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是一代枭雄。在他主政二十多年以来，他把传统的纵横之策运用到外交上，似曾取得过一些佳绩。
随着蒋介石在各个战场上节节败退，美国政府开始辩论所谓对华政策——是谁丢掉了中国这个问题的进展，蒋介石预感到他再次获得美国支持的系数增加了！司徒雷登执行的以李代蒋的对华政策行将结束了！当他通过驻美使馆获悉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电示司徒雷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访问北平”的消息后，他认为这不仅是对司徒雷登奉行接触中共政策的最终判决，而且还是他重新讨好美国，并取得美国再度支持的开始。为此，他于七月四日在台北接受美国国际新闻社远东总经理韩德曼等人的访问，并借此向美国政府的决策者抛出所谓友好的信号。首先，他表示对美国的援助“绝无为期太晚之意念”，并且断言“如亚洲为共产主义所控制，则另一次世界大战，更无法避免”。表示“要尽最大努力继续反共”。直言之，他要在亚洲带头反共，请美国政府快些援助他这位反共的英雄。当记者问他：“阁下是否计划恢复政治之领导地位？”他公开答说：“自孙总理逝世以后，余即维其为领导国民革命之领袖，早已献身于国民革命，以谋中国人民之自由与国家独立。今后仍以革命领导者之地位，自将继续完成此一托付之重任。”明眼人一看便知：蒋介石在为自己复出制造舆论。
随着陈毅市长下令逮捕美国原驻上海副总领事事件的发生，蒋介石认为这正是他重获美国青睐的机会。为此，他不仅时时关注国际大势的变化，而且还与长子蒋经国商讨美国对华政策的走向。在这期间，蒋经国经常操着请教的口吻窥探父亲的所谓外交战略：“父亲，您此次出访菲律宾、南韩，是意在扼制东亚共产党的发展吧？”
“有这样的意思，但这仅仅是父亲做的表面文章。”蒋介石说罢看了看垂首庭训的蒋经国，“经儿，中国有句俗话，下棋人，一定要看出三步棋法。知道吧？”
蒋经国微微地点了点头。
“父亲走的第一步棋是什么呢？你我父子万一在大陆失去了立足之地，我们靠什么阻止毛泽东攻打台湾呢？”
“靠美国。”
“如何才能让美国帮助我们阻止毛泽东的部队呢？这就是父亲不得不考虑的第二步棋。”
“可是，美国政府早就宣布不再支持父亲了。”
“那我们父子为什么就不能让美国再支持我们呢？这就是父亲要走的第三步棋。”
“这和父亲出访菲律宾、南韩一定有关系吧？”
这时，蒋介石走到那张世界地图的旁边，用手沿着中国、苏联、东欧诸国画了一个大圆圈，然后严肃地说：“随着司徒老儿从南京撤走，一个所谓的社会主义阵营就形成了。看见了吧，横跨欧亚大陆，有十几个国家。”
蒋经国再次点了点头。
“明白吗？这是西方自由国家尤其是美国所最担心的。因为这十几个社会主义国家还要像酵母一样发酵，在全世界扩散共产主义。”蒋介石说罢看了看用心听话的蒋经国，复又以坚定的语调说道，“时下，美国已经感到欧洲存在着危险，但在亚洲地区，尤其是东亚地区，还没有来得及考虑。我此次出访菲律宾和南韩，就是向全世界宣布：我蒋某人是遏制共产主义在东亚扩散的带头人！”
蒋介石越说越有情绪，他再次走到那张世界地图旁边，用手沿着日本、朝鲜半岛、台湾、菲律宾、印度支那半岛画了一条曲线，操着教师爷的口气，富有节奏地说道：“我还想借此告诉美国的当权者——尤其是反对我蒋某人最力的总统杜鲁门，唯有建立这样一条反共链条，东亚诸国才能不被赤化。反过来说，也唯有如此，美国在东亚的利益才能得到保护。”
“我懂了，”蒋经国恍然大悟，“父亲打出这张牌后，就等于提前构成对美国的一个战略性呼吁。到那时，美国政府不用我们请，他就会主动地出兵保护台湾了！”
“经儿可教，经儿可教……”蒋介石欣慰地笑了。
但是，蒋介石还有一个难以启口、而蒋经国又不好提问的访菲目的，那就是当时“菲律宾与美国关系密切，可以代其向美国说项，将台湾划入美西太平洋的防线以内”。另外，他还考虑若在台湾再行失败，可投入菲律宾寻求庇护。聪明的蒋经国有意转移话题问道：“父亲，华南守得住吗？”
“迟早会落入毛泽东之手。”
“也就是说，桂系白崇禧的抵挡是无谓的牺牲了？”
“不！我是在借用毛泽东之手消灭桂系，同时又是借桂系之手消耗共军的实力。”
至此，蒋经国完全懂得了父亲的战略用心了！
接着，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偕王世杰、吴国桢等十余人自台北飞赴菲律宾访问，在菲夏都碧瑶与菲律宾总统季里诺会商太平洋反共联盟问题。会后发表联合声明：“余等鉴于以往远东国家之彼此联系合作未臻密切，又鉴于远东国家之自由与独立，现正遭受共产势力之严重威胁，余等认为远东国家应即成立联盟，加强其合作与互助，以反抗并消除此种威胁。”蒋介石在结束访问菲律宾的前夕，他又作附带声明，“余此次系以私人资格应菲总统之邀请与会晤，但将以国民党总裁之资格尽力促请中国政府采取步骤，支持上述联合声明中所列举之协议。”同日，蒋介石就组织远东联盟国家问题，致电韩国总统李承晚，希望得到热烈的响应。果真，李承晚很快向蒋介石发出访问韩国的邀请，当面会商建立远东反共联盟的大事。
蒋介石回到了台北，正想询问美国对他访菲的反应，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就公开发表声明：“对于中菲会议，美国虽觉成立太平洋公约为时尚早，但对蒋介石与季里诺关于经济政治合作之意旨，并不反对。”这等于暗示蒋介石：美国支持建立远东反共联盟的设想，只是时机选择的问题。因此，蒋氏父子的高兴是可想而知的了！
蒋介石的菲律宾之行犹如一剂强心针，为其坚定反共的死党增加了所谓信心和力量。同时，他们还一致感到，只有请蒋代李才是唯一图存的希望。也就是在这种特定的政治氛围之中，在台北、广州等地忽然掀起了请蒋出山的热潮。以阎锡山为首的行政院中的阁僚们，尤其是那些力主倒李的人们见其大好“形势”，似乎完全忘记了就要“亡党”、“亡国”的背景，又全都陷入到拥蒋上台的吵闹中！阎锡山或许变得聪明起来，他把搜集到的所谓“材料”，请副院长向李宗仁报告：
一、有一百八十多位立法委员在CC系的策动下，自广州联名函蒋，请其前来广州主持危局。
二、蒋介石任命李及兰继叶肇为广州警备司令。
三、黄埔军校各期毕业生在广州成立非常委员会，宣布拥蒋反共。
……
李宗仁虽然不是一流的政治家，但是他听了这些情况之后，也会本能地感到“权位”不稳。正当他想请所剩不多的亲信部属商讨对策之际，忽然又收到台北发来的电报：蒋经国于七月十三日秘密飞抵广州。
蒋经国在机场上约见已由桂林飞来广州的程思远和邱昌渭二人，一见面就开门见山地说：“我的父亲将于十五日来广州，希望李代总统把一切需要提出来，共同研讨的问题尽先准备，以便到时即可开始进行商谈。”
程、邱二人听后虽有惊诧之感，但也在他们所料之中，故仅是点头称是。
蒋经国为了把蒋介石来穗的目的讲个清楚，遂又郑重地说道：“总裁下野后，并不是说不管事了，实际上他仍管着许多事，他负有责任心，渴望把国家的事办好。”
程、邱二人自然明白蒋经国此番表白的用意，那就是他的父亲要重新上台执政。程、邱二人是时下李宗仁身边数得过来的亲信，这一信息很快透给了李宗仁。
然而蒋介石来广州之后，将采取哪些手段达到取李而代之的目的呢？李宗仁认为，蒋氏会以南京陷落前夕共同协商的《杭州会谈》中所确立的“中央非常委员会”——党权高于一切的宗旨行事。换言之，即军政大事先由党决定——即由党的总裁蒋介石决定，然后再由他这个挂名的代“总统”盖印去办。这样一来，李宗仁就真的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傀儡代“总统”了。对此，李当然不答应。但是，李氏将采取哪些应对措施进行反击呢？他心里的确是没有底数的。
对此，程思远不仅对蒋介石来穗的目的了如指掌，而且对李宗仁的心理状况也摸得非常准确。在他看来，蒋、李这次会面实质上是在权力上最后一次摊牌。他为了李宗仁不要输得太惨，遂认真地提醒道：“蒋先生的到来，必然要扛起党统的大旗，取消行宪以来的民主法统。德公，在此原则问题上，我们是一步也不能让的。”
在王冠面前是不存在让与不让的问题。李宗仁自打当上代“总统”以后，就没有想过把“总统”一职交还给蒋介石。相反，李宗仁近半年以来的所作所为，都是想方设法把蒋氏排挤到外国去，自己好随心所欲地行使代“总统”的职权。但是，在权势之争方面，李的实力、招数和气质，都远不如蒋。因此，这半年以来，他被躲在幕后的蒋氏逼得一退再退，几乎没有了退路，因为他连属下的薪水都发不出来了！俗话说得好，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如果在此危难之时，蒋氏能把这副担子抢过去，对他也是一种解脱。因此，他对程思远等属下的建议未作明确答复，只是含混地应付了一下。
自然，程思远等属下很不高兴。
昔日，蒋介石为形势所迫，不得不退居幕后。在那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李宗仁采用以退为进的策略，频频向蒋介石发动进击，逼得蒋介石也只能采用以退为进的策略对付李宗仁。正如李宗仁说的退是为了进一样，蒋介石公然喊出的退也是挂在嘴上的欺骗国人的幌子，是掩饰他垂帘听政、遥控政局的遮羞布。对此，李宗仁虽然看得清楚，然而由于时局猝变难测，再加之李氏性格上的软弱和轻信，终未战胜业已下台的蒋介石。今天，蒋介石随着形势的逆转，更重要的是蒋氏看出了美国人决定放弃支持李宗仁的政策了，遂决定由幕后走向台前，取李而代之，再次公然行使军政大权。在这样的形势下，如果李宗仁再使用以退为进的策略，那正中蒋氏的下怀，借顺水推舟之术就可把李宗仁轰下台。
为此，程思远不无担心地说，“德公，在与蒋先生的会谈中，可不能当谦谦君子啊！”
“放心，我是不会辞谢代总统一职的。”李宗仁说罢惨然一笑，遂又说道，“蒋先生十五日到穗，明天还有一天的时间研究对策，都回去休息吧！”
翌日上午，李宗仁刚刚用过早餐，心思沉重地来到设在迎宾馆中的官邸客室，准备与蒋介石会谈的有关材料。他甫坐未定，蒋经国意外地闯了进来，严肃地说：“李代总统，总裁已经从台北起飞，上午十时就可到达广州机场。”
“蒋先生不是说十五日才到广州吗？”李宗仁听后愕然，下意识地问道。
“总裁心虑国事，希望早一点和代总统晤面，遂决定提前一日到广州。”蒋经国坦然地答说。
李宗仁早就知道蒋介石生性多疑，他的起居行止是高度保密的，就是他身边最贴身的侍卫也不知道。但是，李氏怎么也不会想到，蒋氏为了安全，此次来广州举行国事会晤，竟然对他这个代“总统”也不放心，遂感慨万千地暗自说道：“这就是蒋先生的为人啊！”他沉吟片时，说道：“我立即通知有关的党政要人，赶往机场，欢迎总裁莅穗。”
“总裁电示：在国难之时，一切礼仪从免。”蒋经国说罢打量了一下李宗仁的表情，遂又严肃地补充道，“为了确保安全，在总裁到来之前，希李代总统绝对保密。”
李宗仁听后有着一种莫大的屈辱感，但为了所谓顾全大局，遂又把这种屈辱感藏之心底，默默地看着蒋经国骄首昂视、大摇大摆地走出了客厅。
是日上午十时，蒋介石的专机准时飞抵广州，在蒋经国预先安排好的严密保卫中，蒋介石于半小时后神不知鬼不觉地驶入广州迎宾馆，在代“总统”官邸和李宗仁见了面。
对此，史家作了如下评说：“在国共两党角逐天下的斗争中，蒋介石败在了中共毛泽东的手下；可是，他在国民党里和李宗仁争夺权力的斗争中，却取得了所谓最后的胜利。因此，就后者这种特殊的意义上说，他是以胜利者的姿态来见李宗仁的，并以当然的最高主宰者的身份造成‘君临天下’的事实，迫李交出名义上属于代‘总统’的军政大权。所以说，从蒋、李见面的那一刹那间，就已经决定了他们之间的胜负。”笔者再补述一句：“对此，所有云集广州的政客、党棍，心里全都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因此，在未来蒋、李的斗法中，他们都又选定了应该支持谁。
十四日下午七时，李宗仁、阎锡山在广州绥靖公署楼下会堂欢宴蒋介石。从这次宴会的气氛中，李宗仁从那一张张熟悉的虚意敬酒的笑脸上，不仅感到了一种无名的失落，而且还悟出了官场中的冷暖。因此，他坐在蒋介石的身边一言不发，宴会一散就回到了自己的官邸，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这就是官场中的人啊！……”
七月十五日，蒋介石在广州梅花村三十二号接见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在穗的委员。自然，蒋氏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高居位首，向与会的常委畅谈国际大势和预测未来国内战场的走向；而李宗仁只好坐在常委席上，和与会的常委一起聆听总裁的训示，其滋其味，也只有李氏自己才能品出！但是，李氏有一点感觉是正确的：蒋介石已经走到台前发号施令了！
是日晚上，蒋介石在广东绥靖公署召开一个国民党“中央委员谈话会”。会议开始之后，黄少谷分发了在台北拟好的四个文件：《国民党改造纲要》、《国民党改造实施程序》、《国民党非常委员会筹备委员会组织条例》、《总裁交议本案意见书》。李宗仁看罢这四份文件的名称，就知道蒋介石是有备而来——重建所谓国民党的党统，进而取代自己所坚持的所谓法统。相对而言，他李宗仁却没有任何一点准备。换言之，李氏在即将开始的所谓“党统”与“法统”之战中，他只有挨打的份儿了！
九月十六日上午九时，蒋介石在广州梅花村三十二号召开国民党中常会，特邀李宗仁、阎锡山参加。蒋氏在会上以总裁的身份讲了访问菲律宾的情况之后，遂正式提出了中央非常委员会的组织条例。接着，他又讲话：“设置中央非常委员会，是我于四月二十二日同李代‘总统’在杭州会谈时决定的。其目的在加强党与政府的联系，并使其成为党的最高决策机构。”
蒋氏这篇讲话的宗旨是：若想恢复战败的态势，必先恢复国民党的战斗力；若想国民党得到重生，必须加强党的中枢核心的权威；若想提高国民党中央决策的权威性，就必须重新确立中央非常委员会绝对领导地位。与会者或许看到了李宗仁的无能，抑或是认为时下需要蒋介石这样的独裁者上台，所以对于蒋介石的讲话无一提出疑义。依据组织条例规定：蒋介石、李宗仁分任中央非常委员会主席、副主席。
此前在杭州举行蒋、李会谈的时候，李宗仁被迫同意蒋介石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的主张。历经近三个月的实践，李宗仁越发不赞成这一主张。他认为：“这完全是蒋先生为加强对党政军的直接控制，而特地设置的叠床架屋的机构。数月以来，他在幕后的非法操纵已加速了政治、军事、经济的崩溃；如今再利用此一‘非常委员会’加以控制，尤将使大局从速崩溃。我对蒋此举深觉痛心，然而顾全大局，未便与蒋先生公开龌龊，隐忍了事。”这就是李宗仁的悲剧性格，在特定的悲剧时代中演化出了李宗仁的悲剧！
对此，国民党中央副秘书长程思远却异常的失望！远在李宗仁自桂林飞广州的时候，程就认为“李宗仁于和谈破裂后，不坚决引退，实为失策；既不引退，而又赴粤，更为识者所惋惜”。接着，“李宗仁抵粤以后，国民党顽固派依照主子指示，首先是暴露李宗仁的反共面貌，其次是对他掣肘，使他在政治上再没有回旋的余地”。更令程不满意的是，李宗仁轻信蒋介石的许诺，一步一步地走到了“隐忍了事”的地步。所以，程“参加了两次会议之后，便去香港居住了”。
程思远这一离去，李宗仁的身边就只有一个邱昌渭了，若想战胜有备而来的蒋介石那只是一种幻想！为此，李宗仁默然无语，只有被动地让蒋介石牵着鼻子往前走下去。
接着，蒋介石以总裁的身份主持召开了几次中央会议，借讨论蒋氏提出的所谓《党务改造案》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同时，他又提出成立所谓“中央非常委员会”属下的东南、西南两个分会，并建议“以张群为西南分会主席，陈诚为东南分会主席。”同时蒋又提请任命陈诚为东南军政长官，直辖闽、浙、台湾、广东、海南岛等地区。就这样，蒋介石在一个星期之内就把李宗仁手中的军政大权全部夺了过去。是月二十一日凌晨，蒋介石借口南韩总统李承晚向他发出邀请，须赶回台北预作准备，遂邀李宗仁到梅花村话别。然后蒋氏在黄少谷、蒋经国的护卫下驱车驶往黄埔，乘华联轮离开了广州。
蒋介石离去了，李宗仁就像是一只斗败的公鸡，凄然地眺望远天，禁不住地黯然自问：“从今以后，我这个代‘总统’怎么办呢？……”
李宗仁败到这种地步是在情理中事！但是，他作为一个失败者并没悟出一个“为什么”，相反，他却从无名的孤独之中怒指苍天：“这是为什么？”随着这种无名的孤独感的化解，他渐渐地悟出了许多人生的真谛；接着，他又从这感悟出的人生真谛中看到了自己落到这种地步的原因……
昔日，蒋介石下野了，他回到自己的发祥地溪口，依然能操纵全国的政治、军事大局；今天，大陆就要落入中共之手已成定势，蒋氏不仅在去年岁末就着手建立自己的退守之地台湾，而且还成立了指挥国民党全局的总裁办公室，为复出安排好了较为安全的落脚点。这在李宗仁看来，刚刚离去的蒋介石是回家了。与此同时，李宗仁很自然地会发出这样的自问：“我未来的归宿在什么地方呢？”由此，他又联想到自己戎马大半生军政生涯的经验和教训，感悟到自己能登上代“总统”的宝座，也完全是因为有广西这样一个“家”。而今广州一旦失落中共之手，广西这个属于他的“家”还会维持几时呢？尤其当他想到桂系部队在力守华南的战斗中，将逐渐被人民解放军歼灭，感到广西这个“家”也要换人了！这时，唯有这时他才承认蒋氏于被动之中进取的长处，也看到了自己随波逐流、缺乏政治家开顶风船勇气的弱点。为此，他禁不住地唏嘘喟叹：“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不久，李宗仁又收到来自厦门的消息，蒋介石于七月二十三日下午五时召开了厦门军事会议，公然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向三军训话：“当前我们要团结固守福建，作长期保卫东南沿海之计，并借此以巩固台湾。我们只要支持到明春，世界反共力量便会和我们联合一致驱俄清共。”旋即，蒋氏又和汤恩伯等高级将领讨论军事问题，并作出相应的防务决定。就其法统而言，蒋氏此举是明显的越权行为。李宗仁内心虽然不愉快，但因性格使然，也就再次隐忍下去了！
这样一来，李宗仁这位代“总统”更觉无事可办，决定出巡，借以了解政府辖内军事、民政的实际情形和民间的疾苦。遂有七月二十六日的衡阳之行。
时下，衡阳为白崇禧临时指挥部所在地。白崇禧一见李宗仁的面就大发牢骚：“湘战局势危急万分，传云程潜和陈明仁叛变在即，中央军嫡系又不听调度，你说该怎么办吧？”
“我既无撒豆成兵之术，也没有转危为安之策。”李宗仁说罢作了一个无可奈何状，“事已至此，主意还得你定。”
“我哪有什么主意？”白崇禧怒色满面地说道，“我只有把第七军用在衡阳正面做预备队，以大卡车百余辆集中待命，何处吃紧，便向何处运送。”
李宗仁知道第七军是桂系的嫡系主力，也是时下湖南正面唯一可用的精锐部队，他一想到第七军的官兵要在大卡车上日夜奔波不息，就有些心痛地说：“这样调度，官兵不是太辛苦了吗？”
“现在能用的部队实在太少了，有什么办法呢？”白崇禧继续抱怨地说，“如不授予我指挥极权，不仅三湘难以确保，就是两广也会很快落于共军之手！”
李宗仁知道，白崇禧要指挥极权的意思是出任国防部长。早在阎锡山出任行政院长的时候，白崇禧就曾派李品仙向李宗仁力陈：“阎锡山年老体弱，主持行政院院务已感自顾不遑，如不改组，即无法部署兵力保卫广东。”对此，李宗仁是赞成的，并在蒋介石留粤期间同蒋商量过。蒋以等他考虑以后再说为由没有表态。李宗仁十分明白：自己未能为白崇禧争得国防部长，白一定是很不满意的。时下，三湘既然不保，两广也必然危在旦夕，随即决定飞赴台湾，继续和蒋介石理论这些大事，看看蒋介石会不会授予白崇禧军事指挥极权。
李宗仁用过午餐，遂登机东飞，经福州小休，于二十八日飞抵台北。出乎他意料的是，蒋介石竟然到机场休息室迎接。翌日下午，李宗仁赴草山作礼貌性的拜访，蒋介石留李晚宴，并邀李下榻于草山第二宾馆。接着，蒋、李二人开始了秘密会谈。
李宗仁这次来台北见蒋介石，从蒋氏那种以主人自居，或曰君王视客卿的态度上感到：他不是来此商讨国是的，而是前来朝圣取圣经的。为此，他再次产生了一种难以名状的屈辱感。他毕竟是一位政治家，很快控制住了自己的情感，遂按照自己预先想好的议题说道：“介公，你听说湖南近期的局势了吧？”
蒋介石早已收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情报：程潜异动。由于他过分相信陈明仁这位黄埔一期的学生，认为陈能制约程的行为，湖南暂时不会发生猝变之动。今天，他一听李宗仁的口气，直感是湖南形势不妙，遂策略地说道：“因有健生在湘，我想暂时不会发生意外之事。此次德公从衡阳飞来，自然详知其情了。”
李宗仁把在湖南的见闻叙述过后，故意为难地说道：“健生虽是最高军事长官，但他无法调动陈明仁的部队。这件事非介公亲自出马不可了。”
李宗仁的话意是清楚的：陈明仁是“天子门生”，今天不仅不听白崇禧的调遣，而且还有可能背着你蒋氏投共，我看你这位当“校长”的如何处置？蒋介石听后的确大吃一惊，忙说：“我立即委派陈明仁的同窗好友邓文仪、黄杰二人飞赴长沙，劝其悬崖勒马。”
湖南长沙和平起义在即，邓文仪、黄杰二人前来游说同窗陈明仁，的确是自投罗网的冒险之举。如果不是陈明仁等念于一个所谓“义”字，邓、黄二人一定会成为阶下囚。为惜墨存史，现摘录当事人吴相和的回忆以代拙笔：
在这动**不安的时刻，蒋介石派黄杰、邓文仪专机飞长沙，企图破坏湖南和平运动。他们带来蒋介石的亲笔信，要陈（明仁）以大义灭亲的精神，扑灭湖南的和平运动（暗示陈把程潜杀掉）。陈明仁看过蒋的手书后，默不做声，空气非常沉闷。这时，邓文仪只好表示要单独找我谈话，陈明仁答应了。
邓在同我谈话时，问陈明仁的态度如何，我说：“陈司令现在很苦闷。白（崇禧）长官离开长沙后对第一兵团没有明确交代，要退向哪里退？要打又不给钱粮和械弹……”邓说：“白长官不是已送了一批银元来了吗？我们今天来的飞机还带来一批机枪呢！”我说：“送来的钱很有限，而且是银元券；机枪又不配子弹。这样搞法就是不信任他，不要他。你们不要他，还是会有人要他的。”这时，邓表示回衡阳后一定催发枪弹，并要我多对陈明仁做工作。
黄杰、邓文仪见势不妙，同我谈后不久即匆匆离去，临行时见陈明仁未来送行状极张皇。当时有人建议将黄、邓两人扣留，陈明仁为顾全同学之谊，又怕增加麻烦，未予采纳。邓在同我分手时，还交我一封张镇华写的“陈司令亲启”的信，是张托邓面交的，邓不敢交而要我代转。后来我拆开一看，信中劝陈明仁不要起义，说“共产党决不会忘记四平街的血债的，血债要用血还”等等。我为了怕影响陈的情绪，也就把它撕毁了。
蒋介石获悉湖南有“异动”的消息之后，他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三湘大地，尤其是古城长沙飘起了红旗。这对他而言，将意味着他在中南的地盘就要拱手让给毛泽东了！因此，他的内心有着一种说不出的滋味。然而当他再往下一想，除去微然摇首，也就只好仰天长叹了！
在蒋氏看来或许是应了否极泰来这句古语吧，恰在这时，留美未归的夫人宋美龄自美国发来消息：司徒雷登将于八月初返回美国述职。对此，蒋介石黯然自语：“司徒雷登走了，美援很快就会来了！你毛泽东‘一边倒’，我蒋某人也‘一边倒’！……”
败者，匆忙慌乱；胜者，日理万机。总之，无一不是一个“忙”字。
毛泽东作为胜利者的群体——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人物，他就像是一位驾驶着时代的巨船，航行在汹涌澎湃、暗礁密布的大海中的舵手，不仅需要战胜一切困难的智慧和勇气，还必须协调好这艘巨船上所有部门中的人员，在他镇定自若的统一指挥下，确保这艘时代的巨船乘风破浪地航行到大洋彼岸。因此，对毛泽东而言就不是一个“忙”字或“日理万机”这个词所能概括了的！
毛泽东在部署完向中南进军以及和平解放湖南等大事之后，遂收到了彭德怀发自西北战场上的报告：
（一）在扶眉战役中，胡宗南部损失约五万余人。（二）为解放甘肃、宁夏、青海三省，准备今冬入四川，明春入新疆，请向某方（苏联）订购汽车一千至两千辆，供西北军用。（三）宁夏卢忠良、青海马继援各率三军准备退守平凉、陇县、泾川地区，配置相当分散，有各个歼击可能。我以十个军，二十六日开始攻击。
毛泽东读罢这封电报之后，这不仅涉及即将发起的平凉战役，而且还对向西北进军提出了战略性的要求。为此，毛泽东审慎地研究了有关的情报，并听取了有关同志的意见，遂向彭德怀下达了《对举行平凉战役以及西进作战的意见》：
打胡（宗南）胜利极大，甚慰。不顾热天乘胜举行打马（马步芳、马鸿逵）战役是很对的。打完这一仗应休整一段时期，然后再进，唯休整时间亦不宜太长，以恢除疲劳，整顿队势，补充缺额为原则。如能于八月上半月完成打马战役，休整半月至一月，九月西进，十月占领兰州、西宁及甘凉肃三州，则有可能于冬季占领迪化（乌鲁木齐），不必等到明春。辰兄（即苏联）极盼早占新疆，彼可给以种种协助，包括几十架飞机的助战。少奇、高岗、稼祥现在彼处，只要你们进军计划确定，彼方即可考虑协助问题。关于订购大批汽车问题有两种办法：一种是购来后，经东北、华北转至西北，然后我军利用这批汽车进军新疆。如此则时间可能拖得长些，要明春或甚至夏季才能入疆。一种是利用现在少数汽车及从兰州、西宁可能缴获之车辆即行入疆，到达后再从伊犁方向输入汽车及其他工业装备，如此则时间可缩短。究以何者为宜，请加斟酌电告。照我想，只要平凉战役能歼两马主力，则西北战局即可基本上解决。往后占领甘、宁、青、新四省基本上只是走路和接管问题，没有严重的作战问题。辰兄（苏联）又能用空军协助，则占领新疆是不难的。此事情于平凉战役结束后与王震等同志商酌，电告你们的意见。
毛泽东作为统揽全局的军事战略家，他的上述预测完全得到了体现。换言之，彭德怀等指挥员是在他设计的进军蓝图中得到实现的。
毛泽东在下达向西北进军的电示之后，取得伟大胜利的七月就很快过去了！随着八月的到来，毛泽东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八月一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日。为此，他亲自组织撰写和修改有关的社论和文稿。当他审阅新华社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二周年的社论的时候，亲自动笔增写了四段话，并将标题《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改为《我们是能够克服困难的》。关于南昌起义，他加写了这段话：
南昌起义及当时全国各地的许多起义，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决定的。在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反动派宣布了反革命政变之后，中国共产党即决定率领人民反抗蒋介石反革命。八一南昌起义就是当时一连串革命起义的第一个起义。
这等于他重申了对八一南昌起义的评价：是中国共产党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的观点。关于人民解放军的特点，他强调指出：
这个军队的成分是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工农占百分之九十左右，革命知识分子占百分之十左右，而革命知识分子则是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不但懂得用革命精神教育军队，坚决地执行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及其各项具体政策，而且懂得革命的前途是什么，即是说革命将经过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稳步地发展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关于如何克服目前及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的困难，他又坚定地指出：
为着克服困难，必须完成几项根本性质的工作，这就是：（一）消灭封建势力，使农民得到土地；（二）实行精兵简政，节省国家开支；（三）在上述两项基础之上初步地恢复和发展一切有益的工业和农业生产。没有这几项根本性质的工作，所谓克服困难，只是一句空话。而要完成上述几项工作，在新解放区的南方和西北各省，一般地说来，必须准备付以三年左右的时间，过于性急是没有用的。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对我实行封锁政策的条件下，还须加上一项疏散人口的工作。
由此可知，毛泽东在纪念八一建军的时日里，他依然在关注着现实生活中所存在的困难，以及如何克服这些困难。
与此同时，毛泽东在审阅新华社广播稿《八一介绍》一文的时候，他加写了如下这段话：
二十二年的人民解放军的历史证明，只要坚持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保持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完全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能够打倒的，任何严重的困难都是能够克服的。
这是毛泽东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无往而不胜的总结。同时，这也是毛泽东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未来建军的要求。在建国以后的五十年里，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直没有偏离毛泽东制定的这一建军方向。
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南、西北两大战场的胜利，我第二野战军将会很快结束监视中外敌人干涉华东的任务，旋即奉命挥兵西指，**蒋介石预设在西南的战略重地四川省。为适应即将到来的革命形势，原中央各分局必须进行调整和重组。为此，毛泽东召集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在八一建军节这天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南分局并告华中局、华东局电：
（一）广西成立省委，拟以张云逸同志为书记。（二）广东不成立省委：可设潮梅、东江、北江、中区等几个区党委或地委，受华南分局直接领导。（三）华南分局以叶剑英为第一书记，张云逸为第二书记，方方为第三书记。（四）华南分局领导广东、广西两省及香港工委。（五）华南分局受华中局领导。华中局第一书记林彪，第二书记罗荣桓（因病留北平），第三书记邓子恢，管辖豫、鄂、湘、赣、粤、桂六省及第四野战军（正规军九十万人）。华中局现在武汉，将来可移至长沙。（六）西南局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刘伯承为第二书记，贺龙为第三书记，管辖云、贵、川、康四省及第二野战军全部、第一野战军一部共六十万人。今年冬季可占领四省各要地。第二野战军之陈赓兵团三个军，第一步协助邓华兵团解决广东；第二步入广西，协助四野五个军解决白崇禧；第三步出云南。在我大军（共八个军）入广西打白崇禧的作战中，华南分局有以广东的财力、物力及干部协助解决广西问题的任务。（七）在福建省委接收闽西、闽南，江西省委接收赣南，湖南省委接收湘南，云南省委（陈赓等）接收云南之后，原受华南分局领导之各该省党的组织及武装力量，即归入各该省委及军区领导。
从毛泽东这份电文，如果再加上过去对东北、华北以及未来对西北等中央分局的划分，可以看出这就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六大行政区的格局。另外，从上述各中央分局以及各省主要负责同志的任命来看，毛泽东是真正做到了知人善任，总之，毛泽东作为政治战略家，他在政治方面的预见总是超出他人的。
事有凑巧，依然是在八月一日这一天，毛泽东收到了他的老乡长——程潜以个人名义发出的和平通电。程在历数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见异于民，又陈言疾呼：“当道仁贤，共念凶危，立即化除成见，继续和谈，则全国治安，固可立时恢复。如今之秉政者，苟犹有丝毫之天良未泯，当能幡然悔悟，立致祥和。”毛泽东阅罢这则和平通电之后，认为这是和平解决湖南问题的先声。同时，他十分了解家乡的政治局势，深知三湘大地的军事格局，仅仅程潜登城一呼是难以奏效的。因此，他要求华中局加紧工作，力争以不流血的方式解决湖南问题。自然，他暂时也把工作重心移到了指导湖南和平起义方面来了……
湖南和平解放的关键砝码是操在握有兵权的陈明仁的手里。
陈明仁自打武汉移兵长沙以来，在程潜、唐生智、仇鳌等前辈的影响下开始考虑自己未来的前途；随着形势的发展，尤其是他接替程潜主政湖南以后，他天天都在想何以面对生养他的三湘大地以及三千万人民。虽说他在我湖南工委的推动下，表示愿意和平解决家乡的问题，但是作为军人的天命和传统中的“义”字一直在影响着他，使他迟迟不能下最后的决心。正当程潜以个人的名义发出和平通电的时候，恰恰他又收到了邓文仪、黄杰转给他的蒋介石亲笔信。他当即拆阅拜读：“弟一生革命史，自当珍惜，为中正所深信也……对卖身投靠分子应羞与为伍，必要时不惜大义灭亲，将之明正典刑，然后退守湘西，吾即来四川为尔后盾，余由冰雪（黄杰）面告。”可以想见，他就是在这种矛盾心理的左右下，决定放邓文仪、黄杰离开长沙的。接着，他又带着这样的情绪召集军事会议。与会的高级将领推测：“今日陈司令开会，要么是宣布起义，要么明令死守长沙。”但是，陈明仁只简单说了几句含混不清的话：“诸位，目前军事形势极为紧张，不愿打内战，完全是全省三千万军民的共同愿望。我作为省主席，宁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决不违背人民的心愿，我一定要使长沙市听不到枪声。”
随着毛泽东亲自派去的李明灏进入长沙，遂以中共代表团负责人的身份与陈明仁等会晤。在李明灏、程潜等的影响下，陈明仁的态度才日趋明朗，并就起义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协商。
关于起义通电问题，李明灏指出：应以反蒋、反李、反美帝为内容，并由之自行发表，我方先行索阅。陈（明仁）、程（潜）对此没有异议。
关于起义部队驻防及解放军入城时间等问题，陈明仁同意将驻长沙之部队于八月一日开始向湘潭、宁乡撤退，只留下维持治安力量为度，但“希望保留其兵团司令职务，俾其努力杀敌立功”。鉴于白崇禧有调部队向邵阳方向进行战斗的企图，程潜、陈明仁提出，“盼在茶陵、攸县、渌口一线的解放军迅速以轻装向邵阳推进，以减轻桂军对邵阳的压力。”一兵团部队除留二三二师维持长沙秩序之外，其余部队于三日晚撤退完毕，希望解放军于四日进城。李明灏将这些情况电告了四野。八月一日，四野领导电复李明灏：“我军不日即开始向茶陵、攸县、邵阳方向前进，我方部队当照来电于四日晚入长沙。”
但是，关于陈明仁提出“希望保留兵团司令职务”一事，四野领导无权答复，立即报告了中央军委。毛泽东收到这一报告之后，遂于八月二日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复电：“可以答应陈明仁保留兵团司令名义。”陈明仁听后甚为感动，遂又消除了一些有关起义问题的疑虑。
关于机构设置问题，程潜致电毛泽东主席，提议拟设立中国国民党湖南人民军政委员会和中国国民党湖南人民解放军司令部。他的理由是：“按照常例，必须先作和平谈判，订立和平条文，双方一致，然后行动。唯湘事之进行，远在解放军渡江之前，早与贵方不断接触，意见一致，后受桂军压迫，致未能表现；迄白离长，则为时已迫，为争取军事时刻，遂先采取行动，此为一也；因未经谈判即脱离广州政府已无根据谈判，而在形式上又必须谈判，否则会招致投降之论，影响干部心情，于西南各省亦产生误会，须有一临时机构为谈判对象，此等特殊情况实难避免，此为之二；所提临时机构均属空洞名义，绝不妨碍贵方行动，此为之三。”
毛泽东收到程潜电报之后，认为他这位老乡长道出了湖南长沙起义的特殊性——不经正式代表团和平谈判即起义投向人民，而在这种特殊形势下提出设立临时机构的设想，完全是从积极促成起义早日实现出发的。因此，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立即电复程潜：
对先生所提设立先生领导、署名“国民党湖南临时军政委员会”及陈明仁将军的“中国国民党湖南人民解放军司令部”两项临时机构均属必要，即可施行。
李明灏就长沙起义的重大问题与程潜、陈明仁达成初步协议之后，遂又根据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有关的指示继续磋商，双方最后达成程潜、陈明仁等于八月四日通电起义，中国人民解放军于八月五日接管长沙。
一九四九年八月四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历史终于在湖南翻开了新的一页！程潜、陈明仁等在长沙率部起义，通电发布《告湖南民众书》，宣布：“现在我们已经根据中央提示的国内和平条款，在长沙成立和平协议，正式宣布脱离广州政府，使湖南获得和平的解放，借以减轻人民痛苦，避免地方糜烂。”与此同时，由程潜、陈明仁领衔，三十多名国民党高级军政要员签署的《告湖南将士书》正式发表，宣布：“正式脱离广州政府。今后当以人民立场，加入中共领导之人民民主政权，与人民军队为伍。”从此，古老的长沙城头飘扬起了红旗，各界人民举着毛泽东、朱德的画像走上街头游行，庆祝长沙的新生！
毛泽东是从湖南走出来的人民领袖，他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都在思念、关怀养育他的三湘四水，以及永远支持他献身革命的人民！或许是他早年在湖南播下的革命的种子发了芽、开了花、结了果；抑或是他几十年来践行的正义事业赢得了民心，他所钟爱的家乡湖南终于宣布起义了！对此，毛泽东那兴奋、喜悦的心情是他人难以想象的！
朱总司令自打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以后，二十多年以来，朱毛就成了一个革命者的代名词。而朱毛红军、朱毛部队，也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称谓。或许是相交久而相知深的缘故吧，朱总司令不仅能理解毛泽东这种造福桑梓的喜悦，而且由此也更加思念业已离开二十多年的故乡四川。为此，他赶到双清别墅，一见毛泽东的面就非常兴奋地说道：“主席！你的故乡长沙和平解放了。”
“总司令啊，三湘四水的人民会记住你的功劳的！”
毛泽东说这句话有两层含义，一是朱德曾在湖南发起过湘南暴动，继之又在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和毛泽东共同创建了朱毛红军，他是湖南撒播革命的种子的带头人，再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尤其是在三大战役之后，朱德一直关怀湖南的和平起义。另外，毛泽东也深知曾是川中名将的老战友——朱德无时无刻不在关心自己家乡的解放。所以他又充满着自信地说道：“依我看啊，你的家乡四川也离解放不远了！”
朱德清楚毛泽东在促成湖南和平解放中所倾注的心血，自然更清楚和平解放对造福故乡的益处。因此，他不无感慨地说道：“为了加速全国的解放，同时也为了我的家乡父老免受战火之苦，我也应当向主席学习，动员过去在四川从军时的那些‘老朋友’、‘老搭档’放下屠刀，站到人民一边来！”
“你一直都在积极的工作嘛！”毛泽东扼要地讲了朱德在革命进程中，利用自己的关系和威望，动员川中名将为中国革命做了许多好事之后又说，“这也是我们任命刘伯承、邓小平率部入川的一个重要原因嘛。另外，恩来长居山城，那里的朋友也不少，他会利用各种关系，促成一些军、政两界的头面人物站到人民一边来的。”
毛泽东为了表示对程潜、陈明仁等长沙起义的祝贺，同时又借此扩大长沙起义的政治影响，遂与朱德复程潜、陈明仁四日在长沙起义发表的通电：
为对抗广州伪府，为维护湖南秩序，为稳定军心，为便利谈判，为号召各方，所提设立有先生领导的中国国民党湖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及陈明仁将军的中国国民党湖南人民解放军司令部两项临时机构，并临时军政委员会派出临时性质的省政府主席及湖南人民解放军司令官，均属必要，可以施行。省政府移交会议略延时日，以期避免刺激军政人员，亦属有益无害。弟等并认为，湖南临时军政委员会不应为空洞名义，应行使必要之职权，除敝军已接收之地方外，其余地方，应由临时军政委员会指挥，庶使秩序易于维持。总之，解放湖南及西南各地需要借重先生及贵方同志之处甚多，只要于人民解放军进军及革命工作有利，各事均可商量办理。此次先生及陈明仁将军毅然脱离伪府，参加人民革命，义旗昭著，薄海欢迎。南望湘云，谨致祝贺。
程潜和陈明仁在长沙率部起义，对退守各地的国民党军政官员影响是很大的。同时，毛泽东认为随着全国形势的骤变，类似程潜、陈明仁这种起义模式将在其他省份出现。因此，他认为很有必要把长沙这篇文章做大、做足，成为未来其他省市的样板。他历经深思熟虑，遂于翌日——八月五日再次致电华中局及湖南省委，明确指出：“我军入长沙后，除反动报纸应当准备封闭外，程潜系统的报纸不应封闭。”为了利用、改造原湖南国民党地方报纸，要求“请湖南工委和程潜商量，如果他在新化有报纸，希望他指示该报采用新华社稿件，以为团结和教育程部党政军多数人员，打击反动分子的工具”。另外，为了发挥党的统一战线的作用，他还提请湖南工委“考虑，物色若干程部系统中的开明分子，在程潜及本人同意的条件下，任命他们为长沙军管会的顾问”。以利“争取程潜、陈明仁及其一派站在我们方面，对于分化台湾、广州、广西、昆明、四川等地国民党特别是分化台湾及宋希濂等部，有极大的政治作用。对于顺利地接管湖南及改造程、陈系统则有直接作用。你们对此要当做一件重要工作去做。程潜的临时机构，不忙很快取消，省政府交接可以推延一个月左右，使程潜有时间在其内部进行教育工作，有利于将来的改编和改造”。同时还指示：“在将来接收省政府及改编军队时，除陈明仁应任军职外，应给程潜及其一派中的开明分子以位置，并吸收他们参加工作。其办法为组织湖南军政委员会，由两方面的人成立，以程潜为主席，以我们的人为副主席，湖南省政府亦照此方式组织，成为统一战线的临时过渡机构。此办法是否可行，请你们先作考虑。”
随着我四路野战大军向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大踏步地进军，已经在战场上造成了风卷残云的大势！在敌人已成八公山上草木皆兵的态势下，被迫和平起义的因素增加了。另外，毛泽东非常清楚：二十多年以来，蒋介石在完成削藩裁军、一切权力归中央的过程中，与诸地方实力派有着难以弥合的恩怨，随着蒋介石节节失败的颓势，诸地方实力派不仅不会为蒋氏殉葬，而且还会为了自保以及其他的目的向人民靠拢。再者，在蒋氏长达二十余年的独裁统治下，蒋氏的屠刀唤醒了全国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从长城内外到黄河上下，从边陲山野到东海之滨，已经形成了一股难以抗拒的民主大潮。在这民主大潮的冲击下，越发加速了蒋家王朝大厦的倾覆。为此，中央作出决定：我工作在第二条战线，尤其是战斗在敌人心脏中的同志们要因势利导，为促成敌人起义发挥更大的作用！
无独有偶。就在程潜、陈明仁等在预谋湖南起义的前夕，蛰居香港的云南王龙云派李一平到达北平，通过民盟中央主席张澜向毛泽东传话：商谈云南和平起义的大事。
龙云，彝族人。早年投军，参加护国反袁的战争，后入云南讲武堂深造，与朱德同窗。随着形势的发展，他巧妙地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终于登上云南省主席的宝座。由于他利用边陲地势自保，使得云南人民只知“龙主席”而不知“蒋委员长”，就连蒋介石在全国通用的纸钞也不准在云南流通。因此，龙、蒋之间的矛盾是相当尖锐的。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也就是毛泽东赴山城与蒋介石举行和平谈判期间，蒋介石密令杜聿明在昆明发动兵变，把龙云软禁在重庆、南京，将云南的政权交给了同是彝族的卢汉。在淮海战役行将结束的前夕，龙云利用同是蒋介石的朋友——美国原飞虎队司令陈纳德的飞机，逃离樊笼，飞到香港。从此，龙云在香港一边积极反蒋，一边策动卢汉在云南率部起义。
毛泽东知道龙云的过去，也清楚他曾秘密参加民盟。在软禁山城期间，多次出资帮助民盟开展活动，与张澜、楚图南等人相交素笃。另外，毛泽东也知道云南的工作是由周恩来负责的。为此，他给时在中南海居住的周恩来写了如下这纸短笺：
据张表方（张澜）本日称，龙云代表李一平要求与我方负责人见一面，好回港复命。我意请周接见一次，告以卢汉如能于我军入滇时举行起义，宣布反帝反封建反蒋立场，则云南问题可以和平方式解决，卢汉所部可以编为人民解放军。龙云则允其参加政协，会后仍可回港。如何，请酌办。
毛泽东由龙云想到了西北各省，尤其是新疆、青海、宁夏等省的问题。这些省份地广人稀，住的又多是少数民族同胞。长期以来，由于汉族统治者执行的是大汉族主义政策，民族矛盾一直是影响民族和睦，甚至事关祖国统一的大问题。另外，十分熟悉中国近代历史的毛泽东知道，自清朝立国以来，数度派兵进疆，无论是“征剿”民族分裂主义者，还是镇压少数民族不堪压迫的起义，其后果都不利于中华民族的团结。时下，我第一野战军就要挥师进入青海、宁夏、新疆了，我党在这些地区有威信的民族干部又非常少，如何才能运用政治方式为主，以战斗方式为辅助，较为稳妥地解放这些地区呢？他认为必须借助各种社会力量出谋划策。为此，他与周恩来决定听取在西北工作多年，且受国民党西北各省军政长官欢迎的张治中先生的意见。
首先，张治中先生介绍了国民党在西北各省的军事实力、政治势力和民族派别；接着，他又重点介绍了有关新疆的情况。他明确指出左右新疆政治的有三大派势力：“一、名义上的主席包尔汉、驻军司令陶峙岳；二、蒋记派往新疆、控制新疆政局的实力派，以骑五军军长马呈样、师长叶成、旅长罗恕人为代表，其中罗恕人是军统派驻新疆的负责人；三、以阿合买提江为代表的亲苏、亲共的三区革命派。”他认为包尔汉、陶峙岳虽是新疆名义上的领导者，但没有多少实力，想步湖南程潜、陈明仁之后举行新疆起义，也必然会受到蒋记派驻新疆实力派的掣肘；如若战胜蒋记实力派，必须实现包尔汉、陶峙岳与阿合买提江三区革命派的联合。最后，他不无遗憾地说道：“我很想为此奔走，可惜的是，从五月份开始，我与他们就断了联系。”
“这好办嘛，”毛泽东成竹在胸地说道，“我们可以派人去新疆，沟通与阿合买提江、包尔汉他们的联系。”
“有合适的人选吗？”张治中问道。
“有！随少奇同志出访苏联的邓力群同志。”
接着，毛泽东告诉张治中：邓力群很早就与三区革命的领导同志有联系。更为重要的是，邓力群是湖南人，他的长兄邓飞黄官至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与同是湖南籍的陶峙岳将军熟稔。张治中听后微微地点了点头，说道：“这样一来，邓力群就把中央与阿合买提江、陶峙岳、包尔汉的关系打通了。”
“更为重要的是，一定要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团结进步力量，孤立顽固势力，促进新疆和平解放的步伐！”
“好！我愿意为新疆的和平解放尽一份力量。”
毛泽东在征询了张治中等人的意见之后，在发给华中局、湖南工委上述电文的当天——八月六日，他又给彭德怀等同志发去了《兼取政治方式解决西北地区》电文。他明确指示：
除用战斗方式解决外，尚需兼取政治方式去解决……我们认为，西北地区甚广，民族甚复杂，我党有威信的回族干部又甚少，欲求彻底而又健全又迅速的解决，必须采用政治方式，以为战斗方式的辅助。现在我军占优势，兼用政治方式利多害少。其办法即为利用靠拢我们的国民党人和我们的人一道组织军政委员会，以为临时过渡机构。这样的国民党人就是张治中、傅作义、邓宝珊。
关于解决绥远问题，毛泽东指示：
我们准备和傅作义合作去解决。因为绥远反动分子受阎锡山及美帝勾结极为猖獗，傅的部下董其武等愿意靠拢我方，但是尚无惩办反动分子、改造部队的决心，而傅作义则已开始建立此项决心，并建议早日解决绥远问题，而不要再拖下去。故我们决定组织绥远军政委员会，以傅为主席，我们的高克林为副主席……傅作义对此项办法表示满意，拟于数日后，即令傅去绥远和我们的人一道解决绥远问题。
关于解决宁夏问题，毛泽东指示：
马鸿逵是傅作义的把兄弟，马派马如龙及哈某至绥远接洽，有请求和平解决之意。傅作义说马极愿求和，只恐求之不得。请你们对宁夏问题考虑一下，是否可以经过傅作义去改编马鸿逵部。
关于解决甘肃问题，毛泽东认为：
邓宝珊与马步芳将领均认识，于甘肃有声望，他是一个光杆，没有多少干部，请你们考虑是否可以利用邓宝珊，叫他去兰州和我们的人一道组织甘青军政委员会及甘肃省政府。此两机构均以邓为主席，赵寿山、王世泰为副主席，以为过渡机关。对马步芳必须歼灭其主力……此外，班禅现到兰州，我们攻兰州时请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及甘肃境内的西藏人，以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准备。
关于解决新疆问题，毛泽东明确指出：
陶峙岳现在动摇，有和平解决新疆的意向，我们认为利用张治中组织新疆军政委员会，以张治中为主席，我们的人（是否王震去新疆）为副主席，再如伊犁方面一人为副主席，以为过渡机关。
我们从以上指示可知：毛泽东的胸中已经有了解决西北各省的腹案。在今后不到半年的实践中，毛泽东的上述腹案完全变成了现实。由此可见，毛泽东是一位有着远见卓识的政治战略家。
也就是在毛泽东处理上述大事的期间，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于八月二日离开南京，直接回美国。恰好就在他到达华盛顿之际，美国国务院发表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即通常称谓的《美中关系白皮书》。毛泽东获悉这一消息之后，他立即给住在中南海的周恩来打电话：“恩来，奇文共欣赏嘛！你要尽快组织人把它翻译出来，我要为送走这些美国瘟神，给他们重重地放几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