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让马克思在反动年代里比较顺利地继续进行科学研究和从事革命活动，恩格斯作出了巨大的自我牺牲。
1850 年11 月，恩格斯回到曼彻斯特，重新同自己一向厌恶的“鬼商业”打交道。从那时起的20 年间，他仿佛过着两种不同的生活——
从上午10 时到下午4 时，恩格斯是商人，用几种文字为公司起草与国外来往的信件并出入交易所。为了接待商界的熟人，他在市中心区设有一处专用寓所，而城郊的那所小房子，只有他那些政治上和学术上的朋友才能登门。
恩格斯的妻子是爱尔兰人，她是一个和燕妮一样热情的爱国者，当时在曼彻斯特住着许多爱尔兰人，她始终和她的同胞保持着联系，她对恩格斯的一切秘密革命活动非常熟悉，不少爱尔兰芬尼亚社社员把恩格斯家当作避难所，有一个被押赴刑场的芬尼亚社社员的领导人就是有恩格斯夫人的帮助才得以从警察手中溜走。
只有到了傍晚，恩格斯才摆脱商业，回到自己的小房子里成为自由人。
20 年间的两种人两种生活，恩格斯心甘情愿地给自己套上了这副可憎的枷锁，只为在经济上给予马克思一家尽可能多的援助。
开始时恩格斯只能不定期地给马克思寄去几英镑，后来他每月甚至每周定期汇款给马克思。若干年后，恩格斯成为“欧门―恩格斯”公司的股东，不断把大笔款项寄往伦敦，使马克思在最困难的时候免于挨饿，在生活稍有改善时能更加安稳地工作。
后来有一天，恩格斯去营业所时忍不住高兴地喊道：“最后一次了！”他挥舞着手杖唱着歌回到家里，同亲友们一起像过节一样庆祝，自己最终摆脱了这种可恶的生活。因为恩格斯终于与公司达成协议，让他拿走一笔款项，足以保障他自己和马克思全家今后起码的生活开支。
风华正茂的恩格斯能如此平静地忍受他最讨厌的生意达20年之久，这“不仅是为了帮助朋友，而且是为了保存党的最优秀的思想家”。马克思非常理解恩格斯友谊的分量和价值，有时激动得流出泪来。
恩格斯白天坚持在营业所里安分工作，宁肯多受些苦，晚上又把大部分时间用来帮助马克思。马克思当时还不能用英文熟练地写文章，他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德文通讯稿全部由恩格斯译成英文。为了赶上邮船班次，及时把稿件寄到美国，恩格斯常常连夜把马克思的文稿翻译过来，有时还要对文章进行修改，最后亲手在深夜里把它送交给邮局寄出。1852 年10 月14日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说：
要替你翻译全篇文章，我的身体不行。我是今天早晨收到文章的。整天在办事处，脑袋都忙晕了。今天晚上七八点喝完茶才把这篇东西读了一遍，然后动手翻译。现在是11 点半，我译到文章自然分段的地方，并把译好的这一部分寄给你，12 点文章必须送到邮局。……其余部分将很快译完，下星期你经南普顿把这部分寄出，或者在星期五寄出，同时你应该把你下一篇文章写完。
后来马克思虽然能够用英文流畅地写通讯，但恩格斯为了让马克思有更多的时间专心致志地研究经济学，早日结出丰硕的成果，干脆代替马克思给《论坛报》写了大量文字，他根本不顾自己在学术上取得更大的成就的可能性，全心全意为马克思进行研究工作创造一切条件。马克思对恩格斯的这种高尚的自我牺牲精神深为感动和不安，他在信里对恩格斯说：我的良心经常像梦魇一样感到沉重，因为您的卓越才能主要是为了我才浪费在经商上面，才让它们荒废。
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长期两地分离，但他们的心却是息息相通的。频繁的通信是联系他们的纽带。在这20 年间，他们来往书信1300 多封。信中探讨哲学、经济、历史、军事、政治等方面的各种问题。
两人的风貌、气质和个性虽各具一格，可思想、感情和志向完全融为了一体。在政治风浪中并肩战斗，在科学熔炉里切磋互勉，在人生的坎坷道路上彼此激励。马克思在不幸的时刻，把恩格斯的友谊看成是人生最大的慰藉。他在痛失爱子之后写信给恩格斯：
在这些日子里，我之所以能忍受这一切可怕的痛苦，是因为时刻想念着您，想念着您的友谊，时刻希望我们两人还要在世间共同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而恩格斯在他的夫人去世时也只有马克思能为他分忧，马克思写信给他说：
回答吧，老伙计，如果你心里有什么疙瘩，那就像个男子汉那样坦率地说出来，你要相信，世上没有一个人这样真心地关切你的快乐，除了你的摩尔。
1870 年9 月，恩格斯终于迁到伦敦的瑞琴特公园路的寓所，从这里到马克思住的梅特公园路只要步行10 分钟就够了。每天下午一时左右，他就上马克思家里去，如果天气晴朗，马克思兴致又很好的话，他们就一起到汉普斯泰特荒阜散步。如果由于某种原因不能出外散步，他们便在马克思的工作室里，各自沿着一条对角线走来走去，接连谈上一两小时。
由于马克思的建议，恩格斯在迁居伦敦后，马上就被选入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他首先当比利时的通讯书记，不久又担任了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和丹麦的通讯书记。
恩格斯逃出了他办事处“埃及式的囚禁”以后，正如他写给母亲信中所说的那样，感到自己“已经完全变成另一个人了，年轻了10 岁”。
他们的友谊都日渐影响了全家大小，马克思的女儿也就成了恩格斯的孩子，燕妮三姐妹都把“将军”当作第二父亲。连琳蘅这位马克思的朋友和管家在马克思逝世后也把对马克思一家的友爱转移到了恩格斯家。1894 年，恩格斯将自己的遗嘱告诉劳拉和杜西，他把自己的遗产分为三份，劳拉和杜西各得一份，第三份留给已不在世的小燕妮的孩子们——“……你们可以按照你们对孩子的道义感和爱去安排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