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在高加索还写过其他一些作品，都是以当地的风土人情为背景的，例如《哥萨克》《高加索的囚徒》《袭击》等。

这些作品可以说是他在高加索的生活传记，当然，并非是原原本本写出来的，其中添加了一些文学的虚构和渲染，但大部分还是有根据的。因此，读者们可以从这些作品中看出托尔斯泰当时的生活，或许也能从中发现他的人生观。

他的思想有明显的与现代文明相冲突的倾向，这种倾向在以哥萨克人为主题的作品中，隐约可见。

《哥萨克》于1863年正式发表，但这部作品远在1852年就已经开始动笔了。这篇作品中，通过对文明之子奥列宁与自然之女玛莉安卡之间爱情悲剧的描写，揭示了文明与自然的冲突，突显了自然作为人类理想精神家园的特质，批判了现代都市文明对人性的扭曲与破坏。作品体现出一定的超前意识。

书中的主角奥列宁从无聊与享乐的都市生活中跳脱出来，逐渐融入高加索安详幸福的自然环境中，他想和艾路舒卡老人、玛莉安卡等朴实的乡民，安乐地度过一生。这是主角对生活单纯化的渴望，也是托尔斯泰自己的愿望。

托尔斯泰很羡慕哥萨克人单纯朴实的生活，但逐渐地，他也开始厌倦了军旅生活，因为他对职业军人的使命产生了疑惑。

前面提到过高加索一带并不是每天都有战事，所以士兵们无聊的时候，常靠一些娱乐活动打发时间。通常如果第二天有激战，或者在前一天的战争中死了许多同伴，士兵们就会自暴自弃地酗酒。从这一现象引申开来，托尔斯泰开始思考人性和战争。

他认为士兵们的酗酒就是一种自我欺骗，他们也怀疑战争的意义，他们也不想看到同伴的死亡。俄国对于战争的宣传是镇压叛乱，肃清边境，所以被称为正义之战；但人与人之间互相残杀，是否也是正义的呢？高加索的风景如此动人，可是在这么美丽的大自然中，作为一名军人能不能说是一件美好的事呢？军人冒着生命危险去打仗被冠以爱国的名义，但是爱国究竟是什么呢？

托尔斯泰越想越多，也就变得越来越苦恼。后来，他在一部作品中曾写道：

说起来这是非常可怕的，人类从来没有过，同时也不可能会在不以爱国心为名的情况下，从事集团暴力事件。

当然，当时的托尔斯泰还没有如此透彻的思想，但是在参加征讨队后，他就开始思考战争的意义了。1854年，托尔斯泰因厌恶军旅生活而提出辞呈。可是事情却不凑巧，克里米亚战争开始转向对俄国不利的一面。这年3月，英法正式向俄国宣战，8月，俄国失去了黑海制海权。

听到这个消息后，托尔斯泰身上的血液突然沸腾起来。虽然他当时对“爱国心”产生了疑惑，但是这疑惑刚刚萌芽，而兴起的那股**足够将这点新芽扼杀掉。

托尔斯泰偷偷拿回了尚未被批准的辞呈，然后通过一位有势力的亲戚帮忙，请求加入正在达纽布河畔与敌军作战的俄国军队。

很快地，他获得了批准。托尔斯泰被升为陆军炮兵少尉，接受了战前的相关训练，然后勇气百倍地向前线出发。他参加达纽布军团后，就担任团掌旗官，并前往激战地区。

战线不断地向四周延伸，这是一场非常激烈的战争。托尔斯泰全身的血液都因战争而沸腾起来，他一心想到主战场去，愿意为祖国的利益献出他的生命。不久，他转战主战场的志愿被批准。但因为途中托尔斯泰生病了，所以一直到11月，他才到达塞瓦斯托波尔，并立刻被任命为炮兵第十四旅第三轻炮连副连长。

塞瓦斯托波尔是这次战争中最激烈的战区。

塞瓦斯托波尔要塞以坚固而闻名。1855年的塞瓦斯托波尔攻防战由于英、法联军的介入，俄军连连失利。不过最后俄军死守塞瓦斯托波尔，直到仅剩一名士兵仍不愿撤退。抛开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而言，这的确是俄国战争史上最光荣的战役之一。

托尔斯泰也参加了这场大防御战。9月，他因公被调往圣彼得堡，但仍经常往来于硝烟炮火中。

塞瓦斯托波尔要塞以托尔斯泰为中心，成立了一个报道站，负责将战场的状况传达到圣彼得堡。

托尔斯泰把战记送到《现代人》杂志社，其中，《1854年12月的塞瓦斯托波尔战记》刊登在1855年的6月刊上；接着《1855年5月的塞瓦斯托波尔战记》刊登在8月刊上；《1855年8月的塞瓦斯托波尔战记》也刊登在1856年的1月刊上。

第一篇《1854年12月的塞瓦斯托波尔战记》是经过校正后的印刷品。俄皇亚历山大二世看了这篇文章后非常感动，说要好好犒赏这位青年作者。皇帝还命人将这篇作品翻译成法文出版。这是托尔斯泰被译为别国文字的第一篇作品。

托尔斯泰在到达塞瓦斯托波尔两星期后，也就是1854年11月下旬给哥哥西尔涅写了一封信：

……战场上官兵的作战精神，无法用笔墨来形容。就算是古希腊时代的战士，也没有如此地英勇。

克鲁尼裕夫将军一边巡视军队一边大声说话，但他并不是说“大家好”，而是说“大家要死得其所”，于是官兵们就同声喊道：“当然要死得其所，阁下万岁！”这不是为了虚荣，或是开玩笑，大家的脸上都充满了真挚的忠诚。

确实如此，已经有两万两千名官兵践行了这个誓言。……受伤的士兵，也都不愿离开战场。

……海军陆战队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紧守炮台30多天；要交接时，还因拒绝交接而差点发生暴乱。

……不仅是军人，就是妇女们也很勇敢，她们为了要支持军人，组织了敢死队，冒险将饮用水送到战壕中，因而战死的妇女也不少。还有许多人虽然负伤，但并没有因此而胆怯。

教士们当然也很勇敢，拿着十字架从这个碉堡跑到另一个碉堡，在炮火下为军人们祷告。

我们的部队，不必说当然是更勇敢了，受伤却不想从前线撤退的官兵多达160人。

这种种感人的事迹，绝对不是我这支秃笔所能表达得出的。

托尔斯的日记中也这样写道：“俄国人民颇具道德观念，尤其在国家危难时更是表露无遗。俄国人民坚强地从许多悲惨的事件中站了起来，衷心地表达着自己对祖国的热爱之情。如今这些牺牲生命贡献国家的人们，一定会名留青史。”

托尔斯泰在高加索时一度产生的“战争罪恶”的观念，因为这次的塞瓦斯托波尔防御战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开始相信，为了伟大的祖国，牺牲生命是人民的最高荣誉，而军人更应该为祖国而战。

克里米亚战争最初的交战双方是俄国和土耳其。战争伊始，一直是俄国占优势，后来因为英、法加入土耳其阵营，战争形势发生转变，此后俄国逐渐陷入苦战。塞瓦斯托波尔防御战的失败，更使得俄军损失惨重。

刚被调到塞瓦斯托波尔时，托尔斯泰被派在预备队，所以还很悠闲；但是不久后他就被调往一线，并且在最危险的第四堡垒上防守，每天都置身于炮火之中。这时的托尔斯泰是随时都抱着必死决心的，他成为了一个坚定的爱国者。为了祖国，他不怕粉身碎骨，更不怕牺牲生命。当然，这种态度在后来20世纪初的日俄战争中发生了改变。

后来，托尔斯泰在一部作品中曾反省过他对克里米亚战争的看法，他写道：“战争是最使人讨厌的，是一群罪孽深重的人们为了获得权力和名誉，而互相残杀的暴戾行为。……如果人们将杀人罪归咎于‘战争’的话，那么杀人就无罪了。”

克里米亚战争时，包括托尔斯泰在内的俄国人民正陶醉在狂热的民族意识中，所以当时他并没有后来的这种领悟。战争的狂热很容易将青年人卷入其中，群众的力量也会使人不自觉地屈服。人是具有理性的动物，可是为什么很多人却不能被理性所支配和主导，而在大规模的暴力事件中充当刽子手呢？我们实在应该好好思考一下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