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试渡乌江失败之后，同志们一面惦念没有消息的毛振华连长等五位同志，一面继续群策群力地想偷渡或强渡乌江的办法。

翌日——元月二日拂晓，负责中路强渡乌江的总参谋长刘伯承请来了副总参谋长张云逸，交由他负责实施偷渡或强渡乌江的任务，并调来军委工兵营，担负架桥任务。张云逸当即赶到红四团，召集团首长开会。他简单地做过动员之后，又异常严肃地指出：“追踪我们的薛岳纵队离这里已不远了，军委催促我们四团迅速完成渡江任务，要求是越快越好。”最后，他操着沉毅的语气说道：

“同志们！如果我们不能渡过乌江去，势必造成背水一战的危局，那情况将是非常危急的！”

是日上午九时许，红四团召开紧急会议，经研究决定：尽管试渡失利也绝不气馁，立即绑扎六十个竹筏，仍以三个竹筏为先导，再次组织强渡。

为了确保这次强渡成功，我红四团向对岸的守敌发起了猛烈的攻击，打得敌人乱了阵脚。不久，我三只竹筏载着十几名突击战士，冒着雪后的严寒，凛冽的寒风，一个个穿着短裤，打着赤膊，带着武器，在密集的火力掩护下，奋力向乌江北岸划去！

敌人很快发现了被他们称为“水马”的我三只强渡乌江的竹筏，他们借助有利的地势，拼命地射击。顷刻之间，我三只竹筏处在敌人的炮火之中。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敌人阵地的石崖下边。突然响起了激烈的枪声。接着，又是一阵手榴弹的爆炸声。奇怪的是，这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不是射向我强渡乌江的三只竹筏，而是朝着敌人的阵地猛打狠放。敌人闻声惊呼“天兵天将到了”！遂仓皇失措，乱了方寸。我三只竹筏趁此混乱之机，迅速划到了北岸，一举夺下了敌人扼守的江北阵地。

但是，藏于敌人阵地石崖下边的“天兵天将”是谁呢？他们就是毛振华等五位勇士。对此，邓小平任主编的《红星》报曾载文报道。为惜墨存史，现摘记如下：

第一次强渡过河的领导者是“勇”团（红一军团二师四团的代号）三连连长毛振华同志，他率领三个筏子不顾一切牺牲，在敌人火力射击下奔杀而过。行至中流，因敌火的威胁，同行的两个筏子当被水冲走，唯有毛振华同志孤军奋斗。胜利的到达彼岸……此行计五人：毛振华、刘昌华、钟家道、温赞元、丁胜心，一登河的彼岸时，因众寡悬殊，不能遂行驱逐敌人的任务，困守于石崖下，忍饥挨冻，直至第二天“勇”团第二次强渡尝试，二连连长杨尚坤同志带一机枪班奔杀过河时，才发觉他们还在那里。这时毛振华同志如虎生翼地一口气爬上山，拿起轻机枪一阵猛射，当即占领敌人主要阵地。……

接着，一营的第二梯队撑着几十只竹筏，犹如几十支射向乌江北岸的箭，很快就到达对岸，并迅速占领了敌人的守江阵地。也就在这时，敌人方如梦初醒，调来了预备队，以强大的炮火向我一营发起反攻，不仅重新夺回失守的阵地，而且还把渡过乌江的一营压迫到江边。形势非常危险！

实施渡江的二师师长陈光当即调来我军炮兵鼻祖赵成章连长和王东保指导员，命令他们用仅有的五发炮弹打垮敌人。赵成章原是白军中的炮兵副连长，于一九三一年参加红军。说来也有些好笑，他这个吃粮人信佛，不忍开“杀戒”，他在发射第二发炮弹之前，单腿跪在地上，对着苍天喃喃自语：“不怨天不怨地，我是奉命射击，冤鬼不用找我！”接着，他大开“杀戒”，三发炮弹在敌群中开花，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我红四团乘机分批渡过江去，把守江的敌人打得狼狈逃窜。

乌江天险就这样被英雄的红四团突破了！但是，数以万计的红军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全部渡过乌江，单靠竹筏是不行的。为此，总参谋长刘伯承调来了军委工兵营、方面军工兵连和干部团工兵连，要他们在乌江天险架起一座浮桥。为了使同志们认识这次架桥的重要意义，他请来了周恩来做政治动员。

周恩来首先向参加架桥的各级负责同志介绍敌情，明确指出“我军只有突破乌江天险，才能粉碎敌人的围攻，取得行动的主动权”；最后，他无比坚毅地说道：

“同志们！敌人企图利用乌江天险，对我红军进行合围。在此千钧一发之际，乌江架桥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你们这个连有于都、湘江架桥的经验，也有敢打敢拼的光荣传统，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完成任务！”

接着，刘伯承亲自向参加架桥的各部队交代任务：“军委工兵营在佯攻方面架桥，大摆架势，吸引敌人注意力，保证红四团在主攻方面强渡；方面军工兵连的主要任务是砍竹子，扎竹筏；干部团工兵连负责架桥。军委工兵营和方面军工兵连完成各自的任务后，都来协助干部团工兵连架桥。”最后，他走到乌江岸边，指着奔腾咆哮的江水，再次强调道：

“前面就是乌江，我们必须在这里搭起浮桥，我们整个部队要在这里通过，向遵义进军……现在他们（指敌人）控制着江面，任务十分艰巨，必须马上分头行动，争取明天下午把桥架好，晚上开始通过部队，只能提前，不能推后，这是一个刻不容缓的任务。”

架桥是在敌人疯狂的炮火射击下开始，同时又是在已经渡过乌江的红四团的火力掩护下进行的。为了使浮桥的结构既能经得住敌人的炮火打击，又能经得起乌江激流的冲击，他们共同想出了如下的办法：“用三层叠起的竹排做桥脚，每对桥脚中间铺上两根枕木。枕木上用三四根桥桁连接起来。桥桁上再铺门板，门板上又系以横木，组成一节一节门桥。整个浮桥由一百多副门桥组成。这种门桥只要不是每节都被打断并灌进水，是不会下沉的。”但是，设计与实践是有一定距离的。一经实施，方知“这种门桥在深水中不好固定”。换言之，“不解决把一百多副门桥固定在浮桥线路上的问题，架桥就无法进行”。经过几度献策与数度试验，最后采用“用竹片编成大篓子，内装大小石块，重达一二千斤，中间交叉三根两头削尖的长木棍，作为锚爪，石锚的顶端系一根粗锚钢。第一个石锚制成后用竹排运到下水点滚入水中，门桥被拖住了，难题解决了。浮桥不断地向着北岸延伸”。就这样，这座集中了红军官兵智慧的浮桥，把汹涌澎湃的乌江化作了通途，红军以四路纵队的队形，踏着桥身浩浩****地向北岸前进。刘伯承望着这战争史上的奇迹，激动地说：

“工兵同志做了很多工作，不怕辛苦，不怕牺牲，在没有器材的情况下完成了艰巨的任务，保证了部队顺利渡江，你们为部队渡江立了功！”

红二师主力渡过乌江之后，毛泽东、张闻天等随军委纵队到达了浮桥的桥头。在听取了刘伯承关于建造这座浮桥的汇报后，毛泽东当即热烈地称赞道：

“真了不起，我们工兵就地取材，用竹排架成这样的桥，世界上都没有！”

虽说在猴场会议之后，毛泽东就把全副精力用于开好遵义会议了，但他对如何渡过乌江、袭战遵义还是记挂在心的。因此，当他迭声称道刘伯承“功不可没”之后，又以战略家的视角说道：

“洛甫同志，在这之前，乌江是阻挡红军的天险，这座浮桥是变天险为通途的工具，一旦我们全部渡过乌江，再炸掉这座浮桥，那这条乌江岂不成了遏制薛岳所部的天险了吗？”

“对，对！”张闻天不是军事战略家，因此，他不会想到敌人扼守的乌江一旦被红军突破之后，随之又会变成阻挡尾追红军的敌人的天险；自然，他更不会想到由此还会在给红军带来休整的空间的同时，也为遵义会议的召开提供了时间的保证。听了毛泽东的议论后，他豁然开朗，禁不住欣喜地说道：

“老毛，这也就叫同一事物的两面性吧！”

“是的，是的！”毛泽东饶有兴趣地说罢，很快又借题发挥道，“我们的教条主义者们是懒汉，只看其一面，从不去想另一面，哪有不犯错误的道理！”

或许是张闻天也曾犯过这类错误的原因，也或许是张闻天认为时下不是谈论这些理论问题的时候，他有意转移话题道：

“伯承同志，你这位总参谋长，对拿下遵义有什么想法吗？”

“目前还没有。”

“很快就有的。”毛泽东接过话题说道，“伯承同志，但有一个大前提，那就是要求仗打得好，伤亡还要小，又要节省子弹。”

刘伯承受命之后，立即率部奔向团溪。行军途中，他向红二师第六团政委王集成交代夺取遵义的任务：“从团溪过新场、龙坪场，离遵义城三十公里，有个小镇叫深溪水，驻有敌人一个营，这是敌人的外围据点。你们团的任务，是斩断遵义敌人的触角，还不要让他知道，要秘密，要全歼，不许有一个漏网，否则给遵义守敌通了消息，就会增加我们攻城的困难。”最后，他又向王集成重复了毛泽东的指示：

“现在，我们的日子是比较难过的。既要求仗打得好，又要伤亡少，还要节省子弹。这就需要多用点智慧喽！”

王集成是一位年轻气盛的指挥员，当即表示：“我们一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全歼这股敌人，不使一人漏网！”

天突然下起了大雨，刘伯承亲率红六团夜袭深溪水。驻扎此地的敌军以为大雨之夜不会有情况，尽情地打起了麻将、牌九，午夜之后便放胆入睡。恰在这时，我红六团打进镇子，敌一个营连衣服都未来得及穿，就当了红军的俘虏。经过一番教育，从敌人的口中摸清了遵义城内的情况。经研究并报请刘伯承批准，红军决定化装成敌人，利用俘虏去诈城。很快，第一营第三连和侦察排及全团二十多个司号员，都换上了敌军的服装，让那被俘的连长和十几个士兵带路，乘着夜色，顺利到达了遵义城门口。因有敌军俘虏答话，守城的士兵毫无戒备地打开了城门。红军指战员蜂拥而入，瞬间把城楼上的敌人全歼。在二十几把军号齐奏声中，我后续部队像潮水般地涌进遵义城门。加之守敌最高长官侯之担于前几天携家室逃往重庆，守敌早已失去战斗力，于梦中醒来，一部分当了俘虏，一部分自北门逃走。而军事重镇遵义就这样于元月七日晨落入了红军的手中。

元月八日，刘伯承指挥红四团攻占娄山关、铜梓不久，接到朱德总司令的任命：兼任遵义警备司令，由干部团担任遵义的警备工作。为确保遵义会议的召开，他根据军委的指示，将各军团分别部署在遵义周围和乌江北岸，预防南北两个方向的敌人向遵义发起进攻。之后，他又为中央领导进驻遵义挑选住房，配属必要的警卫人员。

元月九日，毛泽东同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随军委纵队进驻遵义。也许是毛泽东自长征以来经常与张闻天、王稼祥住在一起的缘故，这次他们三人又同住在原黔军旅长易怀之的私宅中。这是一幢两层楼房，楼上楼下四周均有走廊，装有三角形彩色玻璃的鸳鸯窗，走廊顶壁饰有泥塑花卉。简言之，是一座典型的西式别墅式的楼房。毛泽东住在楼上左前室，室内有一张铜床，床头设一茶几，上置手摇电话一部，红漆九屉桌上放着一盏马灯。王稼祥住在楼上右前室。张闻天住在楼下左前室。这为他们三人研究如何开好遵义会议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毛泽东进驻遵义不久，就由各条渠道获悉：“我军占领遵义，进军黔北，在一段时间内遵义、铜梓、湄潭、绥阳等城市均入我手，北到松坎，南至乌江各主要渡口的广大地区，在纵约二三百里，横约一百余里的广大范围内为我军所控制。由于我军迅速突破乌江，进入黔北，并在乌江各主要渡口严密警戒，这就暂时摆脱了敌人紧紧尾追的局面；黔北黔军力量薄弱，川军、滇军、湘军调集需要时间。”另外，这时“蒋介石得到空军的侦察报告说红军进驻遵义地区后方向不明，批准‘追剿军总指挥’薛岳的请示，令第一纵队吴奇伟部集结贵阳、清镇一带整训待命；第二纵队周浑元部在乌江南岸对遵义方向警戒”。这不仅为红军提供了休整时间，而且也为召开遵义会议提供了条件。因此，在毛泽东的心目中，真可谓是天赐良机！

所谓“天赐良机”，在毛泽东看来还有一层难以出口的意思，那就是隔断了远在莫斯科的王明的控制，或说是干扰。诚如前文所述：中国共产党自加入共产国际始，就是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五十七个支部中的一个支部。按照组织原则，中国共产党的重大革命活动、组织变更等，都必须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而王明、博古等人的上台，就是由共产国际派米夫来华的“杰作”。时下，王明为中共驻共产国际的首席代表，他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和苏联的经验绝对化，不顾中国的国情，机械照搬，使中国革命陷入绝境，使中央红军被迫退出中央苏区，一步一步地走到了今天。时下，中央失去了与共产国际的无线电联系，也就等于切断了王明的遥控与干扰。这在毛泽东看来，即将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由自己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并结合中国的实际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对此，毛泽东在回答吴黎平的问题，即“反王明路线的斗争能否不等到遵义会议而在中央苏区后期就发动起来”时，曾说过如下这段话：

不能，也不好。因为王明路线的领导者打的是国际路线的旗帜，同时他们错误的危害性当时还暴露得不够显著；当时还有一些人盲目追随他们。那时虽然已有一部分干部觉察到他们的错误，但大部分的干部和群众还不清楚，如果在早一二年就发动反王明路线的斗争，那么他们还能欺骗和团结较大的一部分干部和群众，会造成党和军队的分裂局面。这对强大的敌人有利，是敌人所求之不得的。因之，我（毛泽东同志）虽然在反第五次“围剿”战争中早已经看清楚王明路线错误的严重危害。但为了大局我也只得暂时忍耐，只得做必要的准备工作。

由于博古及其追随者失掉了王明这座靠山，因而等于失去了主心骨。莫道对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分歧，由谁判定孰是孰非，就说对于是否要召开遵义会议，在他们看来也等于失掉了权威性的仲裁。在此非常时期，尤其是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再加之他这位党的第一把手又无扭转乾坤使红军转败为胜且能打出一个新天地的本事，他面对现实也只好长叹“时不我与”了！说到以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自居的李德，他对在失去共产国际领导的前提下召开遵义会议，则更是“怒指苍天”了！对此，他写下了如下这段文字：

一九三四～一九三五年，党的领导完全同外界隔绝，此事造成的后果尤其严重。他们从国际共产主义工人运动那里，具体地说就是从共产国际方面，既不能得到忠告，也不能得到帮助。所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农民的、地方性的和民族主义的情绪，就能够不顾马列主义干部的反对而畅行无阻，甚至这些干部本身也部分地和暂时地为这种情绪所左右。

既然毛泽东认为解决博古、李德等人的问题到了“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阶段，所以他随军委纵队进驻遵义之后，就利用与张闻天、王稼祥居住之便，一道商谈遵义会议应当解决的问题、可能出现的争论等事项。最后，他们又商议由谁在会上代表他们三人发言，以及发言提纲等内容。

在张闻天看来，遵义会议主要是解决军事路线问题，自己的兴趣是在理论方面，加之进入中央苏区不久就受到博古等人的排挤，没有参与具体的战争谋划与指挥，无论是带有全局性的战略问题，还是具体的战役进行，都知之甚少。与此同时，毛泽东不仅是他诚服的军事家，而且毛也是第一位，同时也是自始至终反对最高“三人团”错误军事路线的代表。所以，他很自然地认为：代表他们三人发言的自应是毛泽东同志。

对此，王稼祥同志也是极力赞同的。

毛泽东却力主由张闻天代表他们三人发言。他的依据是：张闻天是六届五中全会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同时还是人民委员会主席。当时，中央政治局常委是四人，排列顺序为：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随中央红军长征的是三人，张闻天在党内的地位仅次于博古，他发言的分量大些。他若在遵义会议上站出来，旗帜鲜明地反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错误军事路线，其影响与作用将是很大的。再者，据笔者推测，毛泽东如此而为还出于某种不便说出的策略。其一，在博古、李德及凯丰等人的心目中，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被私下称为反对最高“三人团”的中央纵队“三人团”，而后者的领袖是毛泽东。如果由毛泽东出面做所谓的“反报告”，会产生负效应；其二，既然遵义会议是在隔断王明等的干扰下召开的，如中央一旦和共产国际取得联系之后，王明仍然有可能假借攻击毛泽东，并利用共产国际的权威推翻遵义会议的决议。如果由张闻天挑头唱主角，就会免去很多的后患。这和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力荐张闻天在党内负总责的思想是一致的。就其常理而言，张闻天与王稼祥只要听了毛泽东对前者的阐述之后，他们也会想到毛泽东后面的理由。因此，他们很快达成了共识：三人共同商定由张闻天代表做“反报告”的提纲，在张发言之后，由毛泽东、王稼祥发言。

按照一般的惯例，中央举行重要会议都是由党的主要负责人出面协商有关事宜。但是，在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在非常时期举行的，而且从某种意义说，党的主要负责人博古等人在未开会之前，就已经坐在了“被告”席上。因此，遵义会议如何开，甚至博古在会上讲什么，他自己也没有底数。就说是周恩来吧，虽说他主持召开了通道、黎平、猴场三次重要会议，但是，在遵义即将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前，或许是出于性格方面的原因，也或许是认为自己对错误的军事路线负有不可推诿的责任，他随军委纵队进入遵义之后，除行使他的军委副主席的职责——安排部队的休整之外，他没有主动提出如何开好遵义会议的有关事宜。对此，伍修权做了如下回忆：

这时王稼祥、张闻天同志就通知博古同志，要他在会议上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通知周恩来同志准备一个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

我们从伍修权这简短的回忆中可知：上述决定含有毛泽东的主张，但从策略出发，由王稼祥、张闻天出面通知。另一方面我们也可看出：博古乃至于周恩来在召开遵义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前是相当被动的。同时，我们也就从中看出毛泽东在“幕后”所起的重大作用了。

李德出于被解除指挥权的不满，他认为遵义会议是毛泽东“利用这次休整时间，强迫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召开了所谓的扩大会议”。多年之后，他写下了这段文字：

当时的形势，决不像中国官方的历史记载所描述的那样，“党在长征的极端艰难危急的关头，保存和锻炼了红军基干，挽救了党和革命事业的危机”。相反，中央红军长期以来从没有像现在这样行动自如，它完全有能力采取主动……下面有两个事实无论如何是确定无疑的：一九三三年十月～一九三四年十月这一年中，兵力薄弱、装备很差的中央红军不仅在拥有五十万人和现代化技术装备的国民党军队的进攻面前岿然不动，而且使敌人遭到了惨败。其后，红军井井有条地重新进行了改编，顺利地冲破了四道封锁线，保存了有生力量的战斗力。

李德的自述无外乎想说明：他所代表的军事路线是正确的。言外之意，毛泽东等人的看法是错误的。事实胜于雄辩，笔者就无需再浪费笔墨给予批驳了。

周恩来的做人原则是：既不夺人之美，也不诿过于人，实事求是地对人对事，当然也包括对待自己。当他获悉要他在会议上做“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之后，他就严肃认真地批判错误军事路线的成因、表现，以及对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当然，他也深刻检讨了自己的错误与应承担的责任。同时，他还以积极的姿态像以往召开党的会议那样，负责大会的组织工作，就连通知参加开会的电文，他都要亲自草拟。请看如下这则致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和正在五军团任中央代表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的电报通知：

卓然、少奇：

十五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在明十四日赶到遵义城。

恩来二十四时

啊！二十四时，已经进入午夜了，可在准备“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的周恩来还在工作，足以看出他为开好遵义会议付出了多少心血！

但是，当博古接到“要他在会议上做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之后，他立即就“意识到这次会上必有一场争论”。接着，他又很自然地想到争论双方的人员——谁站在毛泽东一边，谁与他一道维护其政治、军事路线。当他想到连周恩来都站到了自己的对立面后，他那过分的自信也发生了动摇。他沮丧，他悔恨，他感到一切都晚了！似乎这时，也只有在这时，他看到自己书生气十足的同时，也第一次认识了毛泽东作为政治家的本色。正当他自问“怎么办”的时候，凯丰叩开了他的房门。他分外热情地接待了凯丰这位同盟者，并主动地向他**了自己的苦闷，以及王稼祥、张闻天通知他“在会议上做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等事。凯丰沉吟片时，说完“这是一篇难作的文章”之后，又严肃地问道：

“你准备承担路线错误吗？”

“绝不承认！”

“那总结得再全面也没用！”凯丰看了看有些失去主张的博古，又进而指出，“老毛他们早就预谋好了，把‘三人团’打成错误路线的代表，利用遵义会议，扬言把你们轰下台！”

博古感到问题比预想的还要严重，遂决定“事前进行活动”。所谓活动，也就是进行说服工作，希望在即将召开的遵义会议上有更多的人站在他博古一边。博古或许忙于作那篇难作的文章：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除去他和凯丰“进行活动”外，尚未发现他找过其他与会者谈过话的史料。而代表博古“事前进行活动”的是凯丰——积极充当了名副其实的说客。对此，聂荣臻做了如下记述：

听说要开会解决路线问题，教条宗派主义者也想争取主动，积极向人们做工作。会前和会议中，凯丰——即何克全，当时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共青团书记——三番两次找我谈话，一谈就是半天，要我在会上支持博古，我坚决不同意。我后来听说，凯丰向博古汇报说，聂荣臻这个人真顽固！

博古听后心中更觉怆然，他越发感到自己就像是一位孤家寡人了！但是，他却暗下决心：在他主讲的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中绝不承认路线错误。与此同时，他——以及他的极少数支持者也都在关注着毛泽东在做些什么……

是啊！在遵义会议召开之前，张闻天、周恩来、博古都关在室内作“文章”，而在遵义会议上当然唱主角的毛泽东在做些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