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来到伦敦的第一天，马克思就提议把恩格斯增补为国际总委员会委员，恩格斯一开始就投入了国际工人协会的工作。

19 世纪70 年代初，欧洲走入相对稳定的和平发展时期，在这个重要的历史转变时期，恩格斯除做好总委会的工作外，也把主要精力放在写作上了。

工人阶级急需要理论武装。

因为随着工业的发展，城市人口激增，大批农民拥进工厂企业，工人阶级队伍迅速壮大。这批刚刚参加工人队伍的农民，由于长期在闭塞的农村生活和狭小的生产条件而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小生产意识，与工人阶级的地位和肩负的历史使命还格格不入，为了改造他们的思想，提高他们的无产阶级觉悟，迫切需要对他们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教育。

巴黎公社以后，国际工人进入一个新的“和平”历史时期。为了使工人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为了清除和反对资产阶级在这个特殊时期对无产阶级的侵蚀，为了给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决战作好思想准备，也迫切需要对无产阶级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装。

欧美各国面临建立群众性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从70 年代开始，荷兰、丹麦、美国、捷克、法国、意大利、比利时、挪威、奥地利、瑞士和瑞典等国家先后成立了社会主义组织。为了给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奠定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基础，使各国工人运动沿着第一国际和巴黎公社的革命道路继续前进，就必须在工人运动中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

在50-60 年代国际工人运动中，马克思主义同各种冒牌社会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但蒲鲁东主义、拉萨尔主义、巴枯宁主义等冒牌社会主义在欧美工人运动中仍有一定影响。因此，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广大工人群众，是反对冒牌社会主义，坚持无产阶级运动的迫切需要。

这时，马克思正在利用工作以外的时间抓紧完成巨著《资本论》第一卷和整理其他各卷的资料。恩格斯及时想到了自己的理论宣传任务，应该在马克思完成“大部头”任务期间，自己快出一套理论“轻骑”去弥补这个宣传“空档”。于是，他从搬来伦敦开始，针对革命一些具体问题，撰写了《论住宅问题》《流亡者文献》《论权威》《给倍倍尔的信》《反杜林论》等一系列重要理论著作。

1872 年6 月至1873 年2 月间，他先后在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机关报《人民国家报》上发表了《蒲鲁东怎样解决住宅问题》《资产阶级怎样解决住宅问题》《再论蒲鲁东和住宅问题》三篇论文。1887 年，恩格斯把这三篇论文收集一册，以《论住宅问题》为书名在霍延根—苏黎世出版。

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批驳了把房屋承租人与房主的关系歪曲为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并用永恒公平代替客观经济规律，暴露了蒲鲁东主义对经济问题一窍不通。

蒲鲁东主义者米希柏格认为，“住宅承租人对房主的关系完全和雇佣工人对资本家的关系一样”，房主有着“永恒的法权理由”，可以从承租人身上获得相当于建筑房屋实际费用“二倍、三倍、五倍、十倍和更多倍的补偿”恩格斯指出，住宅承租人与房主的关系，是商品买卖关系，同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有着根本区别。首先，在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中，工人是以劳动力出卖者的身份出现，而在住宅租赁交易中，工人是作为住宅使用权的买主进行活动；其次，在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中，出卖劳动力的工人必须不仅再生产劳动力的价值，而且必须生产出在资本家阶级中间进行分配的剩余价值从而增加了现有价值的总量，而在承租人与房主的关系中，房主不论从承租人那里索去多少，不过是已经生产出来的价值的转让，双方占有的价值总量不会变化；最后，在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中，工人的劳动产品总量被人勒索去的一部分，而在承租人与房主之间，这种情况只是在房租超过住宅价值时才会出现。由此可见，“企图把承租人和出租人之间的关系与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关系等同起来，这是完全歪曲这种关系。”

恩格斯年轻时期对自然科学就有浓厚的兴趣，但只有到了70 年代初退出商界移居伦敦后，才获得了系统研究自然科学条件。这期间他在革命斗争的间隙中研读了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等一些自然科学著作，除过去他研究过军事方面的理论外，他又研究了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天文学数学以及其他自然科学。马克思知道恩格斯在写作《自然辩证法》一书，把自己平常整理的一整套《数学手稿》也送给了恩格斯。

恩格斯同马克思一样，这个新的哲学体系的创始人，他为了确立辩证的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不断用数学和其他自然科学的知识来丰富自己、完善自己。

《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不久，杜林就在一家资产阶级刊物上发表文章，对这部伟大著作进行攻击，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的观点不一定正确，并把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李嘉图的局限性强加在马克思身上。对此，恩格斯为了维护《资本论》的科学性，以《反杜林论》驳斥杜林对《资本论》的各种攻击，沉重地打击了资产阶级从理论上反扑的嚣张气焰，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当恩格斯在世时，成千上万，后来是千百万革命工人通过《反杜林论》而掌握了本阶级的理论和世界观，并且学会了把理论当作阶级斗争的武器来加以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