择业之难

1841 年4 月中旬，马克思结束了大学生活，开始走向社会。

马克思回到特里尔，家里本应为这位年轻的博士感到高兴，可母亲见他学的是法学专业、获得的却是哲学博士证书，深感遗憾。母亲一心要求他尽快获得学位和高官厚禄，指望他作为保障家庭生活的主要力量，然而“对生计毫无意义的哲学”，大大限制了他得到实际官职和高额收入的可能性。

马克思，他已不再空着手踏进未婚妻的家里了，而是带着上面题有献给未婚妻父亲的题词的博士论文这一份厚礼来的。

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上恭恭敬敬地写着：

献给

敬爱的父亲般的朋友

政府的枢密顾问官

特里尔的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先生

借以表达子弟的崇敬之意

马克思还在博士论文的献词中写道：希望一切怀疑理念的人都能够像我一样幸运地赞扬一个富于青年力量的老年人，这位老年人以对于真理的热情和严肃态度来欢迎时代的每一种进步；他并且充满了令人深信的、光明灿烂的理想主义，这种理想主义只知道能激发起世界上一切心灵的真理；他从来不被倒退着的幽灵所拖曳着的阴影吓退，从来不被现代的乌云密布的昏天暗地惊倒，相反地，他永远以神灵般的精力和刚毅坚定的眼光通过一切风云变幻而透视那在世人的心中燃烧着的化日天光。

您，我的父亲般的朋友，您永远是我的活生生的证据，显明地证明着，理想主义不是幻想，而是一种真理。

马克思把博士论文亲自送到了燕妮父亲的手里。

顾问官对眼下这位年轻的博士投以赞扬的目光，这目光中丝毫没有了当年“老鼠叼走牙齿”的嬉戏。然而，这位自幼影响马克思并一直被他热爱尊敬的人，尽管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丰富的学识，也无法完全摆脱世俗的观念。顾问官对马克思的哲学博士学位的前景也深感茫然和担忧。

燕妮与马克思已订婚整整5 年，当马克思获取博士学位证书时，双方家庭还仍然反对，都借故马克思没有“自立”，再次推迟婚期。双方家庭的一些成员还以为这样就能破坏这对青年人的最终结合。

面对双方家庭这种压抑的氛围，马克思不再同母亲住在一块儿了，他到特里尔找了个地方落脚。

1841 年7 月，马克思来到波恩，探望在波恩大学任教的布鲁诺·鲍威尔，希望能够在波恩大学找到一份工作，当一名哲学教授。

然而，马克思亲眼看到的是，自己的朋友都是青年黑格尔派，朋友的命运都黯淡起来，反动政府把他们一一逐出了大学讲坛和编辑部。

马克思只能得到鲍威尔等几位处境艰难的朋友的资助，在波恩筹办《德意志年鉴》等一些激进刊物而勉强度日。

1842 年1 月初，燕妮的父亲病重，马克思又从波恩回到特里尔。为了帮助燕妮分担她失去亲人的痛苦，马克思在燕妮的父亲于3 月3 日去世后，一直在特里尔住到了月底。这段时间，由于生活和职业的动**，马克思到处奔波，从波恩去科隆，又从科隆到波恩，再从波恩回特里尔，加上燕妮和自己失去亲人的悲痛，马克思的身体被拖垮了，也病了一场。

身体稍见好转时，马克思不顾燕妮的劝阻又立即去了波恩，开始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公开机关密切联系，并连续在《莱茵报》上刊载了他的10 篇论文，文章的影响力也开始显现出他在《莱茵报》的位置。

1842 年5 月，马克思家中再次发生不幸，弟弟海尔曼因腹膜结核病去世。马克思回到了特里尔，在家里待到7 月中旬，后又同母亲为家庭纠纷遭受痛苦。

燕妮在父亲死后越来越成为家里受人挑剔的对象，她同自己的家庭出现了敌视的情绪，并越来越使她处于无法忍受的状态。

社会、家庭的困扰，使马克思对择业感到一片茫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