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月24 日，马克思独自登上了开往伦敦的轮船。因为没有钱，全家无法与他同行，加上燕妮又正处于妊娠的最后一个月。

可想而知，这次伦敦之行，马克思的心情更不好。他以前和恩格斯一道在英国的两次短暂旅行，英国并没有给他留下令人快慰的印象。英国人实用的、平稳的和忍耐的性格，和他好动和急躁的性格有些格格不入。另外马克思的英语还掌握得不太好，这就使他的活动大受限制，使他感到了某种依赖性。

尽管环境和条件对马克思有多方面的不利，可他一到英国，又立刻投入了政治斗争。他恢复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领导，并重新组织了同盟的活动，与此同时，他进行关于筹办德文机关刊物的谈判，准备在这里创办《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

这时欧洲大陆上到处都在迫害革命者，有一些革命者逃到英国来了。他们都是一小批一小批的，既没有钱，又不懂英语。

来自欧洲各个国家的都有，既有意大利人、匈牙利人，又有波兰人、法国人。在伦敦的德国人增加到300 多人，基本上是工人和小手工业者。他们找工作往往碰壁。马克思和他的朋友，在他们本人受着穷困煎熬的同时，组织了一个伦敦救济委员会，做出了革命团体的好榜样。

马克思写出激动人心的号召书。他和同志们为了筹集必要的生活费用而整天奔波于伦敦的街头。

眼看怀孕的妻子带着三个孩子和琳蘅于9 月15 日就要到伦敦了，钱却几乎没有，而马克思更迫切的是还要解决个人的生存问题。

钱，这个既可爱又可恶的疯狂魔兽，一时以其光环炫耀于人，一时又以其“铜臭”被人厌弃。马克思不由得很不好意思地想起这之前给几位朋友写的“要钱”信。

6 月7 日，马克思给恩格斯写信，谈了德、法两国形势的一些看法后，他简单、直率地向他提出：“你必须设法在什么地方给我弄些钱；你知道，我为了履行《新莱茵报》的义务已经把最近的收入用光了……”并在“给我弄些钱”的下面打上了着重号。

7 月13 日，马克思不得不写信给魏德迈说他全家在巴黎已一文不名。他问是否可以争取他关于普鲁东的书（《哲学的贫困》）出版二版得到一笔预支稿费，这本书还有一些在布鲁塞尔没有卖掉。他又补充一句：“我曾经给《新莱茵报》（这毕竟是党的企业）投资7000 塔勒以上，因此，我认为我更加有权要求得到这种支援。”

马克思一时又责怪自己在经济上的无能，“妻子、儿女到伦敦来了怎么办？看着我的满脸鬓须能饱肚吗？”

于是，马克思在9 月5 日给诗人弗莱里格拉特写信：亲爱的弗莱里格拉特：

我只给你写几行字，因为四五天来，我生了一种类似轻霍乱的病，感到非常软弱无力。

我的妻子来信，要我告诉你已收到你的信和所附的100 法郎。你想想巴黎的警察多么卑鄙：他们连我的妻子也去打扰；她好不容易获准在巴黎待到9 月15 日，即我们所租房子到期的日子。

现在我确实处境困难。我的妻子临近产期，15 日她又必须离开巴黎，我不知道到哪里去弄到必要的钱，使她能够动身并在这里安顿下来。

另一方面，我希望在这里办一个月刊；但是时间紧迫，而且头几个星期困难特别大。

燕妮来了。马克思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她安排在一家贫困的工人家里寄宿，一面继续疲于奔命地四处奔走，以求找到一个较为方便点的住处（因为燕妮的产期已近）。最后他在简陋的切尔西街区的安德森街4 号找到了一个比较合适的住处。11 月5日，燕妮生下一个男孩，取名为亨利希·格维多。

这时马克思一家又面临着严酷无情的冬天。

一天，恩格斯拎着送给孩子的礼物找到了马克思位于伦敦的住宅。

经过一场血与火的战争洗劫，这位在战场上败下来的“副官”，穿着还是那样整齐，花格子西服、亮直的发路也显出其疲惫后的抖擞精神。

恩格斯明显地消瘦了，因为瘦，个子更显出其比粗犷、敦实的马克思高出许多。

“您是从哪里来的？”马克思急忙问。

“从意大利来。”

“怎么到意大利去了？”

暴动失败后，恩格斯逃到意大利，从意大利才跑到马克思身边来的。

恩格斯很担心地问：“您早就没有钱用了吧？”

马克思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燕妮的脸微微地红了，但在他面前用不着客气，客气反而觉得是侮辱了他。

恩格斯紧接着说：“走投无路的时候老头子才给了我一点钱，先拿着这一点。”连个数字也不说，恩格斯就把钱交给了琳蘅，他又说，“党和全人类劳动人民等着您的劳动，您只管做您的工作，相信我，钱是会有的！”

燕妮心中暗想，世界上再没有这样好的朋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