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西藏问题有两条基本方针：一是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绝不允许西藏从祖国分裂出去；二是我们一定要解放西藏，首选方式是采取和平手段。自然，也决不放弃军事手段。其中，昌都战役就是最好的注脚。至于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毛泽东已经讲过多次了。
为了能够做到采用和平的手段解决西藏问题，早在一九五○年八月三日，毛泽东就曾致电时任西北局第一书记的彭德怀：“我们对班禅的地位，终须有适当安置，先就班禅集团内选择适当人员参加西北军政委员会工作是需要的，请物色候选人报告中央，以便在适当时候发表。”接着，毛泽东在部署进攻昌都的同时，他还通过各种途径主要是印度迭次向达赖集团传达和谈的信息：“希望西藏代表团九月中旬到达北京谈判，我军就要向西藏前进了，西藏代表团如有诚意，应当速来。”但是，达赖集团拒绝中央的和谈建议，我军被迫进行昌都战役，一举击毁了达赖集团赖以搞独立的资本藏军主力，为我军进军拉萨打开了东大门。
朝鲜战争爆发了！随着朝鲜战场朝着有利于我的态势发展，美国及其他一些对西藏有着不可告人目的的西方国家，借着所谓西藏问题，对我国发动了最为猖獗的攻击。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华盛顿举行记者招待会，公然诬蔑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是“侵略”，《纽约时报》狂妄要求联合国出面“干预”；印度三次照会中国政府，竟说：“中国军队之入侵西藏，不得不认为是可悲叹的。”会使中央人民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的“和平谈判难于与此同时进行”，已经影响到印度与中国的“友谊关系以及全世界和平的利益”。在这样大的国际背景下，达赖及其随行人员，就在毛泽东获悉毛岸英牺牲的前一天元月一日出走至西藏边境的亚东，坐观其变。达赖及其同伙希望借助国际反华势力，达到所谓西藏独立的反动目的。
上述借西藏问题掀起的反华浪潮，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国政府的坚决反对。当时在石家庄休养的毛泽东指示《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评论，要有理、有力地予以揭露，全面地阐述我国在西藏问题上不可动摇的立场。同时，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于三月二十一日接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郑重指出：“希望达赖不要离开西藏。如果按照中央人民政府的办法来解决，西藏仍然享受宗教自由，达赖将作为西藏的宗教、政治领袖派代表到北京谈判；同时，根据人民政协《共同纲领》的规定，西藏将来一定成为中国境内的民族自治区域。为了肃清帝国主义的影响以及反动势力，保卫中国边疆，人民解放军必须进入西藏。如果达赖不走，经过和平谈判解决，解放军就可以和平进入西藏，达赖的地位仍然可以保障。果能如此，中印关系也可增进一步，中国西藏还需要同印度通商。”
达赖集团在各种正义力量，其中包括在昌都率藏军起义的阿沛.阿旺晋美等人的推动下，几经周折，他才同意派出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的和谈代表团，去北京商谈和平解放西藏的事宜。周恩来获悉这一消息之后，他当即与刘少奇联名致信仍在石家庄休养的毛泽东：达赖现在“一方面声明已派阿沛（即在昌都放下武器的西藏驻昌都负责人）为赴北京的和谈代表团团长，并派两助理代表经印度赴北京；另方面带信给阿沛，委其为全权代表，称其为西藏僧侣中最有威信的噶伦，劝其好好赴北京和谈”。我们根据各方面情况判断，他是拉萨、亚东两方面都承认的代表，因此仍以说服阿沛来京谈判为有利。
毛泽东同意刘少奇和周恩来的意见，请中央人民政府立即电告西藏，请速派阿沛等人来北京谈判。
阿沛一行从昌都出发，途经甘孜、重庆、西安等地，于四月二十二日到达北京，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以及宗教界人士等亲赴火车站迎接，欢迎仪式十分隆重。接着，毛泽东由石家庄回到北京，指派李维汉等为中央人民政府代表，于四月二十九日与以阿沛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开始谈判。进行正式会谈六轮，于五月二十一日结束，达成《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五月二十四日在北京举行隆重的签字仪式，毛泽东不仅出席了会议，而且还发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讲话：
几百年来，中国各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特别是汉民族与西藏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西藏民族内部也不团结。这是反动的满清政府和蒋介石政府统治的结果，也是帝国主义挑拨离间的结果。现在，达赖喇嘛所领导的力量与班禅额尔德尼所领导的力量与中央人民政府之间，都团结起来了。这是中国人民打倒了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统治之后才达到的。这种团结是兄弟般的团结，不是一方面压迫另一方面。这种团结是各方面共同努力的结果。今后，在这一团结基础之上，我们各民族之间，将在各方面，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方面，得到发展和进步。
毛泽东上述讲话是完全正确的。不仅高度概括了西藏问题的由来，而且还为西藏的未来指出了正确的方向。或许他认为一纸协议并不能完全解决西藏问题，抑或是他还预测到了解决西藏问题还有暗流，遂于庆祝签字仪式的当天五月二十四日，他又给达赖喇嘛写了封亲笔信。略谓：
感谢你经阿沛.阿旺晋美先生带给我的信和礼物。
西藏地方政府在你亲政以后，开始改变以往的态度，响应中央人民政府和平解放西藏的号召，派遣以阿沛.阿旺晋美先生为首的全权代表来到北京举行会谈。你的这项举措是完全正确的。
现在，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在友好基础之上，经过多次商讨，已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这个协议是符合于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的利益，同时也符合于全中国各民族人民的利益。从此，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人民在伟大祖国大家庭中，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得以永远摆脱帝国主义的羁绊和异民族的压迫，站起来，为西藏人民自己的事业而努力。我希望你和你领导的西藏地方政府认真地实行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尽力协助人民解放军和平开进西藏地区。我特派张经武代表同你的代表们一道来你处，以资联络。如你有需要他帮助的地方。可随时与他接洽。附来礼物，至希接纳。
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为解决我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经济基础——两千多年以来少数地主垄断大部土地的现实，自井冈山时代起，他就亲自动手搞调查，草拟出了有关的法规。后来，尽管中国革命有沉浮，时代大势有变迁，但他始终没有忘记让中国绝大多数的贫下中农有地种，真正做到耕者有其田。即使毛泽东出访苏联期间，他还在考虑在新解放区土改，尤其是对江南富农的处理问题。为此，他不仅审定了有关土改的各种大法，而且还写下了许多很有指导性的意见和批示。他考虑到新老解放区的不同情况，要求“所有华东、华中、华南、西北、西南的新解放区，由于准备工作及群众的觉悟还未达到应有的程度，决定在一九五○年秋收以前，一律不实行分配土地的改革”。并对上述地区依照具体情况分为三类：第一类，江苏、湖北、广东、陕西等九省地区，在一九五○年秋收以后，有条件的可开始实行土地改革；第二类，广西、云南、贵州、四川、西康、绥远六省，在一九五一年秋收以后，可实行土改；第三类，新疆和全国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以及少数民族与汉人杂居的地区，在一九五一年秋收以前都不实行土改，何时土改另行决定。同时，还明确规定：“所有新解放区，在实行分配土地以前，应一律实行减租。”
由于江南的地主不仅与大中城市的民族资产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与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也有着各种血缘或朋友的关系。所以，自实行减租以来，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都或多或少地收到了来自家乡的上告信，非难实行减租以来出现的所谓过火行为。像黄炎培、张澜、程潜、陈叔通等知名之士，都采取不同的方式向毛泽东作了反映。其中，陈叔通还在中央统战部举行的座谈会上作了发言，大意是：现南方都正在实行减租减息，平均每亩地租减为一半，地主农业税则按其地契上之田亩数缴纳。此外，尚需按农业税之递增加缴累进税，地主就缴之农业税多不经地主之手，而由其佃户在其应缴之地租中代为缴付，不敷之数，则由地主负担……陈（即陈叔通）最近收到家中电报云，今年秋季尚需缴的农业税二百担米……当地催迫甚急，已将其家中看门的抓去看押，限本月二十日缴清。二百担米……约折今人民币四千万元（旧币）。陈表示，此税必须缴纳……乃拟将家藏之陶器（器上有图案有字，甚宝贵，价格很高）数件，呈送中央或地方政府，陈不要政府之收购费，但拟请中央（或地方）电告华东局转知当地政府，允其家中的每年两季应缴之农业税直到土改时止，都予豁免。……
毛泽东看到了陈叔通等人的发言记录，也收到了黄炎培等人转来的反映土改情况的信。为此，他多次给这些与共产党风雨同舟的老朋友写信，还随时介绍有关各地土改方面的材料请他们看，希冀帮着这些从旧社会过来的志士仁人转变立场，积极投身这场伟大的土改运动中去。由于黄炎培位居政务院副总理，又自称是他毛泽东的诤友，所以，他还多次听取黄炎培的汇报，并朋友式地商讨有关情况。一次，黄炎培说到激动处，当面向毛泽东请缨，想亲自回到生养他的江南水乡做调查研究。毛泽东听后十分感慨地说道：
“黄任老，你的精神我是敬佩的！共产党多有几个像你这样的诤友，我们就会少犯错误，事情就会办得好一些。”
“听主席的话音，是同意我下江南做调查了？”
“同意了！不过，我有几句话送给黄任老下去调查做参考。”
“请主席直言相告。”
“一、黄任老官至副总理，没有乾隆皇帝的官大，所以此次下江南，用不着微服私访；二、你毕竟是七十有四的高龄了，也用不着像年轻人那样安营扎寨做调查，能骑马观花走一趟就不容易了；三、如身体条件许可，除了走亲访友，不妨多走几家翻了身的农民。”
“请主席放心，这次下江南考察，一不住亲朋好友家，二绝不住在地主的家庭。主席还有什么嘱托吗？”
“我希望黄任老以副总理的身份关注江南的文物古迹，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教育农民，提高认识。”
“时下，我国还没有制定有关的文物大法，不知主席个人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意见吗？”
“有！”毛泽东沉吟良顷，郑重地说，“举个例子说吧，过去，尽管蒋某人的手下挖了我的祖坟，今天，我要把蒋介石的祖坟当做文物保护起来。”
毛泽东十分重视黄炎培下江南调查土改，为此，他亲笔给华东局书记饶漱石以及陈丕显写信：
黄炎培先生收到许多地主向他告状的信，我将华东局去年十二月所发关于纠正肃反工作中缺点的指示及一月四日关于纠正土改工作中缺点的指示送给他看，他比较懂得了一些。黄先生准备于本月内赴苏南各地去巡视，我已嘱他和你们接洽，到时望将全面情况和他详谈。
黄炎培以七十高龄下江南巡视，仍随队员住进农舍，同农民兄弟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这里的条件较差，考察团的成员挤在一间小土房子里。房中只有一张木床，大家就把黄炎培的行李搬到**，希望他睡在**。可是，黄炎培硬是不肯，愿意和大家挤在地铺上，还美其名曰：有福一起享，有苦一起吃。垒砖、搭铺，忙前跑后，他还幽默地对大家说：“我一向高喊劳工神圣，双手万能，搭铺不行还怎么能万能？别忘了，我除了任之，还叫韧之呢！任之嘛，听之任之以外，就是担当大任；韧之呢，就是坚韧不屈，不畏苦，不畏劳，我可不能徒有虚名噢！”
黄炎培经过自己亲身的考察，得出了与家乡地主全然不同的结论。他回到北京以后，写出了《访察苏南土改报告》，呈送毛泽东。他在这份报告中首先肯定：“我们访察到的苏南土改，认为基本上是办得好的。好在哪里？农民站起来了”，“每个人都在想搞好，大体上已经搞好起来了。”土改之所以办得好，在于“土改之前，生产救灾”，“取得人民信仰。”至于有人提出的“和平土改”，“不能说是绝对做不到”，“但是这样基础太脆弱，靠不住”，“必须发动群众，必须唤起农民自觉，建立群众力量”，故“‘有领导的放手发动群众’，我们应认定这是一句名言。”……
毛泽东看了黄炎培写的报告满意地笑了。
毛泽东在亲自做黄炎培工作的同时，还多次与张澜、程潜等老朋友谈心，送转有关土改的材料给他们，使之认识到了土改伟大而深远的意义。
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说：“封建半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存在，障碍了人民的中国走上工业化现代化的前程，我们中央人民政府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每一个参加单位，都以最大的决心，来完成土地改革这一历史任务。”
民盟中央主席张澜说：“这种叫喊（指加重人民负担）的来源，主要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残余挑拨离间的阴谋。其次，这种叫喊是大部分来自地主阶级。对这种叫喊，应该加以警惕，并且不要轻于置信。”
程潜说：土改中所传的偏差和错误，“有的是事实，而大部则是匪特的造谣和顽固地主的叫嚣，决不可一概而论。据我的考察，广大的新老干部，在生活上及其服务情绪上，都是能够忍苦耐劳……假使没有这些干部的艰苦奋斗，我们几个月来的成绩，是不会有这样伟大的。”……
毛泽东在领导这场伟大的土改运动中，不仅从真正意义上摧毁了封建社会所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使“土地还家”，解决了耕者有其田这个了不起的革命任务，更为重要的是；他还通过这场翻天覆地的革命，提高了全民族的文化思想水平。另外，我们通过上述这些经历过清朝、北洋政府、中华民国所谓的“三朝元老”们的思想变化，还看到了毛泽东那高超的统战艺术，使人不能不发出这样的慨叹：“这就是得人心者得天下的楷模！……”
毛泽东自石家庄回到北京之后，时值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刚刚发起第五次战役。因此，他一边解决西藏问题和领导土地改革，一边还要关注朝鲜战场第五次战役的进行。待到第五次战役结束之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已经歼灭了美李伪军二十三万余人，把敌人从鸭绿江边赶回到三八线，并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地区，战争也转入了相持局面。
由于敌人在五次战役中损兵折将，使得美国认识到：如果再打下去，一定会把主要人力、物力长期陷于朝鲜战场。结果，必然与以欧洲为重点的全球战略发生矛盾。另外，历经近八个月的战场较量，美国统治集团不得不承认，单纯的军事手段是解决不了朝鲜问题的。为此，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了通过停战谈判结束敌对行动的决定，准备同我进行停战谈判，寻求所谓“光荣的停战”。在此前后，美国派国务院顾问乔治.凯南以私人的名义拜访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提出“美国准备在联合国或在任何一个委员会，讨论结束朝鲜问题”。接着，美国政府于是年六月初通过联合国秘书长赖伊有意透露：愿意通过停战谈判结束敌对行动。六月中旬，尚未得到苏联回应的美国政府或许等急了，又通过中立国的外交使节向我国政府进行试探。简言之，美国为其全球战略所驱动，准备与中国和朝鲜举行停战谈判了！
早在第二次战役结束不久，中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就发表声明：强烈要求所有外国军队从朝鲜撤走，为和平调处朝鲜问题的谈判基础。之后，他又相继提出迅速结束朝鲜战争及和平解决亚洲问题的四项建议，并得到了苏联等国的支持。六月三日，中国和朝鲜得知美国政府有意停战谈判的消息后，毛泽东与金日成在北京会晤，商讨了可能到来的停战谈判的方针和方案。接着，中国、朝鲜、苏联三国政府又经过认真协商，于六月二十三日，由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再一次提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并提议以交战双方“谈判停火与休战”和双方“把军队撤离三八线”作为它的第一个步骤。这个建议得到了中国政府的响应，并于六月二十五日，由《人民日报》发表纪念朝鲜战争一周年的社论，支持马立克在联合国提出的停战谈判的建议。自然，也得到了北朝鲜政府的认同。
美国政府终于盼来了中、朝、苏三国同意停战谈判的信息，而这时双方对峙的战线又基本稳定在三八线南北，与战前南北朝鲜领土划分的格局大体相同，美国政府命令李奇微在六月三十日以“联合国军总司令”的名义，发表一项表示愿意接受停战谈判建议的声明。
七月一日，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金日成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联合发表声明，双方同意与李奇微举行停战谈判，并开始商讨有关停战谈判的具体事宜。
从此，朝鲜战争又进入了边打边谈的阶段。为此，毛泽东不仅要为志愿军制定新的作战方略，而且还要为停战谈判选任我方的主帅。为此，他主持召开了有关会议，向中央通报了关于停战谈判的情况。在讨论选任我方主持停战谈判主帅的时候，他又十分严肃地说，“说到与美国举行停战谈判，这也是一个特殊的战场。我们必须做到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
“主席所言极是！”刘少奇接着毛泽东的话说道，“我们的谈判对手是美国，而且它还披着联合国的外衣。因此，这些谈判不单单是中美双方的事，而是和几十个国家的事。”
“搞得好，我们可以通过谈判，让世界认识中国，起到战场上所起不到的作用。”朱德补充说。
“我看，关键是代表团的组成，以及代表团的人选。”毛泽东深沉地说道，“这正如抗日战争时期，开始，我们选王明当团长，他在与国民党的谈判中搞右倾投降；后来，我们请恩来当团长，就正确地执行了中央的方针和路线，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与会的同志都赞成毛泽东的意见：组好代表团，选好代表团团长。最后，刘少奇有意地问道：“主席，你倾向谁去朝鲜主持谈判呢？”
“李克农。”毛泽东成竹在胸地说。对此，中央完全同意毛泽东的建议：我方停战谈判代表团团长为李克农。
需要说明的是，周恩来由于积劳成疾，遵照毛泽东的建议和中央政治局的决定，他于五月下旬到大连休养，不在北京。因此，在这期间有关内政外交的方针大计，均由毛泽东亲自处理。会后，中央把有关停战谈判的精神以及选任李克农为团长等事，向正在大连休养的周恩来作了通报，并听取了他的意见。
周恩来是一位忘我工作的政治家。当他获悉上述消息之后，很自然地想到自己是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军委副主席和外交部部长，由他亲自主持有关停战谈判是责无旁贷的。另外，李克农不仅是军委情报工作的负责人，同时还是外交部第一副部长，主持外交部日常工作。从哪一个方面讲，李克农都是周恩来得力的助手。因此，当周恩来获悉毛泽东亲自点了李克农的将以后，他认为自己很有必要找李克农交代有关工作。为此，他在休养期间请来了李克农，他们认真地交换了意见。出乎他所料的是，李克农却讲：“既然主席点了我的将，我就要尽全力谈好。可是我必须声明，由于近来哮喘病犯得很重，身体状况不佳，请中央考虑。”
“关于你的身体状况，我向主席谈过了，他说可以搞几线嘛，但执掌帅印的一定是克农同志！”
李克农听后心里顿时涌动起一股热流，使他立即忘记了自己的病情，又像是一位战士那样坚定地说道，“请总理转告主席，我即日出征！”
接着，周恩来告诉李克农，鉴于李克农的身体情况，中央决定调乔冠华做李克农的顾问。另外，他又告诉李克农，根据毛泽东搞几线的建议，设想把谈判成员分为三线：第一线，由李克农负总责，但对外是保密的。凡重大问题，由李克农向中央和主席报告。同时，在朝鲜也由李克农和彭德怀联系，及时了解战场状况，以便相互配合；第二线，由李克农的助手乔冠华坐镇，乔根据李克农的指示起草谈判发言稿、备忘录，以及给中央的报告；第三线，由志愿军代表解方等同志出面谈判。最后，周恩来很是诚恳地问道：“克农同志，你对这样的安排有什么意见吗？”
李克农认为周恩来想得十分周到了！其中，尤其是给他配的助手乔冠华更是知人善任。另外，去年乔和伍修权为台湾和朝鲜问题“大闹联合国”，在全世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为此，他只微微地摇了摇头，说了一声：“我没有什么意见！”
最后，周恩来又引用了一句古语：“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并进而对李克农解释道，“前一句话的意思是该做的就应该做，义无反顾，后一句的意思是该停的时候就应该适可而‘止’。抗美，是保家卫国，是‘当行’的爱国主义的正义战争；援朝，则是社会主义国家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可是，当侵略者伤亡惨重，被迫求和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得审时度势，把战争停下来。”对此，李克农牢记在心，一直贯穿于停战谈判的始终。
接着，毛泽东又亲自与李克农谈话。他在讲了此次停战谈判的意义之后，又很是深切地说道：“克农同志，你有两句话我是很赞赏的：同敌人斗争，硬的我们不怕，软的也要斗得过人家。你这次去朝鲜和美国人打交道，恐怕是软的硬的一起来哟！”
李克农自然清楚毛泽东说这句话的意思：在朝鲜战场上和美国人打仗，我们中国人不怕；在停战谈判桌上，我们也要斗得过美国人。为此，李克农说道：“一句话，美国人在战场上吃了败仗，在谈判桌上也让他们占不了便宜！”
“好，有你这句话，我就更放心了！”毛泽东有些激动地说道：“克农同志，你行前还有我需要解决的问题吗？”
“没有了，我就希望主席好好注意劳逸结合，不要把身体累垮了。”
“放心，我的身体没问题。从今以后，朝鲜战场打仗有彭总，谈判吵架有你李克农，我就不会像前一阶段那样操心了。”
但是，由于这时周恩来依然在大连休养，毛泽东还必须为停战谈判操心。他不仅需要找我方停战谈判的代表团交代方略、审定有关的文稿，而且还要亲自动笔起草致志愿军司令部彭德怀、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金日成等人的电文，进一步协调有关停战谈判的具体事宜，真是忙极了！
毛泽东作为政治、军事战略家，十分清楚谈判只是完成政治、军事任务的一种手段。时下的谈判对手毕竟是全世界强权政治的代表，也是反共阵线的霸主。更为重要的是，这次美国人主动提出停战谈判并非是作城下盟，相反它在朝鲜战场还有着很强的军事实力。因此，我方必须把谈判的基点立足在打的上面。这也就是毛泽东提出的“谈谈打打”或“边谈边打”的战略根据。为此，他“同意彭（德怀）留在联司主持作战及七月十日的干部会议，不去平壤开会”。“同意邓华同志代表彭出席和谈会议”。并命令邓华“即日动身去平壤，务必于四日晚上或五日晚上，到达金日成同志那里，彭对和谈的意见即告邓华带去”。为了确保李克农、乔冠华以及所有参加停战谈判同志的安全，毛泽东还作出如下指示，略谓：
（三）李克农率乔冠华及其他助手，于七月二日二十二时由北京乘车去安东，于七月四日傍晚由安东动身去平壤（不去联司），大约于五日早上，或五日晚上，可到金日成那里，和金日成同志及出席和谈的代表们……会商有关和谈会议的一切问题，请金日成同志派人于适当地点接引他们。（四）请彭德怀同志命令位于开城地区的军队负责首长迅速布置在开城开和谈会议的房屋……用具和食品等项，布置可靠的警戒，务必保障会议的安全，不许出乱子。敌方代表团的宿舍……我方代表团的宿舍及开会的会场，均须布置得妥当一点。此外，还须为李克农、乔冠华等布置一所宿舍（距会场一二公里）。为此，请联司派一懂事的有能力的负责干部即去开城地区指挥上述布置事宜。……
为了确保此次停战谈判顺利进行，毛泽东在同敌方代表准备和实行谈判期间，又于七月二日电告彭德怀，对我志愿军作了相当具体的军事部署。略谓：
在和敌方代表准备谈判及实行谈判期间，大约有十天到十四天，请你们严格和充分地注意下列各点：（一）争取在十天内，用极大努力，加强第一线部队的人员特别是武器和弹药的补充……（二）极力提高警惕。我第一线各军，必须准备对付在谈判前及谈判期内敌军可能对我来一次大的攻击，在后方，则举行大规模的空炸，以期迫我订立城下之盟。如遇敌军大举进攻时，我军必须大举反攻，将其打败。（三）杨成武两个军及五十军，须令其迅速开到指定地点，防止敌人乘机在元山登陆，我三十八、三十九及四十二军则应准备对付敌人可能在西边登陆。（四）请你们设想在停战协定成立以后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并预筹对策。
从上述电报可知，由于在决策停战谈判的期间，周恩来尚未结束在大连的休养，所以，毛泽东事无巨细，全部解决。仅从七月二日至四日三天之中，毛泽东就发出了指示性电文达五篇之多。好在，周恩来很快结束了在大连的休养，毛泽东又回位到他的位置上去了。
一九五一年下半年，正当毛泽东集中全力大抓城乡经济恢复的时候，某些干部的腐化、堕落又给他敲响了警钟，使他不得不思索这是为什么……
毛泽东最熟悉中国的历史。他从历代变换的兴亡中真正认识了“载舟覆舟”这四个字的价值。
毛泽东来自人民，也得益于人民，他才向全体党员、向全军指战员立下为人民服务的训教。
或许是因为这种原因，他在进驻北平之前一再说明：我们不做李自成。就是随党中央迁往北平之后，他也不愿意搬进毗连故宫的中南海居住。另外，抑或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他进驻北平的第二天就和诤友黄炎培谈兴亡之道，寻找共产党人跳出黄炎培说的那个“怪圈”的措施。为此，他曾采用整风的办法谨防全党、全军“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也可能“规律是不可抗拒的”，待到毛泽东从指挥朝鲜战争解脱出来以后，他竟然发现各地党政机关，暴露出不少贪污问题和其他违法乱纪现象。如下这组数字不仅实出毛泽东所料，而且也令他大吃一惊：
一九五一年上半年，华北地区各省市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处理的区级以上党员干部违纪案件三千九百四十七件，其中贪污案共五百三十一件；北京市在建国后的两年多中，共发现贪污分子六百五十人，贪污总额达人民币十五亿元（旧币）；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份以前，华东各地法院所处理的贪污案件有八千多件；其中，因个人贪污造成国家财产损失高达一千四百四十二亿元（旧币）；华北军区及军区直属各单位所受理的案件中，属于贪污腐化堕落的约占百分之三十六点四，其中六个贪污案件使国家损失达八十多亿元（旧币），相当于一万五千个农民一年的生活费用。
毛泽东看着这一组组数字，不得不发出这样的自问：“共产党人才掌权两年多啊，怎么就会有这样多的党员干部堕落成贪污分子呢？”
也是在这前后，全国各界人民掀起了捐献飞机、大炮的热潮。其中，毛泽东的老朋友华侨巨商陈嘉庚先生在南洋募捐很有成效，据外电报道：陈先生不仅募到了修复厦门大学的资金，而且还向爱国华侨募到了买飞机的钱。正当毛泽东准备派人慰问刚刚回到厦门集美的陈嘉庚先生，周恩来十分严肃地报告：“主席，我们从截获台湾的消息获知，他们对陈嘉庚先生号召华侨捐献飞机恨之入骨，已经派出杀手潜入大陆，你看我们该如何处理呢？”
“你立即电告陈先生，请他马上来北京。”毛泽东有些愤怒地说道。
“我已经和他取得了联系，他固执地说：我让全世界的华侨看看，蒋某人是如何杀死我陈嘉庚的！”
毛泽东听后十分焦急，最后与周恩来议定：借陈毅出巡东南沿海地区，做好保护陈嘉庚的安全工作。
陈嘉庚在南洋创业几十年，总计做了两件大事情，其一是赚钱兴教，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其二是以身作则，支援孙中山先生闹革命。这其中也包括支援蒋介石抗日等义举。这天，陈毅奉命来看望陈嘉庚先生，没有想到陈嘉庚的办公室是那样的简朴：一张木床，挂有一张发黄的且有补丁的蚊帐；一张木桌，上面放着一个倒扣的破瓷碗，上面立着半根蜡烛；两张破沙发不成对，一个是新修过的，一个是旧的；一个破旧的木茶几摆在中央，上面放有一个盛糖的瓷盘，看得出，这个瓷盘中刚刚放上一斤包有糖纸的糖块。这天，陈嘉庚领着陈毅走进这间陈旧的房子，指着那张新修过的沙发，客气地说：“请陈市长坐。”
陈毅久闻陈嘉庚的大名，且知是华侨中数得着的有钱人，在他看来，陈嘉庚再节约、简朴，也不至于用这样的旧房作办公室兼卧室。因此，他没有落座，用心地打量着室中的各种陈设，感慨万端地说：“嘉老，您兴建广厦千万间，千万学士俱欢颜，而自己是‘庐独破’哟！”
“我住的不是很好嘛！”陈嘉庚再次伸出手，说道，“陈市长，快请坐。”
陈毅喟叹不已地摇摇头，遂落座。接着，他信手从茶几上的瓷盘里拿起一块糖，一边剥糖纸，一边感慨地说道：“嘉老，不知为什么，我走进您的办公室，让我又想起了当年的延安。”
“陈市长过誉了！这里比延安好多了。那时，我记得毛主席用的桌子比这破旧多了。我这些东西虽说破旧了些，但都能用。”
“嘉老，我这次来拜访您，除去我个人表示对您的敬意之外，我还受了毛主席的重托，让我来看您。”
“这多不好意思，主席日理万机，还想着我。”
“嘉老，主席让我转告您，我们的确截获了蒋介石派人暗杀您的情报，主席听后急得不得了。”
陈嘉庚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人，特别重一个“义”字。所以，他一听说毛泽东派陈毅来看他，内心就有着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他讲了一番和蒋介石的所谓交情之后，又难以理解地说道：“我想不通啊！我和蒋介石认识好多年了，可以说是熟人，他为什么要暗杀我呢？”
“道理是简单的，您动员全世界的华侨捐献飞机，您又拿钱帮着国家度过困难。”
“捐献飞机，打入侵的美国佬，有什么错呢？”
“美国佬是蒋某人的后台老板啊！”
“没想到他会走到这一步。”
“嘉老，不用怕！主席让我派了人保护您。”
“毛主席连这样的小事都想到了，他怎么能不得天下呢！”
“这可不是小事！您的精神是最可宝贵的。借用古人的话说：您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惭愧，嘉庚不敢窃此美誉。”
“当之无愧！”
“嘉庚一生所求：吾多储一文，亦即为吾国多储一文，积少成多，以之兴学，此乃我的本意。”
就在陈毅离去之后，陈嘉庚召来了工友，指着瓷盘中的糖果，严肃地问道：“你买了多少糖果？”
“一斤。”
“买那么多干什么？首长最多尝一二颗，买它二两糖果就蛮够了。”
“我……以为接待这样大的首长，您会说我买少了呢！”
“咳！”陈嘉庚摇了摇头，“你们都要记住：事业上该花的钱千万都要花，生活上该省的钱一分一文也要省。”
陈嘉庚用一斤糖块招待陈毅的事传到了毛泽东的耳朵里。对此，毛泽东感叹地对身边人员说：“当今华人世界中谁最富？陈嘉庚先生！可是这位最富有的华侨巨商，却用一斤糖果招待了我们的陈毅市长，这还不令我们共产党人深省吗？”
“主席，这可有点像当年的延安精神。”
毛泽东对延安有着特殊的感情，一碰到困难，他就对身边的工作人员提延安精神。然而，他今天却不那么自信了！尤其当他想到某些从延安走过来的人成了贪污分子以后，对自己倡导的延安精神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他微微地摇了摇头，说道：“我们在延安的时候，是一无所有，想腐化吗？没有条件；而陈嘉庚先生呢，他是当代华侨巨富，自己拿钱办得起一所大学，可他对待自己呢？……”
毛泽东由于过分激动讲不下去了，他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并未完全理解毛泽东此时此景的心情，按照他自己的思路说道：“当年，我们在延安的时候，我听一位同志说过这样一段话：没有钱的人说不爱花钱，不一定是真的；没有当官的人说瞧不起官，也不一定是心里话。”
“但是，陈嘉庚先生却告诉了我们共产党人这样一句话：有钱的人把钱用到事业上，是高尚的！”
这就是毛泽东的结论。或者说，这是他对党内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出现这样多贪污分子的追思或者说是他对一切共产党人的一种要求。
或许是东北毗连朝鲜的原因，东北局于是年九月率先开展了反贪污蜕化、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在此过程中，发现各级党政军机关内存在着相当严重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如沈阳市在运动初期，仅工商局各公司就揭发出三千六百二十三人有贪污行为，贸易部仅检举和坦白的贪污款额达人民币五亿元（旧币）。浪费也很严重，东北铁路系统因管理不善，也造成巨大的损失，等等。毛泽东阅罢这些材料，感到震惊之余，认为我们党的某些干部已经中了敌人的糖衣炮弹，在金钱面前打了败仗，被资产阶级从思想上缴了械。另外，他也从这些案件中得出了结论：官僚主义则是干部贪污、浪费的滋生源。因此，在反贪污、反浪费的同时，必须大张旗鼓地反对官僚主义。一九五一年十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决定以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作为全国人民当时的中心任务。同时，“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从此，全国各地逐步开展了揭发各级机关内存在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运动。
接着，东北局报来了关于在东北地区开展反贪污蜕化、反官僚主义运动的经验，从六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的总结。毛泽东阅后于十一月二十日作了指示。大意谓：
兹将高岗同志于本年十一月一日所作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一件发给你们，中央认为这个报告是正确的。请你们重视这个报告中所述的各项经验，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在展开这个运动和这些斗争之后，每一部门都要派出必要的检查组检查所属的情况，总结经验，向上级和中央作报告。
事有凑巧，就在同一天，毛泽东又收到了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致中央电，他强调：“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采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对此，毛泽东不仅举双手赞成，而且认为邓小平提出的问题击中了要害，那就是实现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谨防共产党人进城后中资产阶级糖衣炮弹，并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战略方针。
正当毛泽东暗自寻思党内究竟有多大的贪污犯的时候，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第三书记刘澜涛呈送毛泽东一份材料，是关于天津地委严重贪污浪费情况的报告：“最近，我们发现了河北省天津地委和专署有严重的贪污浪费和破坏国家政策法令的行为。据初步检查材料证实，现任地委书记兼专员张子善和前任地委书记刘青山，先后运用全专区地方粮折款二十五亿元（旧币，下同），宝坻县救济粮四亿元，干部家属补助粮一亿四千万元；从修潮白河的民工供应站中，苛剥获利二十二亿元；贪污修飞机场结余款和发给群众房地补价款合计四十五亿元；冒充修建名义，向银行骗取贷款四十亿元。总计贪污挪用公款约二百亿元左右投入地委机关生产，做投机倒把的违法活动。为贪图暴利，曾利用蜕化干部从东北盗运木材达两千立方米；勾结私商张文义等以四十九亿元巨款从汉口贩卖大批马口铁，私商从中贪污中饱，破坏国家政策。张子善、刘青山日常生活铺张浪费，任意挥霍。只有账可查者，二人私用四五亿元，并向上下级及其亲属送礼（有的达一二千万元之巨）达一亿三千万元。张子善为消灭证据，曾亲手焚毁约计一亿五千万元的单据和其他单据一百七十八张。由于我们最近派人到天津检查和逮捕了与张、刘等勾结的私商，张子善已十分惶恐不安。根据其所犯错误和罪状，经华北局讨论，总理批准，决定即将张子善逮捕法办，刘青山归国后亦予逮捕。”
毛泽东阅罢华北局的这份报告后吃惊不小，他那愤怒的双眼死死盯在桌上的报批文件，许久许久没有离开，也没有说一句话。他突然挥起拳头，重重地砸在了桌面上，真想大吼一声，可是他还是忍住了，只是怅然地叹了一口长气。接着，他又双手捧着自己的额头，缓慢地闭上双眼，更加怆然地凝思着……
毛泽东气得已经一天一夜没有休息了，饭也不曾吃一口。这下子可急坏了秘书和警卫人员。开始，他们谁也不敢靠近毛泽东，生怕在这种时候充当出气筒。随着时光的推移，大家又心痛起毛泽东的身体来了。最后，一位很受毛泽东喜欢的警卫员走到近前，近似哀求地说道：“主席，您不能这样为了国家大事，就不爱惜自己的身体。”
毛泽东无限悲哀地摇了摇头，近似自言自语地说道：“可这些腐化、堕落分子呢，他们就是光为了自己享受，完全忘了爱惜自己打下来的天下了！”
或许是毛泽东觉得菊香书屋太憋闷得慌了！虽然已经是后半夜了，他还是让工作人员陪着他到中南海的大院中走一走，借此也换一换空气。突然，他停下了脚步，问陪着他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你有没有贪污？”
“没有，再说我天天在主席身边，您还不清楚吗？”
“我是说你将来像张子善、刘青山那样有了权，会不会贪污呢？”
“请主席放心，我永远不会贪污。”
“这就好，这就好。”毛泽东想了一会儿，又说道，“我们是共产党人，永远不能搞贪污，要经得起考验。”
“主席，我记住了。”
毛泽东慢慢地走着走着，他突然又停下了脚步，很是严肃地又问起身边的警卫人员：“你不贪污，你有浪费没有？”
“没有。”
“不贪污，也不能浪费。勤俭节约是共产党人的美德，做不到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毛泽东不知不觉地走到了南海岸边，他驻步那不太高的围墙后面，望着黑糊糊的紫禁城，又陷入了对历史的沉思。或许他想从历史中找到答案，抑或是想对着高高的紫禁城问个为什么，不知过了多少时间，他有些伤情地问道：“你们是如何看待张子善和刘青山的呢？”
“从历史上看，像李自成属下的一些人物，他们一进北京不就腐化了吗？我看像张子善、刘青山这些人，就是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说的，他们是在糖弹面前打败仗的典型！”
“可是我真的没有想到我们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也会这样快地当了资产阶级的俘虏！从历史上看，我国有哪几个朝代灭亡得最快？”
“秦朝和隋朝。”
“原因呢？”
“秦朝亡于暴政，隋朝败于腐化。”
“那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呢？”
“暴政加腐化。”
毛泽东不再说什么，又陷入了对历史的沉思。最后，他又近似自言自语地说道：“看起来，我们共产党人如果不痛下决心，是很难跳出黄炎培先生说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啊！”
“主席，这恐怕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大课题。”
“是的。但是，我是相信‘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句话的，我们还是要脚踏实地地做几件实事。”毛泽东的心中似乎不那么憋闷了，他走回菊香书屋的写字台前，再次审阅了一遍有关张子善、刘青山贪污案件的报告，在报告上作了批示：
华北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及现书记张子善均是大贪污犯，已经华北局发现，并着手处理，我们认为华北局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做一场大斗争来处理。兹将华北局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给中央的报告发给你们研究，望你们注意发现所属的同类事件而及时加以处理。
毛泽东写完这段批示之后，又把华北局十一月二十八日上报的另一份材料看了一遍，仅仅是一些犯罪事实，并无具体的处理意见，他当即又拿起笔给薄一波、刘澜涛起草了电文。大意谓：
你们十一月二十八日关于华北方面发现的贪污事件的报告收到了。在这个报告中没有说到对于那些重大贪污犯，党和政府是如何处理的，请你们将处理的情况补告我们，即对太原市区委书记赵城、区长任华，唐山市粮食公司负责人（报告中无姓名），河北徐水县银行经理赵增非，山西交城县长张进才，辽东工业厅驻津办事处主任刘治宇，山西交通局保管科副科长赵以儒，华北军区后勤部汽车学校政治委员李晋吾，河北省供销社西北小组负责人（报告中无姓名）等重大贪污犯判处了何种罪刑，向我们作一补充的报告。
薄一波认真地看了毛泽东的批示以及给他和刘澜涛的电文，知道毛泽东为此生了很大的气。为此，他借谈财政方面的工作来到西花厅，向周恩来报告了有关张子善、刘青山另一方面的情况：“刘青山、张子善都是很老的同志，他们都经过土地革命、抗日战争的严峻的考验。其中刘青山参加并领导了一九二三年高阳、蠡县的农民暴动，后被捕入狱，在敌人的严刑逼供下，坚贞不屈；张子善也在一九三四年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参加绝食斗争，表现了共产党人的英雄气概！”
周恩来知道薄一波与刘青山、张子善都是隶属当年北方局的老同志，对刘、张犯错误有着一般人所不同的情感，痛恨中含有某些惋惜的成分。为此，周恩来严肃地说道：“可再看看他们的犯罪事实呢，那也是触目惊心的啊！”
薄一波完全明白了周恩来的话意，没有再说什么。可是，周恩来拿着华北局上报中央的报告，却有些愤怒地说：“更不能容忍的是，全国人民在轰轰烈烈地开展禁毒、反对嫖娼的运动，我们的这些所谓功臣们，却吸毒成瘾，滥搞男女关系！我们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啊！”
“总理，我们如何处理刘青山、张子善的问题呢？”
“召开天津地委会议，征询大家的意见，供中央、主席下决心作参考。”周恩来说罢又解释道，“这样做的结果，目的是教育更多的同志，从刘青山、张子善的身上吸取教训。”
不久，薄一波把天津地委处理刘青山、张子善的意见送交总理，并请总理代呈毛泽东主席：“华北局调查结果是：天津地委在家的八个委员一致同意处于死刑；地区参加讨论的党员干部是五百五十二名。对刘青山同意判决死刑的是五百三十五人，判处死缓的八人，判处无期徒刑的三人，判处有期徒刑的六人；对张子善同意判处死刑的是五百三十六人，判处死缓的七人，判处无期徒刑的三人，判处有期徒刑的六人。”
毛泽东看了这份报告许久无语，只是蹙着眉宇微微地点了点头。周恩来低沉地问道：“主席的意见呢？”
毛泽东听后越发地皱起了眉头，许久才说了两个字：“死刑！”
“万一有人出面讲情呢？”
“不准！”
毛泽东虽然对刘青山、张子善下了处以死刑的决心，但是他的内心却是痛苦的。据当事人回忆：毛泽东有好几天睡不好觉，经常听唱片《斩马谡》的唱段，偶尔还要跟着唱片小声地哼几声。或许这几天，从中央到华北局来为刘青山、张子善讲情的人多了些，所以，毛泽东对身边的工作人员下了命令：“凡是为刘青山、张子善这两个大贪污犯讲情的人，我一律不见！”
距离处决刘青山、张子善的日子越来越近了，由于人们知道毛泽东传下了上边这句话，谁也不敢再来菊香书屋讲情。这天，警卫人员向毛泽东报告：“主席，薄一波同志说有要事见主席，您看是见啊还是不见呢？”
“我听总理说过，他是赞成对刘青山、张子善处以死刑，以做效尤的，可以见！”
薄一波走进菊香书屋，只见毛泽东依然专注地在小声哼唱《斩马谡》的唱段。他小声地问道：“主席，您在听唱片啊？”
“噢，是一波同志到了，”毛泽东边说边走向留声机，“快请坐，等我关上唱机。”
“不要关嘛，我们一道把它听完。”薄一波边说边坐下。
“不听了。”毛泽东伸手把唱机关掉。
“主席经常听听，这样也可以放松一下。”
“我再放松啊，就不是挥泪斩马谡了！”毛泽东说罢叹了一口气，点燃一支烟，颇有情绪地吸了一大口，又缓缓地吐了出来，“再这样下去，你们只好跟着我拼死吃河豚了！”
“我懂了，主席为了不使我们将来吃河豚，所以今天就下定决心斩马谡。”
毛泽东看着一边微然点首一边自语的薄一波，不解地问道：“你今天这是怎么了？从言谈话语，像是变了个人似的。”
“我怕主席生气。”
“你又不是贪污犯，我生你什么气？”
“我要是代别人为刘青山、张子善讲情呢？”
“有意思，替人讲情还有代的。”
“主席是知道的，我是不会为他们讲情的。”
“是谁让你来我这里讲情的？”
“黄敬同志。”
毛泽东听后猝然变色，蹙眉不语。
“黄敬同志说：刘青山、张子善错误严重，罪有应得，当判重刑。但考虑到他们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有过功劳，在干部中影响较大，是否不要枪毙，给他们一个改造的机会。”
“你是怎么回答的呢？”
“我说中央已经决定了，恐怕不宜再改了。”
“那你为什么又代黄敬来讲情呢？”
“他坚持要我向主席反映他的意见。”
毛泽东听后站起身来，沉吟少顷，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道：“你转告黄敬同志，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二十个、二百个、二千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黄敬同志应该懂这个道理。”
就在枪毙刘青山、张子善的前后，毛泽东收到了全国各地的报告，不少各级党内、军内、政府内的干部，变成了大中小不等的贪污犯，至于说到因官僚主义造成的浪费现象，那就更是惊人的了！当他听说专政机关公安部也有一个处长定成了大老虎，他当即要通了罗瑞卿的电话，生气地问道：“我听说你的衙门口里也养出了大老虎，是这样的吗？”
“报告主席，是有一个行政处长用盖办公大楼的钱供自己挥霍，过资产阶级生活，我们已经将他枪毙了！”
“单单枪毙了是不行的！如不抓紧教育，我们的专政机关尤其是公、检、法部门，就会变成最大的欺压老百姓的地方！不要几年，我们共产党就会变成了国民党！”毛泽东或许是太气愤、太激动了，他说完“啪”的一声挂上了电话。接着，他又在室内快速踱步不止，似在想消气的办法。他突然驻步，以命令的口气说道：“要车，我要到郊区看看农民去！”
菊香书屋的工作人员都知道，毛泽东要离开中南海，必须报告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中央警卫局还要派专人负责安全。如果要离开北京，那还得报告罗瑞卿等人。因此，他们听后谁也不敢说话，站在原地一动不动。毛泽东大声命令：“这是我的决定，不许通知其他人！”
据当事人回忆，毛泽东真的和少数身边的警卫人员离开了中南海，坐着车来到刚刚入春的郊区。当他们发现在农田干活的农民，恰好是他们去年到此视察认识的吴大伯后，毛泽东立即命令停车，向吴大伯走来。
这时的吴大伯正在地里挖野菜，一见是毛泽东向他走来，急忙提着半篮子野菜迎过来，高兴地说道：“这不是主席嘛，您怎么有空到乡下来转转？”
“吴大哥，”毛泽东满脸堆笑地说，“我在那座深宅大院里憋闷得慌了！出来和你们聊聊天。”
“和我们这些乡下人有什么可聊的呢？主席一定是出来散心的吧！”
“说出来散心也行啊，”毛泽东从吴大伯的篮子里抓了一把野菜，放在鼻前闻了闻，“你们村里搞‘三反运动’了吧？”
“就是打老虎吧？”
“对！你们乡里有老虎吗？”
“叫我说啊，占小便宜的人有，变成虎仔的没有。”
“这说明我们的基层干部还不错。吴大哥，你对打老虎有什么意见吗？”
“要说有还真有！打个比方吧，景阳冈出了吃人的老虎，应当由武松出来打。可是，打虎也得挑个季节，现在是春耕大忙的时候，村里的人都忙着开会打虎，这农时可就给误了。”
“你说得好！立即告诉你们村的干部，停止打老虎，赶快忙春耕。”
“谁听我这个老头子的话啊！”
“你就说是我毛泽东讲的。”
“行！他们最怕的就是你。”
“什么？他们最怕我……”毛泽东说罢无限悲哀地叹了口气。
“主席，您不希望他们怕您？”
“像我和你一样交朋友该有多好啊！”
“不行啊！像我的家才五口人，还得有这样一个一家之主呢！中国这么大，没有主席镇着，他们还不翻了天？”
“我就是有三头六臂，也镇不住这五亿多人啊！”毛泽东惨然笑了笑，再次看看手里的野菜，“你把这些野菜全卖给我吧！”
“主席爱吃，我都送给您了！”
毛泽东很是开心地过了一天。但是，当他一走回菊香书屋，就又忙着去处理有关城市的“五反”运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