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由西柏坡进北平的路线是提前选好的。
毛泽东进北平的车队不算大，一共有十二辆小汽车，这是首长坐的车，依次为开道车以及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乘坐的车辆；接下来是十辆卡车，前边的五辆拉着少数机关工作人员和行李，殿后的五辆拉的是中央警卫团的手枪连和一个步兵排。在那个年月的老百姓眼里，像这样的车队就称得上是浩浩****了！
毛泽东进北平的车队离开西柏坡之后，沿着山间公路向北疾驶。虽说由于路面不平，在飞舞的烟尘中颠簸前进，但毛泽东一俟想到前年的三月，他拄着一根木棍从延安撤离；去年的三月东渡黄河，骑马赶来西柏坡，似乎就忘记了车颠土呛，脸上依然绽开出胜利者那特有的笑颜。他似乎唯恐身边的人员忘了过去的一切，又意味深长地问道：
“你们还记得吗？一九四七年的三月我们在干什么？”
“我记得最清楚了，那年三月十八日，我们跟着主席撤离延安。”警卫员答说。
“去年的三月呢？”毛泽东又明知故问。
“去年的三月二十二日，我们跟着主席由陕北米脂县的杨家沟出发，向华北前进。”
“好，好！你们都记得的。今天是三月二十三日，比去年只差一天，我们又出发向北平前进了。”
“主席，我们明年的三月还会从北平搬家吗？”
毛泽东听后一怔，沉吟了相当的时间，低沉地说道：“明年三月再搬家，我们的革命就有问题了。”
接着，毛泽东很有兴致地与同车的警卫员天南海北地讲起了革命的艰难，以及全国人民对革命作出的贡献。车队终于从太行山中驶出，进入了一望无际的大平原。当他们看见在田间劳动的不是妇女就是老人，要么就是少年儿童，很少看见有青壮年男劳力在田里劳动时，每人心里都有着说不出的滋味。
毛泽东感慨万端地说：“为了战争的胜利，农民们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啊！如果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我们要想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的车队经灵寿、行唐、曲阳，晚上到唐县城东淑闾村住下。毛泽东住在村民李大明的家里，睡在用门板搭成的床铺上。翌日——二十四日上午九时出发，中午到保定休息吃午饭，并听了林铁等的汇报。下午三时继续北上，傍晚到达涿州，住在第四野战军四十二军军部大院，与军长万毅晤谈，表扬他们丰台之仗打得好。是日晚，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与专程前来迎接的叶剑英、滕代远见面，听取了北平工作的汇报，决定了进北平的行止。说到毛泽东以及中共中央迁北平的安全问题，有关方面的负责人于三月二十一日在北京饭店召开了迎接中央迁平会议。会上传达了周恩来的有关指示，成立了以叶剑英为首，包括聂荣臻、程子华、刘亚楼、李克农五人组成的迎接中央迁平组织委员会，并对中共中央迁平的沿途警卫、对空警戒、阅兵及城市庆祝等作了严密的部署：从唐县到涿州，由华北军区负责；从涿州到长辛店，由四野第四十二军负责；从长辛店到西直门，由四野第四十一军负责，从西直门铁路以西直到香山，由李克农负责；对空警戒，包括西苑机场、香山等处，均由刘亚楼负责。总之，要求做到万无一失。就说由涿州到清华园这一段的安全措施吧，不仅叶剑英和李克农对沿线作了周密的布置，而且还报请时在西柏坡的周恩来批准，才形成了如下这个方案：
从涿县到北平清华园，共有十二个站，约六十八公里，两小时内即可到达。现每站派负责人两名，一守电话，一盯道岔并监视车辆通过。在中央首长从涿县换乘火车进北平时，为保证安全，编为三个列车，每列车八个车皮。第一列车挂八个客车。载警卫部队和少数干部以及警卫人员为压道车，到西直门站下车，然后用卡车将他们送至香山。第二列车挂八个卧车和一辆餐车，直开到清华园车站。第三列车挂五个客车和三个行李车，开到前门车站。
按计划，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领导人的专列于二十五日晨三时向北平行驶，并于晨六时到达清华园车站。
清华园车站是个废弃的旧车站，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停止使用了。由于事关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车站的保安人员由李克农的中央社会部便衣队负责，车站外围的安全由北平市公安局配合。毛泽东的专列刚刚停稳，周恩来就匆忙走下车来，找到李克农之后，严肃地问道：“克农同志，这里的一切都安排好了吗？”
“报告周副主席，”李克农习惯地行过军礼，“一切都安排好了，请毛主席等中央首长下车，改乘汽车去颐和园，在益寿堂休息。”
颐和园是一座皇家公园。但是，由于长年战乱失修，满园的风景已经全然荒芜了！自从平津战役打响之后，这座皇家公园就很少有人问津了。待到李克农奉命勘察颐和园中的安全之时，园中就只有少许的工作人员与不多的和尚了。那时，由于北平刚刚解放，国民党的潜伏特务到处都是，天天都有大小不等的破坏与暗杀活动，搞得城内城外的居民不敢单独行动。为了确保毛泽东及中央领导的安全，李克农下令将颐和园中的所有人都打发走了。但是，他没有想到毛泽东和中央领导进驻之后需要吃饭喝水，因此，当毛泽东要水没水，要饭没饭的时候，气得毛泽东向工作人员发了一通脾气：“你们搞什么名堂？先来的人都干什么去了？”
工作人员多是李克农的属下，他们只好解释都是为了安全造成的。毛泽东一听愈加添了几分火气：“你蠢嘛！你把水全排干了，你那个鱼还讲什么安全？你安安全全干死在那里，饿死在那里吧！”
社会部负责保卫、接待的同志唯有接受批评，临时跑到颐和园的外面买来米饭和三菜一汤，才算解决了毛泽东以及中央领导同志的吃饭问题。抑或是这件事给毛泽东留下的印象实在是太深了，在总结中共中央迁平警卫工作的会议上，毛泽东对此又作了批评：“你们搞得我进北平比蒋介石进北平还厉害！”
周恩来不仅善解毛泽东的心意——共产党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要脱离群众，同时也对警卫工作提出了善意的批评：“像你们这样搞法，交通断绝，枪口对外，还叫不叫我们接近群众？人民领袖哪有这样进城的？”
毛泽东批评归批评，周恩来说归说，作为做具体工作的李克农，他这些天来一直不安的心总算放下了，因为中共中央已经安全地进驻了北平！多少年后，杨尚昆回忆起进北平的时候，他对李克农负责的保卫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下午四时许，毛泽东以及中央领导同志乘汽车从颐和园出发，经海淀镇、白石桥、紫竹院，于下午五时许安抵西苑机场。当毛泽东的汽车驶进机场之后，雄壮的军乐骤然响起，前来接受检阅的工人、农民、青年、妇女、教授、艺术家以及各民主人士的代表情不自禁地欢呼歌唱！毛泽东走下汽车，主动地走向工人代表，与之一一握手；接着，毛泽东一行走到一百六十多位民主人士的欢迎行列，非常高兴地与他们相见，并与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马叙伦，以及他的老朋友柳亚子等知名人士相见，互致问候。这时，傅作义将军大步走上前来，毛泽东迎上去与之握手，并提议合影留念。
天渐渐黑了下来，突然一发白色的照明弹腾空而起，毛泽东检阅三军仪仗队开始了！首先，毛泽东登上一辆绿色的吉普车，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等中央领导依次登上检阅车。
这时，第四野战军参谋长、阅兵总指挥刘亚楼将军迈着军人的步伐走到前面，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行军礼，大声报告：“受检阅部队全部到齐，请毛主席和中央首长开始检阅！”
军乐奏响了雄壮的《解放军进行曲》，五十门六零炮陆续发出五百发照明弹，犹如璀璨的火花映红了夜幕初降的天空。接着，毛泽东乘坐的绿色的吉普车缓缓行进，逐一检阅组成方阵的坦克、高射炮、榴弹炮、重炮，以及摩托化步兵、乘坐卡车的士兵……他听着指战员发出的震耳欲聋的“毛主席万岁”的呼声，情不由己地举起右手，向这些跟着党打天下的代表致敬礼！待到军乐突然改奏“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的时候，他不知何故，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情感打心底涌起，两眼禁不住地淌下了多情的热泪……
阅兵结束之后，毛泽东怀着胜利的喜悦告别了西苑机场，乘车驶向早已选好的驻地——香山双清别墅。香山位于北平的西郊，是具有悠久历史的风景名胜区。香山因大石似香炉而得名。山中峰峦叠翠，怪石嶙峋，林木繁多，松柏参天，尤其时过中秋，满山红叶，更显得香山分外诱人！再加上香山主峰名曰鬼见愁，站在峰顶远眺，西郊诸多美景尽收眼底。因此，这里不仅留下了文人骚客的足迹，而且还建有唐、辽、金、元、明等朝代的文化古迹。迨至清朝康熙十年秋，玄烨皇帝在香山寺、宏光寺一带营建香山行宫，这里就成了皇室的专用地了！然而香山由于两次惨遭八国联军的焚烧，珍宝文物被掠夺，被乾隆皇帝命名“静宜园”的香山已是遍体鳞伤、破烂不堪了！
毛泽东住在香山有名的双清别墅。“双清”因有两股清泉从山石中潺潺流下而得名。当年，清朝皇帝乾隆来到此处，有感于两股清泉颇具意境，遂兴起题“双清”二字，请人镌刻于石壁之上。地由字起，字因人贵，从此“双清”就成了一块名胜宝地了。清末民初的大教育家熊希龄先生来到香山办慈幼院，选中了“双清”这块宝地，遂在这里建了一座漂亮的别墅，时称双清别墅。
双清别墅位于金代皇帝的行宫——香山寺下，这是一座极为幽静造型别致的庭院。清晨，云雾缭绕，颇有几分仙气；院中不仅有苍松翠柏，而且还有一池清澈见底的泉水，更有意境的是池边那座六角亭，很容易使人想到有仙人在此对弈或抚琴；六角亭的后边有一座西式平房，这儿就是熊希龄先生建的双清别墅。而今，已是毛泽东进北平后的第一个下榻之处了！
毛泽东及中央领导同志的驻地为什么要选在香山呢？首先是确保毛泽东及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由于北平是和平解放，反动势力的残余尚未来得及肃清；另外，北平又是国民党在华北的第一大城市，东北、华北的特务，尤其是特务的指挥机关大都潜伏在北平城里，如果再算上平津战役后的散兵游勇，敌情是相当严重与复杂的。其次，香山距城里较远，又和西山相连，不仅宜于警卫，而且还便于防空；再次，北平解放不久，傅作义的军事机关尚未拆撤完毕，城里的住房，尤其是供中央办公的地方是相当紧张的。经李克农等同志勘察并报中央批准，香山被选为毛泽东及中央领导居住和办公的地方。
毛泽东对双清别墅的环境是十分满意的。假如是在战争年代中，哪怕是临时攻占的如此有名的皇家行宫，他也会不顾满面的硝烟去寻幽凭吊——说不定诗兴大发还会吟诵一首旷世绝唱！但是，如今的毛泽东刚刚搬进舒适的住室，连室内的环境也没来得及熟悉就摇通了电话，令胡乔木通告中外：中共中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机关由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移至北平；自今日起，新华通讯社总社和陕北新华广播电台迁至北平，陕北新华广播电台改名为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原北平新华广播电台改名为北平人民广播电台。是日夜，他又与周恩来研究了与南京国民政府举行和谈的事宜，并将决定于翌日——二十六日利用广播通知南京代总统李宗仁，略谓：
中共中央决定组成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为代表的中共和谈代表团，按照一月十四日毛泽东主席对时局声明及其所提八项条件为基础，于四月一日起在北平与南京方面的代表团举行谈判……南京政府，按照上述时间、地点，派遣其代表团，携带为八项条件所需的必要材料，举行谈判。
也是在毛泽东入住双清别墅的第一晚上，周恩来在研究完上述决定之后又说：“主席，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先后来到了北平，大家都想前来拜会主席，希望主席提前作些安排。”
“恩来，请通知有关同志，明天我要会见黄任老。”毛泽东听后似不假思索地说道。
周恩来知道黄任老是黄炎培先生，因字任之，毛泽东尊称黄任老。周恩来犹豫了一下，遂又告知：黄炎培在我党地下工作者的帮助下，不久前逃离上海，偕盛丕华、俞寰澄、常任侠等于二十三日经由香港乘船到达天津，受到黄敬等同志的热烈欢迎；今天——二十五日由天津乘火车安抵北平，遂又马不停蹄地赶到西苑机场，参加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入城阅兵式。因此，周恩来以商量的口气说道：“黄任老上了年岁，主席这几天以来也够辛苦的了，是不是推后几天再见为好呢？”
“不！明天，请黄任老好好地休息一个白天，晚上，我要和他作竟夜长谈。”
周恩来听后不解，他怔了一下，实在想不出毛泽东有什么重要的大事，一定要在入住北平的第二天和黄炎培作竟夜长谈？但他深知毛泽东的个性：他一经决定了的事谁也很难改变。为此，他只好关切地说道：“主席，你明天也要好好地睡它一天。”
“不！我要再次认真地拜读黄任老的《延安归来》一书。”
黄炎培，字任之，又字忍之。他于一八七八年生于江苏川沙县。早年献身革命，举义反清，是老同盟会员。辛亥革命后，出任省议员兼省教育会副会长。一九一七年，他在上海发起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人才。抗日战争时期，任国民参议员。在此期间，因不满蒋介石独裁以及不抵抗的政策，遂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他又发起建立中国民主建国会。堪称是我国近代政坛有影响的耆宿。
黄炎培何时与毛泽东结识的呢？据史记载，一九四五年七月一日，黄炎培与章伯钧、左舜生、傅斯年等六位国民参议员应毛泽东之邀赴延安访问，在机场欢迎仪式上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但是，毛泽东是何时初识黄炎培的呢？据毛泽东自述：一九二零年。请看毛泽东在延安机场紧紧握住黄炎培的手说的这句话：“黄任老，我们二十多年不见了！”
黄炎培听后愕然，望着兴致极佳的毛泽东问道：“我们不是第一次见面吗？”
“不，不！”毛泽东笑着摇了摇头，又说道，“那是在一九二零年五月，是哪一天记不清了，你在江苏省教育会主持欢迎胡适的恩师杜威先生，你说中国的一百个中学毕业生，升学的只有多少多少，失业的倒有多少多少。那一大群听众中就有一个毛泽东。”
黄炎培听后悻然而笑，想了想，的确有过这样一次讲话。他望着坦然大笑的毛泽东，说道：“你的记性真好，想不到那天在大群听众之中，竟然有这样一位盖世的英雄豪杰！”
毛泽东早在一九二零年得识于黄炎培实属偶然。但是，黄炎培与毛泽东结为忘年之交却有几分“缘分”。据史记载：黄炎培到达延安的第二天下午，他们一行六人应邀到杨家岭访问毛泽东。没想到他一走进那座“中间是一张长桌，四周摆着椅子约可容二十人”的会客室，发现在四壁墙上挂着的那几幅画作之中，竟然有一幅沈钧儒的次子沈叔羊画的一把酒壶，上写“茅台”二字，在酒壶的旁边只有几只杯子。有意思的是，这幅画作上却有黄炎培题写的一首七言绝句：
宣传有客过茅台，
酿酒池中洗脚来。
是真是假我不管，
天寒且饮两三杯。
毛泽东看着瞩目画作的黄炎培，笑着问道：“黄任老，听送画人说，你题写的这首七言绝句和我指挥的四渡赤水之战还有些关系？”
黄炎培如实相告：这幅画作于一九四三年，当时正值国民党掀起第三次反共**，叔羊有感，为他父亲“画以娱之”。在请黄炎培题词时，黄氏想起一种传说：红军长征过茅台的时候，因战士不识池中就是茅台酒，遂脱去草鞋在酒池中洗脚。他或许也是有感而发吧，遂挥毫在画上题了这首七言绝句。对此，黄炎培笑着说：“我当时是针对山城有关的谣传而题写的。”
“黄任老，不完全是谣传。”毛泽东当即告诉黄炎培，那时，不少红军指战员因跑路磨破了脚，也有不少挂彩的伤员，听说茅台酒能消毒，大家就不约而同地脱去草鞋，用茅台酒擦伤口。最后，他又深沉地说：“茅台酒不仅可以温暖黄任老的身体，也帮了我们红军战士的大忙，就这个意义上讲，茅台酒是有功的。”
黄炎培一生去过很多地方，但没有一处像延安这样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他一生住过各式各样的中式四合院和西式洋房，但没有任何一间卧室像延安的窑洞使他感到是那样的温暖：他一生接触过数不清的中外政治家，但没有一位使他感到有传统意义上的知遇之恩的人，而延安被他称之为改变人生的“留学”地方，毛泽东则是这所学校中最谦虚，也最有学问的先生。在他留住延安的五天之中，他与毛泽东竟然促膝长谈了十多个小时，可谓是上至天文，下到地理无所不谈。自然，他们谈得最多的还是有关中国的历史和社会发展规律这方面的事情。
毛泽东如实地向黄炎培介绍了延安有关的情况之后，又很深情地说：“这些年来，革命的实践使我觉悟到过去种种的错误，盖源于中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毒害，所以我下定决心在共产党内发起一个整顿三风的运动。黄任老，你来延安考察了几天，有什么感想？务请直言相告。”
黄炎培作为一代大教育家，对中国几千年来的兴衰历史了如指掌，对其中的规律也曾进行过不懈的探索。为此，他如实地讲了这段使毛泽东难以忘怀的话语：
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史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渐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也不免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
当年，毛泽东十分自信地告诉黄炎培：“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对此，黄炎培似乎是赞成的，因为他对毛泽东说：“这话是对的，只有把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个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个地方的人，才能使得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时间过去了四年，毛泽东不仅告别了延安的窑洞，住进了双清别墅，而且他就要成为创建新中国的领袖，并用他说的民主来打破黄炎培先生说的周期率的时候，他的信心似乎不如当年在延安的时候那样十足了！他这种信心的不足和疑虑，反映在他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同时，也是他入主双清别墅就急着要见黄炎培先生的原因。
三月二十六日，夜幕刚刚垂落在大地，整座香山似乎已经入睡了，只有随风发出的林涛声忽远忽近，忽响忽轻。毛泽东独自一个人驻足双清别墅的庭院中，一边大口地吸着香烟，一边向着通往山下的大路眺望，看他那急切等待的样子，恨不得一下就见着黄炎培先生。
山下终于传来汽车的响声，毛泽东急忙快走两步，赶到大门入口处向山下一望，只见一辆轿车沿着弯曲的山路缓缓地爬了上来，接着又停在那座不大的水池旁边。车门打开了，年过七十的黄炎培先生躬身走出轿车，抬头一看，只见毛泽东微然作笑地向他伸出了手，他有些震愕地说道：“啊！怎么是你……”
毛泽东紧紧地握住黄炎培的手，十分风趣地说道：“当年，我曾是旁听先生教诲的晚辈，而今，您又是我进北平后第一个请教的先生，我还不应该恭迎大驾吗？”
黄炎培听后有着一种说不出的味道，只是客气地说道：“实在让我不安了！不安了……”
毛泽东亲自挽着黄炎培走进双清别墅的客室，指着正中央的那张宽大、舒适的太师椅，说道：“黄任老，请上座。”
黄炎培一生虽未出将入相，大红大紫过，但他也懂得不同场合的礼节，因此他急忙摆手，说道，“岂敢，岂敢！这是主席的座位。”
毛泽东听后笑了，他一边搀扶黄炎培落座一边说道：“黄任老，按照我们祖宗留下来的规矩，长者为上嘛！”接着，毛泽东坐在旁边的那张太师椅上，伸手从茶几上拿起那本《延安归来》小册子，颇有几分感慨地说道：“黄任老，今天下午，我谢绝一切应酬，又认真地拜读了您的这本大作《延安归来》。”
“区区小文，何劳主席你再来读它！”黄炎培诚惶诚恐地说。
“大有收益啊！黄任老，今晚请你来，就是想接着请教：我毛泽东如何才能走出您所说的那个怪圈：‘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
黄炎培听后十分感动，因为在他所知的得天下的帝王将相中，没有一位是在喝庆功酒的时候就考虑未来兴衰的。他沉吟片时，有意地说道：“我记得你当年在延安非常自信地对我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我是说过这样的话的，”毛泽东轻轻地叹了一声，“可是，当我们就要取代蒋介石的统治的时候，似乎这种自信就又变得不那么自信了。”
“我看啊，主席这种不那么自信，就是最好的防范这一周而复始怪圈的象征。”
毛泽东微微地摇了摇头，遂又打开《延安归来》，颇动感情地念了上边引述的那段名言，遂又合上书，问道：“黄任老，我想您应该知道此时、此刻，我毛泽东在想些什么了吧？”
“我知道，我十分的知道。”黄炎培停顿片时又说道，“你希望我说的这几句话：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在你所开创的新的历史中杜绝出现！”
“知我者，黄任老也！”毛泽东猝然把头一昂，“怎么样？为了共产党治理的新中国不受，或者尽量少受这周期率的支配，您要做我们的诤友啊！”
史载：毛泽东与黄炎培这次谈话持续到午夜。对此，黄炎培犹如“脱离黑暗的樊笼，沐浴在灿烂的阳光之下”。当第三天叶剑英等北平市负责人为他开欢迎会的时候，他心潮澎湃，情不自禁地振臂高呼：“人民革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毕竟不是一位面壁独居的哲人，他还必须面对即将开始的和谈以及渡江战役。因此，他送走黄炎培之后，立即又发出了这样的自问：“李宗仁和蒋介石将如何应对中共提出的和谈条件呢？……”
李宗仁的代“总统”当得实在是累极了！
陈仪案发始于一月二十八日，至二月二十一日“陈仪移交省政府主席，彼因通共有据，到沪后即被看管”。从蒋氏父子的日记可知，陈仪一案完全是蒋介石背着李宗仁搞的，李“闻报之下，便十分愤怒”，也在情理之中了！
更有甚者，浙江省主席的遗缺未经李宗仁这位代总统认同又由汤恩伯部第七十五军长周喦接替。更为荒唐的是，李宗仁这个代“总统”是从报纸上看到这条消息的。因此，他气得把报纸用力一掷，腾地一下从沙发上跳起来，浑身发抖地说：“我身为国家元首，对近在咫尺的浙江省主席的撤换、拘押，直到报纸刊出才知道。这还有没有一点王法？一个京沪杭卫戍司令，居然作出拘捕和撤换省主席的事来，成何体统？我一定查明事实，严办汤恩伯！”
京城中的文武百官听说忍字当头的代“总统”要查办汤恩伯，一时都慌了起来。他们都清楚汤分明是遵蒋先生的旨意办理的，这样一来，岂不和蒋的面子过不去，大家纷纷来劝。最后，连李宗仁属意组阁的何应钦都登门劝其息怒：“蒋先生的作风一向如此，难道你还不明白吗？在现在这种风雨飘摇的局面之下，和蒋先生闹翻了，事情将更不好办。”李宗仁无奈，只好以顾全大局为重，不了了之。
再说孙科这位行政院长，他自然知道应该对“总统”负全责。但是，他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竟然不与代“总统”李宗仁说一下，就私自将行政院迁往广州，这也开创了中华民国不光彩的先河！对此，李宗仁生气是自不待说的。同时，孙科的越法行为，也等于授给了李宗仁解散孙科内阁的借口。几经折冲，孙科内阁好不容易倒台了。但是，在由谁出面组阁的人选上，蒋介石又人为地设置了一个又一个障碍。首先，当张治中代李宗仁征求由何应钦组阁的意见时，他当即表示不赞成，并说：“为什么一定要让和我有关系的人做院长？院长应该让别人来做，何任副院长兼国防部长好了。”
“这是为什么呢？”张治中不解地问。
“一、在准备和谈期间，敬之（即何应钦）任行政院长颇有不便，甚至发生不良影响；二、现在是备战求和，仍然以整饬军事为重，不应分心；三、何在目前继孙组阁也不相应。”
蒋介石为什么再三为难李宗仁请何应钦出面组阁呢？史家认为还有一个蒋氏难以启齿的原因：“是要李宗仁明白‘退休老人’（指蒋介石）退而不休，尚能左右大局；又使何应钦勿忘前事，懂得这行政院长说是李宗仁任命，实是蒋某人恩赐。”
何应钦自然知道这其中的奥妙，遂借口有恙到西子湖畔休养去了。
也就是在这期间，“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南旋，李宗仁设宴于首都饭店。“李宗仁和邵力子先后讲话，对和谈前途困难虽多，希望甚大，感到宽慰，并表示愿为和谈的实现而努力。”由此为契机，从客观上打击了阻碍祖国和平统一的主战派，鼓舞了主和派，尤对广大人民希望停战谋和，起到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在这样的情况下，蒋介石在希望吴忠信组阁失败之后，遂又对张治中说：“既然德邻再三主张由敬之组阁，我也就没有什么意见了。”
蒋介石在使用干部的手段上无异于帝王，那就是恩威并举。蒋介石对何应钦组阁使过**威之后，遂又借着何应钦过六秩大寿，请人给何应钦送去一副寿联：“安危同仗，甘苦共尝。”把话说白了：在任何情况下，你何应钦都不要为桂系张目，更不要像过去那样反戈一击，把矛头对准我蒋某人。同时，蒋氏又给何氏写了一封亲笔信，表示“恩准”何应钦出面组阁。
蒋介石违愿同意何应钦出山组阁，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同时，他也清醒地知道，未来何应钦内阁所面临的困难：“（一）对共党的‘和谈’问题，无法得到结果；（二）行政院各部人选问题，与李宗仁之间亦有距离；（三）运至台、厦的存金，李宗仁必欲全部动用。尤其是对共党的‘和’、‘战’问题，关系国脉民命，何先生恐亦无法自主。而李宗仁之邀何先生组阁，亦无非采‘过渡’办法，因彼尚未能提出适当人选也。”另外，蒋介石还清楚地知道：古往今来，在危亡之秋，只有所谓尽忠报国、从一而终的文臣武将尚可出长要职。时下，那些身在国府心思共的所谓两面人，哪个愿意为李宗仁、何应钦真心卖命呢！因此，他认为何氏内阁无所作为是意料中事。
所谓何应钦组阁，实质上是李宗仁组阁。而李宗仁组阁，又等于是桂系核心人物白崇禧、蒋介石身边的主和派张治中等人共同协商组阁。由什么样的人物入阁，必须考虑新政府面临的紧急任务：“第一，要指定一个正式代表团和共产党谈判；第二，必须取得内部团结，以便迅速进行政治改革，释放政治犯，制止通货膨胀，准备长江的防守工作。”因此，李宗仁代替何应钦组阁之难是可以想见的了！
李宗仁历尽各种艰难，总算把何应钦内阁搞出了眉目。接下来，他请桂系的中坚白崇禧、黄绍竑来到南京，密商与中共和谈的大计，没有想到白、黄之间在“和”、“战”的看法上发生了分歧。继李、白不睦之后，黄、白也因此而不和。
黄绍竑由香港北来武汉、南京的目的就是为了和谈。但是，他“到了南京，又是一种景象，人们仍在醉生梦死之中，把同中国共产党和谈忘在九霄云外”。相反，他见到的是“正在紧张地作长江以南的战备防御”。令他更为震惊的是，白崇禧心里想的是打，对打的前景还十分乐观，并对他讲：“我们除了长江北岸尚有一些警戒部队之外，都撤到南岸布防。我们有海空军的掩护，长江天堑，共军是过不来的。武汉方面仍然对峙着，但中共的四野部队绕出襄阳直驱武汉上游，似有在武昌上游渡江的模样，我军正加紧防备……共军行动并不因老蒋下野而缓和。”
黄绍竑一听白崇禧的口气不对劲，直言问白崇禧：“到底打什么主意？”白崇禧以强硬的口气答道：“如果迫我太甚，仍然还是打。你知道我们以前是草鞋出身的，最后还可以上山打游击，同他们拼一下。”
黄绍竑难以接受白崇禧的看法，遂有气地驳斥道：“打正规战已经打输了，还谈打什么游击战？要知道人家是打游击战的老祖宗。国人都希望和平，而蒋又屡战屡败，他才不得不暂时宣布下野，缓和一下人心，准备再战。这种用意难道你不知道吗？你一个月前主张和平，迫老蒋退回溪口。如果徐蚌会战是他胜利了，难道他真的会下野、会不收拾我们吗？你怎么一个月之间出尔反尔？”
由此黄、白之间发生了冲突。用黄绍竑的话说：“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大争论。”最后，黄绍弦近似赌气地说：“现在要打，只有老蒋有资格。他暂时下野，你可亲自到溪口负荆请罪，请他出来，因他是一贯主战的。我们以主和起家，只有和平才有出路，再主张战争，就是死路一条。”
李宗仁的本意是请白、黄密商和谈的，结果搞得不欢而散。怎么办？他只好独自运作和中共和谈的大事。
李宗仁清楚，国共双方面对面的和谈，大多是摆样子，走形式，或者说仅仅是履行某种手续而已。换言之，真正的议和工作应当事先在下边做好，起码应该做到相互知情，为公开谈判提供可靠的基础。他认为留居北平的黄启汉完不成这项任务。同时，李济深“一切听毛主席的，就什么事情都好办了”的观点，莫说国民党中的顽固派无法接受，就说他这个代“总统”吧，也不愿在此一纸“降书”上签字。怎么办呢？他想到了身边的亲信刘仲容。
刘仲容一直是桂系和中共进行联系的中间人。近二十年来，刘仲容到过延安，与毛泽东曾作竟夜长谈；在武汉、重庆又和中共许多领袖人物——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等人颇多交往，且建立了很好的私人友谊。对此，李宗仁是知情的。时下，由刘仲容担当和中共秘密联系，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了。因此，当刘仲容由上海回到南京，李宗仁就开门见山地说：“仲容，颜惠庆老人从北方还带回毛泽东的口信，欢迎你去，说你是‘桂系的亲信，又是中共的朋友’。我认为派你去北方是最合适的。”
李宗仁送走刘仲容之后，遂又专注于何应钦内阁的组成。
或许是历史在和李宗仁开玩笑：毛泽东于三月二十三日由西柏坡迁往北平，何应钦内阁于三月二十四日宣誓就职，并主持召开了第一次会议：“讨论和谈问题和在西南、西北各省及台湾、澎湖、海南岛等地编练新军、整饬军事，做好与解放军长期作战的准备。会上，推定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李蒸五人为国民党政府的和谈代表。”接着，三月二十五日，已经迁入北平的毛泽东授权北平新华广播电台通告中外：中共中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机关由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迁至北平。这在李宗仁看来，国共两党如此默契地安排，真是有点鬼使神差了！也就是在李宗仁听到毛泽东已经入主北平的刹那之间，他下意识地发出了这样的自问：“溪口的蒋某人听后会有何感想呢？……”
蒋介石虽说早就想到了毛泽东迟早会进北平，但是当他由广播中获悉毛泽东真的率部进北平之后，还是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刺激！因此，当他关死收音机，历经长时间的沉默之后，遂又近似歇斯底里地大声狂笑起来，并且喋喋自语：“毛泽东率部进北平了，毛泽东率部进北平了！哈哈……”
蒋经国就要进入不惑之年了！在他大起大落、荣辱并存的一生之中，真可谓是尝尽了人世间的苦辣酸甜，磨炼得他不仅洞察世事、人情练达，而且还能做到处变不惊、坦然视之了！虽说蒋介石早已宣布下野了，但在权倾朝野的文武官员的心目中，他依然是当今的太子，因此，再重要的老臣在他面前还是要礼让三分；可是他作为蒋介石的长子，又不能不关切已经下野的父亲的政治心态变化。同时，他深切地知道，在继母宋美龄出访美国期问，他必须与父亲多进行感情方面的交流，才能缓解蒋介石内心底处那说不出的郁闷。为此，这些天来，尤其是蒋介石下野回到溪口的日子里，他几乎与蒋介石形影不离，偶尔还要听蒋介石庭训国事与家事。
今天，他看见蒋介石如此失态、反常的样子，心里有着他人所不能理解的痛楚！但是，他深知在这种时候宽慰父亲是不起作用的，说不定还会招来一顿臭骂。他沉吟良久，突然变色，竟然以命令的口吻说道：“父亲！您冷静些，您冷静些！……”
蒋介石向来独行其是惯了，而且从来也没人当面敢顶撞他，因此，他听了蒋经国的话语之后，越发暴跳如雷地大声说：“我冷静些，我冷静些！我能冷静得下来吗？！”
蒋经国猝然一改往日顺受庭训的样子，非常严肃地说道：“父亲！我真没想到您是这样输不起的人。”
蒋介石闻之大惊，就在这一瞬间，他感到可教的经儿的思想境界已经超越自己了！然而，他的思维惯性一时收不住，依然自语似的自问：“什么？我……输不起？……”
“是的！您经常教育我：一、失败是成功之母；二、知耻者后勇。”蒋经国有意停顿了一下，“我相信毛泽东当年率部退出延安的时候，他绝不会像父亲这样！”
蒋介石的思维惯性收住了闸，猝然之间恢复了本相。
“父亲，”蒋经国接着说道，“毛泽东有过几起几落，您也有过几起几落，为什么这次就不能从失败中找到成功的道路呢？为什么您这次跌倒了就不能再爬起来了呢？”
蒋介石听着儿子的训导无言以对，唯有沉吟不语。
蒋经国看着蒋介石那极其痛苦的表情，他的思维也很自然地回到了做儿子的基点上。他含着泪，低沉地说道：“父亲，不要生气，我的话可能说重了。”
“不！”蒋介石蓦地把头一昂，“经儿，你继续说下去！以往，父亲的耳边听赞歌听得太多了，才落得今天这个下场！”
蒋经国情不由己地扑到蒋介石的怀里，紧紧地抱着蒋介石，近似哀鸣地叫了一声“父亲！”他失声地哭了。
蒋介石也禁不住地老泪纵横，下意识地抚摸着蒋经国的后背，自言自语地忏悔：“我自黄埔建军以来，二十多年了，遭受过无数次挫折，但从未像今天失败得这样严重！抗战胜利后，我们的军事力量，较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强大得多，可为什么在短短的三年多的时间里，会弄到今天这个地步呢？”
蒋经国是多么希望蒋介石自我忏悔啊！但是，当他听到蒋介石说了上边这段话的时候，心里都快淌出血来了。他竭力控制自己的感情，把蒋介石扶到沙发上，又像过去那样，无限悲哀地伫立一边，继续听蒋介石训导。
“经儿，我们军事上打败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军队的战斗意志太薄弱了！打起仗来，一个师甚至一个军，一被共军包围，只有几个小时或顶多一天的工夫，就被共军消灭了！”
“父亲，我们军队的战斗意志为什么会削弱的呢？”
“抗战胜利之后，我们的军队，尤其是中上级军官趁机进了城市，利用接收的机会，他们大发横财，做生意，买房产，贪女色，骄奢**逸，腐败堕落，弄得上下离心，军无斗志，这就是我们军事上失败的根本所在，也是党国败亡的所在！经儿，这是父亲一生中最大的失误！也是父亲一生中最大的教训！”
“父亲，孩儿记下了。”
蒋介石毕竟不是善于总结教训的专家，更何况他必须面对就要开始的北平和谈，以及随之而来的渡江战役。因此，他声调有些凄楚地说道：“经儿，失去的就叫它暂时失去吧！为了能在江南有个再起之地，我们父子除去关注江防之事外，还要分心南京，注视着李德邻在和谈的路上走多远。”
翌日——三月二十六日清晨，蒋氏父子通过收听中共的电台获悉：中共决定派出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的和谈代表团，以毛泽东一月十四日对时局的声明及其所提八项条件为基础，于四月一日在北平举行和谈。在蒋经国看来，必须调动一切合法的手段阻止李宗仁重开和谈。但是，当他赶到蒋介石的下榻处，欲向父亲谏说自己意见的时候，他又被父亲独自驻步窗前，蹙眉眺望窗外的表情怔住了，不由得黯然自问：“他又在想些什么呢？……”
蒋介石当然是在想李宗仁如何与中共毛泽东重开和谈的事情。
诚如前文所述，蒋介石的“备战”与“和谈”的基本方针，和李宗仁有着根本的不同。蒋氏是把“和谈”当做一种手段，为备战争取时间。在他的观念中，只要挨过五月份，长江就必然变成水宽浪急的天然屏障，在必要的情况下，还可以像当年炸开黄河花园口水淹日本军队那样，把长江北岸的江堤炸开，再演出一幕水淹人民解放军的好戏！同时，在用“和谈”争取来的不多的时间中，他自信在江南各地可以完成重组百万大军的计划。到那时，他又有了与中共领袖毛泽东争夺天下的本钱。因此，他躲在故里溪口，就像是“我正在城楼观山景”的诸葛亮，希望李宗仁在与中共的和谈中，能给他争来这宝贵的时间！
蒋介石的用心可谓良苦！然而他忘了对弈“和”、“战”这盘大棋的对手不是李宗仁，而是多次取胜于他的高手毛泽东。中共主席毛泽东早已看透了蒋介石这一步棋，以“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气概乘胜前进，没给蒋介石这样喘息的机会，在雨季到来之前，就吹响了“百万雄师过大江”的进军号！对此，蒋介石只能仰天长叹：“苍天负我！……”此乃后话，略而不述。
但是，蒋介石又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当他获悉重开和谈的日期是四月一日之后，他立即想到：等来长江的雨季还需近两个月的时间。靠马拉松式的和谈来争得这宝贵的两个月吗？他认为毛泽东还没有被三大战役的胜利冲昏了头，绝对不会同意把和谈的时间拖得这样长。怎么办呢？他思来想去，唯有在李宗仁的身上做文章。为此，他听了蒋经国的谏言之后，只是淡淡地说道：“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为做到后发制人，你我父子先看看李德邻走哪步棋。”
蒋经国听后感到父亲早有定数，遂微微地点了点头。
李宗仁在收听到中共通知的有关和谈的地点、时间、人员之后，遂忙着召开有关的会议，协商应对与中共和谈的有关事宜。据史记载：对于如何进行商谈，有过四次集会研究，都由何应钦主持。出席会议的除代表邵力子、张治中、章士钊、李蒸（黄绍竑在赴平前才赶到，刘斐在代表团赴平前才发表）外，翁文灏、彭昭贤、贺耀祖都参加，黄少谷也以行政院秘书长资格参加。经过几次研究后，作出如下决定：
（一）为会商和谈问题的便利，建议请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在南京开会（这时国民党中央已迁往广州）；
（二）为指导和谈进行事宜，请李代“总统”、何院长，并由中央常务委员会，中央政治委员会联席会议公推三人，共同组成指导委员会；
（三）和谈不另订方案，只就中共所提八项做基础，加以研究，酌定原则性限度，由和谈代表负责进行。
以上这些消息和决定，由何应钦通报给远在溪口的蒋介石。
蒋介石终于等来了南京方面的消息，出乎他所料的竟然是作出如此草率的结论。为泄他满腹的愤懑之情，遂在当天的日记中写下了这段文字：“可决定其为十足的投降之代表。但共党是否接受其投降是一大问题耳。李宗仁和谈方案，无异于协同共党消灭国军之基础耳。”
侍候在旁的蒋经国深谙蒋介石之用心，他望着依然是凭窗远眺而陷入沉思的蒋介石，不安地问道：“父亲，如何才能阻止以李宗仁为代表的降共逆流呢？”
蒋介石从凝思中回到现实之中，他缓缓地转过身来，不无藐视地笑了笑，信口说了一句戏词：“山人自有妙计！”
蒋介石的所谓妙计，也不过是他几十年来的故伎重演。就在李宗仁、何应钦在南京开会，商讨如何赴北平与中共议和的期间，他利用手中掌握的舆论工具，在京、沪等地突然发起了攻击和谈的文章。同时，他又通过一些政治团体出面，向代“总统”李宗仁、行政院长何应钦发去阻梗和谈的电文。例如：
国大代表上海联谊会给李宗仁、何应钦，并转各和谈代表的寅艳电，指出“和谈为国家之大事，绝非国共两党可得而专”，进而责问“苟先漠视宪法而又置国民代表大会于不顾，试问诸公将凭借何种地位，有何种权利以与共党谈判”？结论是“克日召集国民大会临时会议，以为最后之决定”。
国民党中央执监常委及中央政治委员会谈话会决定：“（一）和平代表抵平后，应先提出双方立刻无条件停战；（二）和谈一切报道公开；（三）和谈进行详情，应随时报告党的中央谈判结果，并应对党完成法定程序……”等等。
从以上的文章和电文可知，国民党顽固派在蒋介石的操纵下，正在进行有计划、有组织的阴谋活动。在蒋介石看来，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必然会给李宗仁以及和谈代表造成极大的压力。同时，还想借此为和谈制造困难——进而达到推迟和谈的时间。
但是，这时的李宗仁犹如弦上待发之箭，只有沿着重开和谈的路硬着头皮走下去；另外，绝大多数和谈代表都认清了只有重开和谈才是国家、民族唯一的希望。所以，他们顶住了来自蒋介石的压力，前后开了四次会议，继续研讨赴北平参加和谈的有关事宜。为慎重起见，他们把会议研究的“原则性限度”写成一个腹稿，作为到北平和中共进行商讨的依据。由于该件十分重要，全文抄录如下：
预拟与中共商讨之腹稿
（一）双方既确认以和平商谈解决国是为全国人民之要求，则双方所应商谈者，端在国家元气之如何保存，人民痛苦之如何解除，国家政策之如何拟订，及政治制度之如何建立，以谋长治久安，是以关于战争责任问题，不应再提。
（二）同意重订新宪法，此新宪法之起草，我方应有相当比例之人数参加。
（三）关于法统问题，与前项有连带关系，可合并商讨。
（四）双方军队应分期分年各就驻在区域自行整编，并应树立健全的军事制度，俾达成军队国家化之目的，至分期整编时双方应保留之军队数字，另作商讨。
（五）“没收官僚资本”一节，原则同意，但须另行商订施行条例办理。
（六）“改革土地制度”一节，原则同意，但须另行商订施行条例办理。
（七）关于“废除卖国条约”一事，将来由政府根据国家独立自主之精神、平等互惠之原则，就过去对外签订条约加以审查，如有损害国家领土主权者，应予修改与废止。
（八）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并由该会产生联合政府，唯在该会议与联合政府中，我方与共方应以同等名额参加，其属于第三方面人士之名额，亦于双方区域中各占其半。
（九）代表团抵平后，即向中共提出双方应于正式商谈开始之前，就地停战，并参酌国防部所拟停战意见（附后）进行商谈。
以上九项，仅系商谈之预定腹案，并不书面提出。又其内容亦仅为我方可能让步之原则性的限度，商讨时仍应逐条力争，不得已时方渐次让步，如共方要求超过以上各项限度，应由代表团随时电报中央请示核夺。
关于《国防部对于国共停战协定最低限度之要求》一件共分七款，中心意思是：国共双方部队在“青岛及长江流域连接鄂西、陕西、绥远地区双方第一线部队，应即停止一切战斗行动，各守原防，停止前进，并不得向空隙发展”；同时，还要求“共军立即解除对新乡、安阳、太原、榆林之包围封锁，准许国军采购粮食及生活必需品”等内容。
李宗仁手捧与会者一致通过的《预拟与中共商讨之腹稿》、《国防部对于国共停战协定最低限度之要求》两份文字稿，心里有着说不出的愉悦。因为自打他上台一个半月的时间里，他不仅让与中共重开和谈变成了现实，而且还形成了这样两份指导和谈的文件。当他询问与会者还有什么意见的时候，被推为首席和谈代表的张治中起身提出：在赴北平出席国共和谈之前，再去溪口看望蒋介石一次，当面征询蒋对这两个有关和谈文件的意见。多年之后，他记下了如下这段话：“（一）蒋虽退到溪口，但到底力量还在他手上，如果得不到他的同意，即使商讨得到协议，也没用。这是一种现实的做法。（二）那时候，京沪的顽固分子气焰嚣张，常有对我不利的谣言，溪口之行，我认为对他们有一种镇压的作用。（三）蒋当时还是国民党的总裁，在党的体系上，代表们除了章士钊外，都是党员，应有向他请示的必要。（四）在礼貌上说，也有去看蒋的理由。”
李宗仁不但知道张治中这一良苦的用心，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有此意，故颔首赞同，并于三月二十八日电溪口蒋介石，张治中定于二十九日去溪口，当面报告政府所定的和谈腹案。
诚如前文所述，张治中的所作所为是有悖于蒋介石初衷的，故蒋氏接电后冷然一笑，不仅未领张治中溪口之行的美意，相反还对蒋经国说了这样一句话：“他来不来无所谓。”
对此，蒋经国是深谙蒋介石的天机的，遂于当天的日记中写下了这段文字：“像这样的人，到北平后，如不投降，那才是奇迹呢！”
连日商议赴北平和谈的人员全都离去了，“总统”府又剩下了李宗仁一个人。这时，李宗仁又感到一股强烈的孤独感向他袭来。当他的双目再次看见《预拟与中共商讨之腹稿》、《国防部对于国共停战协定最低限度之要求》之后，他又下意识地发出这样的自问，“毛泽东是否也在忙于制定和谈文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