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北京的雄鸡刚刚引颈高唱，漆黑的夜，天还没有破晓，各界人民就相继起床，一个个身着节日的盛装，有的小声哼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有的小声而又庄严地唱着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从四面八方拥向天安门，庆祝中华民族扬眉吐气的日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然而，中南海的黎明却是那样的宁静：一个个四合院仍在熟睡，似乎空中还能听到飘游的细细的鼾声，就说岸边、草丛中争鸣的虫声，也成了一首天然的送走夜时的晨曲；举目望去，一个个卫兵一动不动地站在规定的位置上，无声地注视着四周的动静，护卫着中南海的安宁。有顷，栖息在树上的鸟儿醒来了，它们在树枝上又唱又跳，打破了中南海那独有的祥和与平静。卫兵们听后习惯地皱起了眉头，小声地轰着树上喳喳鸣叫的鸟儿；这鸟儿也似乎习惯了，不仅不展翅飞去，反而像是存心和卫兵们过不去似的，有意站在枝头，挑逗性地加大了鸣叫的声音，气得卫兵只好像往常那样怨声自语：“不懂人性的东西！首长屋里的灯光才熄灭一会儿……”接着，他又下意识地朝着丰泽园看了一眼。
丰泽园位于南海北岸的西侧，是一座很大的供皇室居住的古老的建筑群。这座整体的建筑群落，由一些井然有序的较小的庭院组成。留意察看这建筑群体的风格，依然是那种传统的各有天地、别有风趣京城王府中常见的那种多进的四合院。它始建于何年何月？是明代还是清朝甚至是两代相袭而建？已经无从稽考。后人走到丰泽园大门前，最感兴趣的，一是那座楠木大门，再是门额的上方挂着的那块大匾，上书“丰泽园”三个大字。有人说是出自乾隆之手，有人说是某御用文人代笔，但是笔者相信，在匾上方雕刻的那四四方方的御印恐怕是真的，因为谁敢在等级森严的皇室禁地伪造乾隆爷的御印呢？要知道御用文人最喜欢的是溜须拍马，最怕的是坐牢杀头。说来也很有趣，从乾隆到袁世凯，从北洋政府历任总统到中华民国的末代“总统”李宗仁，丰泽园里主人换了又换，既没有给“丰泽园”增加什么光彩，也没有在我国近代史上留下什么可足以作为纪念的痕迹。然而到了一九四九年九月，由于毛泽东入住丰泽园中的菊香书屋，这里始变成了新中国的政治重心。
随着历史的推演，很多人又把毛泽东的名字与“丰泽园”联系起来，并注入了某种迷信色彩。有人说，毛泽东的名字寓意着恩泽东方的意思，所以他自应成为东方的救星；也有人说，毛泽东只有进驻享有丰厚恩泽之地的丰泽园，才能成为中华民族真正的领袖，等等。就说原毛泽东的保健大夫王鹤滨吧，就公开著书把毛泽东和丰泽园联系起来。他认为，毛泽东，字润之，泽和润又是同义字，再加之自古就有“泽润生民”之说，这不仅含蓄地表达了毛泽东的治国之道，同时也与他提出的“为人民服务”有着内在的因袭联系。但是，历史的真实是：周恩来进驻中南海之后，丰泽园是他的临时下榻之处。就在毛泽东决定搬进中南海之前，细心而周到的周恩来查看了有关的住地，认为丰泽园中菊香书屋的条件比较好，主动请毛泽东入住丰泽园，而自己搬到西花厅去居住和办公。因此，这一搬和一进，体现了周恩来的为人以及对毛泽东的尊重。
时人与后人都知道毛泽东住在丰泽园中的菊香书屋。但是，去过丰泽园的人都知道：菊香书屋是一个通称，并不是毛泽东真正下榻办公的地方。走进悬挂“菊香书屋”的房子，是一座南北向的、长方形的四合院，有北房、南房和东、西厢房。北房一明两暗，门上挂有一块“紫云轩”匾额，对着屋门的堂屋就是过厅，东边两间是打通的，这里才是毛泽东真正的住所。西侧的两间有山墙相隔，靠近堂屋的是江青的卧室，不过她很少在此下榻。西侧里间与西厢房相通，是毛泽东的藏书之所，他在这里汲取了知识的力量。
毛泽东是很不情愿地搬进中南海的。那时，他的理由很简单：他不当李自成，不住皇帝住过的地方。然而，当他一旦搬进丰泽园中的菊香书屋之后，他和身边的工作人员都不适应这里的环境。当年，他在延安或西柏坡的时候，住在一个小小的院子里，无论是窑洞还是房间都不大，和其他领导人接触十分方便，甚至在院子里喊一声就行了。如今住的是深宅大院，各种规矩多得不得了，他想见谁以及谁想见他，都需要经过几道关卡。因此，毛泽东的活动范围除去参加大型会议或外出视察以外，基本上就是在菊香书屋的周围；他所接触的人也就是朝夕相见的卫士、警卫和秘书。诚如他的卫士所回忆的那样，毛泽东想出中南海，必须报告汪东兴、叶子龙等，公安部要派人保卫。如果离京必须报告杨尚昆、罗瑞卿以及铁道部长，他们要跟随。毛泽东的行动，要由这些不同层次的人掌握，有时还要听这些人安排和指挥。可以想见，这对生长在农村且又长年转战在大江南北的毛泽东而言是痛苦的！最起码他也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就是当人民的领袖也是没有多少自由的。事实上毛泽东搬进中南海没有住上几天，他就憋得实在受不了啦！
一天，他突然来到卫士李家骥的身边，说道：“小李，我俩去郊区。”
“不敢，有危险。我担不了这个责任。”小李答说。
“不用怕，我突然出去，他们不知道。我不相信坏人耳朵就那么灵，现在我们马上走。”
毛泽东想借用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兵法“冲出”这座戒备森严的中南海，到郊区看看与他同命运、共呼吸的农民。作为卫士，小李既不敢违反中南海里的规矩，又不敢和全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对抗，怎么办？只好为难地解释道：“主席，我和你不一样，我必须执行给我规定的纪律，不然，我的领导要批评、处分我的。”
对此，毛泽东能说些什么呢？唯有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他沉吟片时，说道：“这个规定没有错，但把我和群众隔开不行啊！我见不到群众就憋得发慌。我是共产党的主席，人民的领袖，见不到他们还算什么主席，还算什么领袖。我们共产党人，我们各级领导是鱼，人民群众是水，鱼离不开水，离开水鱼就渴死。”
毛泽东或许想得太多了，抑或是他那天生的个性受到了前所未有过的压抑，又感慨地说：“我见到群众，和他们唠嗑，不仅是工作而且是一种享受啊！不知你们是不是理解我的心情。唉，我这个主席不如你们好，我没有自由啊！”
这就是毛泽东入住中南海后的真实写照。实事求是地说，他这种在革命中与人民群众结下的鱼水之情，直到他驾鹤西去都常驻在他的心中！
话再说回来，毛泽东在二十多年的战争生涯中，养成了与战争有关的生活规律：一般人是夜间睡觉，白天工作；毛泽东却习惯于夜间工作，白天睡觉。他的卫士回忆道：别人的中午是他的早晨，别人的下午是他的中午，别人的晚上是他的下午，如此循环，总是跟别人差出半天。按照这种生活规律分析，毛泽东于九月三十日夜以及十月一日凌晨是没有休息的。但是，毛泽东这次彻夜未眠恐怕还有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要在十月一日举行开国大典！
毛泽东是一代诗人，不知为什么在这样有意义的夜里没有写出一首千古绝唱。对此，笔者只有一个结论：毛泽东在这个通宵未眠的夜里，他依然没有化作一位浮想联翩的浪漫诗人。相反，他还是作为一代政治大家在思索过去甚至更多地在筹谋新中国的未来！历史没有留下他在这个不眠之夜的笔迹，也没有任何贴身的卫士记录下他处理过哪些国家大事。但是，笔者可以大胆地设想：这是毛泽东一生中度过的最为激动的一个通宵！
晨曦迎来了十月一日的黎明，橘色的朝暾渐渐地涂抹着菊香书屋的木窗。毛泽东虽然像往日那样又倒在了**，但是他还是没有一点困意，从他那亢奋的表情可知，他绝不是受着那特殊的生活规律的驱使，而是为了完成就要举行的开国大典的重任所为之。因此，他的卫士曾说过：“主席躺下了，但不一定很快就睡着，再等等看。”
太阳已经转过正南方，时针也指向下午一时，仅仅躺了几小时但不一定入睡的毛泽东终于起床了！他今天的精神分外地好，很是高兴地说道：“给我拿礼服来！”接着，他在卫士的帮助下穿上了黄色的呢子礼服。从他的表情分析，他对这身黄色的呢子礼服还是满意的。
说到这身黄呢子礼服，它的料子是美国产的将校呢，是请京城有名的服装专家王子清亲手裁做的。卫士们看到毛泽东穿上这套礼服，更加威风凛凛、器宇轩昂。然而再仔细一看，礼服里面穿的仍然是那件补了多次的衬衣。对此，他们不得不发出这样的感叹：“毛主席就是这样一个人，衣着随便，十分简朴。有时为了礼节也不得不简单修饰，但那只是外表，内里绝不改变。”毛泽东吃饭是很快的，一直保持着军人的作风，端起饭碗，呼呼啦啦，不到十分钟，碗筷一放，兴冲冲地又朝办公室走去。就要到两点了，毛泽东起身赶到勤政殿，主持召开了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次会议。
这是开国大典前举行的一次重要会议。毛泽东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的主席，以及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和全体委员宣布就职。会议一致决议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中央人民政府施政方针，并选举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并责成他们从速组成政府机构，执行各项政府工作。会议总共进行四十多分钟，整个气氛严肃而又兴奋。交谈中，毛泽东风趣且又十分感慨地讲：“我们打了几十年的疲劳战，打出来了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是建国的第一天，又是一个疲劳战了。我没睡几个小时，到天安门上还要站几个小时。看来咱们的命运就是打疲劳战吧！”
与会的代表相互谈了几分钟，周恩来看了看手表，时针和分针指向两时五十分，他站起身来，大声说道：“时间到了，请大家起身参加大典！”
毛泽东和与会的代表相继走出勤政殿，在门口登上各自的轿车，结队驶向天安门。
那时，北京刚刚解放不久，不仅蒋介石的飞机有随时飞临古都上空的可能，而且大量潜伏的特务时常出没于群众之中。为了确保开国大典的安全，毛泽东与周恩来等有关的负责同志经过缜密的研究，认为敌人在舟山群岛以南的飞机，不会在下午起飞北来，因为他们在完成轰炸北京的任务之后难以飞回基地，遂决定开国大典定在下午三时。同时，为了确保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安全，保证参加庆典的首都三十万群众不出任何问题，周恩来和罗瑞卿、李克农等开过多次会议，并采取了各种安全措施，做到了万无一失。就说毛泽东从中南海到天安门的路线，周恩来在召开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次会议之前都亲自做了安全检查。对此，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在私下称赞：“周副主席是大公安部长！”
在毛泽东、周恩来等的心目中，天安门广场是中国近代革命的策源地。在这里不仅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而且也洒下了被北洋政府、日本军国主义以及国民党反动派镇压的革命群众的热血。那时，他们尤其是周恩来仅仅是作为天津的学生领袖来到天安门广场，为中华民族的新生呐喊。然而今天，他们却作为创建新中国的领袖登上了天安门，那种特有的自豪感是时人乃至于后人所难以理解的！
今天的天安门城楼修缮一新，以全新的面貌迎接新中国的主人的到来。当毛泽东健步登上天安门城楼之后，映入他眼帘的是悬挂在城楼两边的那八盏大红的宫灯，显得既威严又壮观；当他再微然翘首眺望，看见城楼重檐中间挂着一条醒目的横幅，上书“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遂又自信地点了点头，似乎是在说：我们终于迎来了这一天！……
是啊！世人皆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来之不易。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号也是经过争论才得来的。对此，童小鹏作了回忆：
对于国号，早有不同的意见，有的说简称“中华民国”，有的说“中华人民民主国”，有的说“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张奚若先生说不如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林伯渠在这一天特地柬请了辛亥革命时期的前辈二三十人到东交民巷六国饭店座谈，大多数主张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号。辛亥革命归隐三十八年、平生不写“民国”名称的前清进士周致祥，就主张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侨领司徒美堂说：“我坚决主张光明正大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末翰林陈叔通和民盟主席张澜、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等也持此议。最后，政协全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号。
下午三时整，毛泽东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从天安门城楼休息厅走出，相继站在城楼前沿各自的位置上。毛泽东放眼望去，广场中的三十万欢庆开国大典的群众人头攒动，红旗林立，一种说不出的情潮打心底油然而生。啊！这就是新中国的象征，这就是站起来的中华民族的代表。恰在这时，早已准备好的广播员通过扩音器激动地向人们报告：“毛泽东主席和中央领导人已经登上了天安门！”猝然间，偌大的天安门广场掌声雷动、欢声如潮，“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声震天空。站在天安门城楼正中央的毛泽东望着这欢腾的人群，听着这发自肺腑的欢呼，他情不自禁地挥动着他那宽大的右手，由衷地喊着“人民万岁！”……
欢腾的天安门广场终于平静下来，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开国大典现在开始”以后，紧接着又大声说道：
“升旗！奏国歌！”
根据大会的议程，毛泽东伸出右手，郑重地按下了升旗的电钮。与此同时，指挥家罗浪挥动了手中的指挥棒，庞大的军乐队奏响了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一百零八门礼炮分为两组，每组五十四门，一共放了象征中国共产党胜利走过二十八年的二十八响礼炮。在这期间，从毛泽东到每一位参加国庆大典的群众的目光，都一齐投向那面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是由上海曾联松设计并经第一届政协大会通过的。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在天安门广场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是出自何人之手。据史记载，是美术供应社女工赵文瑞在两天内赶缝出来的。那天，正好赶在九月三十日下午政协第一次会议开会的时候，在怀仁堂的会场上展现了这面五星红旗，博得了与会者一致的掌声。是日夜，又把这面五星红旗送到天安门广场，挂在旗杆上。由赵文瑞亲自缝制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在隆隆的礼炮声和军乐高奏的代国歌声中，第一次冉冉升起在这二十二米高的银灰色的旗杆上。
升旗仪式结束之后，林伯渠走到麦克风前大声宣布：
“第二项议程，由毛泽东主席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
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宣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是一份由毛泽东亲自起草的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献。再者，由于毛泽东在十月一日宣读的公告文本与第二天刊在《人民日报》上的有所不同，为说明这其中的原委，现把刊在《人民日报》上的公告全文录在下边：
自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政府背叛祖国，勾结帝国主义，发动反革命战争以来，全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情况之中。幸赖我人民解放军在全国人民援助下，为保卫祖国的领土主权，为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为解除人民的痛苦和争取人民的权利，奋不顾身，英勇作战，得以消灭反动军队，推翻国民政府的反动统治。现在人民解放战争业已取得基本的胜利，全国大多数人民业已获得解放。在此基础之上，由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们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业已集会，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了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陈毅、贺龙、李立三、林伯渠、叶剑英、何香凝、林彪、彭德怀、刘伯承、吴玉章、徐向前、彭真、薄一波、聂荣臻、周恩来、董必武、赛福鼎、饶漱石、陈嘉庚、罗荣桓、邓子恢、乌兰夫、徐特立、蔡畅、刘格平、马寅初、陈云、康生、林枫、马叙伦、郭沫若、张云逸、邓小平、高崇民、沈钧儒、沈雁冰、陈叔通、司徒美堂、李锡九、黄炎培、蔡廷锴、习仲勋、彭泽民、张治中、傅作义、李烛尘、李章达、章伯钧、程潜、张奚若、陈铭枢、谭平山、张难先、柳亚子、张东荪、龙云为委员，组成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决定北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于本日在首都就职，一致决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本政府的施政方针，互选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检察署检察长，并责成他们从速组成各项政府机关，推行各项政府工作。同时决议：向各国政府宣布，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特此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
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宣读的文本，没有上述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名单。当时，站在天安门上的张治中先生当即向毛泽东建议：在正式发表这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的时候，希望加上全体委员的名单，对内或对外都会产生很大的政治影响。当时，毛泽东接受了张治中委员的建议，请人用铅笔抄写了一份中央人民政府全体委员的名单，贴在印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的后边，亲自批了四个字：照此发表。署名毛泽东。接着，他又请人找来了时在《人民日报》工作的李普，把贴有名单的公告交到李普的手里，十分郑重地说，“你要小心这张纸条，千万不要弄丢了。照此发表，不要漏掉了”。
第二天，《人民日报》就发表了上述那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
这份公告发表之后，正如张治中先生所预测的那样，在国内和国外尤其是在尚未解放的国民党统治地区产生了极大的政治影响，加速了国民党军队的崩溃，促进了国民党中尚在犹豫的党政官员弃暗投明。自然，也就等于推进了全国的解放！
事后追论：毛泽东是何等的民主啊！他能获得党内党外人士一致的拥护，并被党内、党外一致推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是这种从谏如流的民主作风的必然！
毛泽东在宣读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之后，又庄严地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这句话长久地回**在神州大地，永驻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
后人由上面这句话可知，十月一日，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庄严宣告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当天《人民日报》发表的消息的标题也赫然写道：“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盛典今日在首都隆重举行。”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到底是在哪一天宣告成立的呢？据史记载：是在九月二十一日。这天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怀仁堂召开的日子，毛泽东在开幕式上发表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重要讲演。就在毛泽东发言结束的时候，他带头高呼了几个口号，其中一个就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当天，新华社发出的电讯原文是：“中国人民所渴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盛典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已于今日下午七时半在北平开幕。”翌日九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的标题是：《旧中国灭亡了，新中国诞生了！》都可以佐证九月二十一日是新中国的诞生日。但是，为什么后来又把十月一日当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日呢？对此，童小鹏在回忆录中讲：
十月一日成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法定的国庆日，是当年十二月二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决议规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十月九日下午三时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这次会议。患病缺席的马叙伦委员托许广平委员向会议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应有国庆日。希望本会决定把十月一日定为国庆日。”毛主席说：“我们应作一提案，向政府建议，由政府决定。”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决议，规定每年十月一日为国庆日，并以这一天作为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日子。
毛泽东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之后，林伯渠激动地宣布：“阅兵开始！”接着，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站在麦克风前边下达阅兵令，旋即又在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将军的陪同下，乘敞篷车开始检阅陆海空三军。因此，昔日屠杀革命群众的天安门广场，由东而西相继走过了接受检阅的人民解放军不同兵种的方队。
毛泽东不仅是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而且与人民的军队结下了深厚的情感。他清楚在开国大典阅兵的特殊意义，事前对阅兵工作作出指示：“我们历来主张慎重初战，这次阅兵也是初战。开国第一次嘛，告诉同志们，一定要搞好，不许搞坏。”军乐队奏响了《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受阅的部队一字排开，迈着整齐的步伐通过天安门。在口令的指挥下，接受检阅的部队面向主席台，向毛泽东以及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行注目礼。这时的毛泽东会想起什么呢？他人无从知晓，只见他缓缓地举起了右手，向着三军指战员挥手致意。有顷，天空传来了隆隆的飞机马达声，毛泽东禁不住地扬起头，看着那结队飞过的战鹰，他那严肃的表情似乎是在说：我们一定会有自己的空军！我们一定会实现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
阅兵结束之后，林伯渠又大声宣布：“群众游行开始！”对此，跟随毛泽东参加开国大典的卫士李家骥作了回忆：
游行队伍群情激奋，热情洋溢。当人流来到天安门城楼时，人们不自觉地放慢了脚步，向天安门城楼翘望，想看清楚一点，想多看几眼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虽然播音员齐越、丁一岚劝说、指挥游行群众按规定通过天安门，但无济于事。人群是在后浪推前浪作用下流动的。
这时的毛主席笑容满面，神采奕奕，和游行群众目光相对，表情、动作配合协调，就像两个人对面交流一样。毛主席时而挥手时而鼓掌。当工人群众队伍过来时，毛主席面对工人的热烈欢呼，通过扩音器高呼：“工人同志们万岁！”当农民群众队伍过来时，他又高呼“农民同志们万岁”！而每当广场上的群众听到毛泽东的声音时，更加热烈地鼓掌欢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声浪一阵高过一阵。就是这样不知有多少个来回，台上的毛主席和广场上的广大群众思想感情完全交融在一起。……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站了整整三个小时，他再次感受到了人民的力量：同是这些可爱的人民，昔日他们可以为自由、为民主在天安门前呐喊；而今天，他们又是如此忘情地为自己的领袖欢呼！啊，这不正好应了“水可载舟也可覆舟”的老话了嘛！
是日**，毛泽东不顾下午的劳累，再次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烟火。当广场上狂欢的群众发现毛泽东以后，城楼和广场再次展现出下午游行时的激动场面。他的女儿高兴地对他说：“爸爸，人民群众喊你万岁，你喊人民万岁，真有意思！”他非常激动地说：“这样才对得起人民啊！……”
或许是十月一日太令毛泽东兴奋了，他彻夜未眠，忽而隔窗望着夜空沉思，忽而重读他读过多遍的《史记》。他到底在想些什么呢？笔者认为他和卫士李家骥如下的对话，正好道出了他彻夜思索的核心：
“家骥，你看今天开国大典搞得怎样！”
“太好了，太令人兴奋了。”
“是啊！”毛主席颇有感慨，又像对我说又像自言自语地接着说，“我们用了二十八年办了一件大事，把三座大山搬掉了，也就是说头上的问题解决了，看来下一步要解决脚下的问题了。解决脚下的问题任务很重，建设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要花更大的气力，你说对不对？”……
是啊！毛泽东是在为解决脚下的问题而睡不着觉……
毛泽东自十月一日起，由原来意义上的人民领袖变成了新中国的主席。用老百姓的话说：毛主席是咱人民真正的当家人。
毛泽东是来自人民中的领袖，他自然会经常想到“当家方知柴米贵”这句谚语。如前文所述，当他从欢庆开国大典的**中平静下来以后，想到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我们用了二十八年办了一件大事，把三座大山搬掉了，也就是头上的问题解决了，看来下一步要解决脚下的问题了。”同时，他还明确地指出“解决脚下的问题任务很重”。换言之，他这个新中国的当家人，必须解决这个任务很重的“脚下的问题”。为此，他通宵没有合眼。
毛泽东作为一代鉴古知今的大政治家，非常熟悉“打天下容易，坐天下难”这句古训。这就是他为什么要求全党学习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他自己再三声言不当李自成的所在。为此，他还向全党发出号召：“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也许是毛泽东深知“坐天下”有多么难了，就在十月一日的深夜里，他再次读起了太史公的《史记》，想从古往今来的帝王的成败得失中能感悟出些什么！
万事开头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步将从何处迈出呢？毛泽东认为是建立政权，组建新中国的政府机关。虽说毛泽东在亲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中宣布：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并责成他们从速组成各级政府机关，推行各项政府工作。但是，有关政务院主要成员的组成以及施政大计，依然是在毛泽东主持下，由五大书记共同商定的。因此，毛泽东于十月一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十多天中，把主要精力放在了选贤任能、把政务院组成一个为各方接受的班子方面。
十月初的一天，他正在对着政务院委员会的名单出神，秘书小声报告说：“主席，周总理到了。”
毛泽东听后一怔，下意识地自语了一句“周总理……”他抬头一看，只见周恩来拿着一沓文件走进屋来，忙笑着说：“对，对！是周总理到了，请坐，周总理。”
周恩来一听毛泽东的话音，再一看毛泽东的表情，边落座边笑着说：“主席，你叫我总理，不顺口；我听着，也不顺耳，还是叫我恩来吧！”
“那可不行！”毛泽东断然地答道，“我们搞了二十八年革命，不就是希望有自己的政权吗？不顺口，也得叫；不顺耳，也得听。一句话，从现在起，你就是全国人民的周总理了！”
对此，周恩来还能说些什么呢？他只好谦虚地表态：“主席，我希望努力工作，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尽量当好这个总理。”
“一定可以，一定可以！”毛泽东深深地吸了一口烟，换了一种口气，“日前，一位朋友对我说，我们选的总理姓周，他一定是人民信任的、周到的总理”。毛泽东看了看周恩来那有些不太自然的表情，遂又深沉地说道，“我们家乡有一句老话，当家人一睁眼，就要考虑油盐酱醋茶五件事；我们这些新中国的当家人，一睁眼就得考虑内政、外交这两件大事。现在呢，我们必须先帮着我们的周总理选主持内政、外交的阁员”。
恰在这时，刘少奇也走进屋来。毛泽东待刘落座之后说道：“今天，请你二位来，是想和你们交换一下政府各级机构及政务院所属各委、部、会、院、署、行负责人人选问题，以便提出供中央政治局讨论的名单。”
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及中央书记处远在西柏坡的时候就着手考虑了。中国共产党入主北平之后，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的特点：它先由一块一块地方取得革命的成功，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发展到全国范围的成功。这和以往其他国家革命的情况不同。由于各项工作有原已建立的地方性政府在那里负责管理，所以在政务院筹组过程中，整个工作并没有停顿。他不仅与中央书记处的领导同志在思考新中国成立后方方面面入阁参政的人选，而且还对未来政务院及其下属机构的设置作了研究，并请周恩来在新政协筹备会议上作了如下概略的介绍：政务院下面设四个委员会：政治法律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政法委员会下辖五个部门，财经委员会下辖十六个部门，文化教育委员会下辖六个部门，另外还有外交部、华侨事务委员会和情报总署，是直属政务院的，一共是三十个单位。重点在于财政经济，次之是文化教育。可以想见，毛泽东在与刘少奇、周恩来等商谈上述政务院机构设置的时候，一定会谈议到有关各大部门的负责人选。当时，他们可以议而不宣；时下，他们必须议定请人入阁。
因此，周恩来作为新任命的政务院总理说道：“政务院组阁是一件关系重大的议题，我认为在讨论具体名单之前，首先要确定组阁的原则。”。
对此，刘少奇是完全赞成的。他认为所谓确定组阁原则，就是要体现国旗的精神。换句话说，新的中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取得的。所以，他明确地说道：在这个大原则下，就一定能组出一个既有工作效率，又能为全国大多数人民拥护的内阁。
毛泽东是全国各族人民认同的当家人，他在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不能不想到：蒋介石在长达二十多年的统治中在组阁方面有哪些失误。为此，他非常郑重地说：还有一个原则是要讲清楚的，那就是中国共产党要真正做到放权。换句话说，要给其他参加政府工作的民主党派人士以实权。不要像蒋介石那样，实权是属于蒋氏王朝的，其他的人是当牌位给人看的。
在确定了组织政务院的原则之后，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又不能不想到如此庞大的内阁办事人员从哪里来，最后，他们一致商定：首先将华北人民政府撤销，把这个班底拿过来作为政务院的基础，并参照华北人民政府的经验组织政务院。但是，一经作出决定，并由周恩来实施的时候，就又发现了具体问题：那就是华北人民政府原有的机构不能拿来使用。对此，《周恩来传》作了评析：
华北人民政府原有机构的职能只是管辖华北五省二市，现在要管理全国，负责制定并推行全国性的各项方针政策，这自然有很大的不同；政务院有些重要部门在华北人民政府中是没有的，需要组建，如外交部；还有些部门过去是由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管理的，如公安部、铁道部，改隶属政务院后，也要经过必要的调整。……
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等确定了组阁原则之后，周恩来作为政务院总理，遂集中精力投入到具体的组阁方面来。如果不把政务院的机构建立起来，各项工作尤其是那些急迫解决的内政、外交大事就无从谈起。为此，他作为政务院总理必须亲自挑选各级领导成员的人选，报请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另外，周恩来清楚毛泽东提出的组阁原则，中国共产党要做到真正放权的目的是：一方面，因为中国共产党对如何管理这样大的一个国家在许多方面还缺乏经验，而党外人士中不乏在这些方面有经验的人才；另一方面，因为这样的政府成员结构，有利于团结并带动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人民，共同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但是，一些拥护中国共产党的社会贤达，尤其是那些从国民党阵营中过来的高级将领、所谓的党国元老受着传统文化和道德的影响，不愿加入内阁，还需要周恩来亲自出面甚至请有关人士做工作。如：六十一岁的蒋光鼐曾认为，自己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当政协委员有地方支薪水就行了。所以，开始周恩来总理找他谈话，希望他出任重要职务，他没有同意。后来，总理找李济深帮助做工作，他才接受了这一重任。自然，周恩来在完成组阁任务的全过程中，要时常与毛泽东商议。历经一段艰苦细致的工作，周恩来终于草拟出了一份内阁名单，并送请毛泽东审阅：“主席，如果你没有什么意见，那就提请中央政治局讨论。”
毛泽东认真地审阅了周恩来提出的第一届政务院阁员名单，他沉吟片时，深沉地说道：“从这个名单看，我认为总理提出的第一届内阁是不错的。但是，我们还应有这样的准备：尽管我们从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很可能还有人出于各种原因，不愿意在我们内阁中供职。”
对此，周恩来是有思想准备的。他讲了在组阁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后，又诚恳地说道：“那我们就做工作嘛！还是主席常说的那句话：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再不行，就请主席出面嘛。”
“用不着，用不着。”毛泽东说罢虽是坚决地摆了摆手，可又以商量的口气问道，“你和傅作义将军谈了吗？”
“谈了，而且我是登门请他出任水利部长的。”
“不会遇到什么麻烦吧？”
“大的没有。可他说：我去西柏坡的时候，主席就请我当水利部长，可我就怕当不好啊！”
“我看这是推诿之词。”毛泽东凝思片刻，“你可以对他说：一，做到有职有权；二，我们可以给他配助手；三，他也可以推荐贤人”。
“我就是按照主席说的精神办的。第一，我告诉他，调李葆华同志任副部长兼党组书记，他十分欢迎；第二，他推荐了原国民党黄河治理委员会技术专家张含英、原北平市长刘瑶章，我愉快地接受了。他决定走马上任。”
“好！一定要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毛泽东说罢满意地点了点头，“农业部长李书城、林垦部长梁希等人的态度呢？”
“他们不仅愉快地接受了委任，而且还表示为新中国贡献自己的力量。”周恩来说罢看了看毛泽东微微点头的表情，又说，“不过，有一些不了解历史的同志，对任命李书城等人当部长表示不理解”。
“要做工作！”毛泽东当即说道，“李书城是我力主推荐的。他是老同盟会员，又是辛亥革命总司令黄兴的参谋长，我清楚记得：中共一大也是在他们家召开的。入阁当部长是应该的”。
周恩来与毛泽东逐一商议了内阁名单之后看了看手表，说道：“主席，我应该去请黄炎培先生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了，你有什么指示吗？”
“黄任老是一位有气节的大知识分子，对革命又作了贡献，我是赞成他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的。但是，他有出世的思想，曾数度拒绝当官，恐怕是要多做些工作的。”
黄炎培出生在十月一日。因此，他于十月一日登上天安门，聆听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与其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心情是不完全一样的。另外，他作为中国近代历史的见证人，以胜利者的姿态站在天安门城楼，俯瞰人群攒动、红旗如林的天安门广场，也有着其他与会者所没有的激动！请看，他写下的这段文字：
哦，广场，你是一个浩大的剧场吗？曾上演了那么多动人心的悲剧、喜剧、壮剧、闹剧、滑稽剧、话剧、正剧……
哦，广场，你是一个博大的心胸吗？容得下数不清的酸楚、痛苦、血淋淋的凌辱和**……
哦，广场，你是一艘巨型航空母舰吗？能驮起五千年上下的风雨雷电和数万万儿女的无穷尽的烦恼、悲愤、忧苦和激越、高亢、奋进……
哦，不，你是一部教科书，一部最权威的历史教科书，我正是要来这里读懂这部深邃得有些艰涩的历史教科书！……
这方方正正的四平八稳的广场，正象征着我们民族心灵中的心理平衡啊！“华人与狗”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广场笑了，几千年的忧愁一扫而光。人民是不会忘记昨天的，人们同样不会忽视明天的，在昨天和明天之间，今天的答卷将是更加严峻的！……
一九四九年的十月一日或许是令黄炎培太激动了！他情不自禁地写下了《永远纪念着的一九四九年》。他在这篇文章中认为：“这个年头发现了‘人’，认识了‘人’。就从这里起，人的生命宝贵起来了，人的生活，被重视起来了。”简言之，“人的地位被发现了，群众的力量被认识了。”但是，当他掷笔想平息一下自己分外激越的心情时，他那诗人般的豪情又化作了诗篇，他以天安门为题，挥毫写下了八首六言诗。
十月一日过去了，但是黄炎培依然沉浸在开国大典的兴奋中！就是到了十月十一日的上午，他的兴致还是格外的好。他走到写字台前，亲自提笔、展纸，又把那八首六言诗抄入另纸，并朗朗有声：“归队五星旗下，齐声义勇军歌。新的国名定了，中华人民共和。”
事有凑巧，恰在这时，周恩来走了进来，他一听这铿锵有力的朗朗诗声，禁不住地一边鼓掌一边大声赞曰：“好诗！好诗……”
黄炎培闻声一看，忙请周恩来落座。接着，他又不好意思地说道：“周公，这算什么好诗啊！只是十月一日那天，我在天安门上望着游行的人群，久久不能忘怀，遂以天安门为标题写了八阙颂歌，只能叫打油诗。”
周恩来起身走到桌前，双手捧读黄炎培抄好的诗句。有顷，他真诚地说道：“写得大气磅礴，雷霆万钧！不过，我更喜欢这两句：是自家的政府，是人民的武装。”
黄炎培既然不知道周恩来造访的本意，自然也就不明白周恩来为什么会喜欢这两句诗了，他只是以主人的身份再次请周恩来落座，并客气地说道：“快请坐下批评！来人，上好茶，我要与周公品茗交谈。”黄炎培虽然不是职业革命家，但他终其一生始终与政治结缘，故与周恩来随意地谈了一会儿就开门见山地问道：“周公，你如今是一国总理，时下又是开国伊始，自然是日理万机，你怎么还有空来看我呢？”
“黄任老，”周恩来猝然变得严肃起来，“今天来府上，是奉主席之命，请黄任老帮我分担一些政务院的工作”。
黄炎培一是有出世的思想，再是年逾七十，可以说从没有想过自己出山从政。因此，他听了周恩来的这番话后禁不住地一怔，疑惑不解地说道：“为总理分忧，责无旁贷。但不知让我帮着总理做些什么具体的事情？”
“请黄任老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
黄炎培听后愕然，望着周恩来那副郑重其事的样子，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
“实不相瞒，这不仅是主席点了你的将，而且也是和其他民主党派协商定的，务请黄任老出山，就像是你诗中写的那样：自家的政府嘛，应该自家来管。”
黄炎培渐渐地从愕然中恢复了平静，十分平淡地说道：“首先，我真诚地谢谢主席和同志们的信任。其次，我已经是年逾七十的人了，谁不知道我黄炎培从不想当官？”
“这我也清楚，”周恩来按着预先想好的话由说道，“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北洋政府两次请你出任教育总长，你都坚决拒绝了；就说蒋介石的政府吧，也曾请你出山，你也安贫乐道，一笑了之。”
黄炎培听后又引发出无限的感叹，遂又顺着周恩来的话题发起了议论。最后，他感慨万端地说：“总理，我说句老实话吧，一九四六年，我才六十八岁，已觉得老了，做不动官了。如今七十二岁了，还能做官吗？”
“能啊！”周恩来引经据典地接着说，“古代贤人廉颇不去讲他，就说革命前驱孙中山先生吧，为了新中国早日诞生，他抱病北上，死于北京。我想任老是不会不记得的吧？”
黄炎培听后没有说什么，只是有些沉重地点了点头。
“话又说回来，诚如你的诗中所说：我们的政务院，是自家的政府。因此，在自家的政府里做官，就不同于在旧社会衙门里当差。”周恩来看了看黄炎培的表情，又接着说，“另外，我想对黄任老说句实在话，现在是人民的政府，不是做官，是做事，是为人民服务”。
黄炎培似乎有几分被打动了，遂微微地点了点头。
“黄任老同意出山入阁了？”
“请容我考虑考虑。”黄炎培说罢突然把话题一转，问道，“我可否向你提个问题呢？”
“看黄任老说的，你尽管提。”
“我听说，一位政务委员曾问过你，为什么不给贵夫人邓颖超女士在政府中安排职务？可有此事？”
“有！实事求是地说，近些天来，不少党内外的人士都向我提过这类问题。”
“对此，我也有点想不通，你是一国总理，夫人为什么就不能在你的内阁中任职呢？”。
“黄任老，你想想看，我是政府总理，如果邓颖超是政府的一个部长，那么我这个总理和她那个部长就分不清了，人家会把她那个部长说的话，把她做的事当成是我支持的。”
“你说的这些理由连我也说不服。”黄炎培微微地摇了摇头，进而又申辩道，“据我所知，邓颖超女士是一位了不起的革命家，无论从资历上讲，还是从能力上看，她出任一部之长是当之无愧的”。
“黄任老，这个问题就不要说了！”周恩来断然地说道，“只要我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到政府里任职”。
“你啊，一方面，要我这个老头子出任要职；另一方面，又不允许自己的夫人在自己的属下供职。”黄炎培感慨系之地说罢又自语，“这就是共产党，这就是周恩来……”
经过周恩来两个多小时的交谈，黄炎培被说动了，但还是表示要考虑考虑。第二天，他征询江问渔、杨卫玉等好友的意见。他们都认为，在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的盛情邀请下，应该接受这个职务。当晚，周恩来再到黄炎培的家里，黄炎培就答应了。
一滴水可以透视太阳。由请黄炎培入阁参政这件事，我们就不难想象在组成第一届内阁的过程中，我们的这位“周到的”总理付出了多少心血！
与此同时，毛泽东不仅与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商谈组阁名单，而且也同样付出了很多的心血找人谈话，请人入阁。对此，史家是很少谈及的。另外，毛泽东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还选贤任命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委员和正副参谋长，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和委员，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和委员等名单。可以想见，为此他又付出了何等多的心血！另外，由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人成了国家的领导，不仅请邓颖超等亲属入阁供职的事时有发生，而且毛泽东这些人民领袖家乡的亲属公然要官、要钱的事也层出不穷。为此，毛泽东很是生气！他要求所有的共产党人都必须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坏传统。他对待此事的办法是：要官，一个也不给；家中有困难的，从自己的薪水中拿出一部分，以解燃眉之急。就在建国不久的一天，他听说长子毛岸英也收到了湖南老家的来信，遂让秘书把毛岸英找来，当面问道，“你收到湖南家乡谁的来信了？”
“是表舅向三立的。”
“信上写了些什么内容？”
“他在信上说，我们家的另一位亲戚，希望在长沙能谋个厅长方面的位置。”
毛泽东一听震怒不已，他当即近似自语地说道：“什么？他希望通过你这个所谓的太子，在长沙谋个厅长方面的位置！”
“对。”
“什么？你还理直气壮地答说对？”
毛岸英是一位很有原则的青年，从不向毛泽东所表示出的父道尊严，尤其是在他看来是错的时候低头。他一听父亲说话的口气以及质问的内容就有点不服，遂肃然立正，一本正经地说：“请问主席同志，你说我应该怎样回答呢？”
“你……”毛泽东正想大发雷霆，循声一看毛岸英的样子，遂又改变了口气，“你是如何回答这位表舅的？”
毛岸英听后没有说什么，从口袋中取出两封信，双手呈送到毛泽东的手里，凛然说道：“您看吧，一封是表舅向三立写给我的，另一封是我写给他的回信。”
毛泽东拆阅了向三立写给毛岸英的信，看罢犹如火上浇油，把信掷在了桌子上。接着，他又取出毛岸英写的回信仔细审阅。毛岸英这封回信写得实在是好，现摘录如下：
新的时代，这种一步登高的“做官”思想已是极端落后了，而尤以通过我父亲即能“上任”，更是要不得的想法。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毛泽东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毛泽东的子女妻舅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妻舅，除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则以外，正在于此：皇亲贵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饭的时代已经来临了！……
读罢毛岸英写的回信之后，毛泽东陷入了长久的凝思之中。站在一边的毛岸英看着父亲那深邃不语的表情，也许久许久没有说出一句话来。顷刻之间，整个菊香书屋显得是那样的凝重，似乎连空气的分量也增加了。最后，毛岸英终于猜出了父亲的心事，他为了能让父亲尽快地从这人间凡事中解脱出来，小声地叫了一句：“爸爸！”或许是毛泽东由此想得实在是太多太多了，他竟然没有听见儿子的呼唤，继续沿着他的思路在沉沉地思索着、思索着……
“爸爸！”毛岸英提高声调又叫了一声。毛泽东终于从沉远的凝思中回到了现实，有些愕然地问道：“你叫我有什么事吗？”
“我想知道爸爸看了我写的回信的感想。”
“好！”毛泽东说罢笑了，十分满意地说，“像是我的儿子！”
恰在这时，周恩来走进了菊香书屋，有点茫然地问道：“岸英就是主席的儿子嘛，何来像是主席的儿子？”
毛泽东突然大声笑了起来，顺着周恩来的话语说道：“总理说得对，岸英就是我的儿子！”
毛岸英离去之后，周恩来高兴地向毛泽东报告：黄炎培答应出山入阁了。
毛泽东听后也很有感慨地说：“我看啊，黄任老答应出山入阁，多半是你两顾茅庐的精神感动了他。”
周恩来在追述了他请黄炎培出山的经过之后，又取出一封信，边交给毛泽东边说道：“主席，黄任老出山入阁是认真的。你看，他还为此写了一封《为参加行政工作一封公开信》呢！”
毛泽东当即拆阅黄炎培写的这封公开信：“三十五年来给我官不做的我，现在怎么做起来呢？这点愿向诸位说明一下：人民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是自家的政府。自家的事，需要人做时，自家不应该不做，是做事，不是做官……自己编了剧本，自己不应该拒绝唱。”
毛泽东看罢的确被黄炎培的精神感动了，他抬起头，掷地有声地说道：“黄任老说得好啊！自己编了剧本，自己不应该拒绝唱！”
接着，毛泽东又与周恩来议起了内阁成员问题。对于政务院设置四位副总理，有两位共产党人，董必武和陈云；有两位民主人士，郭沫若和黄炎培，毛泽东是比较满意的。他接着又问道：“各部部长和政务院委员的名单都确定了吗？”
周恩来答：“确定了。”接着，又取出如下这个名单交给毛泽东。政务委员有：谭平山、谢觉哉、罗瑞卿、薄一波、曾山、滕代远、章伯钧、李立三、马叙伦、陈劭先、王昆仑、罗隆基、章乃器、邵力子、黄绍竣；李维汉为政务院秘书长；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董必武、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郭沫若、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谭平山、内务部部长谢觉哉、公安部部长罗瑞卿、财政部部长薄一波、贸易部部长叶季壮、重工业部部长陈云、燃料工业部部长陈郁、纺织工业部部长曾山、食品工业部部长杨立三、轻工业部部长黄炎培、铁道部部长滕代远、邮电部部长朱学范、交通部部长章伯钧、农业部部长李书城、林垦部部长梁希、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劳动部部长李立三、文化部部长沈雁冰、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司法部部长史良、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陈绍禹、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李维汉、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何香凝、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情报总署署长邹大鹏、海关总署署长孔原、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
毛泽东阅罢上述名单暗自算了一下：二十一名政务院领导成员中，民主人士十一人；政务院下属三十四个机构的一百零九个正副职位中，民主人士占了四十九个，其中十五个正职。最后，他笑着说道：“你这个总理真不愧是‘周到’的总理啊！我相信，这个名单不仅会得到中央政治局的批准，也会在国内外产生很大的政治影响。”
接着，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拟设四位副主席，他们分别是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再加上主席毛泽东一共五位。毛泽东听后沉吟片时，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道：“我有两个意见：一、由你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二、不要搞清一色，可以再增加一位国民党元老任副主席。”
“我赞成，那只有请你的老乡长程潜出山了。”周恩来说罢看了看微然点头的毛泽东，“这次，只有主席亲自出马相请了”。
“好！由我来请这位镇守长沙的老黄忠。”
毛泽东在建国前后曾与他的老乡长程潜谈过几次话，史无准确的记载。但是，我们从毛泽东于十月五日发给林彪、华中局的电报中可知：他们之间曾就湖南军政大事进行过认真的磋商。
在毛泽东与程潜、陈明仁等人谈话的时候，“李明灏代其提出人枪太少，问是否可以给他补人补枪，并要求我们速派干部助其整训，要求在打白崇禧及他处时，让其参加作战立功。”对此，毛泽东对程潜、陈明仁等人说，“军委决定给以第二十一兵团，第五十二军、第五十三军及第二一四师至二一九师的番号”，并得到他们的认同。另外，陈明仁觉得，“应先对干部说清楚，对多余干部应有安置，即用调训方法使其学习，以安其心。然后宣布缩编为两军六师。”毛泽东当即表示：陈明仁上述意见是合理的。同时，决定十月十日左右，请陈明仁、李明灏由北京动身返湘，“再定宣布及实行的步骤。”为了使“该兵团从陈明仁起，全体官兵，安心供职，增强彻底改造的决心，表示我们对程、陈及该兵团看成和自己人一样”，毛泽东明令林彪：“应在该兵团编整及纪律做得有些成绩的时候，给他们补充一批人枪，其来源可从对白崇禧作战的缴获中取得。这样一做，可以增强我们对该部的领导权及发言权。再则在湖南全省平定及土改实行以后，即在大约一年以后，如该兵团表现好……可以考虑编一个军加入该兵团，使陈明仁有三个军。这对于改造该兵团是有作用的。以上各点我已向程、陈、李透露了。”
依然是在这次谈话中，“程、陈、李提议现在就可以取消湖南军政委员会，程潜到北京任职，陈明仁专任军职不挂省主席名义。”毛泽东权衡利弊后表示：“军政委员会需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存在。取消太快，程、陈部下可能发生误会，对全国影响也不好。省府改组亦宜在全省平定，陈明仁率部向前线推进之时，方有理由实施。目前几个月内，陈的主席职衔仍应兼着，唯陈的实际工作，可以着重于治军。”对此，程潜和陈明仁心悦诚服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
无湘不成军。这句话说明湖南人早有从军为伍的社风。因此，在湖南解放的前后，仅程潜、陈明仁所部就有失业军官达十五万人之众。为此，程、陈二人向毛泽东反映：这些失业军官“纷纷找他们安插，是一个大问题，他们不胜其烦”。毛泽东当时答说：“此是一社会问题，国家有责任有步骤地给以谋生出路。”据童小鹏回忆，毛泽东为了使他的老乡长程潜不太为难，还说了如下这段话：
“颂公在军政界搞得久，旧部多，需要安插又可以安插的，尽可能地予以安插，可能还有人向他要点钱，或者他自己想送点钱给老朋友或者老部下，都要替他设想到，免得他为难。现在决定由政府按月给他们特别费大米五万斤，任其开支，不受限制。”
由此可见，毛泽东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费尽了心血！
对于毛泽东的良苦用心，程潜也是铭记在心的。请看他与族弟程星龄的一番谈话：
程星龄感慨地说道：“主席十分念旧。就要举行开国大典了，他还把我这个师弟请进中南海，对我说：你的族兄颂公字颂云，你的别甫却是‘不云’，我叫‘润之’。你不云，天上没有云就不能下雨。不下雨，我怎能‘润之’呀！就滋润不了土地嘛。”
程潜听后喟叹不已：“一番妙语，道出了许多妙论，真是非同常人所能比啊！”
“当时，我也说了类似的话，可主席他听后却严肃地批评了我。”
“为什么？”程潜一怔，问道。
“当时，主席严肃地对我说，你也不要恭维我了，恭维我奉承我的多了，我就可能晕头转向，搞不好不是降甘霖而是下冰雹，那就坏了！”
程潜久居官场，从孙中山到袁世凯，再从汪精卫到蒋介石他见多了；同时，程潜还研究过中国历史上的军政要人，对历代帝王的所作所为知之甚多。因此，他听了毛泽东批评程星龄的话后，发出感叹：“从历史上看，尚未得天下的帝王，都能做到求贤若渴；然而，一旦登上九五之尊，谁还能像润之这样既对昔日的上司重情重义，又能对像你这样的乡弟做到礼贤下士呢！”
“很难有第二人了！”程星龄说罢叹了口气，“就说关于哥哥的工作安排吧，他认为您是老前辈，林彪是年轻人，想请您屈就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还要与我这个当弟弟的谈，然后再与您婉商。”
恰在这时，毛泽东亲自打来了电话，提出约见程星龄。程潜高兴地说：“星龄，你好幸运啊，润之又要召见你了！”
程星龄再次驱车来到中南海里的丰泽园。他下车之后在秘书的引导下来到菊香书屋，他望着门额上挂的那块写有“菊香书屋”四个大字的横匾出神，似引起了无限联想。这时，毛泽东迎出门来，笑着问：“师弟，对这菊香书屋有何置评啊！”
程星龄或许已经进入了另一种感觉，不是奉命前来面见一国主席，而是前来探视乡亲与好友。所以，他听了毛泽东的问话之后，坦诚地说道：“我上次走进菊香书屋就有一种感觉，连幅字画，连盆鲜花都没有，就有些与这菊香书屋之名不副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