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泽东的战略棋盘上，早在七届二中全会前后就形成了解放全国的三种方式，即北平方式、天津方式和绥远方式。但是，他作为一代大政治家却把天津方式——用人民的武装消灭反革命的武装当做解放全中国的主要途径。因此，当北平国共和谈破裂之后，毛泽东主席同朱德总司令就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下达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毛泽东针对当时国内、国外和党内、党外的具体情况——是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是半途而废，坚定地向中国共产党人呐喊出了“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响亮号召，借此也表达了他把中国革命进行到底的不可动摇的决心。自然，毛泽东这种决心是建立在实实在在的物质基础之上的。当时，“国民党的总兵力还有二百零四万人，控制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五十八，城市的百分之六十三，土地面积的百分之七十三。上海、青岛等地还驻有美、英等国的军舰和海军陆战队。但国民党军队的精锐主力已被歼灭，剩余的军队中只有白崇禧和西北的马步芳、马鸿逵部还有较强的战斗力，胡宗南部正由西北向西南撤退。由于人心已去，士气涣散，已难以组织坚强有力的抵抗。”另外，在上述“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实力派中，不少人不愿再打内战，正在酝酿起义”。因此，毛泽东认为向全国大进军的形势已完全形成！
毛泽东为了实现解放全中国的战略任务，经和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和前线指挥员磋商，确定“以第一野战军（包括解放太原后的第十八兵团、第十九兵团）向西北进军；第二、第三野战军担负渡江解放京、沪、杭、苏南、皖南、赣东，浙、闽全省；第四野战军先以一个兵团牵制武汉白崇禧集团，保障第二、第三野战军的渡江”，尔后再完成渡江南进的作战任务。
随着渡江后进军形势的发展，毛泽东在下达总攻上海命令之后的五月二十三日，遂又明确地下达了《对各野战军的进军部署》的命令。
第三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向华东进军并经营京、沪、杭和江苏、浙江、福建等省的任务后，粟裕等在总攻上海的前夕致电中央军委：认为不日攻克上海之后，“蒋匪已全线溃退，福建守敌不多，我入闽部队是否可能提早，应准备何时出动，以便淞沪战后进行准备，调整部署。”对此，毛泽东命令第三野战军：
你们应当迅速准备提早入闽，争取于六七两月内占领福州、泉州、漳州及其他要点，并准备相机夺取厦门。入闽部队只待上海解决，即可出动。
在毛泽东的战略棋盘上，第二野战军这颗举足轻重的棋子需走两步大棋：其一，
目前任务是准备协助三野对付可能的美国军事干涉，此项准备是必需的，有此准备即可制止美国的干涉野心，使美国有所畏，而不敢出兵干涉。但在上海、宁波、福州等处被我占领，并最好由三野以一部兵力协助山东攻占青岛（假如上海占领后，青岛敌军尚未撤退）以后，美国出兵干涉的可能性就很少了，那时二野就可以西进了。
其二，据毛泽东判断：
二野亦应准备于两个月后以主力或以全军向西进军，经营川（四川）、黔（贵州）、康（西康）。
在说到二野向西进军，在毛泽东的战略棋盘上还预布一步大棋：
如果上海、福州、青岛等地迅速顺利解决，美国出兵干涉的可能性业已消失，则二野应争取于年底或年底以前占领贵阳、重庆及长江上游一带，并打通长江水路。如果二野能于八月一日左右开动或更早点开动，则上述任务是可能完成的。
虽说事后战事进展完全按着毛泽东的预测顺利发展，但是他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因素，又明确指示：
此项任务在二野内部暂时不要下达，因为中央对此尚是一种拟议，最后决定要待上海、福州占领之后。
由此可见，毛泽东作为一代战略大家，在用兵上是何等的谨慎！
第四野战军在进占武汉三镇之后，毛泽东在未来进军部署上明确电令：
四野现有两个军渡江，尚有六个军已至陇海、长江之间，约于六月上旬可渡江，另有四个军正由新乡、安阳地区出发约六月中旬可以渡江。四野主力（六个军及两广纵队）于七月上旬或中旬可达湘乡、攸县之线，八月可达永州、郴州之线，九月休息，十月即可尾白崇禧退路向两广前进，十一月或十二月可能占领两广。
第一野战军原本兵力只有两个兵团，兵力不足二十万，在未来向西北进军之中，不仅要与兵力较强的西北“五马”对垒，而且还要经营西北陕西、宁夏、甘肃、青海、新疆五省。为此，毛泽东把华北野战军的第十八兵团、第十九兵团划归第一野战军的建制，要求“一野（四个兵团三十五万人）年底以前可能占领兰州、宁夏、青海，年底或年初准备分兵两路：一路由彭（德怀）率领位于西北，并于明春开始经营新疆；一路由贺（龙）率领经营川北，以便与二野协作解决贵州、四川、西康三省”。
毛泽东在制定了“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与完整”的战略规划——并向各野战军下达了上述进军部署的命令之后，他又为实现上述各项战略任务，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作战指导方针。
一、“先占城市，后占乡村。”这项指导方针源于七届二中全会确定的政治路线，以城市为中心夺取全国胜利，建设一个新中国。另外，从军事角度看，当时“国民党的残余军事、政治、经济力量，主要集中在江南和西北、西南的大中城市和主要交通线上；现在人民解放军在兵力上已占绝对优势，只有把进攻的矛头集中指向各大中城市，才能最快最有效地消灭敌人，加速胜利的到来”。事实上，只要攻占了南京、上海、杭州等大城市，国民党盘踞在江苏、浙江两省的主要兵力就消灭了；接着，再分兵解放江南广大的乡村，那就是易如反掌的事了！
二、利用矛盾，“各个歼灭敌人”。毛泽东清楚：长年以来，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与地方实力派有着根本利害的冲突，面对大势所趋的局面，这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越发地变得尖锐起来。举例说：国民党在西北的军事力量，有胡宗南集团和青海、宁夏的马步芳、马鸿逵部。前者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后者是地方军阀，两者之间一直存在着矛盾。诚如前文所述，毛泽东在下达总攻上海的命令的当天——五月二十日，第一野战军解放了西安，接着又控制了渭河南北地区。毛泽东审时度势，遂于上海解放的前夕，五月二十六日，为第一野战军制定了“钳胡打马”和“钳马打胡”的作战方针：
你们攻占凤翔等地，歼敌一部后，暂时停止前进的处置是对的。日前胡马两军配合，在长武、宝鸡之线企图阻我进攻，而我十八、十九两兵团，尚需三四星期以后才能到达西府（指泾渭两河之间的地区）区域。依你们现有兵力，可以打胡，不能同时对马，而欲同时对马，必须等候十八、十九两兵团开到或至少一个兵团开到，方有把握，否则无把握。因此，你们应耐心等候三四个星期，不要性急，待十八、十九两兵团开到，打几个好仗，即可直取兰州，基本上解决西北问题。只要胡马不走，仗是总有打的。仅在一种情况下，即胡马向汉中退却，胡马两军又确实不能联合（即马部确实不威胁我侧翼），你们才可以不待十八、十九两兵团开到即向汉中方向追击胡军。
第一野战军在等待第十八兵团、第十九兵团到来的期间，在彭德怀的统率下，以运动战的方式击破胡、马二部的联合进攻，接着胡宗南所部退至扶风、宝鸡、凤县地区，二马退至邠州长武地区，都想借助对方的力量，互为犄角，阻止解放军进军甘肃、宁夏、青海或南下汉中。毛泽东与彭德怀等几经电文来往与磋商，终于下达了《钳制两马歼灭胡宗南四五个军》的电令：
你们应当集中王（震）周（士第）两兵团全力及许（光达）兵团主力取迅速手段，包围胡匪四五个军，并以重兵绕至敌后，切断其退路，然后歼灭之。许兵团留下必要兵力监视两马，以待杨（得志）兵团赶到接替。杨兵团应立即向西开进，迫近两马筑工，担负钳制两马任务，并严防两马回击。此点应严格告诉杨得志，于万不可轻视两马，否则必致吃亏。
根据毛泽东制定的这一战略方针的精神，不仅第一野战军取得了歼灭胡宗南所部四万余人的胜利，并最终导致两马所部的彻底溃败，而且我其他野战军在向全国进军中，也曾根据这一作战方针的精神，在不同的战场上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三、在采取天津方式——即战斗方式的同时，须兼取北平方式——即“政治方式去解决”。诚如前文所述，毛泽东在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的时候，就曾明令要求解放军：“向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地方军事集团宣布《国内和平协定》的最后修正案。对于凡愿停止战争、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者，你们即可照此最后修正案的大意和他们签订地方性的协定。”在这一精神的感召下，在渡江战役中，国民党江阴要塞炮台总台长唐秉琳率部起义；在攻占南京的前后，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林遵率部起义；在白崇禧从武汉撤退中，国民党河南省主席张轸等率部起义，等等。与此同时，毛泽东曾于四月二十八日电告彭德怀同志：“你可否于回陕前来中央一谈关于用和平方法解决西北的问题。看样子，此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张治中等人现在决定留平，并向我方靠拢。用和平方法解决西北问题这件事，我们或许考虑通过张治中的帮助去做。”有关毛泽东、周恩来在这期间帮助张治中转变思想的情况，张曾回忆：“在四月到六月这一段时间，是我最苦闷的一个时期。脑海中有许多问题没法解答，矛盾彷徨，展开了激烈的自我思想斗争。这时期周恩来先生常来相看，多所劝导，又蒙毛泽东先生亲临慰问，思想乃初步搞通，内心亦渐次宽解。”
再如李宗仁退居桂林之后，毛泽东认定蒋介石与李宗仁的矛盾势必再次加剧，这就又为采用政治手段局部解决桂系创造了条件。为此，他通过各种渠道向李宗仁陈情利害，希望李能够留在桂林，在大势所趋的情况下，迫使桂系局部签署和平协议。
或许是天意，正当李宗仁为政治前途举棋不定，且需要听取桂系诸位大将意见的时候，白崇禧收到了蒋介石送来的三万两黄金，心里十分感谢蒋介石。面对溃败的全局，他认为李宗仁是个扶不起来的“天子”，危厄的国事还须蒋介石统一处理。他为劝说李宗仁离桂赴粤，继续充当蒋介石的挡箭牌，遂“偕居正、阎锡山、李文范以及程思远、邱昌渭从广州飞桂，五时许到桂林，居、阎、李三人被招待于榕湖畔的‘桂庐’，白崇禧径去文明路一三○号向李宗仁汇报他到粤后同各方面接触的情况”。接着，他就开门见山地说：“蒋先生既不肯放手，处处掣肘，倒不如由德公敦请他重新出山，主持大政，俾卸仔肩。”
李宗仁并不知白崇禧如此而为的真谛，依然像过去那样，非常认真地说：“此事万不可行。现在已是宪政时期，吾人必须维护宪法的尊严。今蒋氏已引退下野，即为一介平民，若不经国民大会的合法选举而私相授受，由我劝他复任总统，则我将为千古罪人。”
已经成了末代代“总统”的李宗仁还发如此高论，足以见得不是一位高明的政治家。对此，有奶便是娘的白崇禧听而不语也是在所料中事了！
接着，李宗仁抛出所谓的书面材料“备忘录”，自述“三个月来他在南京不能有所为的关键是因为蒋介石在幕后把持一切；次述蒋介石如仍然不肯放手，不如请他复职，以免彼此牵制，互相抵消；最后说到如蒋介石不愿复职，仍由他担任代总统，则请蒋答应”授予他一切权力。
为促李宗仁离桂赴粤，白崇禧有意说：“同老蒋摊牌，本来就是我的一贯主张。但是现在政府迁至广州，如果德公长期留在桂林，则中央失去了领导重心，恐怕影响很大。”
程思远很不赞成白崇禧的论点，会后随白崇禧来到白的新居，十分策略地问道：“现在老蒋只顾沿海一些据点的防守了。健公要德公到广州去，试问在军事上有什么把握？”
“有什么把握，这不过是要对历史有一条交代罢了！”白崇禧如此坦率地说。
李宗仁就这样被白崇禧连哄带骗地从桂林弄到了广州。对此，程思远很是生气，决定暂不随李、白飞赴羊城。
在李宗仁的心目中，白崇禧的华中战区的得失关乎他们在大陆的存亡。不久，白崇禧自武汉撤守，他“外临强敌，内有反侧，也已岌岌不可终日了”。旋即上海被人民解放军攻占，蒋命残部撤往闽、台，所谓京沪杭防线彻底崩溃。李宗仁审时度势，对坚守华中，确保西南的战略也失去了信心。
恰在这时，左依湘西大山，右靠洞庭湖的宋希濂兵团奉蒋之命撤往鄂、川交界的恩施，致使常德、芷江一线门户洞开。如果人民解放军乘隙南下，即可将刚刚撤往湖南的白崇禧的主力部队包围。换言之，李宗仁和白崇禧苦心经营多年的桂系集团，必然全军覆没于三湘四水之地。白崇禧见情势急迫，又因宋希濂是“天子门生”，只好商请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何应钦电令宋希濂按计划迅速撤往湘西。实出白崇禧，也出何应钦所料的是，宋希濂抗不从命，在电话中骄横地对黄埔时代的师长何应钦说道：“我撤到恩施去是老总的命令！”
何应钦当然清楚，所谓“老总”是指蒋介石。他忙解释道：“恩施一带并无敌人，你到那里去实无必要！常德一带异常空虚，你若不来，湖南战事就不可收拾，你到恩施也是绝路。”
宋说：“我管不了许多，老总要我怎么办，就怎么办！”
何说：“我是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负责指挥全国的部队，你必须服从我的命令！”
宋气愤地说：“我就不知道什么行政院长、国防部长。”说毕就把电话挂了。
何应钦气得面发紫，立即赶来向李宗仁报告说，“这成什么体统？这成什么体统！我有生以来也未受过这种侮辱！”
何应钦和蒋介石共事近三十年，深知蒋氏是一位城府极深的纵横家，一不小心就会掉入他设计的政治圈套中。这次，使何应钦大惑不解的是，在此危亡之秋，唯有一心一德，群策群力，尚可挽国难于既倒。可是蒋氏在败亡之中依然和代“总统”李宗仁斗法，置自己这位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于不顾，独行其政治、军事计划，这岂不等于自灭王朝吗？当他想到自己未来的处境时，遂于上海解放后的第三天——五月三十日，向代“总统”李宗仁坚辞本兼各职，并无限悲哀地说：“受命以来，月余于兹，除立法院问题应钦获得全体立法委员之支持，引为毕生最大之荣快外，其余各项问题，莫不与愿相违……事实演变，未符理想，而财政问题，又复困难万端，无法解决……钦虽努力以赴，终感补苴无术，心中隐痛，莫可明言，唯有恳请辞去行政院长职务，以免贻误将来。”
李宗仁深知何应钦辞职之故，但仍以政治家的风度相挽留。何应钦求去之心甚切，以最沉痛的语调说道：“德公，如要我继续干下去，我只有两条路可走：一就是逃亡，二就是自杀。”
就这样，何应钦内阁倒台了！何应钦内阁自上台起始，毛泽东就预测到了它很快就会倒台。同时，他还知道何内阁倒台的结局，又必然加剧李宗仁与蒋介石的矛盾。虽然寄希望李宗仁在桂林局部签署和平协议的计划宣告结束，但仍然可以利用这组矛盾争取李宗仁。就是再次失败，也可随着桂系向南溃败的大势，把希望寄托在湖南程潜等人的起义上。为此，毛泽东几经权衡，遂决定请老乡长章士钊、小老乡刘斐南下香港，通过各种渠道继续做李宗仁工作的同时，把重点放在程潜的身上。
章士钊南下香港负有多种使命，其中最重要的有两项：一是劝说闻人杜月笙致函上海的青帮弟子，向人民政府投诚；再是通过程星龄向程潜传话：毛泽东希望老乡长程潜为和平解放家乡作出历史的贡献。前者，杜月笙遵命给上海的弟子写去亲笔信，为解决上海的青帮起了作用；后者，史家作了记述：“一九四九年六月程星龄奉程潜之命去香港时，见到章士钊。章土钊鼓励程星龄要协助程潜顶住白崇禧的压力，不要动摇起义决心，并亲笔给程潜写了一封信，要程星龄带回交给程潜。信中列举大量事实赞扬毛泽东确实是中国历史上未有过的杰出领袖，绝非溢美虚夸之词。对颂公期望甚殷，对陈明仁也决不会追究四平街之战的问题等。”事后，程星龄曾当面向毛泽东说：“主席，行严对颂公的谈话与信，对促进长沙起义、湖南的和平解放，起了不少的作用。”
刘斐由于眷属还在香港，须他去设法接到北平，经与毛泽东、周恩来等协商，遂“决定去香港一转”。据刘斐回忆，他是五月间从北平经天津乘船南下香港，并且“带了章行老（章士钊）和邵力老（邵力子）责备李宗仁的长信想设法转交李，争取他替人民做一件有利的事”。刘斐安抵香港之后，李宗仁、白崇禧、程潜等人不是派使者就是打电话，希望刘斐能到广州或长沙议政共事，但都被刘斐以种种借口婉拒了。上海解放以后，刘斐践约来到广州，和李宗仁、白崇禧一块面谈。相见之后，刘斐首先转交了章士钊、邵力子致李宗仁的信，并请其先阅，然后再举行晤谈。
章、邵二老致李宗仁的信函，凡洋洋四千余言。二位老报人以敏锐的政治卓见，流畅犀利的文言行书，详论了蒋氏王朝必败，中国共产党必胜的规律，也指出了李宗仁主和破裂的原因。同时，还道出了写此长信的良苦用心：“徒以年事略高，人缘非浅，平章国事，略有执持，因缘应舍，责任攸在，不敢效小丈夫之所为，坐视公等之溺于稽天大浸而不为援手已尔。”章、邵二老进而道出李宗仁所处之地位：“设他人捉刀，而以公之名义布之，则政由宁氏，祭则寡人，其后果何堪设想。某等颛蒙，夙承见爱，心所谓危，不敢不告。”
李宗仁读罢章、邵二老的长信，大有“临表涕零，不知所云”之慨！随着信文的展开，章、邵二老的形象迅即在他的脑海中闪现而出，似在严峻地向他招手，谓之“悬崖勒马，回头是岸”。为此，他又重新拜阅了这段信文：“盖长江之局面虽变，西南之版图犹存，盼公在桂林开府，屹立不动，继续以和平大义相号召。乃公终不以鄙言为采，并不胜主战分子之胁迫利诱，竟亦翩然莅穗，同流合污，阳冠僚案，阴侪傀儡。不知公有何把握，作何打算，犹岸然以国家存亡民生祸福为张皇工具，伤哉，伤哉！”这时，他感到章、邵二老说到了他的心痛之处，顿生“无脸见江东父老”的羞色。然而当他瞻念前途，又茫然地觉得只有按此一条道走下去了！他收好章、邵二老的来信，情绪低沉地对刘斐说：“旁观者清，还是你先谈谈自己的看法吧！”
刘斐首先向李宗仁、白崇禧介绍了在北平的所见所闻，直言告诉他们：现在胜败的大局已定，无可改移了。然后，他又严肃地质问，“德公，你为什么到桂林去？去了为什么又不按以前的诺言签字？”
“你们谈下来的条款，简直等于投降，这叫我怎么签字呢？签了字怎么能执行呢？”李宗仁无可奈何地摇摇头，“一切都被蒋控制死了……叫我怎么办呢？我只好生气不干了，才以飞广州的名义折回桂林去的。”
“那你既到了桂林，何苦又自投罗网到广州来呢？”刘斐不解地问道。
白崇禧为了掩饰自己的责任，抢先说了李宗仁来广州的经过，并有意诿过于居正、阎锡山。这时，李宗仁取出蒋介石促他来广州的信件交于刘斐，叹了口气：“你看吧，我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刘斐看罢蒋介石写给李宗仁的亲笔信，操着挖苦的口吻讲：
“你像那个童话故事里的那只猴子了。有只猴子蹲在树上，有个捉猴子的人想把它捉着，但没有办法捉到手。后来他想了主意，从怀中取出一只苹果来，向猴子再三**，示意要把苹果给它，那猴子看见了苹果，果然垂涎三尺，在树上徘徊瞻顾，跳来跳去，终于经不起**，下树来取那只苹果，刚想把苹果抓上，却被捉猴子的人一把抓住，套上了锁链。蒋在信中说一定要给你以军、政、财权，就等于是那只苹果嘛。现在薛岳控制了广州，就是蒋手上的锁链，你有什么办法呢？”
“那我只有负责到底了。”李宗仁沮丧地说道。
“不行啊！”刘斐严正地指出，“你这样替蒋介石负责，就是替罪魁祸首的蒋介石垫棺材底，于党、于国、于人民、于你自己都是不应该的。”
刘斐与李宗仁、白崇禧一直谈到深夜，李宗仁被说得摇首叹气，而白崇禧依然是醉死不认那四两酒钱。最后，白崇禧说道：
“我们还是九九归一，一起到广西打游击去吧！”
“不行的，打游击谁还能强过共产党？”刘斐接着又坦直进言，“为今之计，只有李德公下野，因为他已失去代表讲和的资格，由你（白崇禧）率领湘、桂两省军政人员和部队局部起义，还可救全多年来追随你们的部下。这样，你们政治上有出路，部下也有个安顿。否则，你们失败了往国外一跑，这些人往哪儿跑呢？”
白崇禧一听说率部起义，立即来了火气，大声说道：“失败就失败，算了！投降起义我干不来！”
刘斐一听这话知道应该结束这次谈话了，遂淡然地说道：
“好吧！士各有志，你既宁愿失败，我也不能勉强。不过我最后要向老朋友进一忠告，你们如果失败了，千万不能再到台湾去呀！”
这时，李宗仁在桌上用力一捶，说：“哪个王八蛋还到台湾！”
白崇禧默不作声。刘斐和李宗仁、白崇禧的谈话就在这样的沉默中结束了。
翌日清晨，刘斐飞回香港。这对李宗仁而言，又一位亲信大将离开了自己。同时他还感到：在不久的将来，刘斐也会步张治中、邵力子等人之后投向共产党。因此，他那失落的心境越发怅然了！……
至此为止，毛泽东认为采用政治的手段解决桂系的希望基本破灭了。从此，他就专注家乡湖南和平起义的事情了。
从以上事例可知，毛泽东在确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的战略部署中，不仅要求我解放军“兼取政治方式去解决”敌占区和残敌，而且还和周恩来等在指挥军事解决的同时亲自做方方面面的工作，希望“兼取政治方式去解决”似傅作义统率的部队和管辖的北平；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在很早以前就布下了和平解决湖南、云南、四川、新疆等省像张治中、程潜、龙云等这样重要的棋子，从而加速了全国解放的步伐。由于有关和平解放上述各省的经过将在下文详述，故在此略。
“实行大迂回，大包围”的战略方针。毛泽东在渡江战役的前后，已经获悉蒋介石的战略退却计划，那就是“经营台湾，为其最后的根据地；守住沿海岛屿，使与台湾相呼应；控制川滇，欲在西南留个后方；收拾两广，彻底地消灭桂系势力”。另外，从战争发展来看，在人民解放军渡江后的大进军中，“国民党军队几乎是一触即溃，尽力避免作战，像抗日战争那样，准备在西南边陲数省站住脚跟，进行顽抗，并在不利时将大批军队撤往国外。”对此，毛泽东深知由陕南退往四川的胡宗南所部，必将与宋希濂驻扎在湘鄂川交界的部队会师四川，其中胡宗南残部很可能沿着当年红军长征的路线逆行南下，由云南逃往缅甸、老挝等邻国。为此，他在五月二十三日下达的《对各野战军的进军部署》中明令指示：
胡宗南全军正向四川撤退，并有向昆明撤退消息，蒋介石、何应钦及桂系正在做建都重庆、割据西南的梦，而欲消灭胡军及川、康诸敌，非从南面进军断其退路不可。因此，除二野应准备经贵州入川之外，四野在消灭白崇禧占领广西之后，应以一部经百色入云南。请林（彪）罗（荣桓）即令曾泽生军（曾原为滇军起义将领）早日出动南下，该军是否已从热河出发，盼林罗查告。
毛泽东此举的战略意图是：由广西挥师西行，经此大迂回把胡宗南所部截至滇北或滇西。另外，二野所部由东面的湘黔入川，贺龙所部由陕南入川，经营川北，这样就对退守四川的蒋军形成了大包围之势，并将其大部消灭在四川。
由此可知，近来某些军史学家认为：“实行大迂回，大包围”战略方针的首倡者是林彪，是错误的。有关毛泽东如何实施上述这一“大迂回，大包围”战略方针，笔者将在下文详述。
我四大野战军完全遵照毛泽东的上述部署向全国进军，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毛泽东在下达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以及《对各野战军的进军部署》之后，他的工作重心遂由军事转为指导管理城市、恢复全国经济建设以及创建新中国等大事上来。如果说毛泽东指挥军事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那么管理城市、恢复全国经济建设以及创建新中国等大事对他而言，则是一门全新的课题！正当如履薄冰的毛泽东思忖如何完成这些大事的时候，刚刚解放的上海就爆发了始料未及的经济危机，迫使他仓促上阵迎战……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上午九时，上海全市解放了！
这天清晨，枪声和炮声渐渐地停息了，上海各界群众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悄然打开自己的家门，惊奇地发现马路两边湿漉漉的水泥地上，睡满了身穿黄布军装的解放军指战员。啊！激战上海的十五个日日夜夜——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上海新生的人民功臣，一个个却睡在马路两边的人行道上，这不仅是旷古未有的奇事，而且也深深地打动了上海的市民群众！另外，各界人民很快又发现，新生的上海市，电灯是亮的，自来水也长流不息，就说是电话吧，也畅通无阻，工厂、学校也保护完好……大家都禁不住地发出这样的自问：“这哪像是刚刚打过仗的样子呢？共产党和解放军是如何创造出这样的奇迹呢？……”
这奇迹应当归功于党的另一支队伍——上海八千余名中共地下党员和广大的进步群众！在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上海战役的过程中，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护厂、护校、策反敌军、散发传单、输送情报……上海才得以完整地回到人民的手中。
很快，各界人民从战争的惶恐之中醒来，相互传送着一个消息：“上海真的解放了！”接着，他们自发地拥上街头，走到外滩，有人在高呼“上海解放了！”有人在高呼“解放军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更为令人感动的是，年长的老人提着烧开的水壶，拿着大小不一的茶碗，慰劳睡在水泥地上的解放军战士；年轻的工人和学生有的打着腰鼓，有的扭起了秧歌，有的放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和《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庆祝上海解放了！
上海解放的第二天——二十八日下午二时正，陈毅率领军管会所属军事、政治、财经、文教各接管委员会的主要干部，走上了旧上海市府大厦的黑色大理石阶梯，正式接管市政府。与此同时，一面鲜艳的红绸大旗在楼顶飘扬。接着，陈毅昂首阔步地走进旧市长办公室，严肃地命令：“宣赵祖康进来！”
赵祖康是我国著名的道路与市政工程专家，任上海工务局长，后与中共地下党员发生了关系。我人民解放军奉毛泽东的命令发起总攻上海的当天——二十三日，国民党原上海市代理市长陈良仓皇出逃，行前将所谓市长大印交给了赵祖康。赵祖康仅仅当了四天代理市长，上海就全部解放了。在陈毅等入主市府大楼之前，他已经主动将市长大印交给了有关人员。当他听说陈毅将军宣召见他，遂诚惶诚恐地走进，毕恭毕敬地说道：“卑职赵祖康，请陈将军示谕。”
陈毅根据党中央、毛泽东制定的城市接管方针以及对待国民党留守人员的政策，严肃地问道：“军管会命令你执行得如何？”
“条条照办了。”
“档案、资产呢？”
“完整无损，可一一查点。”
这时，陈毅起身握住赵祖康的手，指着旁边的沙发客气地说了一声“请坐！”旋即又说道，“赵先生，你对未来的工作有什么想法吗？”
经过简短的交谈，虽说赵祖康从陈毅的问话中没有感到有兴师问罪的意思，但因地位的不同，内心中依然是忐忑不安。他沉吟片时，低声地答说：“陈将军，我想回交通大学教书，做点有益于人民的事情。”
陈毅完全理解赵祖康此时此地的矛盾心情，他很是真诚地说：“不要有其他想法。你留下来是对的，国家需要人才，你可以发挥自己的特长。我们想请你继续担任工务局长的职务。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很好合作的。”
这实在出乎赵祖康的所料，他听后先是惊异万分，继之是感动不已。就这样，国民党时代的代理上海市长赵祖康又被陈毅任命为工务局长。这项人事安排，对旧上海市府留用人员的影响是很大的！这天，在会议室等候传见的二百多名旧市府工作人员个个坐立不安。看见陈毅偕赵祖康来到会议室的样子，他们感到惊诧不已。陈毅讲道：“诸位老市府的朋友们，这次解放军的胜利，不是共产党一党的胜利，是人民的胜利，希望大家各安职守，办理移交，并听候人民政府量才录用。”听了陈毅的这段话后，一个个露出了笑脸，并情不由己地鼓起了掌！
但是，留给陈毅市长的上海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对此，史家作了如下的记述：
解放前夕上海工业已陷入半解体的状态。一万二千多家工厂中，只有百分之三十维持开工，机器业工厂停工百分之八十以上，面粉业由于北运通路不畅，产量只有内战爆发前的十分之一。占上海工业产值百分之七十四的轻纺工业，缺原料无销路，陷于半瘫痪状态。
与此同时，人民政府接管的大米、面粉仅够全市吃半个月，而储煤只够全市烧七天！治安情况也不容乐观，流散在上海的蒋军官兵近两万人，国民党还留下八个特务组织三万多人，加上惯匪、流氓作乱，社会秩序很不安定。而目前汇聚在上海的难民、乞丐、小偷、妓女、游民，总数达六十万！当时一起听汇报的邓小平同志不禁深叹一口气道：“这些都是我们陈市长的‘子民’哟！”
对此，毛泽东早在七届二中全会前后就完全估计到了！那时，他亲自向未来的市长陈毅交代了接管上海的方针：坚定地依靠工人阶级，“集中力量反对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团结各党派，稳步前进。”为此，陈毅每次走上讲台第一句话便说：“上海的工人老大哥、老大姐们，我们是归队来了！首先，让我代表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向保护大上海的人民群众，致以热忱的感谢！”他说完向台下深深地、毕恭毕敬地鞠了一躬。
上海解放的前夕，毛泽东通过各种消息获悉：蒋介石怀着怆然的心情向上海告别，他不能不想起二十二年前的今天，“他以历史功臣、北伐革命军总司令的身份进入上海，而今他却以历史罪人的身份向上海道别”。他在此时此景中，没有去想自己为什么会落到如今败走麦城的地步，非常奇怪的是，他那泛着苦汁的心湖之中竟然生出了这样一个问号，有意思的是这个问号又渐渐地拉直变成惊叹号！为此，他近似自语地说：“我想有一天，毛泽东也会像我一样从上海败走的。”
“为什么？”守侍身旁的蒋经国小声地问道。
“上海是个大染缸，自称是红色的共产党，要不了多少时日，他们就会改变颜色的。”
蒋介石的这句由自我反省而感悟出的普通话语，的确震撼了毛泽东的心灵！诚如前文所说，早在七届二中全会前后，他就再三向全党发出要谨防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的号召，就连他离开西柏坡的时候，还再三地说：“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然而当他听说也曾被山呼万岁入主上海的蒋介石竟然向中外断言：“毛泽东也会像我一样从上海败走的！”这就不能不使毛泽东引以为戒了！
同时，毛泽东还从各种渠道获悉：蒋介石在从上海败走的当天，虽然感到自己犹如“大海中的孤舟，四顾茫然”。可他却在日记上写下了如下这段话：“今日的仇敌，是坚强、恶毒、凶险的共党，我们用什么办法来对付敌人呢？只有以新的精神、新的力量、新的生命来迎接新的时代，奠定新的基础。我旧的创痕还未愈，新的刨痕又深了。我眼看到中华民族的希望，怎能不挥泪前进？……但我凭着一线光明的希望，及我对总理的忠贞，我一定要不屈不挠地奋斗下去。”
事后追论：当毛泽东获悉这段话以后，他一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蒋介石不仅败而未亡，而且还要东山再起。换言之，人还在，心不死，与败走上海的蒋介石的较量是长期的！
恰在这时，中外的政治家也以幸灾乐祸的目光看待共产党人的胜利，他们公开说：共产党在军事上打一百分，在政治上打八十分，在经济上打零分。有的直言之：毛泽东的队伍开进上海之日，即为共产党人失败的开始。对此，毛泽东也经常发出这样的提问：以农民成分为主体的共产党人真的会败走上海吗？自然他的答案也是清楚的，共产党人不仅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而且还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让一切敌人在我们面前发抖吧！
毛泽东在战略上历来是藐视敌人和困难的，然而他在战术上却是十分小心地重视敌人和困难。因此，就在上海解放的前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再三指示陈毅，一定要看到上海在全国的特殊地位：“上海的纺织厂纱锭二百二十九万占全国百分之四十，贸易额占全国的一半。上海工厂的烟囱若不冒烟，全国经济就将垮掉一半；上海市场一混乱，全国财经就会失去控制。”另外，陈毅作为共产党的第一任上海市长，不仅非常清楚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良苦用心，更重要的是知道他接收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上海：仅就国民党中央银行为例，“经过多次的抢劫，中央银行的库存……只剩下黄金六千一百八十两，白银两万九千九百七十九两，银元一百五十四万六千六百四十三枚，美元八千六百七十八元，英币一百五十三镑，港币三万八千八百五十二元……”可以想见，这样一点可怜的钱，将如何应付一个现代化大都市的经济运作呢？为此，毛泽东在上海解放的初期，对各界人士实事求是地讲：“不要以为解放了，今后就是一帆风顺，大吉大利，帝国主义从此老实，老天爷从此不闹灾荒，我们自己也从此不犯错误，那不可能。前途光明，但道路还会是曲折的。还要准备勒紧裤带，甚至要准备流血牺牲。”
尽管党中央和毛泽东，以及以陈毅为市长的上海军管会的领导同志，异常重视上海解放后的经济恢复，然而出人所料的是，人民解放军解放了上海，人民币却“进”不了上海。由此又孕育了上海解放后的第一次金融风暴！
时人皆知，蒋介石如此迅速垮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他支撑打内战，在国统区相继滥发法币和金圆券，造成通货膨胀，变成了一堆废纸。诚如时人所云：“假如你进饭店吃饭，第一碗饭是一种价格，等你吃第二碗饭的时候又是一种价格，因为涨价了。”为了稳定上海的金融，陈毅市长走马上任的第一天就以军管会的名义颁发了公告：自即日起，以人民币为计算单位，为照顾人民的困难，在六月五日以前，暂准金圆券在市面上流通。在暂准流通期间，人民有权自动拒用金圆券。同时宣布：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于六月一日正式成立，开始以人民币兑换金圆券的工作，比例是1∶10万。
由于金圆券在上海人民的心目中完全失去了信用，因而兑换金圆券的工作非常顺利，待到六月五日以前，兑换工作就告一段落。但是，金圆券通货膨胀所造成的恶劣的心理影响，以及历年物价波动遗留下来的保存钞票不如保存实物的经验，继续影响着各阶层的人民。国内外的阶级敌人，紧紧抓住了人们这一心理，“一群唯利是图的投机分子跟着兴风作浪，胡说什么人民政权刚刚建立，人民币并不巩固，人民币和金圆券都是纸印的钞票，没有什么不同。他们不顾人民政府的警告，仍像解放前那样，投机牟利，掀抬物价”。他们“把投机的重点集中在了银元上面。投机商掌握了大量银元，任意提高价格，进行投机，一转手之间，一块银元竟然可以获得人民币一百五六十元。贩卖银元的贩子，上海叫做银牛。一时间，银牛横行，‘大头’（当时，市场上流通的银元大多是有袁世凯像的，俗称大头）嚣张，银元和人民币之间的比价一涨再涨”。
据史记载：“当时上海每一条主要马路，特别是西藏路、南京路和外滩一带，到处可以看到许多人在人行道上或者十字路口，穿着长衫，手里拿着一大把银元，发出哗嘟哗嘟的声音，有的用两块大头互相敲击，丁当作响，吸引过往行人的注意。他们嘴里还不断报着当天银元的行市，搞得人心惶惶。投机分子的总指挥部是上海的证券大楼，他们利用几千部电话同他们分布在全市各个角落的分支据点保持密切联系，操纵银元物价。在他们的操纵下，银元价格在短短的十天左右的时间内，上涨将近两倍。银元暴涨带动了整个物价的上涨。在上海解放后的十三天内，批发物价指数猛涨两倍多，人民生活必需品的米和棉纱也上涨了一倍到两倍以上。”也就是在物价如此暴涨的时候，南京路上的“四大私营百货公司开始用银元标价，其他商店闻风而起，相继仿效，拒用人民币”。结果，上海人民银行分行发行的人民币，“早上发出去，晚上又差不多全回到了人民银行。人民币的信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人民币就这样被排斥在市场之外！当时，刚刚接管上海的军管会没有经验，对不法的投机分子的金融实力也缺乏了解，“为了稳住市场，人民政府曾采取了抛售银元的办法，但十万银元抛出后，全被投机分子吃进去了，不但没有稳住市场投机之风反而越演越烈”。以陈毅为市长的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认识到：“上海游资和投机分子的实力太大了，靠抛售的办法是无法稳住市场的。”这时，不法的投机分子又借机制造舆论，到处散布“日本占领上海时，为了稳住上海的市场，从东京一次运来五吨黄金，但投下去之后也是泥牛入海无消息”。换言之，共产党不懂金融，将会很快步国民党的后尘从金融战线上败下阵来！
面对这严峻的金融危机，陈毅市长召集负责经济的市委副书记曾山、许涤新等人开会商讨对策，一致认为靠单纯的经济手段难以打退投机分子的进攻，如果采取非经济的手段稳定金融市场，中央又未授予这样的权限。为此，陈毅向中央如实报告了解放后上海的金融形势，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
毛泽东收到陈毅代表上海军管会写来的报告的时候，他正在准备接见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
陈嘉庚，于一八七四年生于福建同安一个贫穷的农家。在他十六岁那年漂洋过海，到南洋谋生。后靠着一种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渐渐地在南洋发迹，旋即又以新加坡为基地经商，遂成为一代华侨巨商。不久，他结识孙中山先生，加入中国同盟会，并积极募款资助孙中山先生的辛亥革命。与此同时，他深感祖国落后的原因是教育，遂于一九一三年起始在家乡集美村先后创办中学、小学、师范、航运、水产、农林、商科等学校；一九二一年，筹募巨资创办有名的厦门大学，为家乡培养了一代又一代有知识的新人，在国内、国外享有盛名。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他又奔波于南洋各地，积极募款，支持爱国的抗日斗争。一九四○年他由南洋回国，先在山城重庆发表抗日演说，后应毛泽东之邀，又于是年五月下旬动身赴延安慰问边区的军民。也就是他到延安的第二天——五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自己的窑洞里会见了慕名已久的陈嘉庚先生。陈嘉庚先生对访问延安的感想，曾在一次讲演中说：
我初到陕北延安，情形就截然不同了。在那里，人人平等，相亲相爱，有如兄弟。刻苦耐劳从事建设，成绩斐然。毛主席的办公处设在一座窑洞里，布置很简单……毛主席的香烟瘾很重，可说烟不离口，他拿出一罐英国的香烟对我说，我每个月薪俸有限，不配抽这样名贵的香烟，这一罐是美国华侨司徒美堂送的。有一次我看见他一根烟抽过一半了，有客求见，他舍不得把半截烟蒂丢掉，却把烟头的火灭了，搁在烟灰缸上，然后去见客，及至会了客回来，再把那截烟蒂吸完。
毛主席曾单独请我吃饭，是白饭、咸菜，配一味鸡汤。毛主席说：“我没有钱买鸡，这只鸡是邻居老大娘知道我有远客，送给我的。”有一次，我们在毛主席办公室里闲谈南洋的情况，总司令部内的人都可参加，顷刻间座位满了，有一勤务兵迟到，望见长板凳上毛主席身边略有空隙，就塞身进去了，毛主席向他望一望，把自己的身躯移开点，让他坐得更舒服。这就是全世界任何政府机构中没法见到的现象。
延安之行，使陈嘉庚真正认识了中国共产党，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更为重要的是，他不仅结识了毛泽东，而且还坚信毛泽东是中华民族真正的救星。他由延安回到四川，在峨眉山曾说：“我未往延安时，对中国的前途甚为悲观，以为中国的救星尚未出世，或还在学校读书。其实此人已经四五十岁了，而且做了很多大事了，此人现在延安，他就是毛主席。”
自然，陈嘉庚也给毛泽东留下了难以泯灭的印象。当日本军国主义侵占新加坡之后，毛泽东曾为陈嘉庚的安危担过心；当抗战胜利之后，毛泽东获悉陈嘉庚老人从避难地回到新加坡之后，挥毫写下了“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条幅，借以庆祝陈嘉庚安全脱险。
解放战争爆发之后，陈嘉庚为抗议蒋介石撕毁“双十”和平协定，四处发表演讲；同时，为了表达自己对毛泽东的尊敬，在会客大厅的墙上悬挂着毛泽东的画像——这是南洋公开悬挂的第一张毛泽东的画像，借以遥祝毛泽东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胜利。当蒋介石于一九四八年五月登上“总统”的宝座之后，陈嘉庚又代表新加坡华侨各界代表大会致电毛泽东，响应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协和成立联合政府的建议，公然声明否认蒋介石为中国“总统”。诚如前文所述，毛泽东于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日致电陈嘉庚先生，代表中共中央邀请他回国参加新政协会议，共商国是。是年五月五日，陈嘉庚先生偕庄明理等从新加坡回国，并于六月四日到达北平，在车站受到董必武、林伯渠、叶剑英、李维汉、李济深、沈钧儒等热烈欢迎。七日，周恩来亲自接陈嘉庚一行到香山双清别墅，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会见。
说到陈嘉庚与周恩来的相识和相知，还有着很曲折的故事。一九四○年三月下旬，陈嘉庚率领南侨慰问团来到重庆的时候，周恩来刚好回延安，仅见到了邓颖超等中国共产党人，并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是年五月二十五日下午，陈嘉庚一行来到古城西安，恰好周恩来由延安返回重庆路过西安，约定去七贤庄十八集团军拜会周恩来与路过西安回延安的朱德将军。由于特务借口车辆等因，使陈嘉庚未能如约前往。翌日，陈嘉庚亲自赶到七贤庄致歉，但朱总司令已回延安，周恩来也已去重庆，失之交臂，令陈嘉庚深感惋惜；陈嘉庚由延安返回重庆不久，接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电话，询问陈先生近日有无时间，说周恩来准备第二天登门拜访。就这样，他们二人好不容易地见了面。那天，周恩来向陈嘉庚先生重申了共产党的三大主张：坚持抗日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接着，又讲：“国共合作，这是历史的潮流，顽固派搞摩擦，这是不会得逞的。有人要阻止我们在西安会面，但是今天我们不是在重庆会面了吗？”
从此以后，周恩来与陈嘉庚在正义的斗争中结为知己，并有着许多感人的故事在流传。这次，周恩来再次见到陈嘉庚，旧话重提，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周恩来十分自豪地说道：“一别十年，现在天下是我们的了。嘉庚先生十年来为抗日所作的贡献、所受的磨难我是知道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也是不会忘记的。新的中国就要诞生了，毛主席说，我要好好地听听陈嘉庚先生的意见！”
陈嘉庚听后心里感到暖烘烘的，积存在心的话不知有多少，但一想到毛泽东正在香山双清别墅等候接见他，遂又将一大堆话咽回肚里，忙说道：“不要让毛主席久等，我们还是早点去吧！”
陈嘉庚在周恩来的陪同下驱车赶到香山，出乎他所料的是，毛泽东偕朱德、刘少奇早已躬迎在双清别墅的院中，并亲自打开车门，搀扶他步出汽车。他望着毛泽东那平易近人的样子，激动地说道：“毛主席，你是开国元勋，我是普通侨胞，你亲自扶我下车，这让我怎能受用得起哪！”
“怎么受用不起呢？”毛泽东笑着继续说，“陈老，要说是开国元勋，你老也是其中一位嘛！”
“不敢当！不敢当……”陈嘉庚连连摇手说道。
“当之无愧！”毛泽东说罢指着刘少奇，“来，我给陈老介绍一下，这位是刘少奇同志。”
陈嘉庚紧紧握住刘少奇的手，打量了一下刘少奇的表情，说道：“久闻大名，如雷贯耳，今朝相识，三生有幸啊！”
“陈老，”刘少奇操着尊敬的口吻说道，“我对您也是久闻大名，如雷贯耳，今朝相识，三生有幸啊！”
毛泽东亲自挽着陈嘉庚的臂膀走进双清别墅，又亲自把陈嘉庚扶到沙发上坐下，然后有些感慨地说道：“陈老，我是一个无神论者。但是今天，我倒有些迷信了。你还记得吗？我们是何年何月在延安相识的？”
陈嘉庚略加思索，答说：“一九四○年六月。”
“对！您老是哪一天离开延安的呢？”
“六月七日。”陈嘉庚说罢似追忆起了往事，颇有感慨地又说道，“我记得那一天告别的时候问你：毛主席，我们什么时候还能相见呢？你说：我想不会再用十年了。我说好！六字吉利，但愿在十年头上的六月相见。”
“今年恰好是第十个年头，不但是六月，而且还是我们分别的那一天，六月七日。”毛泽东说罢转身指着摆在茶几上的台历，“请陈老看一看，今天是不是六月七日？”
陈嘉庚一看愕然大惊，因为从旧社会走过来的老人都有几分迷信，他几乎是震愕地自语：“是六月七日，这……”
“这不是天意，而是巧合。”毛泽东急忙说道。
“不，”陈嘉庚连连摇头，“哪有这样巧的巧合？……”
“那就按陈先生说地来解释，”周恩来急忙接过话茬，说道，“蒋介石统治集团垮台，我们共产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取得胜利，是上应天意，下合民心。”
“对，对！还是周公说得对。”陈嘉庚赞同地说道。
毛泽东谈兴甚好，借着他与陈嘉庚相见在六月的话题又做起了文章，他笑着说：“我们两个跟六月有缘，在延安见面是六月，在北平见面又是六月，六月里有花香，有清风，真是个好季节呀！抗战胜利，陈先生功不可没。现在新政协正在筹备，群贤毕至，陈先生可不能不参加哟！”
陈嘉庚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但是生来对政治没有兴趣，当他听了毛泽东请他参政议政的话后，遂推辞道：“我老了，不懂政治，又不会讲国语，参加了也不起作用。”
“嘉庚先生多虑了，不会讲国语不要紧嘛，全世界没有一个人能懂得所有语言，国与国还不是照常交往吗？”周恩来急忙接过话茬说道。
“恩来说得对，”毛泽东也赶忙解释道，“陈先生现在讲闽南话，我讲湖南话，我们通过翻译不是交谈得很好吗？心通胜于言通啊！”
对此，陈嘉庚还能说些什么呢？恭敬不如从命，他心悦诚服地接受了毛泽东的邀请，同意参加即将召开的新政协筹备会议。
接着，毛泽东告诉陈嘉庚先生：新的中国就要成立了，希望能听到更多的定国大计。对此，陈嘉庚说道：“全国的大事，由毛主席、周公、总司令、少奇同志你们去考虑，一定会很周全的。我是福建人，家乡很穷，希望中央多派一些有能力的文才武将去，给父老乡亲们造福。”
毛泽东告诉陈嘉庚，中央已经作出决定，委派张鼎丞、叶飞去主持福建的工作。接着，周恩来又告诉陈嘉庚、张鼎丞和叶飞都是领导福建革命的老同志，其中叶飞还和华侨有些关系。陈嘉庚听后急忙站起来，说道：“我先代表福建的父老乡亲向党中央、向毛主席说声谢谢！”
“陈老快请坐！我们是一家人，说谢谢岂不远了吗？”毛泽东待陈嘉庚落座之后，方才说道，“今天我也有两个请求，说给陈老听。”
“请毛主席讲。”
“第一，如果他们在福建的工作没有做好，陈老一定要不留情面指出来。假如他们不听，陈老就直接找我提批评意见。”
“有毛主席这番话，我就放心了！”
“第二，我听恩来说，当年，陈老在南洋曾吃过金融投机家的亏；今天，我毛泽东在上海也遇到了这类问题，你看我们应该采取哪些措施回击他们呢？”
陈嘉庚听后似又想起了那不堪回首的往事。他稍许沉吟，以坚定的口气说道：“对付那些黑了心的投机家，手一定不要软！”
毛泽东从陈嘉庚这句话中感到了一种力量，那就是接受投机家的挑战，并战胜他们！自然，这时的毛泽东已经有了解决上海金融危机的腹案，故笑着说道：“少奇同志，恩来同志，我们共产党人一定要记住陈老的这句话：对付那些黑了心的投机家，手一定不要软！”
……
毛泽东在接到陈毅及华东财委的报告之后，立即与周恩来、刘少奇等进行研究，提出原则的解决意见，遂交由刚刚走马上任、正在筹建中央财委的陈云去办。
陈云认为：“上海流通之主要硬通货不是金圆券而是银元，此种情况是在平津解放及我军渡江后，金圆券迅速崩溃，南京政府垮台之下造成的。”因此，时下上海“在金融上所遇到的敌人，已不是软弱的金圆券，而是强硬的银元”。同时，他又严肃指出：“过江以前，解放战争一般是先解放乡村包围大中城市，然后解放之，这样在金融贸易上就先在乡村生了根，城市一解放，我币占领市场，恢复城乡交流是比较容易的（如沈阳、平津）。过江以后，情形不同了，先占城市，后占乡村，城乡均是银元市场，推广我币增加了困难。”经研究，并报请中央批准：同意陈毅市长提出的“先礼后兵”的解决办法。
所谓先礼，就是通过报刊、电台开始宣传，市长陈毅亲自出面发表讲演，严正地警告投机奸商：“赶快洗手不干，否则勿谓言之不预。”但是，上海的投机奸商认为我军管会只是说说而已，不仅不洗手，反而把银元炒到了新的高点；所谓后兵，陈毅市长决定采取最后解决手段：查封大投机商操纵银元市场的活动中心——证券交易所。六月七日晚，中共华东局召开紧急会议，由邓小平主持，对行动方案作了最后研究，一致赞成陈毅的意见：干掉它！会后把解决方案报告中央，毛泽东亲自回电话表示赞同。一场所谓“银元之战”在证券大楼打响了！
上海证券大楼是证券交易所的指挥中心，设在汉口路422号，是一幢八层高的大楼，占地四亩有余，是当时远东最大的证券交易所。抗战前夕，该所登记的证券字号有一百九十二家，是金融、地产、纺织、百货、化工、文化等各实业界的一些“巨头”的活动中心，同时也是官僚资本在沪操纵资金市场巧取豪夺的一个重要基地。抗战胜利后，在此登记参加交易的证券字号达二百三十四家，它控制着全市的有价证券交易，并通过买空卖空的投机活动，操纵物价。由于南京国民党政府一些要员，或明或暗地充当投机活动的幕后人或保护人，因此，所谓的证券交易所实际上是一个公开的变相的赌场。上海解放的第二天，暂停营业的证券交易所又悄然复业，很快又成为这次“银元之战”的地下指挥司令部。
陈毅市长接到毛泽东“表示赞同”的电话之后，为了确保对投机分子一网打尽，事先作了周密的准备。据史记载：“九日，他们先派出公安局的少数骨干，化装进入证券大楼了解情况，熟悉地形，其余人员全部留局待命，并临时切断他们与外界的一切联系，以防泄露。与此同时，还依靠原地下党设在证券大楼的密点及秘密工作人员对证券大楼各投机商号、经纪人的违法活动进行秘密调查，确定了一批应予扣押审查人员的名单。”接着，陈毅市长于六月十日下达了查封证券大楼命令。对此，有关著作作了如下的记述：
六月十日上午八时许，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李士英首先率领二百余名便衣干警按预定部署分散进入证券大楼，随后分五个组控制了各活动场所和所有进出通道。上午十时，宋时轮警卫部队的一个营，分乘十辆大卡车到达证券大楼，对整个大楼实行军事包围。同时，分布在证券大楼各个场所的公安人员也亮出身份，命令所有人员立即停止活动，就地接受检查。
从上午十时到午夜十二时，公安人员分头搜查了各个投机字号，并登记了所有封堵在大楼内的人员名单及财物，然后，命令全部人员到底层大厅集中，听政府代表训话。集中到大厅的共有二千一百人，除根据事先确定的名单当场扣押二百三十八名送市人民法院外，其余一千八百余人经教育均陆续放出。
在二百三十八名奸徒中，有一个叫张兴锒的，他的办公室设在四楼265号。这个办公室门外挂着堂皇的金字招牌“寿昌金号”，装出一副正当商号的模样。警卫旅的工作人员走进去一看原来是干投机买卖操纵市场的总指挥所。屋子里单是电话机就有二十五部，那密密麻麻的电话线像蜘蛛网一样，从门外沿着天花板伸到屋内。屋内还藏着许许多多的暗号和密码，同四面八方联系。墙壁上挂着一个证明书，是国民党财政部部长俞鸿钧发给他的，旁边挂着一张红纸表格，好像军用地图用来指挥作战，那上面写着四个项目八个大字：黄金、美钞、袁头、孙头。所谓袁头和孙头是上面有袁世凯和孙中山头像的银元。每个项目下面，都用白粉水笔注明买进卖出的价格，这显然是金融战线上一座奸商的前线指挥所。
在查封证券大楼的过程中，“大楼外观者如堵，市民莫不拍手称快曰：‘大亨鼠坍台了！’‘共产党到底厉害！’”或许是这场干净漂亮的突击战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霎时之间传遍了上海，震动了全国。自第二天开始，不仅人民币成为上海的流通货币，而且各种物价指数也迅速回落。实事求是地说，在上海演出的这场“银元之战”胜利是在党中央、毛泽东直接关心下取得的。但是，毛泽东又不失时机地告诫刚刚进入上海的同志，这仅仅是人民政府与旧势力交锋中取得的第一个回合的胜利，更加艰巨的经济战线上的斗争还在后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