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上台的旗帜是重开和谈。换句话说，他上台后唯有高举和谈的大旗，才能获得后台老板美国人的支持，并进而抗衡业已下台的蒋介石。
但是，视权如命的蒋介石是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诚如前文所述，蒋氏在宣布下野之前，已经从经济、军事、人事诸方面安排好了以退为进、准备复出的条件。再者，蒋介石此次宣布下野系暂时引退，是和李宗仁玩了一个花招。对此，蒋氏的宣传工具董显光事后给予了破密：“所谓暂行引退，并不是说蒋总统已放弃其总统职权。中国宪法并无关于总统辞职的规定……他的引退，既不是辞职，亦非长久退职。他仍继续担任国民党总裁。”
最后一句话的意思是清楚的，国民党历来是以党为核心，党权至高无上。蒋介石即使不再继续担任总统，依据党章，李宗仁这位代“总统”执行的政策和措施，仍然必须经由国民党中央常委审议，最后交由党的总裁蒋介石核准。从某种意义上，国民政府的“总统”是个牌位，国民党的总裁才是握有实权的主宰者。对此，李宗仁是估计不足的。
另外，蒋介石为了做到“以党控政”——以溪口为中心指挥南京，他预先派蒋经国等返回溪口，架设天线，布置通讯网，为蒋介石退居幕后预作部署。另外，蒋氏虽然回到了故里溪口，但他那多如牛毛的耳目依然留在南京，从四面八方紧紧地包围着李宗仁。李的一举一动，乃至于有哪些人进出李氏的傅厚岗官邸，远在溪口的蒋氏都了如指掌。再者，李宗仁原系行伍出身，在政坛，尤其是在国民党的上层是没有什么根基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虽然业已出任代“总统”的职位，可他的班底却是全盘接受了蒋介石的人马，这不仅可以掣肘李宗仁重开和谈，而且李氏的所有行为都在蒋氏的掌握之中。对此，李宗仁事前是不曾估计到的。举例说：
蒋介石通电下野之后，孙科例行向代“总统”李宗仁请辞行政院院长之职。当时，李氏慰言相留，孙氏很自然地通过电话向坐镇溪口的蒋介石报告，在获得蒋氏的恩准之后，孙氏继续执掌行政院。但是，事过一天，李宗仁又恳切地商请张治中组阁，被张婉拒，这消息又很快通过电话传到在溪口的蒋氏的耳朵里。蒋氏一方面肯定张的答复，另一方面蒋氏认为可以借此挑起孙科和李宗仁的矛盾，遂把李氏商请张治中组阁的消息通报给孙科，这就引起了孙对李嫉恨。结果，孙科这位行政院院长就很自然地听命于蒋，而拒于李。由此又引起了“总统”府和行政院之间的“府院之争”。当李宗仁把上任后的所谓“七大和平措施”送抵行政院后，他们表面上都接受，仅仅是不同意取消戒严令。实出李宗仁所料的是，行政院的发言人竟然背着他这位新上任的代“总统”，公然作出声明：“开释政治犯与戒严法系属二事，触犯戒严令不能成为政治犯。戒严法所规定之事项，无一为政治犯性质。在戒严地区负责当局，为维持治安与秩序起见，自应按照戒严法办理。”
李宗仁毕竟不是一位政治大家，他仅仅看到“府院之争”是他与孙科当年竞选副“总统”矛盾的继续，没有想到“府院之争”的后边，还有蒋介石“以党控政”在作祟。因此，他天真地认为：行政院是“总统”的办事机构，如果孙科想遏制自己推行重开国共和谈的主张，他就明令解散行政院。也许是这件事情刺激了李宗仁的自尊心，使得他在未征得党的总裁蒋介石的同意，也未和行政院院长孙科协商的情况下，遂于一月二十七日以个人的名义正式致电毛泽东。
对此，远在西柏坡的毛泽东是了如指掌的。为了借戳穿李宗仁假和谈之机，进一步加剧蒋介石与李宗仁的矛盾，一方面，由周恩来于翌日——二十八日起草致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吴克坚电：向尚在沪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张澜、黄炎培、罗隆基等说明，应坚持李济深等五十五人于一月二十二日声明所坚持的立场，“以便实现真和平真民主”。同时，毛泽东阅后又在该电上有意加写了这段话：“望要刘仲容（与毛泽东有着很好的私谊）即去告李、白绝不要相信蒋介石的一套，桂系应准备实行和蒋系决裂，和我方配合解决蒋系，才能在人民面前和蒋系有所区别。”另一方面，毛泽东又于同日商请远在沈阳的李济深给李宗仁写了一封信，指出“吾兄如真有和平诚意”，即全部接受中共主席毛泽东先生所提之八项条件，“方有和谈之可言”。
依然是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写完了《中共发言人关于命令国民党反动政府逮捕前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和逮捕国民党内战罪犯的谈话》，并以中共发言人的名义通告海内外。为了揭露蒋介石通敌卖国的罪行，指出“中国人民在八年抗日战争中牺牲无数生命财产，幸而战胜，获此战犯，断不能容许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擅自宣判无罪”。进而号召“全国人民、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以及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系统中的爱国人士，必须立即起来反对南京反动政府方面此种出卖民族利益，勾结日本法西斯军阀的犯罪行为”。同时指出“此事与你们现在要求和我们进行谈判一事，有密切关系。我们认为你们现在的种种作为，是在企图以虚伪的和平谈判掩护你们重整战备，其中包括勾引日本反动派来华和你们一道屠杀中国人民一项阴谋在内”。为此，向李宗仁发出命令：“你们必须将冈村宁次重新逮捕监禁，不得违误。”
蒋介石为什么在下野之后决定释放日本侵华头号战犯冈村宁次呢？据史家记评：一是蒋介石等当年在士官学校习武的学生，大多结识冈村宁次，因而对冈村宁次的判罪、量刑有着所谓卖国的人情尺度；再是在解放战争期间，冈村宁次曾以戴罪之身，为蒋介石打内战出谋划策，蒋氏为了报答这位战犯恩人是一定要开释的；最后，蒋氏为什么一定要选在下野之后释放冈村宁次呢？这是他有意给李宗仁出难题：不放吧，他这位代“总统”做不了主；放吧，一定要遭到全国人民，尤其是中共毛泽东的坚决反对。这样一来，李宗仁不仅会成为全国攻击的众矢之的，而且也等于为重开和谈垒起了一座无形的大墙。真是一石数鸟之举！
对此，毛泽东洞若观火。他在痛斥了蒋介石的祸国殃民的罪行之后，强行命令李宗仁的南京政府“必须立即逮捕一批内战罪犯”，“特别重要的是蒋介石，该犯现已逃至奉化，很有可能逃往外国，托庇于美国或英国帝国主义，因此，你们务必迅即逮捕该犯。”
正当毛泽东准备起草答复李宗仁有关和谈问题的时候，周恩来笑嘻嘻地走了进来，甚是高兴地说：“主席，斯大林派出的使者米高扬同志业已飞抵大连，很快就能到达西柏坡了！”
毛泽东听后是非常兴奋的。为此，他搁置了答复李宗仁的来信，遂又准备与斯大林的特使米高扬进行会谈这件大事。
米高扬时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斯大林收到毛泽东的电报之后，他就选定米高扬作为自己的特使飞赴中国，听取毛泽东及其他中共中央负责同志的意见。米高扬接受任务之后，由莫斯科乘飞机飞赴时为苏联租借基地的大连，然后再由大连直飞石家庄，由师哲等人陪同乘汽车驶往西柏坡。这天是一月三十一日。
斯大林为什么到这天才派特使来华呢？据师哲回忆，米高扬在向毛泽东说明来意的时候讲了如下这段话：
中国形势发展迅速异常，在这关键的时候，毛泽东同志不能离开指挥岗位；再者，中国境内交通不便，还要通过敌人的封锁线，也要考虑到安全问题；到苏联往返的时间太长，怕影响毛泽东同志的身体健康。因而，斯大林不主张毛泽东到苏联去。斯大林十分关心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派我代表他到中国来听取你们的意见。
从字面上看，这段话是合乎情理的。但是，如果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中苏两党关系，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大势，尤其是自马歇尔计划实施后东欧、西欧的紧张关系分析，就可以看出米高扬的中国之行，是斯大林在全球战略中走的一步很重要的大棋！
世人皆知，中国共产党登上中国近代革命的历史舞台，是受着苏联十月革命的直接影响；但是，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却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并把中国革命从失败引向胜利的必然结果。自然，在长达二十八年的历史中，中国人民，包括毛泽东对苏共中央及其领导人斯大林给予的帮助是永志不忘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尤其是毛泽东对苏共中央及其斯大林在指导中国革命中所犯的错误也是清醒的；更为严重的是在相当长的历史中，毛泽东等同志的正确主张又不为他们所理解。另外，苏共中央及其斯大林支持、信赖，甚至是强行拉上台的王明、博古等人把中国革命引向了绝路；相反，被王明、博古等人所排挤、打击的毛泽东，竟然获得全党、全军一致的拥护，并把中国革命从失败中引向了胜利。这笔用中国共产党人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经验和教训，在斯大林所主宰的第三共产国际中，从未认真地作过历史结论。更为有意思的是，斯大林也从未见过毛泽东。
据史记述，斯大林对于毛泽东的认识是有个过程的。最典型的事例是，博古、李德等人相继由上海退入中央苏区，不仅夺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大权，而且还对毛泽东进行排挤、打击，那是得到了斯大林及其追随者们直接或间接的支持的；再如王明等人的上台并窃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大权，那就更是苏共中央派驻共产国际的同志一手导演的戏剧。可以想见，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无论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还是中国共产党常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等人，都不会在斯大林的面前说毛泽东的好话的。自然，这时的斯大林，起码共产国际分管中国革命的同志对毛泽东的认识是片面的。好在世人皆知，检验中国革命孰是孰非的标准只有一个，是谁把中国革命引向灾难的深渊，又是谁把中国革命从灾难的深渊中引向胜利。历经十年国内革命战争和八年抗日战争的实践，不仅使得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了一条真理：按照王明等人的教条理论去做，中国革命就失败；跟着毛泽东实事求是的思想去做，中国革命就取得胜利。而且斯大林以及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也从这失败和胜利的比较中，一步一步地认识了毛泽东。最后，他们不得不发出指示：中共中央“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
革命的理想是美好的，但革命的实践却是残酷的。在斯大林的一生之中，他对中国革命曾经发出过不少带有指导性的理论指示——这些大都收录在各种有关的文集和著述中。但是，我们查遍他的全集，却从未看到他对自己发出的这些带有指导性的理论指示，以及他支持的中国共产党内的形形色色的教条主义者，对中国革命造成严重的损失作过一篇有说服力的检讨。对此，除去说明斯大林是一位专注批评，很难作自我批评的大国领袖外，他实际上对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存疑的。是否会像西方的一些学者说的那样，斯大林认为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革命是红萝卜——外红内白？我们权且不在这部拙作中论述。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国际共运中的铁托事件的确给他留有极深的印象。直言之，他真的不希望毛泽东是第二个铁托，更不希望就要胜利的中国成为第二个南斯拉夫。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初期，无论是斯大林力主与德国签署的一些协议，还是要中国共产党派出不多的红军东进，全力牵制日本的北进政策，都是以苏联自身利益为转移的。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在苏联的西边——东欧建立了七个社会主义国家，不仅拱卫着苏联的安全，同时还可以抗衡以美、英、法为首的西欧国家；假如具有四亿五千万人口的中华民国覆灭之后，能够重生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这无论是对全世界的社会主义阵营而言，还是对苏联自身的安全来说，都是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的。但是，这一切的一切，都取决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将建设一个什么性质的新中国。
可以肯定，此次斯大林派米高扬的西柏坡之行，是负有这样的特殊使命的！对此，米高扬也直言不讳地对毛泽东说：“我们是受斯大林同志的委托，来听毛泽东同志的意见的，回去向斯大林同志汇报。我们只带着两个耳朵来听的，不参加讨论决定性的意见，希望大家谅解。”
毛泽东作为一代战略大家，他不仅清楚斯大林心中的一些疑虑，而且也知道斯大林寄予新中国最为迫切的希望。自然，毛泽东曾数度提出访问苏联也是有他的想法的。其中有一项很重要的内容，就是要向斯大林解释中国革命的性质，解除斯大林的存疑，进而在冷战笼罩的世界之中确立新中国的地位。所以从某种意义说，斯大林与毛泽东的视角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或许是出于同样的原因，毛泽东十分重视这次以自己为主角的会谈。他在泛泛地介绍了解放战争进展的概况之后，遂就围绕着夺取全国胜利和建立新中国的问题，系统地讲了中国共产党的意见。据史记载，毛泽东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即将建立的新中国的性质、形式、组成和名义等内容。对此，时任翻译的师哲作了回亿：
首先，这个政权的性质简括地讲就是，在工农联盟基础上的人民民主专政，而究其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不过对我们这个国家来说，称为人民民主专政更为合适，更为合情合理。
其次是它的组织、它的成员问题。我们认为，它必须是个联合政府。名义上不这样叫，而实际上必须是联合的，有各党各派、社会知名人士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现在中国除共产党外，还有好几个各色各样的民主党派，有的已同我们合作多年了。虽然他们的力量不算强大，人数也不多，他们在工农群众中或武装力量中没有什么联系和影响。但他们在知识界、海外侨胞中有一定的影响。我们准备继续团结他们，照顾他们，给他们在政府部门的各个岗位上留下一定的位置。但国家政权的领导权是在中国共产党手里的。这是确定不移的，丝毫不能动摇的。
毛泽东的结论是：即将筹建的新中国，“虽然政府的组织形式与苏联、东欧国家有所不同，但其性质与宗旨仍然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将来的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斯大林的疑虑。
接着，毛泽东讲了关于胜利后恢复生产和经济建设问题。他说：“中国连年战争，经济遭到破坏，人民生活痛苦。战争一旦结束，我们不但要恢复生产，而且要建设崭新的、现代化的、强大的国民经济。为此，必须要有正确的政策。”在毛泽东看来，国家建设这个课题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生疏的。怎么办呢？他明确地告诉米高扬：一，我们是可以学会的；再是苏联走过的道路可资借鉴。结论：中国经济建设工作的发展可能会快些。
毛泽东在谈了军队的建设之外，花了较大的篇幅讲了未来新中国的对外政策。据师哲回忆：
毛主席说，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个家庭来讲，它的屋内太脏了，柴草、垃圾、尘土、跳蚤、臭虫、虱子什么都有。解放后，我们必须认真清理我们的屋子，从内到外，从各个角落以至门窗缝里，把那些脏东西通通打扫一番，好好加以整顿。等屋内打扫清洁、干净，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来。我们的真正朋友可以早点进屋子来，也可以帮助我们做点清理工作，但别的客人得等一等，暂时还不能让他们进来。
我想，打扫干净，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门，这也是一种礼貌，不好么？！我们的屋里本来就够脏的，因为帝国主义分子的铁蹄践踏过。而某些不客气、不讲礼貌的客人再有意地带些脏东西进来，那就不好办了。因为他们会说：“你们的屋子里本来就是脏的嘛，还抗议什么？！”这样我们就无话可说啦。我想，朋友们走进我们的门，建立友好关系，这是正常的，也是需要的。如果他们又肯伸手援助我们，那岂不更好么！关于这方面的问题目前只能讲到这里。但我们知道，对我们探头探脑，想把他们的脚踏进我们屋子里的人是有的，不过我们暂时还不能理睬他们。至于帝国主义分子，他们抱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一方面想进来为自己抓几把，同时也是为了搅浑水。浑水便于摸鱼，我们不欢迎这样的人进来。
毛泽东用形象的比喻，深入浅出地讲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方针。虽然没有明确地向米高扬讲出一边倒的外交方略，但也等于告诉米高扬：苏联是我们的真正朋友，不仅可以早点进屋子里来，而且也可以帮助我们做点清理工作。直言之，新的中国希望早点和苏联建交，并希望苏联帮助新中国拓展新的国际空间。至于帝国主义国家，新中国是不欢迎他们再重新染指的。这又等于给斯大林吃了一粒定心丸。
毛泽东在与米高扬的会谈中，第一次讲出了即将成立的新中国对解决香港、澳门、台湾以及西藏等问题的基本方针。他认为不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相反，恐怕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说到西藏，他认为“西藏问题也并不难解决，只是不能太快，过于鲁莽”。说到台湾，他指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这是无可争辩的。现在估计国民党的残余力量大概全要搬到那里去，以后同我们隔海相望，不相往来。那里还有一个美国问题，台湾实际上就在美帝国主义的保护下。台湾问题比西藏问题更复杂，解决它更需要时间。
当然，毛泽东还讲了对未来解放全国的战争所作的各种预测，也对民族问题阐述了新中国的民族政策等等。总之，毛泽东主讲了三天，几乎把中国共产党创建新中国的设想，以及未来新中国的内政大计和外交方针讲得淋漓尽致。这不仅从理论上回答了斯大林的一些疑虑，而且给米高扬也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据师哲的回忆，米高扬曾高度评价道：“毛主席有远大的目光，高明的策略，是很了不起的领袖人物。”
以毛泽东为首的五大书记与米高扬举行了三次会谈之后，周恩来又根据书记处的决定，单独与米高扬进行了一次会谈。如果说毛泽东在会谈中高屋建瓴地阐述了新中国的性质，那么周恩来在会谈中讲的都是一些实实在在的问题。据史记载，“这次谈话的内容十分广泛：讨论了战后经济建设、交通运输等恢复工作；成立新政府的总体规划与设想；对外关系问题，特别是对外贸易的开展与管理；发展或建立各种社会组织、群众团体和他们力量的运用和发挥；在中国有多党存在，它们的作用和意义等”。事后分析周恩来的这次谈话，实际上是在与米高扬讨论新中国建立后的政府部门将如何工作，或者说是在向米高扬请教未来新的中国政府将如何运作。因为社会主义的苏联政府，毕竟积累了三十年的治国经验了！周恩来的风度和谈吐给米高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事后，他曾对人说过：“周恩来将是中国新政府一位很好的总理。”
在中央五大书记中，只有任弼时在出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期间，曾与米高扬有过工作交往。因此，任弼时根据中央书记处的决定，于二月四日上午到西柏坡后沟米高扬的住处和他单独交谈。据史记载，首先，任弼时向米高扬介绍说：“从红军时代起，人民军队不是单纯为打仗而打仗，而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甚至帮助驻地群众生产和做家务；今后，大军南进，它将起工作队的作用。”这对米高扬而言，真正地明白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与苏联红军的相同之点与不同之处。
其次，由于米高扬在与毛泽东的会谈中公开表示：不赞成毛泽东提出的中国青年“除了建立青年团之外，恐怕还要建立学生联合会或其他形式的青年组织”的意见，惹得毛泽东很不高兴地说了这样一番话：“中国有一亿青年，怎么可以用一个组织统一起来呢？对象不同，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应该是恰当的，灵活的。”因此，任弼时在与米高扬的单独谈话中重点讲了这个问题。他说：“中国的近一亿青年，有的在解放区，有的在蒋管区，东北的青年，抗战胜利前还是在日伪统治下生活。他们的认识有差别，觉悟程度有高低，单纯用一个青年团的组织，不可能把大家组织起来，要么降低了青年团的先进性，不然就是对青年要求过高，所以，除了青年团之外，还要有其他的组织形式，比如开展青年统一战线的青年联合会，学生联合会等，而青年团则是共产党团结教育一代青年的核心。这是大革命以来的历史经验。”
任弼时在讲到革命的转变时说：“战争结束后，我们将集中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这方面希望得到苏联的帮助，在我们的经济建设取得一定的成就时，将逐步转入社会主义革命，因此，恢复生产，开展经济建设等，实际是为革命的转变创造条件，铺平道路。”
从以上谈话的语调可知，任弼时与米高扬的单独谈话，就像是老朋友之间的谈心，显得是那样的自然和亲热。这样的谈话，给米高扬留下了难以忘怀的美好的印象。他觉得“弼时是一个成熟的共产主义者，一位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修养的领导者，一位很有涵养、有政治修养、有丰富工作经验的难得的领导人”。
毛泽东白天与米高扬举行会谈，挤时间，多数是在夜间还要指导和平解放北平的大事，以及关注南京代“总统”李宗仁，还有坐镇溪口的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假谈和平的阴谋。在这短短的几天中，他发出了数十份重要电文。仅就和平解放北平一事，毛泽东就写下了多份重要的文稿，摘其要者如下：
二月一日，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了《关于北平问题和平解决的基本原因》的新闻稿，明确指出：“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基本原因是人民解放军的强大与胜利。北平人民，包括劳动人民，资产阶级及绅士们在内，一起渴望和平解决，又是一个原因。北平和平解决的再一个原因，是近二十万的国民党军队除少数几个死硬分子外，从兵士们到将军们，一概不愿打了。”
二月三日，毛泽东获悉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就要举行入城式的前夜，傅作义的思想又产生了很大的波动。他当即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彭真电：“（一）对傅的态度如新华社公开所表示者，他过去做的是错的，此次做的是对的。他的战犯罪我们已经公开宣布赦免，断不会再有不利于他的行动。他不应该搞什么中间路线，应和我们靠拢，不应发表不三不四的通电，应发表站在人民方面即我们方面说话的通电。如果他暂不愿发表这样的通电，也可以，等一等想一想再讲。以上态度应向傅本人及傅左右公开明确反复说明，特别是对邓宝珊、周北峰、王克俊、阎又文诸人你们要多做工作。目前留傅住在北平（城内或城外）对改编傅部和争取太原、武汉、南京、上海的局部和平解决都有必要，目前不要让他飞到绥远去。将来他去绥远或他处都是可以的。入城后，请林彪和傅（作义）、邓（宝珊）见面扯开谈一次。……”
依然是二月三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隆重的北平入城式。毛泽东暂时中断了与米高扬的会谈，与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一起围在收音机旁边，收听入城式的转播。当他收听到“上午十时，以指挥车和军乐队为先导，开始进入永定门，依次为装甲车队、炮兵车队、坦克部队、摩托化部队、骑兵方队和步兵方队”之后，他的脸上绽开出了胜利者应有的笑靥；当他收听到“工人、市民、学生和各界欢迎的人群挤满了解放军通过的各条通衢大道，各民主党派人士、教授学者和社会名流也加入欢迎行列”之后，他有些激动地笑了；当他收听到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彭真、叶剑英以及北平联合办事处全体代表登上箭楼检阅，叶剑英代表北平市委发表重要讲话，宣布北平市将在军事管制的时期，要完成“系统建立人民的革命政权，推行新民主主义的政策……消灭一切混乱现象，建立人民民主的经常的秩序”等六大任务后，他忍不住地放声笑了起来。后来，毛泽东见到叶剑英，还风趣地说了这句话：“我听收音机了，你那个讲话真是‘声嘶力竭’啊，为新政权呐喊，就是要有这么一股劲头！”
米高扬到达西柏坡前后，恰逢中国人民欢度传统的春节。毛泽东听着喜庆的鞭炮声与米高扬举行会谈，心情当然是难以言述的，尤其当他再听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昂首挺胸走进古都北平的广播时，很自然地会想到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的屈辱史，禁不住地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大有“积存在中国人民心中的所有屈辱都倾吐出来的感觉”！但是，当就要进入北平的李克农请示工作的时候，毛泽东遂又有些沉重地说道：“中央由西柏坡迁入北平，它标志着中国革命完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那就是以城市为中心解放全中国、建设新中国的阶段。因此，它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你要转告剑英和彭真同志，一定要脚踏实地地做好这件事情。”
与此同时，毛泽东不能不想到就要覆灭的南京政府向何处去，遂又下意识地发出了这样的自问，“蒋介石与李宗仁是如何过春节的呢？……”
溪口，是浙江省奉化县一座风景极佳的小镇。其地山环水绕，溪流近百，主要者有三：“县溪、锦溪、剡溪。其中剡溪发源于四明山余脉横溪岭，迂回曲折，凡九曲，与其他两溪汇于甬江，东流入海。而剡溪第九曲经公塘南北两支流合于锦溪，即为溪口，亦称锦溪村。”这儿就是生养蒋介石的故乡。
蒋介石每次下野归里，或回乡省亲，都住在坟庄。所谓坟庄，溪口人民都知道即为蒋母之墓地。由于蒋母非元配，不便和蒋介石的父亲同穴，所以蒋母临终时叮嘱蒋介石为她另行择地安葬，不得与乃父同穴。蒋遵母嘱，请了奉化最有名的风水先生四处勘察墓地，最后择葬于白岩山鱼鳞岙中垄。这位风水先生指着四周的风景说：“这儿是最好的龙脉，整个地形像座弥勒佛，而蒋母的墓穴就点在弥勒佛的肚脐上。其后人如出弥勒之腹，乘其龙脉之势腾达于神州。”果真蒋母死后不久，蒋介石继中山先生一成国民党大统，应了风水先生的预言。从此，他在其母墓地旁边盖了住房，供自己回乡孝母之机，再多得些弥勒佛祖的护佑，使他这位由溪口龙脉飞出去的“真龙天子”稳坐九五之尊。有意思的是，蒋介石前两次下野与复出均和这座蒋母墓地有关。
一九二七年八月十四日，蒋介石在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等的逼迫下第一次下野，他悻然回到溪口，守侍在蒋母墓地之侧静观待变。在这期间，他不仅和宋美龄暗订秦晋之好，而且还为是年十二月三日复出打下了伏笔。从此，他也为构筑蒋、宋、孔为三大支柱的蒋家王朝打下了基础。
一九三一年，由于“九一八”事变等原因，导致蒋介石第二次下野。蒋氏于十二月二十二日偕宋美龄回到溪口，守侍在蒋母墓地之侧，利用以退为进、观变待起的策略，刚好过了一个月，他就利用一触即发的“一.二八”淞沪抗战之机，昂首挺胸地回到南京，再次入主中央。
这两次下野与复出，在蒋介石看来绝非偶然。为此，他经常发出这样的自问：“为什么我在失意的时候回到溪口，守侍在母亲的墓地之侧，就能化险为夷，重新荣光呢？……”他的结论是：他这条由溪口飞出的“龙”，理应回到生养他的地方，借助母亲的阴灵之光，再次腾飞，遨游九州。因此，蒋介石这次——第三次下野，依然是守侍在母亲的墓地之侧，望着龙脉的山势，静候东山再起之日！
蒋介石这次下野自称是为了“弥战消兵”，他被迫同意和谈，是为了为卷土重来赢得时间。因此，他同意“和谈”与同意“引退”一样，并非出于真心。他虽然承认时下战必亡，但他还认定和则更亡，因为主战是他蒋某人举的旗帜，并在国民党中、军中，及至于政府中还有一定的号召力；他一旦弃战求和，那南京政府的主角，可就真的变成了主和的李宗仁了！如果再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根据中共的一贯政策，李宗仁可以将功补过，而他蒋介石唯有被送上历史的审判台。这是蒋介石绝对不能接受的。自然，这也是蒋氏必然要遏制李宗仁重开国共和谈的原因。为此，蒋介石于不声不响之中做了如下这些文章：
一月二十一日，蒋介石在签署下野文告的同时，“手令提取中国银行所存美金一千万元，汇交在美国之空军购料委员会主任毛邦初，嘱毛将该款连同原存美国余款悉数从纽约中国银行提出，改以毛私人名义存入美国银行”。如史家所云：“蒋此举系虑及和谈成功，建立联合政府，以防该款落入新政府，而采取此种非法私相授受措施。”
一月二十六日，蒋介石在静观李宗仁四处奔波和谈的同时，他于溪口密函南京、上海的国民党军事、政治、党务、特务首脑人物，命令他们加强备战思想，一旦和谈破裂，就作战到底。换言之，李宗仁和谈的戏一落幕，蒋介石就准备高举作战到底的大旗登台。
同日，蒋介石密令军事法庭，无罪开释日本侵华头号战犯冈村宁次大将，为李宗仁重开和谈再设障碍。
一月二十七日，蒋介石获悉李宗仁未经他的允许，公然给毛泽东写了一封公开信。这在蒋氏看来，是李宗仁以所谓“法统”对抗他的“党统”，并妄图打破他的“以党控政”的格局，进而借改组行政院了结“府院之争”。为此，他借支持孙科之机，进而扩大“府院之争”的矛盾。在这期间，不仅孙科未向李宗仁报告准备将行政院迁往上海，而且他以国民党总裁的名义拟将中央党部迁往广州，搞得李宗仁这个代“总统”在南京唱独角戏。
正当蒋介石在溪口得意地运作掣肘李宗仁的战略，或曰戏耍李宗仁这个代“总统”的时候，他突然获悉国民党浙江省主席陈仪将要秘密率部投共的消息。由于这一历史公案至今海峡两岸各有说辞，故笔者有必要据史简介如下：
一月二十八日，国民党浙江省主席陈仪在共产党人和民革主席李济深等人策动下，决心以傅作义为榜样，为和平作出贡献。他的老部下，并有师生之谊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于本月上旬向陈提出和中共地下党联系人作商谈。是日，陈派外甥丁名楠持他的手书赴沪见汤。汤谓：“兹有×××先生应邀去见你，请你和他畅谈。我们从前的计划他都同意，希迅速实行，以免夜长梦多。”并附四点意见：（一）徐蚌战争已结束，蒋方彻底完结，这正合全民愿望。请你不要遵蒋方指示，上海工事应全部停止；（二）有利于蒋方军事部署也完全停止，以免扰乱民心；（三）上海全部物资，不必变卖，留给共方；（四）我们早已商定，以保护沪杭安全以至全浙人民安全，不受军事扰乱为主，对溃兵游勇，要严加管束。此函被特务头子、上海警备局长毛森发觉，汤为个人安危，于次日将陈密函送溪口蒋介石告密，并向蒋誓输忠诚，自请诱捕陈仪归案。
由于蒋介石与陈仪有着几十年不错的交往，方把他的家乡的父母官交由陈仪当。但是，实出蒋氏所料的是，陈仪竟然背叛他投共，这对他的震撼实在是太大了！接着，蒋介石命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派特务对陈仪严密监视，并安排其心腹周函准备接替陈仪的职务。同时，他命令国防部参谋总长顾祝同向三军下达《应付时局六要领》密令：
（一）认清中共企图；
（二）中共八条“第一条所谓战犯，意在侮辱我领袖，动摇我信心……须予以严厉驳斥”；
（三）军事最近作战重点，封锁巩固长江，并保卫西北、西南；第一线部队宜加强戒备，切实演练歼灭敌人战术；
（四）“后方整训部队及无作战任务部队，务须加紧补充训练，以提高作战精神及能力，短期变成劲旅”；
（五）“对后方治安秩序应加维持，地方散匪及造谣生事、罢工、怠工等行为，应严加取缔肃清”；
（六）“对部队应特别注意激励士气”。
蒋介石在处理完上述大事之后，即迎来了农历大年三十，即除夕。他在蒋母坟庄祭拜过之后，遂怀着怆然的心情回到故居报本堂——丰镐房和儿孙们团聚“守岁”，准备夜幕降落之后，合家团圆，共饮屠苏酒，同吃年夜饭。或许是蒋经国希望父亲能高高兴兴地过年，蒋介石刚刚走进门，迎面走来的是洋儿媳妇蒋方良以及中俄混血的孙子孝文、孝武，孙女孝章，在蒋经国的导演下，一一行过家礼。蒋介石俯身抱起不满四岁的孙子孝武，亲了亲那嫩嫩的面颊，旋即坐在太师椅上，顺势又把孝武放在自己的双腿上。他望着面前十分可爱的孝文和孝章，内心中涌动着一种说不出的情潮。抑或是这些年来他和政治打交道成了习惯，在这种人为做出的家庭亲情的氛围之中，他还是声调低沉地说了如下这段话：
“四年前，也就是孝武出生的那一年，毛泽东告诫他的同仁和部属，要做当年的愚公，子子孙孙挖山不止。他的话得到了应验。今天，我也告诫你们，为了完成先总理的未竟大业，也要子子孙孙挖山不止，直到完全胜利为止！”
年幼的孙子、孙女并不完全明了爷爷的良苦用心，只好带着似懂非懂的表情望着没有笑靥的爷爷；蒋经国当然知道父亲说这些话的想法，但他认为有悖于希望父亲高兴的用意。然而当他再看见父亲那沉郁的表情，也只好违愿地点头称是。这时，溪口镇的夜空中突然传来了几声爆竹响，似惊醒了沉浸于国事的蒋介石，当他看见懂事的孝文和孝章，不约而同地学着他父亲的样子立正站好，又忍不住地笑了，忙说道：“今夜是除夕，从我开始谁也不准谈国事，只说家事，你们说好不好？”
“好！”三个孩子就像是在课堂上忽然听到了老师的问话，机械地高声答说。
蒋介石习惯于官场的酬酢，蒋经国也习惯于父亲为了官场的酬酢而做出的虚伪的威严。今夜，似乎也只有在今夜，蒋介石感到了官场酬酢的虚伪以及亲情的可贵。如今，他好似真的把终生为之奋斗的政治忘到脑后边去了！据史记载，今晚在“最喜欢的半个洋孙女的提议下，他竟然带头和仆人们一起打起了年糕；他为了博得最小的孙子孝武的欢喜，掐了一块年糕面，精心地捏了一个手拿金箍棒的孙悟空”。接着，他有意在孝武的面前晃了晃，用哄逗的口吻说：“这只猴子可厉害了，他一个斤斗能翻十万八千里，闹得天宫都不得安静。”
“不！我比它厉害。”不满四岁的孝武一把夺过了面捏的孙悟空，为表示自己厉害，一下把它扔到屋门外去。
蒋孝武的动作把全家人引逗得捧腹大笑。蒋介石边夸“还是孝武厉害”边说：
“经儿，把它捡回来，用水洗洗，蒸熟了还可以吃。”
在这些方面，蒋介石的家教是相当严格的。这对蒋经国的成长以及后来接替父亲治理台湾，都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另外，蒋经国从父亲不同时期和不同场合的言行中，还悟出了这样一个道理：“父亲的地位变了，文化品格也相应地提高了，但是仍能从他的气质和为人的风度，觉察出他依旧是个农民的儿子。”
蒋介石命中注定是不能享受天伦之乐的！正当他与孙子、孙女玩得忘了人间还有烦恼事的时候，侍从引张群、陈立夫、郑彦棻三人相偕走进丰镐房，他只好请玩兴未尽的孙子、孙女离去，遂又和这三位来者谈起了国事。当他们议完在南京演出的“府院之争”、“以党控政”的戏后，很自然地又说到了李宗仁倡行重开国共和谈，以及中共毛泽东绝不领李宗仁之情等情况。但是，当讲到今后该怎么办的时候，这三位来者就三缄其口了！蒋介石望着这三位亲信缄默不语的表情，近似自语地说道：“我是相信知耻者后勇这句话的！为了未来的后勇，我们必须首先做一个知耻者。所谓知耻，就是敢于承认我们办错的事情。为此，我回到溪口之后认真地检查了过去的行为，并和经国谈了一些我对未来的设想。”
张群与蒋介石相交近四十年了！他对蒋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堪为了如指掌。如史家所说，张群“为博得蒋之信任，完全以蒋之政治目的为目的，蒋之立场为立场，无一系异于其间”。今晚，他一听蒋介石的语气，知道蒋介石想借此时机阐述他败中再起的道理，故郑重其事地说道：“为使我等一解迷津，希望总裁再向我们宣讲一次。”
首先，蒋介石讲了他在日记中所做的这段检讨：“此次失败之最大原因，乃在于新制度未能成熟与确立；而旧制度先已放弃崩溃。在此新旧交接紧要危急之一刻，而所恃以建国救民之基本条件，完全失去，是无异失去灵魂，焉得不为之失败。”
接着，蒋介石又对所谓本党改造方案，特加研读。他从三民主义理论到社会实践，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最后，他讲了如下这段话：“一切以组织为主，纪律为辅。故组织应在纪律之先。组织的对象：第一为人，第二为事和物（包括经费在内）。至于干部训练与重建之方针，必须陶冶旧干部，训练新干部。其基本原则：（一）以思想为结合；（二）以工作为训练；（三）以成绩为黜陡。”
张群等人听后感慨万端！对此，蒋经国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几句所谓体会：“这是失败基因的深刻检讨，亦是重整革命的正确方针；我们必须随时随地、至诚至谨加以领略，服膺与力行。”
世人皆知，蒋介石绝对不是一位理论家，他一生的聪明全都用在“权谋”二字上了！上述的文字，只是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力拔山兮的楚霸王，在他演出别姬戏的时候也会发出这样的自问：“我为什么会走到这步田地？”我们权且不论蒋氏检讨得正确与否，就说在这瞬息万变的国情大势之中，又怎能容得蒋氏去自我检讨呢！因此，他挨过除夕之夜，就电令何应钦、顾祝同、汤恩伯立即飞来溪口，秘密召开军事会议。
一月三十一日，也就是毛泽东在西柏坡迎接斯大林的特使米高扬的时候，蒋介石向飞来溪口朝圣的三位爱将发出指示：只和不战，国家必亡。换言之，只有战，才能和。为此，“将长江防务划分为两大战区：湖口以西归白崇禧指挥，总兵力为二十五万人；湖口以东，归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指挥，总兵力为四十五万人。以上海、松江地区为防务中心，重点防守上海与杭州三角地区，而对南京地区则不设重防。”蒋氏作如此军事部署是有着一本内心账的，那就是“待将上海之金银与美钞运抵台湾后，再放弃华东、华中，转而退守台湾，并于西北、西南地区继续抵抗”。自然，他对这三位爱将的要求是：誓守长江防线到雨季到来之前，坚决做到划江而治的政治局面。
为此，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公开发表谈话，宣称中共如要渡江，本人“决以全力保卫”，并称“江防严密，绝无疏虞”。对所谓扰乱秩序者，“决依戒严法令，严予惩处”。
正当蒋介石在溪口紧锣密鼓地筹谋长江防务的时候，南京发来密电：李宗仁为筹组“上海和平代表团”已由南京飞抵上海。蒋氏听后漠然一笑，不阴不阳地说了一句：“那就让李德邻去行使他的代总统的职权吧！……”
李宗仁为什么要筹组“上海和平代表团”呢？起因是黄启汉自北平飞返南京之后告知：关于南京提出的要求解放军停止进攻的问题，叶剑英未作正面答复，只说向中共中央反映。这对李宗仁而言，无疑是有些失落感。为了继续“敲和平之门”的同时进一步试探中共对“和”与“战”的态度，他决计筹组“上海和平代表团”赴北平访问。几经努力，所谓的“上海和平代表团”筹备就绪，代表人选暂定为颜惠庆、章士钊、邵力子、江庸和甘介侯五人。对此，黄启汉认为“和平之门”是开着的，根本不需要敲；甘介侯却认为是来一个宣传“攻势”，制造舆论，对促进和平是大有好处的；黄启汉听后认为这近似虚张声势，不是诚心诚意寻求和平的应有态度；邵力子以黄之见为然；可是，李宗仁认为此举还有一个“联共压蒋”的政治目的，故还是做了决定：“让代表去吧，至少没有妨碍。”
李宗仁为了借用北平和平解放的形势，继续高扬和谈的调子，遂决定借访晤“上海和平代表团”成员之机，希冀弥合已经形成的府院分裂，挽留孙科内阁，并劝其回到南京，于二月一日上午九时乘专机飞沪。同行的除去“和平老人”邵力子外，还有程思远、甘介侯等人。十时，专机在上海龙华机场降落后，仅有吴忠信、吴国桢、朱家骅等人迎接，孙科内阁的成员无一人到机场欢迎代“总统”。这说明孙科内阁在蒋介石的操纵之下，意欲和李宗仁的“总统”府坚决斗下去。这也促成李宗仁改组孙科内阁的决心。此乃后话，略而不述。
李宗仁不露声色，与随行人员先到黄绍竑在上海的府邸休息。同时，通知孙科内阁所有成员，下午三时半在上海外滩中国银行四楼举行会谈。接着，他在邵力子的陪同下，“往访上海名流颜惠庆、章士钊、江庸等人，请他们以私人资格北上，呼吁和平。彼等表示，甚愿予以助力。”
其中，最令李宗仁感动的是颜惠庆老人，他当即说了下边这段话：“我年虽七十三岁，并患心跳病，平生还没坐过飞机，如今为了争取和平，就顾不得了。”
诚如史家所说：李宗仁感动之余得出结论：和平是大势所趋，顺者则昌，逆者则亡。所以，他在下午和孙科内阁成员举行会谈的时候，有意高扬了和谈的旗帜，并严肃地指出民心思和的历史趋势。最后，他才“勉以团结大义，劝他们回到南京，府院一致，共支危局”。
孙科内阁是蒋介石一手组建的，自然应对蒋“总统”负责。加之孙科与李宗仁所谓的远近恩怨，就愈促孙亲蒋排李。但是，孙科也看到了“和平”已成当今时髦的潮流，他也不敢公然反对和谈，遂借故说：“一周以前，共军前锋已到浦镇，南京正在共军远程大炮射程之内，为使政治重心不受军事上的威胁，行政院已经决议二月四日迁往广州。”
李宗仁听后大惊，自知府院分裂无法弥合，他不失身份地说了几句规劝的话后，遂宣布会议结束。
下午五时，“李宗仁原机飞返南京，由程思远邀童冠贤、范予遂同行，并留甘介侯在上海协助邵力子组织上海人民代表团。童、范两人向李宗仁汇报，蒋介石不仅策动孙科内阁迁往广州，并由陈立夫运用经济力量拉拢立法委员前去广州复会，立委凡愿赴穗开会者，每人送船票一张，美金一百元，到广州后，月给港币三百元的特别津贴。但留沪立委仍多数愿去南京，支持李宗仁争取和平的政治立场”。
对此，当事人哀叹道：“行政院迁往广州以后，立使李宗仁处于困境。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存在，实则成了问题。说它在南京，但南京只有一个代总统，而没有行政机构；说它在广州，但广州只有一个行政机构，而没有政府首脑；说它在溪口，但溪口只有一个宣布‘引退’的总统，而党政机构均在广州。这样，国民党政府处于一个四分五裂的局面。”
是日傍晚，李宗仁回到傅厚岗官邸，收到参谋总长顾祝同的一封公函，是答复李代“总统”下令释放张学良和杨虎城的。他当即拆阅：
德公代总统钧鉴：
子回代电暨元月二十八日手示奉悉。关于核复张学良、杨虎城自由一案，业经转电台湾陈（诚）主席及重庆张（群）主任知照矣。肃复，敬候崇绥。
接着，李宗仁果真收到了陈诚的复电：
南京李代总统德公：
×密，东电奉悉，可否请程思远兄来台一谈？职陈诚叩冬。
李宗仁阅后甚为不悦。在他看来，作为代“总统”明令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乃区区小事，没有想到参谋总长顾祝同竟然推诿、扯皮。更是令他不解的是，陈诚这个台湾省主席不仅不释放软禁在台的张学良，反而要他这位代“总统”派程思远“来台一谈”。他一是救张、杨二位将军心切，再是不知陈诚是奉蒋介石之命行事，故“立命程思远束装就道，飞赴台湾”。自然，程思远此次台湾之行一定是无为而返的！
在李宗仁看来，他扯起重开国共和谈的大旗，中共方面理应无条件欢迎。但是，中共方面却是有条件的支持。就说他计议中的“上海和平代表团”吧，中共答复只许他们以私人资格赴平参观，并指出甘介侯为“贩卖和平分子”，拒绝其赴北平。为此，原定二月八日飞平之议，他只好取消。这对李宗仁而言，无疑是浇了一瓢冷水，真是寒到了心底！
蒋介石却高兴异常！同时，他授意留居南京、上海的大批耳目、舆论工具，在京沪两地掀起了讥讽李宗仁主和拍马屁，而共产党人不领情的歪风，搞得李宗仁的心里很不是个滋味！
与此同时，蒋介石为了给李宗仁设置和谈障碍，授意国防部召开江防紧急会议，除去国防部长徐永昌、参谋总长顾祝同、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淞沪警备司令陈大庆、国防部第三厅厅长蔡文治等参加之外，点名要代“总统”李宗仁与会。这样一来，就等于向中共说明：李宗仁的和谈是假的，因为他还在召开江防会议。可以想见，这样的江防会议不会有什么结果。而“李宗仁鉴于蒋介石幕后操纵，束手无策”，在“激烈争吵中而散”。也就是在这种情势之下，李宗仁怅然自语道：“咳！当这种劳什子总统干什么……”
但是，政治家一旦卷入政治潮流，是很难自拔的。要么沉入潮底，要么跃上浪尖，很难有第三种选择。当然，萌生不当这劳什子“总统”的李宗仁也不例外。尤其当他的耳边感到自蒋介石一方吹来的凉风之后，他又必然坚定自己的和谈信心。有人说，李宗仁一生从政的最大长处是个忍字。今天，他再次忍字当头，亲自赶赴上海，再度联系，最后终于决定了代表团的人选为颜惠庆、章士钊、江庸三人。邵力子是以私人资格前往与中共当局交换意见者。此外随同前往的有：黄启汉，四老的秘书龚安庆、傅澍苍、潘伯鹰、张丰胄，随行者金山（即主演《夜半歌声》的名演员），中航公司也派电信课长顾乐时与技师雷仲仁等共十九人同行。
李宗仁在上海完成组团任务之后，又在桂系谋士黄绍竑的府邸与黄启汉进行了一次长谈。首先，他为了表示和谈的诚意，再次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亲笔信，当面交给黄启汉，务求转达。同时，要黄口头上向叶剑英或其他中共领导人转达如下六点意见：
（一）希望能实现全面和平，倘有局部人反对，再合力以政治军事力量对付之；
（二）和谈以毛主席提出的八项原则为基础，但战犯问题之处理，最好留待新政府成立之后；
（三）绝不期望以外援进行内战，只要答应进行和谈，可作公开声明；
（四）希望能及早派定代表，开始商谈和平方案；
（五）对蒋介石本人，如认为他留在国内于和谈有碍，可提出使之出国；
（六）对国际关系，希望中国成为美苏友好关系的桥梁，不希望依附一国反对另一国，美苏两国的友谊，均须争取。
据史记载：为慎重起见，李宗仁要黄启汉把这六条意见用笔写下来，再三嘱咐务必传达无误。同时，李宗仁还要他的机要科编了一本专用电报密码给黄启汉，并把设在他官邸的电台呼号抄来，要黄向中共方面提出，允许黄在北平设立一个电台作为和他通讯之用。
二月十三日上午十时许，满天的乌云突然露出了丝丝笑颜，高悬在东方的太阳钻云破雾，不时向阴冷的大地透出一点光亮。或许因为元宵佳节的缘故，抑或因有其他的喜讯，上海龙华机场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突然，候机厅大门前挂起了大红的横幅，上书“热烈欢送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赴北平”；接着，各界人民的代表、中外记者，还有那些所谓的“保安人员”云集门前，挤得水泄不通，等候着“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成员的到来。
有顷，数辆轿车相继驶来，停在机场门前的广场上，代表团成员邵力子、颜惠庆、章士钊、江庸在秘书的搀扶下步出轿车，穿过人群闪开的通道走进候机厅。这时，中外记者蜂拥而上，拍照的拍照，提问的提问。历史为后人留下四老回答记者的这样四句话：
颜惠庆说：“此行倘能使共方决定和谈确实日期，则已可大功告成。”
章士钊说：“此去除呼吁和平外，愿将中共所提出建议，随时告诉南京。”
江庸说：“已受邮局委托，与共方解决华北与华南通邮问题。”
邵力子则笑谓：“此次乃去跑龙套，尚未到以政府代表说话的时机。”
四老和十九名同行人员相继登上中央航空公司XT537号专机向着北方飞去。送行的人们，乃至于京沪各界人民都发出这样的自问：
“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此行会有什么结果？中共领袖毛泽东将如何看待李宗仁和蒋介石在暗中的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