关于艺术的讨论，比较我和她的做法，我发觉我们虽然循着不同的途径，然而最终的目标却是一致的。

这一次，邓肯在莫斯科期间并没有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有过太多交往，就像文章中描写的那样，两个人的交往要延后到1913年。

邓肯这段时间经常到莫斯科的剧院观看各种演出，但是芭蕾舞除外，她还是无法接受这种将心灵和躯体剥离开的艺术。

俄国的食物也给邓肯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尤其是鱼子酱。邓肯似乎很喜欢它，甚至觉得在莫斯科这样严酷又多雪的气候里，鱼子酱已经治好了她与索德分开的伤痛。

离开莫斯科后，邓肯前往基辅举行短暂的演出。演出结束，邓肯走出剧院的时候，成群的学生围在剧院的广场，愤怒地和剧院的经理争吵，甚至围住邓肯，不让她通过，直到邓肯答应为他们再举行一次舞蹈会，因为他们付不起剧院的票钱。邓肯很快乐，她觉得自己的艺术对他们的心智有所激励，全世界的学生中再也没有像俄国学生们这么重视艺术和生活理想的了。

第一次到俄国的旅程不得不就此结束，因为邓肯先前另订有合同，必须要在2月间返回柏林。虽然邓肯这次访问的时间很短，但是却给俄国民众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支持邓肯的人和反对者不断发生争执，芭蕾舞迷和邓肯迷甚至还发生过一次决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