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相对论论文发表之后，爱因斯坦博士继续在伯尔尼的专利局工作。过了一段时间，指导爱因斯坦取得博士学位的苏黎世大学教授克莱纳坚持说，这位年轻人应该放弃他在专利局的那些毫无意义的工作。克莱纳教授宣称，爱因斯坦所发表的论文当然可以使他在大学里获得一份教职。

但是，按当时的规定，爱因斯坦必须先要当一段时间没有薪水的“编外讲师”，才能被聘为教授。编外讲师的薪水则来自于来听课的学生所付的听课费。由于听课是自愿的，而听课学生人数的多寡也就取决于讲师的名气。大学部只有极少数的学生听说过爱因斯坦，所以最初经常前去听爱因斯坦讲课的只有两个人，而且这两个人都是他的老朋友。爱因斯坦对讲课实际上并没有太大的兴趣，他只是把讲课当做一项展览。他经常说，讲课就像是“在马戏团里表演”。有一天，克莱纳教授前去听课，也许爱因斯坦在他的老师面前感到有点不自在，也许凑巧他在当天并没有准备充分。克莱纳教授严厉地对他说，他的课讲得并不好，他怀疑是否应该继续推荐爱因斯坦担任物理系的教授。

爱因斯坦坦率地回答说：“我并不指望能在这里被聘为教授。”他的兴趣主要在研究上，而不在成为教授后所得到的高薪及荣誉。

弗里艾德瑞克·阿德勒是爱因斯坦在理工学院时最亲密的朋友之一。此时他是苏黎世大学的副教授。阿德勒不愿和他的老朋友竞争，当他听说自己已被提名为教授时，他立刻向大学董事会说明情况，希望能为自己的老朋友说句好话。阿德勒说：“如果像我这样的人都能担任教授，而我们学校却不肯聘请像爱因斯坦这样的人才，那未免太可笑了。因为我的能力一点儿也比不上爱因斯坦。”

因此，在1909年，爱因斯坦获得了副教授的职位。他写信告诉母亲，他终于实现了母亲在多年以前就梦想着的荣誉和自豪。

“听上去很不错，就是薪水没有增加，”米列娃批评说，“你现在赚的钱比在专利局时还少。”

爱因斯坦提醒她：“但是，我们的生活总还过得去。”

米列娃不愿斥责他，也不愿去争辩。他每日痴迷于在宇宙中邀游，因此不曾注意到她必须在很多地方省吃俭用，才能维持收支平衡。

“从现在起，生活要更加困难了，”米列娃忧愁地说，“你还是专利局的小职员时，我们的朋友大多数是跟我们一样穷的研究生，因此也不必装阔。但现在你已经是一位教授，应该穿得像其他教授那样讲究了，而且我还必须举行晚宴，招待他们的太太。”

“我们可以想些办法来应付这些新的开支。”她的丈夫以惯常的乐观态度回答说。

“你的意思是说，让我自己想法子？”米列娃嘲笑他。米列娃十分担心，因此尽力四处张罗，很快就使收入增加了，因为她收了几个学生寄宿。

“这个办法真是太好了!”爱因斯坦高兴异常，“现在我可以跟这几个学生一起吃晚餐，并且像老朋友一样跟他们聊天，而不是像教授对学生说话。他们也会开开玩笑，问我一些问题，并且前来向我请教。”

他很讨厌繁文缛节，在学生时代就是如此。学生们很喜欢他，因为他从未要求过他们尊敬他。爱因斯坦十分狂热地讲求民主，因此对于一些资深的教授，也是同样自然而亲切。爱因斯坦因此结交了许多朋友，但像他这样不拘小节、我行我素的人，免不了会在无意间得罪某些人。

苏黎世的生活过得相当愉快，但是当布拉格的德国大学给他发来聘书，请他担任正教授时，他接受了，并于1911年离开瑞士前往布拉格。倒并不是薪水多才使他动心，爱因斯坦非常欣赏19世纪的英国物理学家法拉第，他的个性和法拉第十分相似。法拉第曾经说过：“我一向热爱科学甚于金钱……我绝不会成为富翁的。”

“我现在必须写信告诉妈妈，我就要成为德国一所著名大学的正教授了，”他轻轻笑着对儿子说，“上小学时候，我的老师曾取笑我口齿不清，而且害羞，那位老师还说我是她所教过的学生当中最笨的一个。妈妈当时就预测我将会成为一名教授。”

“就像是丑小鸭！”汉斯叫道，“爸爸，把那个故事再讲给我们听，好吗？”

“让你们的爸爸去收拾他的文件和书吧。”爱因斯坦夫人对孩子说，“他必须自己收拾才行。”如果爱因斯坦不收拾他那一堆一堆的文件和书籍的话，这项工作就要落在她的肩膀上了，而她本来就有很多其他家务要做。

到了布拉格，米列娃先找了几个房间让全家人住下来，直到他们的家具从瑞士运到为止。很不幸的是，邻居们对于他们的小孩子的吵闹行为提出抗议，房东很有礼貌却坚决地要求爱因斯坦一家人搬走。

“我们搬到什么地方去呢？”米列娃焦虑地说，“两个小男孩吵得要命，又没有办法让他们安静下来。虽租了一间公寓，但是家具还没有运来，我们怎么住呢？”

第一次，爱因斯坦决心担负起家庭责任。“我去买些简单家具暂时用一阵子，直到我们自己的家具运到。不，不会太贵的，反正只是要用一阵子，我去买些二手货好了。”

米列娃看到他如此会打算，心里倒是十分高兴。但等到他们一家人在布置简单的公寓里睡了一晚上后，她就不这么想了。某些小东西藏在其中一张旧床里闯了进来，汉斯和爱德华整晚辗转反侧，第二天早上向母亲展示，他的手上、腿上全布满了可疑的红色小点。

“臭虫！”米列娃不禁发出痛苦的呻吟声，“要用什么法子才能把它们除掉，然后把那些干净的床搬进来？”

“不要担心，”爱因斯坦对她说，“它们一定是捷克臭虫，等到它们明白我们是真正友善的德国人时，就不会再咬我们了。”

他已经知道，布拉格的捷克人是多么痛恨这些外来统治者。在他们到达的当天晚上，爱因斯坦全家到一家小餐馆吃晚饭。

“你有没有看过这么怪的菜单？”米列娃惊叫道，“瞧，这儿的菜名用德文写的只有半页。把菜单倒过来，就是用捷克文写的另一份菜单。”

爱因斯坦把侍者叫到餐桌边来，这位教授很高兴地发现，这位侍者会讲德语。爱因斯坦现在能说流利的法语，也学过意大利语。他一向觉得语言是个困难的问题，他也听说过，捷克语并不怎么好学，因此他很高兴能够使用他的本国语言。

“你们为什么把菜单印成这样？”他问道。他的声调和表情都极其和蔼，因此那位一向以冰冷的态度对待其他奥地利及德国客人的侍者，也对他报以微笑说：“先生，因为我们的顾客包括德国人、奥地利人和捷克人，他们全都喜欢见到菜单上印着他们本国的文字。”

“话虽不错，但是，为什么不把菜色正印呢？先印捷克文，然后印德文。”

“如果我们的德国顾客发现他们的文字被印在了菜单的下半部，他们就会认为受到轻视。”

“我想，如果你们先印德文菜单，你们的捷克客人也会认为受到了侮辱。”

这位侍者点点头，然后急急赶去侍候另外一桌的客人。

“现在就能看出来，布拉格的气氛是多么恶劣！”米列娃说，“我比较喜欢瑞士，在那里，各个种族的人都能相安无事。”

从那次以后，爱因斯坦经常去那间小餐馆，并常和那位侍者及他在那儿遇到的捷克朋友谈天。爱因斯坦教授跟在布拉格的许多德国人和奥地利人不一样，他没有种族歧视的观念。他并不轻看那些被统治的捷克人。他发现，德国大学的教授及学生和捷克人之间，存在着一股互不信任甚至是互相仇恨的感觉。

有几位捷克学生前去听爱因斯坦讲课，并接受指导从事研究。因为其他许多德国教授对他们的态度一向很傲慢，起初这些年轻人还怀疑过爱因斯坦如此和善是否别有企图，等到他们知道他们可以信任这位德国人——他并不认为自己属于一个比较优秀的民族——之后，这些学生就对他谈起他们的民族长久以来对自由的争取，这种奋斗的热诚一直未曾消失。

虽然爱因斯坦远离犹太人已经有好多年，但在布拉格他开始觉得与他的同胞越来越亲近了。奥地利皇帝弗兰茨·约瑟夫规定，任何一位大学教授必须属于帝国所承认的任何一种教会，否则教授资格就不予承认。爱因斯坦自己登记为犹太人，但这纯粹只是表面上的。他沿着狭窄的圆石街道，走入以前的犹太人聚集区，站在那儿，他仿佛回到了几世纪前的时代里。高墙上的时钟用希伯来文标明时刻，教堂的石墙坚固得如同堡垒。当年布拉格的犹太人为了躲避敌人的追击，而逃到教堂时，就把教堂作为抵抗的据点。附近有处墓园，从里面崩塌的墓碑就可以知道，有多少圣徒及学者成为了牺牲者。

走在这些烈士的坟墓之间时，犹太人的历史对爱因斯坦来说，变得比他以前听慕尼黑的犹太教士所讲述的还要真实。

“犹太主义”——这项运动的主要目的，是要在巴勒斯坦地区重建犹太国，几个世纪以前，他们就是从那里被驱逐出来的——爱因斯坦第一次对这项运动产生了兴趣。爱因斯坦在布拉格的一些新朋友，都是犹太主义者。某些晚上，他们就坐在家中，讨论在古犹太地区建立一个犹太国家的梦想，爱因斯坦坐在一旁，抽着他的烟斗，默默地沉思。

表明宗教信仰，并不是爱因斯坦获准进入布拉格德国大学执教所必备的唯一手续。另外有一项要求，使这位憎恨战争的科学家深恶痛绝，那就是要求他购买一件制服。这种制服跟奥地利海军军官的制服十分相似，三角形的羽毛帽、饰以金带的外套和长裤，以及一把长剑。跟所有的奥地利教授一样，爱因斯坦被要求穿上这件华丽的制服，宣誓效忠，然后才获准在大学执教。当然，他以后再也不曾穿过那件制服。

这使他的大儿子汉斯十分忧虑。

“爸爸，”他请求说，“在你卖掉或送走那件可爱的制服之前，我希望你把它穿起来，佩上你的剑，然后带我出去走一走。我希望我所有的朋友都能看到你穿上这件制服。”

“好的，没问题。”他的父亲笑道，“他们会以为我是巴西海军上将呢。”

爱因斯坦认为布拉格另一项十分愚蠢的风俗，是新任教授必须去拜访与他在同一学校任教的每一位教授。爱因斯坦感慨地说，天哪，要连续去拜访四十个人，多么讨厌呀，但在另一方面，他也在心里愉快地想道，在从事这种令人厌烦的拜访时，可以顺便欣赏一下布拉格各区不同的风景，也是挺不错的。因此，他开始愉快地展开漫长的拜访活动，他总是挑选可以供他散步的风景优美的街区。当欣赏完所有令人赏心悦目的风景后，爱因斯坦立即把访问名单撕掉，不再继续这种正式的访问。他未拜访的那些教授们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可是他们怎会知道，爱因斯坦博士之所以不去拜访他们，只不过是因为他们所住的地区引不起爱因斯坦的兴趣而已。

在布拉格，爱因斯坦也会经常一再拜访某些教授，这些人都是科学家，或者是同样爱好音乐的朋友。爱因斯坦曾接受邀请，加入了一个由极有天分的业余音乐家所组成的四重奏。

爱因斯坦住在布拉格期间，继续进行研究工作。他不仅在书房里思考和研究，甚至在曲折蜿蜒的街道上散步，或是漫步在可爱的小山丘时，他那大脑袋里也在不停地思索新的问题。有一次他告诉与他共同工作的一位物理学家：“我所从事的工作，在任何地方都能进行。”

爱因斯坦在布拉格定居后不久，他的母校——苏黎世理工学院——却在这时请他回去担任教授。回想过去，他未能通过理工学院的入学考试，后来这所学校的部分教授又不愿推荐他担任最低级的教职。如果爱因斯坦的天性中存有一丝一毫的褊狭，就一定会对这项胜利抱着骄矜自喜的心理，但爱因斯坦并没有这样想。

理工学院比苏黎世大学规模更大，也更有名。他一直怀念那个可爱的瑞士城市，而且他在那里还有许多朋友和同事。米列娃在布拉格生活得始终不愉快，当爱因斯坦正犹疑不决之时，她主动说服他回到那个她深深喜爱的城市。于是在1921年，爱因斯坦教授离开了布拉格，接受理工学院的教职及研究工作。

几年以前，杰出的德国物理学家马克思·普朗克曾这样说：“如果爱因斯坦的理论被证明为正确的话——我预料定会如此——他将被推崇为20世纪的哥白尼。”虽然爱因斯坦只有三十出头，但他的声誉却与日俱增。他已获得每位科学家终生所追求的最高荣誉——应邀前往萨尔斯堡及布鲁塞尔举行的世界著名物理学家大会上发表演说。他的新理论引起全球科学家的最大兴趣。

1922年，普朗克教授前往瑞士苏黎世拜访爱因斯坦博士。这两位物理学家早在几年前就已经是好朋友，当时普朗克教授已经成名，对比较年轻且默默无闻的爱因斯坦也给予了很多鼓励。他们的友谊维持了很久，不过，除了同样具有科学天分及喜爱古典音乐之外，这两人却有着很多显著的不同。

普朗克出身于一个政界高级官员的家庭，爱因斯坦只是一位小商人的儿子。普朗克个子很高，举止优雅，他的衣服烫得笔挺，爱因斯坦则略微矮胖，不拘小节，甚至在社交场合中的穿着也很随便。普朗克是天生的领袖，他喜欢主持委员会，或是担任某项会议的主席，爱因斯坦则拒绝出席任何会议，除非是他极感兴趣的。一个是贵族化的普鲁士人，一个则是来自德国南部的犹太人，爱因斯坦仍然不喜欢德国北部的寒冷及繁文缛节。

但是，由于普朗克博士对爱因斯坦的成就衷心赞赏，因此他在见到爱因斯坦时，立即提出一项邀请。他邀请爱因斯坦接受柏林的三个职位，注意，是三个而不是一个。若是换上一位年纪较大且资格较老的教授或是研究人员，一定会把其中任何一项职位当做终生事业，而当时的爱因斯坦却只有三十四岁。

普朗克所提出的第一个职位是柏林普鲁士科学院的院士。科学院创始于1700年，是德意志帝国当时最古老及最杰出的科学研究机构。该院的正院士只限七十人，另外有两百名通讯院士。普鲁士科学院的主要任务不是教学，而是从事科学研究。普朗克相信，像爱因斯坦这样已经在科学研究方面创造出极高声望的科学家，必能增加科学院的声誉，因为该院本身已拥有许多德国的最优秀学者。

第二个职位是柏林大学的教授。爱因斯坦在柏林大学不必从事他所痛恨的“马戏表演”式的授课，他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讲课，而大部分时间可用来从事研究工作。

第三个邀请来自柏林的威廉研究所。这家研究所是和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合作创立的，从事多方面的研究工作。这家研究所还没有单独成立物理研究所，准备在物理研究所成立后，由爱因斯坦出任这个研究所的主任。同时，他也将在其他研究所的研究中担任顾问。

爱因斯坦年轻时在德国生活得并不愉快，他一再寻思，是否有必要再回去，而成为那个僵化的、由政府控制的教育制度中的一分子？在充满好战气氛的德国首都，可能自由呼吸吗？

爱因斯坦虽不在乎这些职位的丰厚薪水及重要地位，但又很快为能有机会和能斯特、哈伯及普朗克这些世界上最著名的化学家及物理学家一起进行研究工作而动心。普朗克向他保证，不会让他担任任何行政工作，可以有充分的时间进行他的研究，于是他决定前往柏林。在苏黎世及布拉格担任了短暂的教职之后，爱因斯坦终于接受了后来他一连担任长达二十年的工作，而且表现杰出。

1914年春天，爱因斯坦在柏林过着寂寞但又繁忙的生活，他的妻子和孩子并未跟他同住。这时候，米列娃和爱因斯坦两人一致同意，他们的婚姻失败了。米列娃拒绝住在瑞士以外的任何地方，因为她已深深爱上那地方。虽然后来他们终于离婚，但他们两人仍然维持着很好的友谊。爱因斯坦经常回到瑞士探望他的孩子，汉斯和爱德华在放假时也到德国和父亲生活一段时间。

爱因斯坦博士现在已把柏林当做自己的家，但对于一个已习惯了德国南部的温暖气候和风土人情的人来说，柏林则显得有点儿陌生而冰冷。在这个德国最进步的城市中，已经发展出了“铁血宰相”俾斯麦执政时期所讲究的高效率。好战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所领导的政权，颇合俾斯麦的理想。僵直有如枪管的军官们走在宽阔的街道上，街道两旁则排列着壮观的建筑物及英雄雕像。如果人行道上很拥挤，平民会立即走到街道上，让军官们大步经过。从政府官员一直到小孩子，每个柏林人都遵循着正确而严谨的步伐踏步前进。小孩子们很小就知道，在公园里丢一张纸是严重的罪过。

在大学圈子里，爱因斯坦处处遭遇到礼节的困扰。不可以把教授的太太称做某某夫人，一定要称她为某某教授夫人，若是称呼别的，将会被当做对她的一种侮辱。一位正式教授必须拥有好几套服装，比方说，讲课时穿什么衣服，在什么时候需要换上晨装或正式外出服。虽然爱因斯坦已经不是瑞士那个只能穿破衣服的穷学生，但爱因斯坦仍然觉得，如果把领子放松，并使裤子宽松自然，就会更为舒服。已经有人在他背后指指点点，说他的皮鞋从来不擦。

爱因斯坦一向不理会这些批评。事实上，他一向拒绝顺从他不能理解的世俗陈规。例如，参加大学宴会以及定期擦亮皮鞋，这些小事情他一向不放在心上。他的一位同事形容爱因斯坦时这样说过：“在柏林，只有两种物理学家，一种是爱因斯坦，另一种则是其他所有的物理学家。”

不过，这么一来，爱因斯坦总算能够把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研究他的理论物理学了。这位科学家遵循两种方法来研究及追寻真理。他的工作属于大家所知的“纯科学”。在纯科学方面，我们可以发现，像爱因斯坦这类理论科学家，多年来一直努力提供一种全新的理论来解释一些现象及规律，他们所使用的只有铅笔和纸张，没有任何工具。在纯科学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像麦克尔逊及莫雷这类实验室的工作人员，这些科学家负责证实新理论的正确与否，他们的方式是在实验室中做实验。

在柏林初期，爱因斯坦仍然继续研究他在1905年提出的“特殊相对论”理论。当时，他的这项理论曾引起全世界的**，现在他则忙于撰写一篇声明，这篇声明将使他的早期学说的范围扩大，且更为普遍化。他很高兴可以不必定期讲课。他在跟他的同事或是比较优秀的研究生讲话时，他可以讲得十分精彩。因为这些人即使不接受教授的看法，仍然可以很容易理解他所说的话。但是在讲授一连串事先仔细计划好的课程时，由于所讲授的东西通常不是他当时特别感兴趣的，所以他经常讲得不好。

他对大学部的学生十分友善，经常抽空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有一次，他告诉一位因为害羞而不愿意提问题的学生说：“不会的，你绝不会打扰到我。”但是，站在讲台上讲授校方所规定的知识，对他而言却是一项很讨厌的任务。在柏林的这段期间，爱因斯坦很高兴能将大部分的精力及时间用于研究。他已不必再向听课的每一个学生收取费用了。事实上，由于他生活简单，没有任何嗜好，有时候甚至不知道如何花掉他的薪水。

他的父亲已经去世，他的妹妹玛雅嫁给了一位瑞士律师，母亲和妹妹一家住在一起。他的一位舅舅也住在柏林，舅舅的女儿艾尔莎也跟父亲住在一起。起初，他根本认不出这位优雅、端庄的妇人就是妹妹当年那位喜欢玩闹的小玩伴。艾尔莎现在是个寡妇，有两个女儿。

爱因斯坦很喜欢小孩子，他很高兴地带着艾尔莎的两个女儿伊丽莎和玛戈尔出外散步。这两个小女孩也非常欢迎他的来访。在晚餐桌上，她们发现，母亲和这位年轻的教授高兴地谈着当年慕尼黑的童年生活。身为普鲁士科学院院士的爱因斯坦大博士，当年竟是一位羞怯、说话结巴的小男孩，这可能吗？她们忍不住提出一些问题。

伊丽莎问道：“你为什么老是避开妈妈，躲到你的‘洞穴’中去？”

“因为我当时很笨，”爱因斯坦回答说，“现在不会这样做了。”他发现表姐在倒咖啡时，脸都红了，不禁十分高兴。

“妈妈说，你跟她同样喜爱音乐。”玛戈尔也追着问，“那你为什么不练习你的曲子呢？”

“我说过了，我是一个笨男孩。”爱因斯坦对她说。

玛戈尔缠着他说：“我能否请你在吃完晚餐后，为我们演奏小提琴？”

“非常乐意。”爱因斯坦教授回答说，“如果你们的母亲能够以钢琴和我合奏，我想我们一定可以演奏得很好。”

从此以后，爱因斯坦越来越多地逗留在舅舅家里。吃完晚餐后，他们通常来一次音乐会。然后，两位小女孩上床睡觉，爱因斯坦则坐在他最喜爱的椅子上，抽着他的烟斗，艾尔莎则忙于家务或缝缝补补。如果这位客人愿意谈谈他刚刚讲过的课程，或是他在实验室中未曾解决的问题，艾尔莎就会全神贯注地聆听着，仿佛已经忘了她明天还要预备三餐，或是还要替玛戈尔设计一件新的宴会礼服。当她的客人陷入沉思时，她知道最好不要说话。如果时间已经很晚了，她就会冲杯咖啡，并且送上一块刚烤好的蛋糕。

“除了我母亲之外，没有人烤过这么美味的蛋糕！”爱因斯坦高兴地说。

艾尔莎笑了，“如果我能拿到波林姑妈的食谱，那就更好了。”她回答说。

当他伸手去拿帽子时，她说：“等一下，刚才你进屋来的时候，我就已经注意到你的帽子需要刷了。还有，站着别动，我帮你弄好领子。”

爱因斯坦笑了笑，把帽子交给她。他说，这真有点像当年在慕尼黑的情形，他的母亲总是坚持在他出门上学之前，把他打扮得干干净净，使他有个“受人尊敬”的外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