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三五年元旦，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来到山清水秀的人间天堂杭州，借以践行孙中山先生倡行的“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看来，他真的想回归大自然了！
元旦清晨，天刚放亮，蒋介石与宋美龄就被辞旧迎新的爆竹声惊醒了。蒋介石是行伍出身，养成了早起的习惯，他穿着睡衣，驻步窗前，在思索新年伊始这一天应该做点什么。但是，宋美龄是吃着美国的面包加黄油长大的，向来喜爱在“一日之计在于晨”的大好时光中睡觉，久而久之，蒋介石也只好以“夫人爱睡回头觉”**。但是，今天的爆竹声响成一片，吵得宋美龄再也难以入睡，她生气地打开收音机，恰是她最爱听的那位男播音员在播音。再一听，是汪精卫的新年致词：《救国图存之方针》，公然宣称要抵抗日本侵略，“必须同心并力先去肃清匪患”，那当然指的是消灭红军，尤其是中央红军。在宋美龄的心目中，汪精卫此举是意在与蒋介石争领袖的地位，故又“啪”的一声关死了收音机，遂又操着有情绪的声调问道：
“委员长阁下，你今天不想对全国人民说点什么吗？”
蒋介石转过身来，很是严肃地说：
“当然要说！但我不想再说抗日、剿匪这类的事了。”
“那你……”
“我向中外正式宣布：一九三五年是夫人提倡的新生活运动年！”
宋美龄听后可谓是“凤颜”大悦，她激动之余，从**跳到地下，送给蒋介石重重的一吻，遂又近似调侃地说道：
“我真没想到委员长也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
对此，冯玉祥将军说道：“其实，新生活是说着骗人的。比如新生活不准打牌，但只要听见说蒋介石来了，才把麻将牌收到抽屉里……看看现在实际情形，再拿他找人写的几十本小书来看，就知道满没有这么回子事。那些书的名字，什么新生活与军事，新生活与政治，新生活与这个，与那个，几十个名堂，事实证明是什么？政治是腐败到极点，军事是无能到极点，经济是贪污到极点，文化是摧毁到极点。”
也就是蒋介石在杭州向中外宣布“新生活运动年”的当天，他就收到薛岳自云南发来的密电：王家烈已在马场坪迎候，请示会晤要点。蒋介石当即指示薛岳：“乘黔军新败之余，以急行军长驱进占贵阳。”薛岳自然清楚蒋氏所为，意在实现“乘追堵红军的机会，完全掌握西南”的预谋。因此，薛岳不顾王家烈是否愿意，在他赶往马场坪与王会晤之际，命尾追中央红军的八师之众突然指向贵阳，惊得王家烈等黔军将领不知所措。与此同时，薛岳还以《关于贵州政治、军事、经济对“围剿”红军之影响》为题，给蒋介石发了如下这则密电：
一、黔政黑暗，民间不唯疾苦甚深，并毫无组织，对于清野、破坏交通、构成侦探网等，均付阙如。
二、黔军先以主力控制马场坪、炉山一带，以固贵阳门户；其分置于黎平、三穗、镇远、施秉、黄平、旧州、瓮安者，匪来则望风披靡。
三、黔本贫瘠之省区，年来遍地植烟，生产锐减，补给极为困难。
四、匪自黔东而至黔中期间，王（家烈）主席以主观之见地，判断匪必循萧克故道北窜，并各次要求本路军向铜仁、石阡、余庆截剿，颇以中央军入贵阳为虑。
蒋介石自然明白薛岳发这则电文的用意：欲要在贵州实施所谓“剿匪”计划，必先除去“颇以中央军入贵阳为虑”的王家烈。换言之，如我薛岳在贵州和王家烈发生争执，你蒋委员长要全力支持我薛岳。蒋介石为免除薛岳的顾忌，当即密电授予两项重任：一面“追剿”入黔的中央红军，一面使地方军政“中央”化。薛岳见电如收到蒋氏赐予的尚方宝剑，遂以中央钦命大臣的身份赶往马场坪，会晤在此久候的贵州省主席王家烈。
王家烈这时的想法是：“红军主力到贵州来了，共产党要占据我的地盘，要阻挡他们，我无力办到。蒋介石对我又不怀好意……蒋视我为眼中钉。他早就想攫取贵州，从而控制西南各省。这次，他的中央军乘追击红军的机会，要进贵州来了，想拒绝他，也不可能……在当前形势下，我只有执行蒋介石的命令，狙击红军，使其早日离开黔境。”自然，红军走了，蒋介石的中央军也就尾随红军离开了黔境。这就是王家烈在马场坪迎候薛岳的真实目的。
但是，出乎王家烈所料的是：一直尾追红军的中央军八个师突然改变进军的方向，置正在抢渡乌江的红军于不顾，以急行军的速度向贵阳奔袭而来。这时，也只有这时他才发现：蒋介石决定占他的贵州地盘了！怎么办？他在军事上无力对抗薛岳的中央军，在政治上更无法向蒋介石说些什么，只有以笑脸相迎业已入室的“虎狼”！
薛岳恰好与王家烈形成鲜明的对比：他以天之宠儿出现在马场坪，虽未像古代的封疆大吏那样下车伊始，让王家烈跪着听他宣读圣旨，可他那种傲慢不逊的态度，已使王家烈惶惶然不可终日了。相见过后，薛岳并未与王家烈会商所谓“追剿”中央红军的大事，而是以君临黔境的口气问道：
“黔军的实力怎样？武器装备和人员配置有哪些不足？都可以直言相告于我。”
王家烈听后就像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他再一看薛岳那高傲的表情，越发地弄不清薛岳——实质上是蒋介石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了！他只好被动地答说：
“蒋委员长对我是了解的，我名义上是贵州省的主席，可我能指挥的范围是很有限的；再者，由于黔地闭塞，黔军的素质和装备也是最差的。平时保境安民尚可，时下和共匪……”
“这好说，蒋委员长曾明令指示，要我帮助王主席解决军事方面的困难。请放心，武器装备方面的事，由我来给你补充。”
接着，薛岳又大讲起了贵州省的政治变迁，自然也讲到了蒋介石支持王夺取黔政的往事。最后，他郑重地讲了这段话：
“你的政治上的敌人是何敬之（应钦），今后要对他取远距离，应该走辞修（陈诚）的路线。”
王家烈当然明白这段话的意思：何应钦是贵州人，一直想在家乡安排自己的亲信。如果何应钦遂了心愿，你王家烈就会失去贵州的地盘。另外，王家烈也清楚：薛岳的后台是陈诚，而陈诚与何应钦又势同水火。你王家烈走陈诚路线吗？我薛岳就会全力支持你；如走何应钦的路子嘛，就不要怪我薛岳对你不客气。但是，时下的王家烈自认为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换句话说：面对业已抢渡乌江的红军与奔袭贵阳的薛岳所部八个师，他真不知道未来自己的命运如何，哪有心思去想走谁的路子啊！但是，作为官场人，也只好强作笑颜地说官话：
“谢谢您的提醒，我会牢记在心的。下边，我们是否应当研究一下共同剿共的大事？”
薛岳一听很是不高兴，似乎他说的所谓“私房话”不是什么大事，因此他肃然变色，说道：
“等我们到了贵阳再议这件事吧！”
王家烈一听心里咯噔一下，暗自说：“啊！他真的要占贵阳了……”但是，他面对手中握有八个师且已兵临城下的薛岳也只好皮笑肉不笑地说道：
“好！好……我们到贵阳再议。”
王家烈只好悻悻然地告辞先回贵阳了。当天，薛岳给自己的两员大将吴奇伟、周浑元发出了如下《关于进出贵阳电》：
本路军以进出贵阳保有中心城市为战略上基础，以利尔后向四川进剿之目的，特修正东酉施参电部署如下：
第七纵队遵前电要旨，徽日由黄丝、炉山间地区前进，虞日到达贵阳，即于五日内构筑据点所要碉堡三十六座，警备待命。
第八纵队按前电要旨，徽日分由旧州、黄平、炉山间地区推进；虞日郭（思演）师到达龙里；谢（溥福）、萧（致平）两师到达贵定；万（耀煌）师到达平越、马场坪，即于五日内构筑各处据点所要碉堡共三十六座，警备待命。
总指挥部，徽日由炉山进驻贵阳，齐日到达。
薛岳部署完毕之后，遂在第四军军长吴奇伟、第三十六军军长周浑元、第十三师师长万耀煌等高级将领的陪同下，堂而皇之地进驻了贵州省府所在地贵阳城。薛岳为完成蒋介石交给他的“使地方军政‘中央’化”的任务，他决定反客为主，逼迫省主席王家烈下台交权。
首先，薛岳以贵阳城防薄弱、治安混乱为由，在未和王家烈协商的前提下，毅然宣布改组贵阳警备司令部，任命他的亲信将领郭思演师长为警备司令。一夜之间，负责贵阳城防的黔军由中央军接管，省府完全置于中央军的控制之下。按照新公布的警备条例，任何人出入城防都必须接受中央军的检查。因此，省府贵阳人心惶惶不可终日。对此，王家烈是心怒面笑，嘴上不敢说个不字。但是，当他带着随从马弁出城办事的时候，竟然被接防的中央军拦在城门楼下，搞得他哭也不是，骂也不是，真是难堪极了！当他向新上任的警备司令询问缘由之时，他只得到了这样一句答复：
“我是在执行薛长官的指示！”
薛岳闻之有着一种满足感！他认为贵州全省军权在握，名正言顺。他为了一举夺取王家烈在贵州的军政大权，首先派出一批由他带来的广东亲信，“调查王家烈在政治方面统治贵州几年来的反蒋行动，如策划过粤、桂、黔三省互保，黔湘两省互保，黔滇两省互保的种种勾搭证据。及广西的代表张蕴良、简孟平等，湖南代表路邦道，云南代表马子良，广东西南政府的代表等到贵阳的活动情况，并将全部材料向蒋介石报告”。与此同时，“在军事方面，薛岳派其基本部队第四军第五十九师副师长沈久成……调查黔军将校中，在何应钦所办讲武堂出身的有多少人，有无与何联系；其他方面出身各占多少人；并调查贵州军队的派系斗争……对王（家烈）的基本部队的师长何知重、柏辉章十分客气，函电交驰，表示信任，以促其倾向中央。总之，处处迫王家烈下台，使贵州政治军事统一于南京，结束割据局面”。事后追论，薛岳如此而为，一是为了实现自己统御贵州的野心，再是向蒋介石示忠献媚的重要措施。
这时，王家烈的想法是：贵阳已被中央军占领，我不能立足了；遵义（这时）已被红军占领，未见行动，遵义的资源比较丰富，倘被红军占领太久，若将地方民团的枪支搜尽了，以后想恢复就更不容易了。我认为黔北是我的桑梓之地，应该恢复黔北。到不得已时，再向西北路川、滇、黔三省交界找地盘，求生存。王家烈左思右想，认为这是唯一的出路。他为了达到上述目的，遂主动向薛岳建议，即日克复遵义。为表示自己的决心，慷慨请缨：
“我愿亲率所部，打过江去，成败在所不惜。”
出王家烈所料的是，薛岳却摇了摇头，说了如下这番话：
“目前部队少了，不会成功。等四川方面的中央军郝梦龄、上官云相等部出动，南北夹击，才易奏效。”
王家烈听后暗自吃惊，禁不住自问：“他为什么不允所请？难道想软禁我吗？……”为此，他坐立不安，天天在为自己的命运担忧。
薛岳想取王家烈而代之这是事实，但他——就是蒋介石也不曾想过软禁王家烈的事情。薛岳的真实想法是：红军在围追堵截中进行长途转移困难重重，他所率八个师的中央军一路“追剿”也吃尽了苦头：由于战线太长，且没有相对固定的战场，天天跟在红军的屁股后边被动地追赶，这后勤供应就成了大问题。再者，薛岳的嫡系多为广东人，下层将士也是内地人居多数，在此隆冬寒天，来到当年孔明南征路经的所谓“蛮夷”之地，是瘴气所致？还是因为水土不服？生病的将士日渐增多，有的连排竟然全都病倒了，连个给病人烧水做饭、端汤喂药的好人都找不出来了！再加上正当减员，早已没有全额连队了。怎么办？唯有寻找空隙进行休整。时下，红军进驻遵义，尚不明下一步的转移方向，在薛岳看来，这不仅是天赐夺取贵州军政大权的良机，而且也是部队进行休整的大好机会。故一俟进驻贵阳，他就给蒋介石发电，请求在贵阳整备军队：
股匪窜集黔北，即就桐梓、遵义地区暂时喘息，抑或转窜川南，尚须待正。谨就管见所及，窃为嗣后进剿策划，有待川、滇、黔军协力之需求，尤以重庆、桐梓、遵义、贵阳交通之掌握，与本路军所依托贵阳策源地之整备实力为急务；否则大军再事涉远，后方联络线日益伸展，恐功亏一篑，遗无穷忧虑。……
蒋介石自然明白薛岳所呈请的苦衷，故当即回电，要薛岳在近期内完成贵州军政“中央化”的大事。
另外，蒋介石作为军事家自然懂得“审时度势”的重要性。他亲自制定的乌江会战失败了，如何再组织新的“围剿”红军的战役呢？那必须视进驻遵义的红军将转移何方才能确定。也就是说，在红军留驻遵义期间，不仅是薛岳所部进行整备的机会，而且也是他制定新的“围剿”红军计划的最佳时间。因此，坐镇南京的蒋介石再次走进作战室，独自一人驻步悬挂作战地图的大墙下边，望着那标有不同的作战符号的地图出神……
蒋介石就像所有军事家那样，在制定作战计划，尤其是带有全局性的战略会战计划的时候，还是要再三权衡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以及在未来交战期间可能发生的变化的。当时在一般将领看来，红军一旦撤出遵义后的行动不外乎三种可能：一是出遵义北上，“通过赤水趁四川刘湘的兵力尚未集结之前，由赤水直趋长江边，从泸州、叙永地区，渡过长江，另辟川西南战场，策应川北红军，或继续北上与红四方面军张国焘、徐向前部主力会师；一是渡过赤水向川滇边穿越凉山西上，绕道滇北经西康间道入松（潘）、懋（功），支持红四方面军，背靠康藏建立根据地，赤化四川，然后进图西北；一是进入川康不易，入滇另辟战场，而多民族地区也不易发展，最后仍是回转在乌江以北、长江以南地区，东与贺龙、萧克部会合，此策就红军而言虽可暂安一时，但出路不大”。接着，蒋介石发电质询薛岳、陈诚、龙云、刘湘等有关的将领和封疆大吏，问其想法。不久，他得到如下回复：
“薛岳认为红军入滇入川均有可能，在贵州久居公算小；如再东下回湘，是不得已才出此下策；贵州不比江西，遍地穷山恶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两银，久居不宜。陈诚则认为红军图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回湘与贺龙会合，在战略上是必然的腹案；就目前而言，川滇地接边陲，蒋介石早有决策不足为虑，最应注意者是东行，因东行与贺、萧会合，‘追剿’比较困难，影响也较大。”
对此，蒋介石只是微微地点点头。不久，他又从薛岳处获悉云南王龙云的真实看法：
“龙云认为红军多江西客，除朱德、罗炳辉在滇军做过事外，余多不熟地方民情；云南民情较为悍且有组织，地接边陲，想在此生根不易；此次入滇，过路是上策，想久居是下策。”
蒋介石认为龙云说得在理。但是，作为军事家，尤其是从所谓歼灭红军的战略意图出发，不但要打破龙云的这种侥幸心理，而且还要从全局着想——绝不允许西边成为红军逃逸的缺口。由此，他又想到了湖南，也绝不允许何键存有这样的想法：“进剿”中央红军的任务完成了，我的对手是红二、六军团。为此，他于元月十四日给龙云、何键发了如下这通电文：
绥密。据甫澄（刘湘）真午电节称：现因陈蔡两师（实为陈万仞师）调移江津，酉（阳）、秀（山）防务空虚，请速令郭（汝栋）、罗（启疆）两部克日出动，接防酉、秀，并饬滇军兼程到毕节增援，用达歼灭该匪于黔北之目的。等语。钸志舟（龙云）兄饬所部兼程开赴毕节堵截。芸樵（何键）兄转催沅江流域部队迅速进至酉、秀为要。
与此同时，他从于元月十二日在重庆就任行营参谋团主任贺国光处获悉：“当黔军师长侯之担，弃城不守，匪遂据而组织各级伪机关，加紧地方匪化。遵义当川、黔交通要冲，为黔北一大市场，其重要仅亚于贵阳，一旦失陷，重庆为之震动。刘湘前往南京，委员长曾谕其负责专以全力剿办徐匪，至朱毛西窜，则由中央处理；故于川南，未加部署，且无兵布防。”故刘湘等人惶恐不安。另，他又从薛岳处获悉：“刘湘认为红军必入川与张（国焘）、徐（向前）红四方面军会合，以再下川南渡江，公算最大；因朱德、刘伯承、聂荣臻是四川人，对川军有关系，尤以刘伯承过去在泸州很熟，此次既入黔北，不会再回湘，如要与贺龙合股就不会入贵州。”因此，他急切盼望南京阻红军北上入川。
蒋介石感到刘湘的担心不无道理，遂电令贺国光拿出稳住川局办法的同时，立即组织川军，防堵红军北渡长江。
贺国光为稳住川局，首先通电严惩弃遵义逃至重庆的黔军师长侯之担：“查侯之担迭失要隘，竟敢潜来渝城，已将其先行看管，听候核办。该部善后事宜，已由刘总司令湘负责处理，以俟复电到渝，再行奉闻。”接着，他又与刘湘分析所谓“敌情”，结论是：“当时判断匪之行动，以向泸县、宜宾西窜，是其上策；东窜酉、秀、黔、彭，图渡奉节、万县，与徐（向前）匪会合，是其中策；直犯重庆，是其下策，则为我军聚歼良机。”针对川南—长江两岸无兵布防，“国光乃与刘湘计划防堵，抽调三十个团兵力，以潘文华为川南剿匪军总指挥，驻泸县负责堵剿。”为防红军“东西突窜，并压迫于川江南岸聚歼之之目的”，当即发电南京，向蒋介石请示“堵剿”红军的方针大计。
蒋介石在摸清了西南诸地方实力派的心态之后，遂又暗自估算川、黔、滇三省参与“进剿”红军的实力；同时，他又暗自巧布并实施他早已定下的“乘追堵红军的机会，完全掌握西南的一个双管齐下的计谋”。
首先，蒋认为黔军在经受红军初次打击之后，虽然心态上已成惊弓之鸟，但其实力并未遭到毁灭性的损伤。他们的内心都有一本账：待中央军尾随红军北入四川或东进湖南之后，他们再进行争夺贵州领地的内战。为此，他命令薛岳坐镇贵阳，借休整部队之机，严密控制贵州的军政大权。与此同时，明令指示王家烈所部划归薛岳指挥的系列，为他日调黔军“进剿”红军打下伏笔。换言之，王家烈的黔军在未来与红军的作战中被削弱的同时，贵州军政大权就自然而然地上交南京中央政府了！
但是，这不到三万人枪的黔军，并在薛岳所部十多万中央军的“督战”之下，凭借乌江防线，毕竟是防止红军再渡乌江南下的一支力量。因此，蒋介石已暗定了黔军北上“进剿”红军的腹案。
接下来，蒋介石考虑的重点已经移到了“图川”方面。诚如前文所述，蒋氏久有图川之谋，但由于刘湘等四川地头蛇拒中央派军队入川，国民政府对四川只有礼仪上的领导。事实上，四川一直是川人争霸的天下。时下，红军有极大可能挥师北渡长江入川，刘湘等地头蛇慌了手脚，自乱了方寸，主动请求中央派部队支持。这对蒋介石而言，真是天赐图川的良机！他暗自说：“古时刘备图川，先有张松献图；而今我蒋某人图川，已派进贺国光为耳目，真是何其相似乃尔！”他当即命令中央军上官云相部两个师由豫西入川参战，令鄂湘川边区“剿匪军”徐源泉部派兵在黔江、彭水一线堵防。当他再想到薛岳所部十余万人马尾随红军入川之后，他的心里禁不住地笑了。
与此同时，蒋审核了刘湘匆匆组建的川南“剿匪”总指挥部属下的部队，计有刘湘的教导师、模范师、第五师主力及三个独立旅、两个边防路司令（旅）等部队，共有近四十团约十余万人枪。再加上江南的黔军，足有十五万多军队。蒋暗自点了点头，似乎是在说：“即使不能把红军消灭在长江两岸，刘湘看家的本钱也会损失不少，到那时，我不入川，你也得像刘表请刘备那样请我入川了！……”
蒋介石清楚云南的情况，他更知道龙云这位云南王是位了不起的彝族军事家兼政治家。因此，滇军虽然只有六个旅又一个警卫团的兵力——比贵州少了一半，“但滇军兵精粮足，人员充实，龙云对内统御比较巩固，远非王家烈内部可比”。如何在今天重演一幕“七擒七纵孟获”的好戏呢？蒋介石的心里是没有底数的。把话说白了，如何借“追剿”红军收复当今的孟获龙云呢？蒋氏还不知该从何下手！再加之他已清楚龙云参与“追剿”红军的真实目的是：滇军出师“虽是龙云帮助了蒋介石，但也是龙云想拒敌人于省外，保持云南统治，以免在红军入滇后，招致中央军前来的不良后果”。所以，蒋氏对龙云参与“追剿”红军只有一个想法：只要与红军打仗就行。结果，云南的问题一直拖到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蒋氏才密派爱将杜聿明发动昆明政变，囚龙云于山城重庆、南京。此乃后话。
正当蒋介石全部考虑成熟之时，他获悉红军于元月十九日主动撤离遵义，向着他所预计的黔北方向转移。因此，他于当天发布《关于在长江南岸“围剿”中央红军的计划》。现摘抄如下：
甲、方针
一、我军以追剿军蹑匪急追，压迫该匪于川江南地区，与扼守川南行动部队及各要点之防堵部队，合剿而聚歼之。
乙、指导要领
二、追剿军除第一兵团以一部围剿萧、贺，并派一部开往酉（阳）、秀（山），固守乌江东岸，即与徐（源泉）部联络外，其大部及第二兵团全部，并连合黔军，应于二月十五日以前渡过乌江，先行扫除湄潭、遵义之匪，而占领德江、凤冈、湄潭、遵义、黔西之线，而后追击行动愈速愈妙，使匪无喘息余地户尤须控制重兵于兵团左翼，俾得压迫该匪于川江南岸地区。
三、堵截部队由川、滇军任之。川军对匪主力，如犯重庆，则由南川与龙门场部队夹击之。如犯泸县，则由龙门场与泸县、纳溪部队夹击之。如向西窜，则第一步，防堵于泸（县）、叙（永）、毕（节）线；第二步，防堵于横江场、盐津，及安边场、宜宾间金沙江下段；与宜（宾）泸（县）大江之线。滇军应守滩头、盐津、毕节之线，衔接川军。防堵各部，应带完成各地碉堡工事，及通信设备，严阵图守，以待追剿军赶到，联络川军机动部队夹击之；如被匪窜过其防地时，则立即蹑匪追剿。
四、徐源泉部，以一部协同湘军剿办萧、贺，一部如限速连接彭（水）、黔（阳）之线，联络友军防堵。上官云相部到达夔（州）、万（县）、涪陵，扼要布防，并备切应。
……
蒋介石审核下达这则在他看来万无一失的作战计划之后，再次走到悬挂军事地图的大墙下边，不动声色地看了好一阵子那标有不同符号的地图，他的结论是：“除湘、鄂军在川湘边布置战略封锁线的部队及归薛岳直接控制于贵阳的机动预备部队约十个师兵力不计外，实际参加在黔北追截堵击的兵力大约十五万人以上。这对红军来说，兵力是多出五倍的绝对优势。就地形而言，川、滇、黔边，南有乌江，北有长江，西有横江、金沙江重重地障，比在湘江战役的困难减轻有限。”因此，他有些得意地笑了。而他这笑却包含了两层意思：一、看你红军如何逃出重围，再获新生？二、看你西南诸省实力派是怎样拜倒在我蒋某人的面前，主动接受中央的领导。但笔者更关心的却是前者：
“新出山的毛泽东，是如何打破蒋介石在长江南岸布好的‘围剿’计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