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九日的夜是那样的黑，就像是不透一丝光亮的铁幕死死地罩住了红都瑞金。黑洞洞的大街上，再也见不到往日的灯火，繁华的市面，似乎那亲切的欢声笑语也猝然消失了。听，远方隐隐传来的是什么声音？是暴雨到来前的沉雷吗？不！这是国民党进攻中央苏区的枪炮声……
夜，已经很深了，就是远方隐隐传来的枪炮声也渐渐地消失了，这苍茫大地已经沉沉入睡了，但是，红都瑞金的一家窗纸上还亮着淡黄的灯光。这是吴黎平的家，他正为瞿秋白举行家宴。
吴黎平同志是一位学者型的革命家，与瞿秋白过从甚密，并十分尊重瞿秋白的道德与文章。他听说红军转移不带秋白同志之后，立即想到秋白同志身体不好，且夫人杨之华同志又不在身边，这样的决定是不公允的，故亲自找到毛泽东同志抱不平，说了这句史有所记的话：
“秋白同志这样好的同志怎么可以不带走，让他听候命运的摆布？”
诚如前文所述，对此决定，毛泽东也是反对的。他颇有情绪地说：“我提过了，但我说的话不顶事！”接着，吴黎平又找了张闻天，结果依然如上文所述：不能改变。对此，吴黎平只有把满腹的话儿置于心底。他思来想去，决定在今天晚上请瞿秋白同志吃饭、叙别。
瞿秋白是何等地想随红军主力突围转移啊！当他这正当的请求遭到博古等人的拒绝以后，遂以党性原则要求自己，服从组织决定，与留下的同志们同舟共济，与革命大业共存亡！然而，他毕竟是一位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革命家，当他见到吴黎平，想到明天——十月十日就要和战友们壮别的时候，此时此刻的心情只能借用“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来形容。
瞿秋白是我党数得上的大知识分子，自然清楚祖宗留下来的传统：自应由他做东为吴黎平饯行。但是，在我党的历史上却开创了这样的先例：走者为主，留者是客。如果再算上留者带有遭打击、迫害的成分，这走者为留者餐叙、话别也就合乎情理了！开饭之后，瞿秋白端起面前的酒杯，无限感慨地说道：
“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有故人！”
吴黎平自然清楚瞿秋白改无为有的真实用心：红军突围西行是有故人的。而他留在这就要不复存在的中央苏区，且又带着成千上万的伤病员，将如何面对国民党数十万“进剿”的大军呢！因而，他必然会产生“留在苏区无故人”的喟叹。如果我们再借用李后主的词来形容，那一定会脱口吟出：“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吴黎平此刻或许太了解瞿秋白在想些什么了，他真想举杯高吟“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然而他引发瞿秋白那多愁善感的情愫，又理智地控制住了自己的感情，只是下意识地说着这样的大白话：
“吃菜，喝酒；多吃菜，多喝酒……”
面对这样的叙别，瞿秋白真是感慨良多啊！尤其当他几杯热酒落肚之后，用吴黎平的话说：“他当时心中甚为不安，情绪特别激动，喝酒特别多。”最后，他又说了如下这段话：
“你们走了，我只能听候命运摆布了，不知以后怎样，我们还能相见吗？如果不能相见，那就永别了。我一生虽然犯过错误，但对党、对革命忠心耿耿，全党同志有目共见。祝你们前途顺利，祝革命胜利成功，我无论怎样遭遇，无论碰到怎样逆境，此心可表天日。”
说句迷信话：这时的瞿秋白似乎预料到了他的未来，如果再把他在八个多月之后——翌年六月十八日壮烈遇难时的表现相映照，他说的上述这番话即是一个革命者的遗嘱。
瞿秋白回到自己的住处之后，他的心依然在怦然跳动。虽然从理念上说，他的留下并不是被弃之革命队伍之外——甚至还可冠以重担在肩的美名，但在他心中的感觉却是另外一个样子：再次被王明、博古等人排挤出革命队伍中了！或许是出于条件反射的原因吧，他不能不想起六届四中全会之后，王明、博古等人在米夫的支持下把他赶出中央领导核心，遭受一次又一次精神摧残的往事……在漫长的近四年的自我反省中，他对自己有了较为正确的认识：“一个平凡甚至无聊的‘文人’，却要他担负几年的‘政治领袖’的职务，这虽然可笑，却是事实。”换句话说：我瞿秋白是个文人，不是搞政治的材料。而瞿秋白的历史也恰好说明了他的反省是正确的。早年当新闻记者，为中国近代新闻界开一代先河；六届四中全会之后，他又与鲁迅、茅盾等文学大家共谱了中国近代文学史上最为光辉的篇章。但是，他在政治舞台上的表演，虽说也不乏精彩之笔，但他视自己的政治历史为一出滑稽剧，且演得十分疲乏——“简直厉害到无可形容，无可忍受的地步”。虽然他当时感觉：“不管全宇宙的毁灭不毁灭，不管革命还是反革命等等，我只要休息，休息，休息！”他认为“始终不能克服自己的绅士意识，我终究不能成为无产阶级战士”。但是，当他在这静静的夜里回首往事，或憧憬未来，他又以诗人的视角得出这样的结论：
“这世界对于我仍然是非常美丽。一切新的，斗争的，勇敢的都在前进。那么好的花朵，果子，那么清秀的山和水，那么雄伟的工厂的烟囱，月亮的光似乎也比以前更光明了！”
这就是瞿秋白经过解剖后的自我。这也是瞿秋白在这个难忘的夜晚所思考的结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代表了一代人的追求。既是喜剧，又是悲剧！
十月十日，被称之为“难忘的一天”终于来到了！一夜未眠的瞿秋白很早就从自己的住处走出，抬头一看湛蓝的长空，天高气爽，他禁不住地暗自说：“啊！天佑红军……”接着，他又忙着为就要踏上征程的战友送行，他握了一双又一双不愿松开的手，看了一双又一双热泪盈眶的眼睛……他真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最后，不愿松开的双手终于分开了，热泪盈眶的眼睛模糊了，那一个个熟悉的身影渐渐地远去了！
太阳已经转到偏西的方向了，瞿秋白又空着肚子骑马赶往中央机关附近的一个村头，为长征中的一个特殊连队——干部休养连的同志们送别。
这个连队的成员，不是年老体弱的高级干部，就是刚刚从医院中出来参加转移的同志。年纪最大的是徐特立同志，其次是谢觉哉同志，时任中央政府的秘书长，和谢老年龄相仿的还有董必武、林伯渠二老；女同志年长的是蔡畅同志，身怀有孕的贺子珍、坐着担架的邓颖超等女同志也分在这个连队；另外，大文学家成仿吾、冯雪峰等人也编在这个连队。难怪邓发同志做动员报告的时候，他把大家看了一眼，才露出笑容来，操着带广东口音的普通话讲了如下这段史有所记的话：
“我们这个连很好，各方面的干部全都有，男的、女的，有音乐家，有搞戏剧的，还有文学家，如果演个节目，不用到别的单位去借用。还有很多做群众工作的同志，各行各业都不愁没人做群众工作，真是应有尽有。哈哈哈哈……”
瞿秋白赶到之后，这个连队已经按照名册编成班、排，且各就各位。他再仔细一看，每人带着一床毯子，一袋干粮，一个挂包，里边装着几件衣服和简单的日用品。另外，每人在腰带上挂一个茶缸子或饭碗。但是，当他的视线和这些老战友的目光相遇的一刹那，他完全感到了他们想说而又无法出口的话……
“老林！老林……”
突然，在通往村里的大道上传来喊声。瞿秋白与这特殊连队的所有成员不约而同地循声望去，只见一位年近花甲、留着大胡子、手中抱着一件毛衣的长者跑来。大家禁不住地小声说道：
“何老赶来送行了！”
何老即何叔衡同志。他生于一八七五年，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大革命失败之后，赴苏联学习，后于一九三○年七月回国，在上海负责全国互济会工作。顾顺章叛变之后，他奉命撤往中央苏区，先后出任中央政府工农检查部部长、内务部代理部长、中央政府临时法庭主席等职。由于他和毛泽东源远流长的关系，虽做好了随红军主力转移的准备，仍然被博古等人留了下来。这时，他已经五十九岁了，继续留在赣南山中打游击是不合适的。可他什么话都没说，倾囊所有，买了些花生米和清酒，于九日夜约老战友林伯渠做竟夕谈。今天，当他想到老战友林伯渠就要突围远征了，遂又拿出自己仅有的一件毛衣赶来送给林伯渠。
林伯渠是我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早年留学日本，参加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后在日本与李大钊相识，并结为异姓兄弟。另外，他与何叔衡同为湘人，一种无形的乡情把这两位老战友拴得更紧密了！今天，他双手接过何老的毛衣，一种难以诉说的情潮打心底涌起，瞬间又化成一首《七律.别梅坑》，当众含泪低吟：
共同事业尚艰辛，
清酒盈樽喜对倾。
敢为叶坪养政法，
欣然沙坝搞财经。
去留心绪都嫌重，
风雨荒鸡盼早鸣。
赠我绨袍无限意，
殷勤握手别梅坑。
就要踏上征程的老战友们见此情景无不为之动容！
瞿秋白不忍再看这两位长者的壮别，更不愿意回味林老即兴吟咏的这首七律，他为了掩饰自己那复杂的情感，匆忙转过头去，取出手绢轻轻擦了擦有些湿润的眼睛，也就是在这刹那间，他看见一位年近花甲的长者依傍着一匹很瘦的老马，十分动情地冲着他点了点头，他三步并作两步地赶到这位长者的面前，说道：
“徐老，你这匹马太老了，留给我吧！你骑我那匹马上路。”
这位徐老就是毛泽东同志的老师徐特立。徐老早年从教，后以不惑之年赴法勤工俭学；大革命失败之后，他又以半百高龄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赴苏联学习；回国后进入中央苏区，出任教育部副部长，与部长瞿秋白不仅工作上合作默契，而且还结成了相谈不厌的忘年交。就在瞿秋白请求随军长征遭到拒绝之后，他第一个话别者就是徐老。
徐老是知道瞿秋白的性格的，他什么也没说，只是紧紧地握住瞿秋白的双手点了点头。
“徐老，多多保重！”
“秋白呀，你也是啊！”
瞿秋白感到就要沸腾的心潮猝然上涌，他望着徐老那饱经沧桑的目光，泪水几乎冲开情感的闸门！似乎只有“都在不言中”这五个字，才能道出此刻他们想说又不能说的真实感情！
瞿秋白把自己的战马和马夫交给徐老之后；又看见已有身孕的贺子珍，也就是在这瞬间，他想到了自己远在上海的妻子杨之华，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又扑入心头。他急忙上前握住贺子珍的手，动感情地说道：
“保重，代我向老毛祝福！”
贺子珍虽然和瞿秋白没有过多的交往，但是他受王明、博古等人迫害的事她还是知道的。加之瞿秋白和毛泽东经常在一起谈古论今，也清楚这两位同命相怜的受害者的心是相通的。她用力地握着瞿秋白的手说道：
“你也要多多保重！请接受我和老毛的祝福。”
瞿秋白深情地点了点头，转身走到一副担架前，只见躺在担架上的邓颖超赶忙坐了起来，伸出双手主动地握住瞿秋白的手，十分克制地说道：
“我们不知有过多少次分分合合了，这次分别还是再说这句老话吧：我们会很快相见的！”
瞿秋白和周恩来相识有近十年的历史了。毫不夸张地说，他们两人的分合史，就是中国共产党这十年历史变迁的写照。也就是在这种非同常人的分别与相逢之中，使得他们两人由相识到相知。邓颖超与杨之华同属建党初期的妇女领袖人物，她们两人曾为中国妇女的解放而奋斗不息，并结下了很深的战斗情谊！今将离别，他们的共同心愿自然是“我们会很快相见的！”但是，瞿秋白是个唯物主义者，他看着躺在担架上的邓颖超，且还继续吐着血丝，如何完成这次战略转移？他的心中也画了一个不小的问号。当他再想到周恩来的处境之后，他强作笑颜，用近似调侃的语气说道：
“谁叫我们是共产党人呢？那就让马克思保佑我们吧！”
最后，瞿秋白与成仿吾、冯雪峰这两个大文学家话别。其中，冯雪峰与瞿秋白在上海期间时相过从，并由冯介绍，瞿与鲁迅成为战友，并共同领导了文化战线上反“围剿”的斗争。后来，他们相继来到了中央苏区，因爱好相同，气味又相投，经常在一起谈文说艺。而今他们将随主力红军转移他处了，留在中央苏区的他又多了一份孤寂！或许是文人过分重视生离死别这类事情，因此他们相对却无有一言了！
自然，前来送别的人是很多的。但是，他们都和瞿秋白同志一样，谁也没有说太多的话。放眼看去，不是紧紧握手道别的，就是频频点头致意的。简言之，送与行双方的气氛，就像是下不了雨的天气，憋得人们实在是受不了！
转眼太阳西下了，就在大约午后五时下达了开拔的命令，休养连终于告别了红都瑞金前进了。他们排成一路纵队，一个紧接着一个。大多数同志是五步一回头，十步一摆手，那前进的步伐走得是那样的艰难、那样的缓慢……
瞿秋白木然地站在原地，望着远去的战友，他突然想到了一句古诗：“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不知何故，远去的战友已完全消失在披着暮霭的田野中，他依然还是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向着远方望着、望着……
“秋白同志，你怎么还没走啊？”
瞿秋白闻声回身一看：刚刚做完手术的陈毅拄着双拐，在警卫人员的搀扶下站在他的面前。他有些愕然地问道：
“你怎么来了？”
“我是赶来送行的，都走了，就剩下你一个人了。”
“我……”
“你应当走，骑上我的马，追他们去！”
“组织上没决定，我不能擅自前去，要服从组织决定。”
陈毅听后还能说些什么呢？他只是很有情绪地叹了口气。
“我扶你回医院去吧？”
“那你……”
“还怕没事做吗？”
陈毅有些惨然地笑了。但是，他的目光还是望着同志们走去的方向，似乎是在暗暗祝福战友们转移成功，遇难呈祥。他突然想起什么，转过身来问道：
“老毛离开瑞金了吗？”
“他几天前就赶到于都去了。”
“他为什么去于都？”
瞿秋白微微地摇了摇头。
毛泽东赶到于都去的主要任务是在于都河上架桥，让突围转移的大队红军快些渡过于都河，乘敌不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破敌人早就布好的封锁线。与此同时，他很为红军转移后的中央苏区人民担心，觉得应该向这些养育了红军的亲人有个交代。为此，他利用一切机会，代替博古这些逃跑主义者做好转移前的工作。随着红军向于都集中，当地的人民也风传着各种消息。就在于都河面上的浮桥架好以后，他于十月十五日在于都县城谢家祠，参加中共赣南省委召集的省、县、区三级主要干部会议。他在会上发表长篇讲演，严肃地指出：“敌人这次进攻中央苏区，采用的是堡垒政策，一直打到我们中央苏区门口，企图断水捉鱼，全部地消灭红军。我们红军主力部队要冲破敌人的封锁线，到敌人后方去，打击敌人，消灭敌人。”最后，他又对留在中央苏区的干部说了如下这番话：
“你们这些在地方工作的干部，仍然留在苏区，团结人民，开展游击战争。你们不要怕，不要认为红军主力部队走了，革命就失败了。不能只看到暂时的困难，要看到革命是有希望的，红军一定会回来的！”
毛泽东讲完话后，又与赣南省委各级同志做了十分具体的研究和部署，坚定了留下来的同志继续革命的信心。
是日——也就是十月十五日晚，毛泽东接到了命令：十六日下午大队红军由于都出发，踏着他亲自指挥架起的浮桥渡过于都河，向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前进。为此，他要求部属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但是，当他看到战士们把驻地院门和庭院打扫得干干净净，把水缸也挑满了水后，他的内心又泛起了一阵阵酸楚的味道……
为了避免敌机的侦察与轰炸，红军出发定在十六日下午五时。为此，毛泽东赶到了新架好的于都河浮桥的桥头，观看红军战士雄赳赳、气昂昂地通过浮桥。天渐渐地黑了下来，他看到“浮桥两边红军人山人海，无数的火把宛如千万条火龙在蜿蜒行进。而成千上万的苏区男女老表，则从四面八方拥到渡口来欢送红军出发，有的送茶水，有的送草鞋、布鞋、斗笠、雨伞，有的帮助挑担子，有的往战士怀里塞吃的东西，有的则高唱欢送红军出征的歌曲……”但是，当他看到男女老表紧紧握住红军指战员的手，反复地说着“红军呀，你们千万要回来啊”！而我们的指战员又以坚定地口气答说：“乡亲们，我们一定会回来”的时候，他的心的确是颤抖了……
毛泽东于十月十八日傍晚，带着警卫员告别了于都，大步走过浮桥，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踏上了征程。
“主席！主席……”
毛泽东一听这熟悉的叫声，急忙转过身来，只见一位十分干练、个头不高的女红军干部出现在他的面前。他笑着说：
“刘英啊，你也到了？”
刘英，是经过大革命风雨洗礼的湖南“妹子”。她于一九二五年入党，一年后就从普通的党员被推上湖南省委候补委员兼省委妇女部长的位置。也就是在这期间，她与林蔚相爱了，并结为伉俪。但是，他们仅仅在一起生活了一个星期，却因大革命的失败而永诀，并在刘英的心中刻下了永远磨不去的爱的记忆。不久，她奉命去苏联，入莫斯科中国劳动大学读书，在此期间结识恩师张闻天等人。后在劳动大学毕业，于一九三二年回国，在上海稍做停留，即转赴中央苏区做团的工作。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之后，她转任赣南于都扩红突击队队长。第一次扩红，受到嘉奖；第二次扩红，因战场失利而遇到困难。恰在那时，她听说毛泽东主席正好在于都考察工作，遂决定找老上级毛泽东帮忙。
刘英在建党初期就听说过毛泽东的名字。但是，她得以相识还是在一九三三年夏天。那时，她到瑞金后没有几天，去中央局那座小楼上看望她的恩师洛甫（张闻天），并由洛甫介绍才认识毛泽东的。由于毛泽东很重乡情，遂和这位湖南小老乡刘英相过从，并在工作中也给以帮助。当时，毛泽东听了她在扩红中遇到的困难以后，告诉她说：
“一定要开会，思想不打通，不下决心，再有时间也完不成任务！”
“可是扩红突击队的队员都分散到各区去了，通知也来不及了啊！”
“这好办，我有四个警卫员，叫他们跑马到各区去，口头通知，不就解决了吗？”
这一招果然很灵，全县活动分子紧急会议如期召开，毛泽东又拖着虚弱的身体赶来参加会议，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结果，刘英又动员了一千多名青年参加红军。
不久，毛泽东在于都接到秘密通知，他赶到刘英的住处说：
“小老乡，你赶快回瑞金去！”
“为什么？”刘英不知其故，固执地说，“再说，我还没接到组织部的通知呢！”
“你一定要回去，有特殊任务！”
刘英回到瑞金不久，就受命担任二纵队巡视员参加长征了。今天当她走过于都河上的浮桥，一眼就看到了毛泽东那高大的身影。也就是在这一刹那间，她又想起了发生在九月份的事情，她很认真地问道：
“你九月份到于都是有‘特殊任务’的吧？”
毛泽东听后笑了，他告诉刘英：那时他来于都主要的任务是察看地形，选择突围的路线。也就是在这时候，刘英才明白：“现在我们利用枯水期，在选定的地点架了五座浮桥，安然地过了于都河，走的就是毛主席选定的路线。”
虽说毛泽东选定的突破口确保了红军神不知鬼不觉地向着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走去，但他依然担心和南线陈济棠的谈判是否成功。当他听说何长工奉命赶到了于都，并向周恩来作了汇报以后，他才如释重负地点了点头。
毛泽东的判断是正确的，何长工、潘汉年与陈济棠的代表谈判取得了完全的成功。
何长工与潘汉年奉命赶到于都之后，向周恩来汇报了秘密会谈的全部经过，并当场念了双方达成的五项协议：
1??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
2??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
3??解除封锁；
4??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陈的防区设后方，建立医院；
5??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我们有行动事先告诉陈，陈部撤离四十华里。我军人员进入陈的防区用陈部护照。
同时，何长工还告诉周恩来，在谈判期间，当收到周恩来事先商定的密语电报：“长工，你喂的鸽子飞了”之后，对方十分敏感地问道：“是否你们就要远走高飞了？”何长工很平静地答说：“不是，这是说谈判成功了，和平鸽上天了。”周恩来听后笑了，随即他又用心地思索了一下这五项协议，微微地点了点头，异常高兴地说道：
“你们完成了一件有历史意义的大事，这对于我们红军、中央机关的突围转移，将起重大作用！”
不久，周恩来从于都出发。那时，他个人的行李只有两条毯子，一条被单，做枕头用的包袱里有几件替换的衣服和一件灰色绒衣。他马不停蹄地赶到前线，指挥红一军团在赣县王母渡、信丰县新田之间突围。到二十五日，中央红军经过战斗，全部通过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
也就是在这时，毛泽东见到了贺子珍，他回首苏区的大地，十分感慨地说：
“从现在起，我们就要走出中央苏区啦！”
贺子珍告诉毛泽东，瑞金的男女老少紧紧拉着红军的手，不停地说道：“你们千万要回来啊！”毛泽东听了之后，沉默良久，低泣地说道：
“我们欠根据地人民的实在太多了！……”
也就是在红军通过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之后，周恩来见到了毛泽东，扼要地讲述了战略转移的意图，遂又诚恳地说道：
“有什么意见和想法，就立即告诉我们。”
对此，毛泽东有些沉重地点了点头，接着又说道：
“难题还在后边，蒋某人一旦知道了我们的战略意图，那我们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这也是周恩来所最担心的事。为此，他不止一次地自问：
“蒋某人将做何安排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