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系江西萍乡人。一九一六年考入北京大学理预科学习，后转入哲学系读书。因受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影响，对马克思主义产生兴趣，成为五四前后宣传共产主义的活跃分子，一度出任北京大学干事会副主任兼总务主任，积极参加并领导了五四爱国运动。不久，参加李大钊发起的马克思研究会，并参与酝酿筹建中国共产党，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发起人之一。在这期间，他致力于京汉铁路工人运动，参与创建了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和长辛店俱乐部。一九二一年七月，他作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被推举为大会主席，主持了这次会议，并被选为中央委员，分管组织。会后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

一九二三年六月，在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坚持反对中国共产党全体加入国民党和在职工运动中发展国民党的主张，与毛泽东等人发生激烈冲突，未被选入中央委员会。由于他当时的影响，以及他在国共合作立场等方面有所改变，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不久回到北京，于同年五月被北洋政府逮捕，遂叛变自首；后因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获释出狱。在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任工农部主任。

大革命失败之后，张国焘作为中央代表赴南昌，曾试图阻止八一南昌起义，与周恩来等发生矛盾。南昌起义失败之后，他又辗转到达莫斯科，出席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留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一九三一年春，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闭幕不久，他回到上海，被派往鄂豫皖根据地，出任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因推行王明路线，大搞肃反扩大化，造成严重后果。后因没打破蒋介石对鄂豫皖的第四次“围剿”，被迫转入川陕地区。诚如前文所述，他又于一九三五年三月擅自决定放弃川陕根据地，西渡嘉陵江。所幸，此时红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已与中央红军于夹金山下会师。

在策应中央红军长征方面，红四方面军的军政领导是一致的，而且是积极的。对于两大红军在夹金山会师，徐向前的这句话：“红四方面军及川西北数千万工农群众，正准备十二万分的热忱欢迎我百战百胜的中央西征军”，可以反映红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的真实心情。但是，两大红军会师之后，对于战略发展方向问题，四方面军总部那时没有讨论过。诚如前文所述，徐向前与李先念的意见“认为还是原来的川陕甘计划比较好”。据徐向前观察：张国焘和陈昌浩“是个举棋不定的态度。有时说取陕、甘，有时说南下川西南边，拿不出个成熟的方案来”。由于“当时，迎接中央红军是当务之急，战略发展方向问题亦需两军会合后才能决定，大家都有等待的思想，想等党中央上来后再说”。这就是张国焘于六月十二日致朱德、周恩来、毛泽东电的思想基础：“请立发整个战略便致作战今后两军行动大计，请即告之。”张国焘为了表示自己的急切心情，还特意说明：“如有必要请指定会面地点。”同日，徐向前执笔的《关于川西北敌我情况给中央的报告》中也写道：“以后关于党政军应如何组织行动，总方针应如何决定，兄等抽人来懋或我方抽人前来，请立即电告。”

但是，就在两大主力红军会师后，中央明确指示“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就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的第二天——六月十七日，张国焘为什么突然反对党中央决定的北进方针，公然指出：“北川一带地形给养均不利大部队行动；再者水深流急，敌已有准备，不易过。由岷江东打条件李先念能详告。沿岷江北打松潘，地形粮食绝无。”更为可笑的是，他在六月十三日致电党中央称：“懋功一带粮食困难，不能养大兵，须用一切力量解决经济问题。”但是到了十七日，突然又说“茂（县）、理（番）粮食较懋功困难”，结论是“如之暂时利南攻”呢？对此，《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是这样写的：

张国焘同志由于对于中国革命形势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估计（否认中国革命的高涨，两个高涨之间的理论）。因此产生了对于敌人的力量的过分估计（特别在蒋介石主力的前面张皇失措），对于自己力量的估计不足（对主力红军的突围表示悲观失望，对全国人民抗日的民族命运表示不信任）。因此丧失了红军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战胜敌人创造新苏区，使苏维埃红军成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中心的自信心，而主张向中国西部荒僻地区实行无限制的退却。这是张国焘同志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实质。

党中央的结论是：南下是退却，其实质是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反映。但是，决议中没有，也没有必要写明张国焘为什么由“请立发整个战略便致作战今后两军行动大计，请即告之”，突然改为“如之暂时利南进攻”。

徐向前是赞成中央决定的北进战略的。对于张国焘为什么突然提出南进路线？他说：“住在茂县的张国焘、陈昌浩，没有向我打招呼，十七日即复电中央。他们虽表示同意向川陕甘发展，但认为东出北川和北打松潘，地形和敌情均极为不利，因而主张一方面沿金川地区北进占领阿坝，四方面军从茂、理北上进占松潘西，两军去青海、甘肃，以一部组成远征军占领新疆，主力伺机东向陕西发展。为解决给养困难，隐蔽作战企图，暂时可南下先取岷江以西的天全、芦山、名山、雅安地区。”

徐向前同志由于不知内情，只是根据六月十七日张国焘致中央的电文，做纯客观的论述的。至于张国焘为什么会有如此的突然转变，他的回忆录中没有说明。

事后，张国焘花了很多笔墨解释所谓的“北上和南进”之争，并采用了栽赃、攻击中央——主要是毛泽东的卑鄙手法，为自己的错误涂脂抹粉。但是，他当初的言论白纸黑字留了下来。在他看来，南下与北进是路线之争。事后他曾公然说过这样的话：“我们与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争论的中心是进攻路线与逃跑路线的问题。”他认为中央提出北上的路线，是“在‘北上进攻敌人’的掩盖下，准备继续退却。于是便发展到分裂红军，这是‘左’倾空谈掩盖下的退却路线”。与此同时，他又不止一次地说道：南下是进攻路线。

张国焘在所有的言论中，没有也不可能有这样的勇气坦诚他的这种突变的原因。

笔者认为：张国焘对战略动向——北进与南下的突然改变，以至发展为和中央的对立，并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由诸多方面的原因促成的。换言之，张国焘要篡夺党中央权力的野心，也不是一下就暴露无遗的，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在他对中央红军的实力做出错误的判断后，才逐步地完成的。请看张国焘是如何一步一步地走上与党中央对立的道路的：

张国焘于六月十八日收到中革军委《关于需集中兵力突破平武对四方面军的指示电》后，清楚地知道该电的用意是：为两大红军北出四川、建立川陕甘苏维埃政权叩开北上的大门平武。对此，他虽然坚决反对，但是他采取的方式还是和缓的——以自己了解平武等地情况为由，给中央出难题，迫使中央改变既定的战略方向，同意他的战略构想。为此，他于六月十九日《关于一、四方面军行动方向致中央电》中强调：“平武地形不利我方进攻”，“胡宗南十二团并指挥原十九路军九团，钟松、王耀武六团，共二十七团以上，在松潘、平武线”。同时，他“同意打松潘。松潘占后，平武、南坪就好打了。但胡集团十团以上兵力于松潘，而我为给养、地形所限，任何通松潘道路都容不下十团兵力，因此打松潘须用分路合击、多方游击的战术”。怎么办？他在这封电文中给中央开了这样一个药方：

五十三师李抱冰部及刘文辉六团防泸定，丹巴、绥、崇为战略要点，须速占并坚决巩固之。两河口通松岗、卓克基到阿坝路，请详查明，据现实看一方面军南打大包山，北取阿坝，以一部向西康发展；四方面军北打松潘，东扣岷江，南掠天、芦、灌、邛、大、名，因目前给养困难，除此似别无良策，请即决示行。……

张国焘的用意是清楚的：一方面切勿北进，只能在夹金山周围活动，最好“以一部向西康发展”；而“四方面军北打松潘，东扣岷江……”并不是为了北出四川，而是坚守他匆匆建立的、并以他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的区域。理由嘛，“因目前给养困难，除此似别无良策”。

但是，党中央尤其是毛泽东与周恩来似已觉察出了这其中有文章，收到张国焘的电文之后，连夜召开会议，并于六月二十日四时，以中革军委的名义给张国焘个人发了电文：

国焘同志：

从整个战略形势着想，如从胡宗南或田颂尧防线突破任何一点，均较西移作战为有利，请你再过细考虑！打田敌方面是否尚有若干可能？如尚有可能，则须力争此着；如认为绝无办法，则需暂时抛弃川陕甘方针，改变为向川西南发展。因此出草原游牧地，此时极少可能，只有坚决的川西南方针是出路。如此战役部署，则应以有力一部在东岸佯攻，向雅、名、邛、大打去。这一动作关系全局，须集中二十个团以上突然出击，且后续飞速跟进，方能一下消灭敌人大部，夺取广大地区，展开战局。兄亦宜立即赶来懋功，以便商决一切。

张（闻天）、朱（德）、毛（泽东）、周（恩来）

张国焘在收到上面这则电文之前，红四方面军“在川敌猛攻下，我军被迫放弃北川县城，于笔架山至神仙场一线，继续凭险阻敌。南面的红一方面军，亦被杨森部压迫，撤出宝兴”。形势越来越严峻了！张国焘看完上述电文，知道中央依然坚持原定的北出四川的战略，而且请他“再过细考虑”！就是像他说的那样“抛弃川陕甘方针，改变为向川西南方针”，其战略部署也绝非像他设想的那样，而应是“以有力一部在东岸佯攻，向雅、名、邛、大打去……须集中二十个团以上突然出击，且后续飞速跟进，方能一下消灭敌人大部，夺取广大地区，展开全局”。对此，张国焘看后显得被动。姑且不谈他的战略动向是否正确，稍有军事常识的人都清楚：张国焘的所谓军事部署是草率的，而中央的建议则是可行的。

张国焘为什么会出此下策呢？实事求是地说，他虽然对两大主力红军会师以后，关于战略发展方向问题有所考虑，但是他还“拿不出个成熟的方案来”。加之，当时整个红四方面军对中央红军的实力估计错误——陈昌浩就曾公开提出“欢迎三十万中央红军”的口号，向来主张所谓“实力政策”的张国焘也不便提出要挟中央的意见。当两大主力会师之后，张国焘从侧面探听到了有关中央红军损失很大的情况，欲要提出制胜中央的战略已经来不及了。但是，他又不甘心认同中央北出四川，建立川陕甘苏维埃政权的决定，故虽匆匆提出南下的方针，却还提不出正确的军事部署方案来。

这时，红四方面军的政委陈昌浩到达理县，与徐向前商量的意见是：“还是应按中央北出的指示，做攻打胡宗南的准备。”“北川已失，出平武困难，唯一的出路是想法拿下松潘，我们一面派兵加强东面的千佛山、观音梁子一线，狙击川敌，扼控茂县；一面调两团兵力向松潘方向运动，并派人侦察黑水地形，拟西取黑水做后方，援应攻打松潘的部队。”对此，张国焘是不赞成的，但一时又来不及开会，把徐向前、陈昌浩统一在他的战略构想中，加之中央明确指示：“兄亦宜立即赶来懋功，以便商决一切。”这样，“张国焘才急忙动身，从茂县赶到懋功去”。

张国焘混迹政坛多年，尤其是在国共两党中央工作过十多年，就说他从一九三一年四月进入鄂豫皖根据地独当一面，也整整四年又两个月了！他在这漫长的权力中心的角逐中，不仅懂得了政治斗争的真谛，而且在运用权谋、利用人际关系等方面，都可谓到了炉火纯青、游刃有余的地步。就这个意义上说，他是政治赌场中一位玩得不错的赌徒，虽然他也曾有过不小的输赢。所以在他看来，这次去懋功参加中央会议，只不过是去政治赌场赌一次；把商榷两大红军会师后的战略动向，也就顺理成章地当成了这次政治赌博的砝码；接下来，他把中央主要与会者——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四位政治局常委当成这次赌局中的对手，那也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张国焘与毛泽东相识最早，虽然他们二人谁也没有说明第一次相识在何时何地。据笔者推算，毛泽东在北大任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他们二人可能就相识了。除去工作的原因，毛泽东的好友邓中夏与张国焘是同学，且又都是李大钊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得力助手。但是，由于张国焘生性傲气，十足的大少爷作风，他很难看得上穷得难以果腹的布衣之士毛泽东；另外，身着布衣却心系天下的毛泽东，肯定也不会演出李白拜见韩荆州的戏来！据张国焘的回忆，他和毛泽东的政治交往始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那时，他对毛泽东的评价是：“毛泽东也脱不了湖南的土气，是一位较活跃的白面书生，穿着一件布长衫。他的常识相当丰富，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并不比王尽美、邓恩铭等高明多少。他在大会前和大会中，都没有提出过具体的主张；可是他健谈好辩，在与人闲谈的时候常爱设计陷阱，如果对方不留神而坠入其中，发生了自我矛盾的窘迫，他便得意地笑了起来。”令笔者不解的是，毛泽东多次提到在党的三大上力主国共合作，反对张国焘拒绝国共合作的观点，但张国焘却只字未提他们有过争论，相反倒写下了如下这段文字：

“毛泽东……向大会指出，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因而他得出结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他还证以中国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农民为主力。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共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像广东这类局面。这种看法，是毛泽东这个农家子弟对于中共极大的贡献。”

大革命失败之后，张国焘对毛泽东的评价是：“当时表现了他的奋斗精神，自动选择回湖南去，担负领导农民武装的任务。……他这个湖南籍的‘共产要犯’却要冒险到湖南去，不甘心让他所领导起来的农民运动就此完蛋，我们当时很高兴的接受了他这个到湖南去的要求。”

从此，张国焘再也没有和毛泽东见过面。但是，他对毛泽东与朱德率部上井冈山、组建工农红军、建立中央苏区等革命活动是有所耳闻的。直到遵义会议之后，他才获悉一直受排挤的毛泽东被增选为政治局常委。也或许是基于上述的原因，他到达懋功北边约九十里的抚边两河口时，写下了这段文字：

“我和毛泽东等旋即并肩步向抚边，沿途说说笑笑，互诉离别之情。”

张国焘与周恩来相识较晚，但同在中央共事的时间却比较长。他最初的印象是：“周恩来是一个不多发表议论而孜孜不倦的努力工作者。他很镇静的夜以继日的处理纷繁的事务，任劳任怨，不惹是非。……他之获得一般同志的敬重，地位的日形重要，也是从此开始的。”后来，当张国焘代表共产国际和党中央赶赴南昌，阻止起义，“周恩来愤而辞职”借以表示坚决起义的决心，的确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待到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召开过后，张国焘由苏联归来，参与中央的领导工作，他却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视“相忍为党”的周恩来只是跟在李立三等人的后面“埋头苦干”。当时中共中央的实际情况，只有周恩来知道，一切实权都在周恩来掌握中。甚至攻击周恩来：“他比较了解中共各级组织的情况，也知道若干同志对李立三的不满，他不是故作痴聋就是不着边际的解释几句”。他甚至借人之口，说“周恩来的性格圆滑，为了避免是非上身，不敢负起他负的责任”等等。但是，从这几年的实践，一直到这次有关遵义会议的通报中，在他的印象里，周恩来依然掌握着中央的一切实权。因此，在他看来，周恩来是他此行的主要对手之一。

说到张闻天和博古，张国焘似从未把他们放在眼里。当年，张国焘是中共驻共产国际的副团长、中央政治局委员，而张闻天与博古等人只不过是受米夫所器重的学生。但是，也就是在这期间，张国焘因反对米夫等原因，和米夫的这些高足的关系搞得很是对立，被王明等人骂作是老机会主义者。张国焘以钦差大臣的身份赴鄂豫皖上任的时候，博古和张闻天尚未进入中央领导核心。在张国焘看来，博古与张闻天既然同属留苏的，为什么博古在遵义会议上倒台了，接任者竟然是张闻天呢？由此，在他的心中，早已埋下了遵义会议是调和路线产物的种子。出于同一目的，他虽然未把博古和张闻天当作他此行的主要对手，但他却暗下决心，从各方面调查遵义会议，乃至于会理会议的经过和内容，为彻底赌赢这场赌局，打下坚固而又可靠的基础！

另外，他为了摸清中央的实权究竟掌握在谁的手里，曾找张闻天、博古等同为留苏学生的陈昌浩做过竟夜谈。恰好这时，陈昌浩对中央红军的现状难以理解，故叹而摇首说道：

“我原以为中央红军有三十万人枪，没想到他们会溃败到如此程度！”

“我以为关键不在于此，”张国焘故作深沉的样子，“我所关心的是：他们为什么会败得这样惨？政治责任和军事责任应由谁来负责？”

“张主席的意思……”

“如不彻底清算他们的错误，就是两大红军主力会师了，我们还是不能前进！”

“我完全同意张主席的意见。”

“昌浩同志，张闻天、王稼祥等人，是你当年一起留苏的同学，他们的学识和为人怎样？”

“张闻天是位通硕大儒，堪称是饱学之士，特点是善谋不善断，对理论的兴趣比权欲大；王稼祥恰好与之相反，是善断而不善谋。”

“也就是说，张闻天、王稼祥等人并不是遵义会议后的中央乃至于中央红军实质上的领导人。”

“我以为是这样的。”

也就是从这次谈话之后，张国焘暗自认为中央握有实权者是周恩来，或者是毛泽东。究竟如何呢？他心里并没有准确的答案。但是，当他想到此行的对手可能是周恩来或毛泽东的时候，他又认为这场赌局难于速战速决。为此，他准备先搞一次火力侦察。

同时，他还想到了其他的同志。不过，在这时的他看来，其他同志只是他在这次赌局中或分化瓦解、或收买打击的对象罢了。

再者，他从不同的渠道已经获悉：中央红军损失惨重，中央领导也处于食不果腹的境地了。为此，他离开茂县时，选了十几匹骏马，挑选了十几个警卫员，在他的亲信黄超的陪同下，威风凛凛地向着约定的地点两河口进发了。

对于张国焘的作风和为人，毛泽东与周恩来等都会有这样那样的看法，但是，他们两人都明白在今天实现两大红军团结的重要意义。另外，虽说毛泽东对张国焘突然坚持南下存有疑虑，但他懂得张国焘与红四方面军的关系，为了广大的红军指战员能跟着党中央走，他也力主坚持团结的方针。事后，彭德怀曾对徐向前说过边洋的话：“会合的时候，毛主席主张讲团结，团结第一，大局为重。”对此，徐向前也感慨万千地说过这样一句话：“要是按毛主席的意见办就好了。”

毛泽东与周恩来等中央、军委的领导基于团结的目的，在张国焘飞马到达两河口的当天——六月二十五日，在一个不算大的平地上搭起了欢迎台，到处写满了庆祝两大红军会师、欢迎张国焘的标语。但是，老天爷不作美，天一过中午就下起了瓢泼大雨。为了表示对张国焘的尊重和热情，毛泽东与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坚持冒雨欢迎张国焘的到来。就这样，在两河口的郊外路边，红一、四方面军的指战员分列两旁，在如注如织的滂沱大雨中，翘首望着远方的大路。其中，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朱德等也冒雨站在欢迎队伍的前边，不时地向着远去的大路张望，遗憾的是雨雾遮住了视线，看不到百米以外的景况。

这些天来，周恩来的肩上一直压着一副超负荷的工作担子，再加上营养太差、不完全适应这多变的高原气候，他感到有点吃不消了。夜里睡觉有盗汗现象，平常咳嗽得很厉害。今天，他为了表示真诚地欢迎张国焘，不顾卫生员的劝阻，冒雨赶到两河口的郊外，站在雨地里等待张国焘的到来。但是，这高原地带的雨水是很凉的，一般的人都禁不住这风雨的吹打。因此，周恩来很快就顶不住了，他匆忙伸出双手捂住嘴和鼻子，俯首向地大声咳嗽起来。站在一边的毛泽东闻声侧首一看，忙关切地说道：

“恩来同志，快回去吧，不然会被大雨浇病的！”

周恩来急忙控制住自己，故意做出无所谓的样子，说道：

“不要紧的。再说，欢迎国焘同志是件特大的喜事，我不在不好。”

对此，毛泽东知道自己再说什么也没用，故近似发牢骚地说：

“你呀，为了礼貌，宁可自己的身体受屈。”

“这就是恩来的为人。”张闻天不无感慨地说。

“对，不然就不是恩来同志了！”博古也附和着说道。

“礼貌和身体哪个重要？当然是后者嘛！”朱德望着又在大咳不止的周恩来，“我投老毛的票：恩来必须回去休息！”

正当大家七嘴八舌地劝说周恩来回去休息的时候，周恩来却突然指着大路说道：

“快看；可能是国焘同志他们到了！”

毛泽东、张闻天、博古、朱德等人一齐把目光投向雨中的大路，只见有十几匹高头大马冒雨疾驰而来。为首的是一匹白色骏马，上边坐着的那位身宽体胖、昂首骄视的显然便是张国焘。也就是在这一瞬间，前来欢迎四方面军的同志们振臂喊道：“热烈欢迎张主席！……”也或许是条件反射的作用——这些年来在中央红军中被称为主席的只有毛泽东，他可能是感到有点不顺耳，也可能是对张国焘自封中华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主席有看法，他没有随着四方面军的同志喊一声“热烈欢迎张主席”，而是很有风度地朝着这飞驰而来的马队微笑着。然而令人不快的是，张国焘的坐骑踏起一溜雨水，不仅溅到列队欢迎的指战员的身上，而且连站在最前面的毛泽东也沾了一脸泥水的光，搞得他只好用湿淋淋的衣袖去擦拭满面的泥水。稍顷，张国焘从马上跳到泥水地上，大步走到毛泽东的面前，紧紧握住双手，大声地说道：

“润之兄，你我自党的一大相识，转瞬已有十四个春秋，在发起我党的十二位领导人中，你我算是幸运者了！”

毛泽东自然从这简短的话语中感到了什么，他为了表明自己的态度，又不一见面就伤张国焘的自尊，也笑着说道：

“国焘兄，虽说那时只有十二位发起者，但是仅仅十四年，就变成了千军万马！”

张国焘并未从毛泽东的话语中感悟到什么，接着又高傲地说了一句：“而你我等人呢？却变成了这千军万马的统帅！”他或许是自我感觉实在是太好了，又转身握住朱德的双手，分外热情地说道：

“玉阶老兄，你我自南昌起义失败分手之后，已有八个春秋了！”

“这恰好又应了那句老话：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嘛。”朱德也风趣地答道。

“但是，我们这次会师是只合不分！”

周恩来说罢又大咳不止。张国焘一看忙责备道：

“恩来，你真不愧是礼仪之邦的弟子！”

接着，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大家向着搭在雨中的欢迎台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