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蒋介石或许应了时人的一句笑话：积“剿共”失败之教训凡四年，“围剿”、“追剿”红军不敢言其成功，但失败后怎么办？这他在制定“围剿”、“追剿”红军作战计划之前就想到了，而且还做到了防患于未然。举例说：红军刚刚突破第三道封锁线，他于部署潇水、湘江间第四道封锁线的同时，就想到了红军会突破湘江，并且还于十一月十七日——红军下达抢渡湘江命令一个星期之前，就下达了“关于湘水以西地区‘会剿’中央红军的计划大纲”，对其作战方针、战略纲领、指导要领以及对湘军、黔军、桂军等都提出了十分具体的要求。

与此同时，蒋介石还想到了红军在潇水、湘江受阻后的命运和去向：一是失败之后化整为零，在湘南一带打游击；再是受挫后突然折回江西，与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合兵一处。为此，他专门找来了陈诚，共商大计。

中央红军主力突围西去之后，陈诚一直负责“清剿”我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令他惊奇的是，他的部属依然遇到了红军强有力的抗击。在攻陷瑞金、会昌之后，所部三师竟然在会昌县的湾圹岗遭到红军的伏击，伤亡半旅之众。不久，他发现这是留守中央苏区的红军，为了策应主力红军突围西去，有意牵制国民党军队的举动。为此，他集中优势兵力，寻机与我留守的红军决战。恰好这时项英依然迷恋于所谓的正规战，并提出为了“兴奋中央革命根据地群众，提高他们的信心”，打几个漂亮战役的“左”的口号，结果为陈诚所利用，使留守的红军遭到很大的损失，并陷于更加被动的困难局面。

不久，项英等人接受陈毅同志的建议，把留守的红军分散隐蔽，进行游击战。就在这前后，主力红军正在演出血染湘江的悲剧。陈诚纵观所谓“追剿”红军的全局，遂向蒋介石建议：

“我认为突围西去的共匪主力，想折回赣南、闽西的可能性极小。因此，我认为未来在江西用兵的重点，是采用军事与政治的手段，在彻底铲除共匪的同时，要花大气力消灭共匪在闽、赣一带的影响。”

对此，蒋介石不仅是赞成的，而且他还认为上面这短短的几句话，是带有战略价值的。他微微地点了点头，又说道：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一定有了腹案，是吧？”

“不敢言腹案，只是有了一些想法。”

“那就把你的想法说出来吧！”

接着，陈诚道出了自己的想法，大意谓：留在赣南、闽西的红军已经失去了较大规模作战的能力，且已分散到大山之中。因此，应把过去大兵团“围剿”的战略方针改为小部队“清剿”。为了适应小部队“清剿”，把南昌行营改为绥靖公署，同时把赣省划为八个小的绥靖区，并配备装备优良、训练有素的部队。在统一“清剿”时，严令要求各绥靖区分工合作，务把散在大山中的红军彻底剪除。最后，他客气地说道：

“没有什么创建，只是尽量把委座的军事思想变成军事行动。由于我的水平原因，很可能曲解了委座的意思。”

蒋介石就像是古今中外所有的独裁者那样，希望把部属的头脑变成他的思想，把部属的建议转化成他的意旨。因此，他听了陈诚的最后这番话，心里有着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在这种特殊的心境中，蒋氏也会像所有的独裁者那样，把手中的一些权力恩赐给会讨好他的部属。因此，他有意问陈诚：

“怎么样？江西的事就交给你来办吧？”

“不，不！还是交由墨三老师吧。”

陈诚称之为墨三老师的即顾祝同。就严格意义上讲，顾祝同与陈诚并无师生之谊。顾因先于陈入保定军官学校两年，倒是名副其实的师兄。但是，顾是随蒋创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的元老，且一度出任军校管理部代主任之职，时陈诚仅为校长办公厅特别官佐，称顾为老师就像是称蒋为校长一样，仅仅是一种辈分上的尊重。另外，诚如前文所述，陈诚在蒋记军事集团中与何应钦派系势同水火，聪明的陈诚为对抗何应钦，利用借助顾祝同的手段拉顾抗何，这是时人皆知的秘密。另外，陈诚素知顾祝同志大才疏，唯忠于蒋介石是其长处，故时人与后人都称顾为“福将”。换言之，顾受任此职蒋氏会恩准的。这就是陈诚荐举顾祝同的目的。

然而，蒋介石却认为陈诚让贤是另有打算，那就是在一省任绥靖主任会影响陈在军中的发展。对此，蒋自然有其看法。当蒋再想到陈诚创办庐山军官训练团的长处，是善于为自己出谋划策时，便认同了陈诚的荐举。接着，他又问道：

“方才，你多是从军事方面谈的。下面，我很想听听你在政治方面的意见。”

陈诚听后摇了摇头，十分坦诚地说道：

“委座，您还是去问熊主席和杨秘书长吧，他们在这方面有更高明的建议。”

陈诚指的熊主席即熊式辉，杨秘书长即杨永泰。

蒋介石听后一怔，顿时对陈诚产生了刮目相看之感。在蒋氏看来，他想听取谁的治国之见，那是高看了谁，因而任何人都应当毫无保留地向他晋献全部的见解。同时，他借用这种办法笼络互有歧见的部属，使之对他表示忠诚。而今陈诚却反其常规行事，大有胸中自有蒋氏心中的全局之气概，使蒋不得不产生后生可畏的念头。他沉吟片时，说道：

“好！就按你说的办。”

熊式辉是谙熟官场的老政客。他懂得在蒋介石这样的独裁者下边如何为臣，又知道在中国老百姓面前如何为官。早在蒋介石策定围追堵截红军大计的时候，他就想到了自己的任务是：在江西不仅要为蒋介石善其后，而且还要在善后中再为蒋介石的脸上添彩。换言之，昔日的江西是朱毛红军的发祥地，而今要变成用蒋氏思想、作风改造过的模范区。为此，熊式辉向蒋介石晋献善后的管、教、养、卫四大目标之后，又重点讲了在江西全省推行所谓的“三保”纲领。

第一是“保甲制度”。将全省国民纳入保甲组织，规定置保长、甲长，设“保办公处”与“甲办事处”。保甲的主要任务是编组壮丁、代办军运、地方自卫等。同时，要坚决贯彻“连坐法”，一人通“共”，全家同罪；一家为“共”，全甲同罪；一甲为“共”，全保同罪。

第二是“保卫团制度”。这是熊式辉设计的以县为主体的民众武装组织，不列入正规编制，各县自供自筹，其任务是协助正规军对付分散在大山丛林中的红军。

第三是“堡垒政策”。这是他在昔日对付中央红军行之有效的办法。那就是通令全省，凡属靠近中央苏区的边沿各县，在各交通路口及山隘边界建造碉堡，配有兵力，实行对苏区的封锁。而今他把中央苏区改为红军游击区，缩小包围圈，进而把分散在大山中的红军分而治之。

蒋介石听了熊式辉的晋献之策后，一边微微地点头，一边暗自说：“祖宗传下来的老古董，又被熊式辉用活了！”

与此同时，熊和杨永泰联名向蒋介石提出，增设“行政督察专员”制度。大意谓：把江西省现有的八十三县划为九个行政区，分设行政督察专员兼区保安司令，以加强对全省的政治控制。而两年后蒋经国在赣南推行的所谓模范区那一套，就是在这一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此乃后话。

为了突出以政治治省的色彩，熊式辉有意对蒋介石建议：过去靠“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办法，把中央红军“围剿”出了赣南和闽西。而今，我们依然要根据委座提出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办法，不仅把红军留下的“散兵游勇”一网打尽，更重要的是要用委座所倡导的主义建设一个新的江西。为此，必须以委座提倡的“新生活运动”为标准，培训一批德才兼备的县级干部，方能实现委座对江西的未来构想。

蒋介石的确是被熊式辉说动了心，因为在他的心目中未来江西工作的成败，完全系于有没有一批忠诚于他的县级干部。所以他郑重地问道：

“对训练一批德才兼备的县级干部有没有具体想法啊？”

“有，”熊式辉成竹在胸地说，“我计划开设‘县政人员训练班’，不仅我要登台宣讲委座的思想，而且还准备请在赣的中央大员中的秀才上课。”

“好，好！”蒋介石大加赞赏地说道，“你可以请布雷、永泰他们嘛，就说是我的意思。”

熊式辉此刻有着说不出的兴奋，遂又说道：

“我还要在筹办县政人员训练班的基础上选贤任能，把那些不称职的所谓父母官打发回家。”

对此，蒋介石没有表态，反而做出了沉思的表情。

熊式辉从蒋介石的表情中感到自己言多有失了！他深切地知道蒋介石最怕属下搞独立王国，而自己不仅是江西人，而且还任江西省主席，如果再由自己出面选任县长，未来的江西就姓熊不姓蒋了！换言之，他在蒋介石的面前犯了大忌。怎么办？他灵机一动，又急忙补充道：

“我设想中的选贤任能，一是制定出为委座所钦准的政治标准，再是由委座核定的选贤班子。一句话：要杜绝任人唯亲，坚决倡导委座谆谆教诲的任人唯贤的政策。”

蒋介石听后的感觉发生了改变，当即微微地点了点头，似乎是在说：“这就对了嘛！”就这样，蒋介石全部核准了熊式辉的计划。

但是，熊式辉说归说，办归办，他打着蒋介石的旗号，贩卖的却是他熊式辉的思想，选的县级干部也是地道的熊记的嫡系，为他治赣十年不仅打下了理论基础，而且也选配好了一整套的班子。

熊式辉的确是一位很会为官的老政客，他为了迎合蒋介石的独裁心理，集古今中夕随神运动之大成，把江西省值得炫耀的事情都和蒋介石联系起来，把一些官场、政坛司空见惯的腐败现象，都说成是与蒋介石的思想相悖逆。他为了博得蒋介石的宠信，还将南昌的得胜路加以扩充、修整，改名为“中正路”；为捞取民意资本，拨款建赣江大桥，并提前命名为“中正桥”；创办一所大学，登报命名为“中正大学”……甚至建造一座礼堂也起名叫“中正堂”！与此同时，他还在南昌、庐山为蒋介石大兴土木，建造了官邸和别墅。可笑的是，为了所谓保证质量，他亲自充任这些重点工程的总管，任命警察局长为总监工。熊如此而为的目的达到了，但也被官场同仁讥为“最会抬轿子的人”！自然，他就像古今中外“抬轿子的人”那样，是为了自己“坐轿子”！

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熊式辉这样做的结果，的确给留在江西的红军带来极大的困难。同时，一大批中共优秀干部如瞿秋白、何叔衡、毛泽覃……相继惨死在他们的屠刀下。

蒋介石在感到江西已无后顾之忧后，又在关注湘江大战的同时，把目光投向了四川。诚如前文所述，这时红四方面军在打败川军刘湘所部之后，在川北、川西北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一旦中央红军渡湘江西去之后，一是与湘西的红六军团、红三军会师，创建湘黔川根据地；再是经贵州、云南去四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在中央军控制不到的四川得以发展。蒋氏每每想到第二种结果，他就条件反射似的想到两句古话：“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平蜀难平。”到那时，中央不仅难以驾驭川局，再派重兵“剿共”就更难于上青天了！怎么办？他唯有采取“以夷制夷”的治国之策，调四川王刘湘出川，借商谈“剿共”之事，可否收“图川”之利？

刘湘，字甫澄，于一八九○年生于四川大邑县安仁镇。早年在家就读，后投笔从戎，于一九○八年考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毕业后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后在四川军阀混战中不断上升，由旅长、师长而军长，待到一九二一年七月被推为川军总司令兼四川省省长。尔后，又和西南地方实力派熊克武等人角逐四川的地盘；接着又与川中的地头蛇杨森、刘文辉等人大战不休；最后，他在平定蜀境中的各路诸侯之后，又于一九三四年把握有重兵的叔父刘文辉逐出四川，遂自任四川省主席。

与此同时，刘湘于一九三三年十月出任“四川剿匪总司令”职，向川陕革命根据地发动六路围攻，声言“三个月内全部肃清”川北红军。结果，一败再败，待到中央红军突围的前夕——九月，红四方面军大败刘湘于川北，使刘损兵折将六万余人，遂以“川中‘剿匪’军事困难”为由通电辞职。

刘湘一生从未出川，自然也未和蒋介石谋面。但是，他在十多年的新旧军阀混战中却与蒋氏“神交”已久了。无论是争当孙中山先生嫡传弟子的汪精卫、胡汉民，还是老把兄冯玉祥与老把弟张学良，都相继由亲而疏，最后败在他蒋氏的门下。至于粤系陈济棠，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三晋太上皇阎锡山等等，吃蒋氏的苦头则更是一言难尽了！幸喜的是由于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再加之他刘湘巧妙应对，使得蒋氏的图川计划屡屡受挫。而今，正当他刘湘新败于红四方面军之际，蒋某人突然发电相邀，请他刘湘“到南京面商一切”，其真实目的是什么呢？为此，刘湘在住宅召集高级幕僚开会，密议对策。

一部分幕僚认为：蒋介石看准了蜀地的难处，他借口帮着刘湘“剿共”，把中央军派进四川，进而达到图川的目的。结论：蒋介石电邀之举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一部分幕僚认为：由于红军在蜀地迅猛发展，刘湘的日子不好过是实，可是和蒋介石那难过的日子相比，则是小巫见大巫。时下，在江西的中央红军猝然突围，使得他费时一年的第五次“围剿”功败垂成。如与萧克、贺龙所部或徐向前所部会师，他若想进军西南各省“剿共”就难上加难。结论：蒋介石电邀刘湘东下南京，是为了协调中央与四川的关系，携手“剿共”。

大多数幕僚认为：上述两种意见兼而有之。

最后，刘湘综合高级幕僚的意见，认为出川可进一步探清蒋介石的虚实，为走好下一步棋打下坚固的基础。为此，决定复职的同时电告蒋介石：近期出川，东下南京，晋见蒋委员长。

刘湘一生的所谓信仰，都是确保他当蜀地之王的手段。但唯有迷信狐仙与鬼神那才是真的。时人都知道，他的军师是刘半仙，出征打仗之前，都要请刘半仙占卜问天。如今，他决定去南京面见一代枭雄蒋介石了，是吉还是凶，心里没有底，遂于万籁俱寂的子夜时刻，点上一炷高香，由军师刘半仙问天一决行止。结果，刘半仙装疯卖傻地说了八个字：

“吉在祸中，见吉行事。”

刘半仙由仙“还原”成俗人之后，复又对这八个字进行了诠译，大意谓：今去南京是吉，但藏于祸中；为了避祸择吉，一定要看见吉的征兆再行事。另外，吉与机是谐音，因此，见吉行事也还有见机行事之意尔！

接着，刘湘由重庆返回成都，召开“成都剿匪会议”，说明辞职经过，并宣布近期将“东下谒蒋委员长”。自然，为提高自己的身价，还通电全国，应蒋委员长之请，即刻复职。

刘湘为什么不立即“东下谒蒋委员长”呢？他的军师刘半仙指点说：

“甫公，立即东下谒蒋委员长的时机尚不成熟，还要等到大吉大利的机会到了再动身。”

“也就是说，此时动身，不合见吉行事的天意，对吧？”

“对，对！”刘半仙从旁指点迷津，“等蒋某人到了再请甫公东下的时候方可动身。”

也就是到了中央红军突破第三道封锁线前后，刘半仙认为蒋介石的封锁计划一定失败，遂选了一个黄道吉日十一月十三日请刘湘东下南京。行前又大包大揽地说：

“甫公出行占天时，大吉大利！”

但是，这是刘湘生平第一次离开自己四川的一亩三分地，心中不免有些忐忑不安；另外，他面见的对手不是年轻气盛的周郎，而是谋略在胸的曹阿瞒式的权术家蒋介石，因此他暗暗告诫自己：“要比当年诸葛下东吴时还要谨慎百倍才是！”为此，他特电驻南京的使臣邓汉祥来武汉面商对策。但是，出他所料的是，蒋氏为了表示礼贤下士，或曰对刘湘借重之意，蒋氏的谋臣、策士张群也同时赶到武汉机场迎接。

张群，字岳军，于一八八八年生于四川华阳。早年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并于一九○八年保送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军。在这期间与蒋介石相识，为今后成为蒋家王朝的重臣打下了基础。之后，他随着蒋介石的升迁而升迁，待到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围剿”的时候，他已就任湖北省主席；待到刘湘出川的前夕，他又改任湖北省保安司令。在蒋介石的这盘棋上，张群是他早已安好的图川棋子。为此，川人，尤其是刘湘对这位川籍的新政学系的资深政客是防一手的。这对张群而言也不是什么秘密，双方都心照不宣罢了！所以，无论张群做出何等姿态，刘湘都不会当真，仅仅是虚与委蛇而已。令刘湘惊诧不已的是，张群奉蒋介石之命早已备好了东下南京的轮船，从机场用专车又把刘湘送上轮船，由张亲自陪同刘湘去南京。沿途张又以百倍的热情陪伴其侧，与刘湘大谈其乡情和乡谊，搞得刘湘冷也不是，热也不是，只能陪着打哈哈——还要于打哈哈中分外留心，谨防被张群把自己的底牌偷去。因此，刘湘一路上很是不开心，想单独与属下邓汉祥面商对策也就不那么方便了。

是日深夜，张群终于回到自己的舱位入睡了，邓汉祥悄然地来到刘湘的下榻处。刘湘迫不及待地问道：

“你看这次委员长约我来南京，究竟要谈些啥子问题？”

邓汉祥是刘湘派到蒋介石身边的耳目，自然清楚南京的情况。他先谈了中央红军业已突破第三道封锁线，蒋介石正在部署第四道封锁线的内情之后，方才言归正传：

“基于这样的形势，据我估计，委员长见了你必然大讲中央要借重你，甚至许以加强你的权力，提高你的地位。但目的是要你剿灭四川共匪的同时，还要协助中央阻止江西红军入川。等你和共军打得两败俱伤之际，他再借口派兵入川，以期达到不战而图川的目的。”

“这么说来，我的麻烦就大了！”

接着，刘湘与邓汉祥认真地分析了蒋氏的用心之后，遂确定了阻客、拒蒋的方针。换言之，红军在入川之前和滇、黔部队一样是客军，绝不能让他们入川，这就是阻客的真实含义；蒋介石早就想找借口控制川局，只是没有派兵入川的机会，而今他想借“剿共”入川，要以种种理由加以反对，这就是拒蒋的策略。最后，刘湘对邓汉祥说道：

“我想南京也不是铁板一块，你要利用好方方面面的关系，把我在南京的这台戏唱好。”

蒋介石为欢迎刘湘出川，东下南京面商“剿共”大计，提前由南昌返回首都。但是，他的心仍然系在如何在潇水、湘江间消灭中央红军这件大事上。为了做样子，他于十一月二十日命令他属下的党政军全体官员，赶往码头迎接当今的四川土皇帝刘湘。实事求是地说，规格是相当的高了，场面也是相当的大了。做这种表面文章，蒋介石堪称是行家里手！但是，从未享受过这种高规格待遇的刘湘，一见这样众多的文武官员列队码头躬逢相迎，他那多疑的心里就不停地打起鼓来：

“气派，够气派！中央和地方就是不一样嘛！可蒋某人这样抬举我，他将会向我要多少出场费呢？……”

按照刘湘的想法，折腾够了，他应该去下榻处休息了。可这时杨永泰却一本正经地说：

“甫公，委座在下榻处接见你。”

无奈，刘湘随着杨永泰又从码头赶往蒋介石的官邸。一路上他就在想一件事情：应该给蒋留下一个什么样的第一印象？这是因为他是军人，中外兵法都重视所谓初战和全局的关系，而他与蒋的第一次相见，就是一次有准备的初战。所以他为此苦思冥想。最后，他想起了当年刘备见曹阿瞒的传说，遂暗自说：“好！我虽然演不好青梅煮酒论英雄的好戏，可我刘湘却有拿手的本事：装傻充愣。”

今天的蒋介石身着中山装，意在对刘湘说：我是中山先生的当然接班人！他提前站在官邸的门楣处，是向刘湘示意：我是很看得起你的！刘湘一下轿车，蒋介石笑盈盈地迎过去，按照祖宗留下来的传统拱抱双手，擎举在额前，热情地说道：

“欢迎甫澄兄的到来！”

这实在太出乎刘湘的意料之外了！他怎么也没想到蒋介石会如此地欢迎他，因此，搞得他一时无所措手足。他原本想演出的“装傻充愣”的好戏，不仅忘了预先准备好的“台词”，就连早已想好的动作也忘了该怎么做。他结结巴巴地说：

“委……员长，用不着这、这样客气嘛！”

蒋介石把刘湘请进客厅，闲聊了几句，就以外交辞令宣告这次接见的结束：

“甫澄兄，一路上鞍马劳顿，回到下榻处先休息一下，然后再安排交谈的时间。”

刘湘回到下榻处之后，感到是那样的可笑，若是在四川他那一亩三分地上，他一定会说：“这种元首召见，真是脱了裤子放屁——多费那一道手续！”当他再一想自己当时那种尴尬表现，又似乎是歪打正着，因而他又忍俊不禁地笑了。

翌日，刘湘拜谒中山陵之后，又应蒋邀请汇报川中的政情与军情。他故作不会说话的样子讲完，又客气地说：

“请委座示谕！”

“你讲得很好，”蒋介石把话音一转，“我看具体的问题嘛，就交由你的同乡岳军兄他们和你谈吧！”

刘湘认为蒋的做法是摆官架子，他回到下榻处就对邓汉祥说：

“我看具体的问题嘛，就交由你和他们谈吧！”

刘湘所为恰好正中参加会谈的张群、杨永泰、吴鼎昌三人的下怀。因为他们三人共同的担心是：怕和刘湘一触及实质问题就谈崩了，无法向蒋介石交账。如果先和邓汉祥谈，不仅可以讨价还价，而且还有折中的余地。谈判开始之后，杨永泰就和盘讲出了蒋介石的三条件：

一、改组四川省政府，正式由中央任命刘湘为省主席；

二、四川善后督办公署改为川（四川）康（西康）绥靖主任公署，由刘湘兼主任；

三、刘湘继续兼任“四川剿匪总司令”之职，为加强“剿匪”军事实力，中央拟派十个师入川，协助川军作战，归刘湘全权调遣。所需军费械弹，概由中央负责。

对于杨永泰提出的上述三条件，邓汉祥是早有精神准备的。因此，他不假思索就笑着说道：

“中央和委座计划周全，我无异议，我想刘总司令也会赞成的。不过，我作为一位贵州人，对川中民情有些了解，不知当说不当说？”

对此，杨永泰、张群、吴鼎昌明知是婉拒的借口，可也不好说个“不”字，作为政治家，也只能笑而答说“可以！”

接着，邓汉祥指出：自辛亥革命以来，北洋军阀和滇、黔军等数度侵入四川，烧杀抢掠，无所不为，给四川老百姓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另外，川中有雄兵五十余万，所缺的是军饷和械弹，加之川军历来反对各种客军，所以，中央军入川之后不仅于“剿匪”无补，而且有可能引起不必要的麻烦。结论是清楚的：中央给钱、给粮、给械弹，就是不能派军队入川。

会谈的双方各说各的道理，最终谁也没有说服谁。散会时，都同意请示各自的主子以后再谈。

刘湘听了邓汉祥的汇报非常满意。为了迫使蒋介石收回既定的入川方针，他又想了一着以退为进的棋。

“再谈的时候，你就告诉他们：剿匪一事责任重大，我刘湘难负其责。请委员长选贤任能，再和我的接任者详议此事吧！”

蒋介石听后十分恼火，正当他大骂“娘希屁”的时候，南昌行营发来了急电：中央红军先头部队从界首等渡口抢渡湘江成功。蒋介石惊得怔了好一阵子才又平静下来，遂下命令：

“暂停和刘湘的谈判，立即赶往南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