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0年10月，柴可夫斯基和母亲长途跋涉到圣彼得堡，一起观赏了格林卡的《为沙皇献身》歌剧，这件事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一切事情看起来都很顺利，但是母亲要离开时，柴可夫斯基非常痛苦，陷入了几乎疯狂的境地。据莫杰斯特后来回忆说，他的哥哥一生都不曾忘记当时那一幕痛苦的经历。

“母亲要走的时候，哥哥完全失去了控制，发狂似的缠着母亲，不让她走。安慰和答应很快就回来看他全都没有用，他好像一切都听不进去似的，死赖着母亲。虽然人们把他拖开，而且在母亲的车子离开之前不让他接近，但是当人们放开他以后，他还是失望地追赶……”

问题到此还远未终结。开学后不到一个月，学校里发现了猩红热，瓦喀尔夫妇立刻把在学校寄宿的柴可夫斯基接到家中。不幸的是，瓦喀尔夫妇的大儿子受到感染而死亡，柴可夫斯基反而幸免了。瓦喀尔夫妇虽然劝柴可夫斯基不要放在心上，但他由于内疚和自责而深感不安。柴可夫斯基要求父母亲准他回学校去住，但是家人的答复是必须等到传染病平息以后。

柴可夫斯基虽然神情沮丧而且思乡心切，可是第二学年的成绩却很有进步。再加上1852年父亲退休以后，全家又搬到圣彼得堡，柴可夫斯基因此与家人团聚，心情自然宽慰很多。夏天的时候，一家人愉快地去乡间度假。

进入法政学校后的柴可夫斯基，很快结交了一些新朋友，包括以后成为著名诗人的阿布赫金、爱好音乐的奥德莫夫等。该所学校偏重文学能力的发展而不注重音乐才能，但柴可夫斯基的表现依然不凡。自从离开劳妮后，只有进入政法学校的最初一年半的时间，是柴可夫斯基一生中比较安定和快乐的时期。

1854年7月，14岁的柴可夫斯基面临了一次重大的打击。他母亲感染霍乱病与世长辞了。我们不能揣测这件事对柴可夫斯基的影响如何，因为他并没有留下透露当时心情的过多话语，唯一留下的，是他在两年后给劳妮的信上所说的几句话：“我母亲感染了霍乱，经诊治后，病情曾一度好转，但是好景不长……她在离开我们时，竟然没有来得及道别。”

在母亲去世一个月以后，柴可夫斯基写出第一首有名的乐曲。当年夏天，他虽然考虑过要为诗人奥克亥佛斯基的独幕歌剧谱曲，但是没有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