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研究者

爱因斯坦博士于1933年冬天来到了美国，在这里展开了他的新生活。他受聘于普林斯顿高级学术研究所，这是美国最进步的一所学校。弗莱克斯纳博士创立这所学校，主要是为了那些已获得博士学位的年轻学者，希望他们能在自己的学术专长范围内继续进行研究。这位美国教育家仿照自由时代德国大学的模式创立了他的学校，开始时只设立一个数学系，但很快又增加了一些相关科系。

普林斯顿时期的爱因斯坦

按照弗莱克斯纳博士的计划，他所聘请的那些伟大的学者不仅要在课堂上与学生见面，更应该亲自指导他们从事研究工作。对于学生与老师的挑选，完全取决于他们的实力，绝对不会因为他的政治或宗教信仰而遭到排斥。最初,该研究所设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数学大楼，到了1940年，就移至普林斯顿小镇郊外几里的大楼内。

在高级学术研究所内，爱因斯坦教授享受到了最大的自由。他不必定期上课,可以把大部分时间用来做研究。美国大学校园里的随和气氛也令他感到高兴。爱因斯坦以前所认识的那些德国教授，随时都要装出一副政府官员似的严肃面孔。但在研究所和普林斯顿大学里，教授们都很随和，一位教授可以在闲暇时从事园艺或打高尔夫球，也可能出现在橄榄球比赛场地上，热心地为普林斯顿球员加油，把声音喊哑了。往往在同一天晚上，这名热情的加油者又要担任一次重要的政治会议的主席。

在普林斯顿，一位教授可能有十几种兴趣爱好，也有像爱因斯坦这样沉迷于自己研究工作中的。第一天被带去看自己的办公室时，学校人员问爱因斯坦需要什么设备。

“哦，”他回答说，“两张桌子、一把椅子、纸和粉笔。哦，对了，还要一个大的纸篓，至于为什么要大的,因为这样子我才能把我所有的错误丢进去。”

在研究所里，爱因斯坦博士继续进行他多年以前在柏林所做的关于“统一场”的研究。这个“统一场”的理论，包括引力、电力磁力，以及原子核中的力量（它可以提供原子能）。爱因斯坦以前的目标——现在也是——是希望通过一项理论来解释这三种不同的力量。

正如他二十年后对一位摄影师所说的：“你拍好照片后，就等于完成了工作。但是理论研究就不同了，工作永远没完。”他又说，“目前有两个年轻人跟我一起工作，我们的工作主要是为了解决我们的日常问题。”

幸运的是，一些聪明的年轻数学家及物理学家担任爱因斯坦的助手，替他完成了许多费力的计算工作，其中一位是黎格波·英菲尔德博士。英菲尔德的祖国波兰已被希特勒的军队占领，通过爱因斯坦的帮助，他才得以安全逃到美国。

英菲尔德希望能与他最敬爱的爱因斯坦博士一起工作。他等待任命，却久无下文，因而显得有点不耐烦。爱因斯坦温和地安慰他说：“不要急，有许多问题等了好几个世纪才得到解决，你再多等两个礼拜也无妨。”

跟所有真正的科学家一样，爱因斯坦知道如何保持耐心。英菲尔德也拥有一种科学家的永远的兴奋情绪，他在自传《寻觅——一名科学家的诞生》里，有如下的一段描述：

我属于科学家的大家庭，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过兴奋期和好奇期。在那段期间里，除了我们正在研究的那些问题之外，生活中的任何事物几乎都并不重要……我们也许需要几个星期、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才能找出正确的实验方法。我们必须尝试不同的方法，在黑暗中摸索。而我们一直知道，一定有一条宽阔而舒适的大路，通往我们的目标……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这种情绪，不管是爱因斯坦还是一位学生，从事第一项研究时，都曾体会过这种痛苦、失望与喜悦交织的滋味。

他们两人在一起作了许多次长谈，并从谈话中整理出他们两人合著的《物理学的演化》。这本书出版之初，英菲尔德将一本样书送给爱因斯坦，但他似乎一点也不感兴趣。出版商问了英菲尔德许多次“爱因斯坦喜欢这本书吗？”这叫英菲尔德博士怎么回答呢？因为爱因斯坦教授根本不曾打开过这本书。

“某项工作一旦完成，他对这项工作的兴趣也就随之消失了，”英菲尔德说，“这同样适用于他的科学论文。后来，很多人拿了这本书请他签名，以致使他养成一种习惯，只要看到那本书的蓝色封面，他就会自动去拿起钢笔。”

在这本书推出的前一天，纽约一家大报的记者在晚上十一点打电话给爱因斯坦博士，请他对这本著作说几句话。

“我所能说的，都已经写在书上了。”爱因斯坦回答得很干脆，然后随即挂了电话。

为了了解爱因斯坦的思想，这位记者是否会花费时间去阅读《物理学的演化》这本书尚不得而知。但的确是有很多人争相购买，使得这本书真正成为一本畅销书。英菲尔德很惊讶地发现，一个星期之后，这本书的销量更大，甚至超越了当时非常畅销的卡耐基著作《如何结交朋友及影响他人》。

爱因斯坦仍然不发表评论。他对这本书已没有兴趣，就像他以前曾经出版过十本书，但很快就把它们忘掉了。

他的一位助理，班尼斯·霍夫曼向我们描述爱因斯坦和他的工作人员讨论某个问题的情形：爱因斯坦教授总是靠在椅子上说：“我们一定要想一想。”他把自己的头发缠在手指上，沉思一会儿，然后就会想出答案来。不过，有时候要花上几天、几周，甚至几个月的时间。

就像在柏林一样，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的家很快就成为音乐和闲谈的中心。这位满头银发、满面笑容的博士也成为最受附近孩子们欢迎的人。他们都很喜欢说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欢度第一个圣诞夜的情景。

在圣诞夜里，一群孩子前去按门铃，当爱因斯坦出现在前廊时，他们就开始唱起圣歌来。爱因斯坦很专心地听着，在演唱完毕后，有位小男孩要求他给他们一样礼物，他却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什么样的礼物？”爱因斯坦问道。

“哦，人们通常会给我们几毛钱。”

“等一下。”爱因斯坦博士说。

这些孩子认为他是要到屋里去拿钱。几分钟后他再度出现在他们面前，穿着皮上衣，戴着一顶小帽，手里拿着他的小提琴。

“我跟你们一起去，你们唱歌我拉小提琴。”爱因斯坦说，“但你们可一定得分给我一点钱。”

到达美国后，爱因斯坦一家人找到了一处宁静的避暑胜地，在这里爱因斯坦可以再度享受驾艇出游的乐趣。当时曾流传一个故事，有一次爱因斯坦把游艇开上了沙岸，后来被一位划船的小男孩发现了。

“怎么了，先生？”他叫道。

“现在的水太浅，必须等到涨潮后才能离开。”爱因斯坦回答。

“要不要我去找艘大一点的船来把你拉出来？要等四小时之后才会涨潮呢。”

“不必了，谢谢你。”

“但是，这四小时你怎么办呢，先生？”

爱因斯坦博士看着这位好奇的小男孩说：“我会很愉快的，我可以坐在这儿思考一些问题。”

爱因斯坦教授在普林斯顿安顿下来的同时，艾尔莎·爱因斯坦夫人则尽量使他们在米歇尔街的房子像他们的柏林老公寓那般舒适。熟悉的家具和照片使她不致觉得太寂寞。她知道这次已不再只是短暂访问这个友善而陌生的国家了。已届中年的她，发现自己很难适应新的环境，她经常想家，想念她从小熟悉的德国景色和人。她想不通，丈夫怎么那么快就能适应美国的生活！

这时又传来她的女儿伊丽莎在巴黎去世的不幸消息。在千里之外的异国得到这种消息，怎能不叫她这个做母亲的感到悲痛呢？幸好她的小女儿玛戈尔也搬到普林斯顿来了，使她稍感慰藉。

跟着他们一家搬到美国的，还有爱因斯坦博士的秘书海伦·杜卡斯小姐。她现在必须回复一些以前未曾见过的信件，像是：“能否借助您的影响力来说服柏林的美国领事？我的家人和我都得不到签证，而等待签证的人又那么多。如果我们不赶快离开德国，可能就走不了了。”有位学生要求协助他进入美国大学，一位逃出德国但滞留在西班牙的犹太科学家请求爱因斯坦推荐他担任美国的一个研究职位，多么卑贱的研究工作都可以。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一向乐于帮助不幸的人。现在他比以往更热心地向这些陷于绝境的难民伸出援手。曾经有一次，有人问他，为什么他同时推荐四个人去担任美国同一家医院的X光医师？

“我推荐四个人去担任同一个职位，”爱因斯坦承认说，“因为每个人都有他的理由，而且我也阐述了这些理由。相信医院方面会视其所长择优录用的。事实上，他们是这么做的。”对于这件事，他似乎觉得很不好意思。

到达美国后不久，爱因斯坦博士举办了一场音乐会，为难民们筹募生活基金，结果募得六千美元。多年来他一直深居简出，不愿抛头露面。他认为自己所能办得到的只是募集捐款，以及利用他的名气支持他所感兴趣的团体。但现在，由于形势所逼，爱因斯坦开始撰写文章，并在电台发表演说，攻击日益严重的希特勒纳粹主义。他有绝对的权威撰写文章和发表演说，因为他不仅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科学家，也是逃往美国定居的难民中最有成就的一位。

在纽约世界博览会期间，巴勒斯坦亦在会场设立自己的展览馆。每当一个国家的展览馆揭幕时，该国的大使就要负责向美国大众致欢迎词。但是，由于巴勒斯坦仍在英国的控制下，并没有自己的大使，那么应该由什么人来代表巴勒斯坦致欢迎词呢？负责的委员会考虑了许多位杰出的犹太人，最后决定，再没有任何人能比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更能代表犹太人。

不久，他甚至接受劝告，穿上僵硬的衬衫和礼服，出席纽约的一个午餐会，庆祝巴勒斯坦的希伯来技术学院在美国成立高级研究所。尽管他为人谦逊，但这一次，他似乎很高兴特拉维夫的物理研究所以他的名字命名。希伯来大学现在拥有了自己的校区，可以俯视整个耶路撒冷。该校还接受了爱因斯坦捐赠的“相对论”原稿，并把它视为一份最宝贵的礼物。

巴特莱·克拉姆在他的《丝幕之后》一文中，谈到爱因斯坦给他的印象：

他走进房内时，我们的听证活动受到打扰停了下来。虽然当时有另一位证人在作证，但当房门打开，听众们一见到他们在报章杂志上经常见到的那个熟悉的人影时，立刻发出如雷的掌声。他满头白发几乎垂到肩上，步子很慢，看起来就像是从圣经故事中走出来的先知。哈奇森法官大声呼叫让大家遵守秩序。后来轮到爱因斯坦发表证词时，哈奇森法官说：“那些认为我刚才阻止他们向爱因斯坦博士表示欢迎的人，现在可以表示他们的欢迎之意了。”房内立刻响起了如雷的掌声。爱因斯坦博士低声向身旁的一位朋友：“我想，他们应该先听听我要说什么，然后再鼓掌。”

曾在柏林出现的那种对爱因斯坦的英雄式的崇拜，在美国再度出现。有一次在匹兹堡，爱因斯坦向一群科学家发表演说，演说完毕之后，他退到礼堂的贵宾室，幕布开始降下。有位狂热的听众竟然跳上讲台，抢下爱因斯坦刚才在黑板上讲解理论时所使用的粉笔。这位听众虽然拿到了粉笔，却被急速降下的幕布打中头部，当场昏倒。

当以“相对论”为基础的影片在纽约的美国历史博物馆放映时，许多无法挤进去观看的观众曾试图把大门推倒。第二天早上，一家日报的头条新闻是：“博物馆的警卫被科学迷制服，警方紧急增援。”另一家报纸的标题是：“四千五百人为了观看爱因斯坦影片，在博物馆大打出手。”

在爱因斯坦一家人搬到普林斯顿三年后，米歇尔街舒适的生活因为艾尔莎·爱因斯坦的生病而受到了影响。以前她经常在屋内进进出出，一会儿在厨房里为她的丈夫准备他最喜爱的茶点，一会儿又跑到客厅，对一位访客说，不可以打扰她的先生。

在之后的几个星期里，爱因斯坦并未去研究所的办公室，他都是留在家中二楼的书房里研究。从大窗子望出去，他可以看到艾尔莎十分喜爱的那个花园。他经常将桌上的一些文件推开，试着翻阅书架上的几本书。不一会儿，他就会坐在他妻子的床边，很少说话，只是静静聆听她诉说着在德国的那些愉快的日子。

有时候，她会提到她的女儿伊丽莎：“她是那么漂亮，那么年轻，竟然去世了。”一旦想起儿时在慕尼黑度过的岁月，她就会谈到爱因斯坦家里的花园，以及爱因斯坦最喜欢躲藏的那处树丛。“你那时真是一个很不友善的小男孩，你总是躲着我和玛雅。我希望玛雅能早点来看看我们，但我想我没有时间在这儿见到她了。”

在艾尔莎·爱因斯坦去世几天后，英菲尔德前往米歇尔街拜访。家里的人告诉他，教授已回到研究所的办公室工作了。英菲尔德感叹地说：“只要爱因斯坦还活着，就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他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