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众说苏东坡(1 / 1)

苏轼,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他的思想、他的政见、他的诗词、他的文章、他的学术、他的养生技法,千年以来,一直受到无数闲人雅士的追捧,对他加以全方位的膜拜。此间虽有一些批评之声,但禁不住苏粉无数。

没有几个古人能入苏轼法眼,基本上是见一个嘲笑一个。他曾一边指责老庄思想,对所谓“浩然无当而不可穷”,“超然无著而不可挹”不屑一顾,但同时自己又摆出凌虚于尘世之上的神仙姿态,连迎面吹来的风都是“一点浩然气”带来的“千里快哉风”。

苏轼虽然一生都在谈超然物外,要学陶渊明归隐山林。但一边又看重功名,并用其一生执着地追求。在《议学校贡举状》中,苏轼明确提出,“轻富贵,安贫贱”的清高思想要不得,因为那样一来,“人主之名器利禄”就没有什么用了,就没有“砺世磨钝者”的工具了,当然也就没有什么奋斗的目标了。

提倡“清静无为”的苏轼,从来不认为法度建设是国家的重要任务,对于王安石变法当然也就百般挑剔。

在政治上,苏轼的见解基本上可以用一个字来总结,就是“仁”。他到各地工作都不停地向朝廷要钱要物要政策,殊不知这些钱物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是其他地方老百姓辛辛苦苦交上去的。

北宋文坛风气一改之前的空洞华丽风格,主要得益于欧阳修和王安石的开拓性工作,苏轼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写得多、影响大,对新风气的普及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为文之繁杂也是有目共睹的。苏轼为文,讲究顺其自然,“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想到什么就写什么,不去考究文章的形式和内容。这种行文方式,大抵只适合写散文,而不适合用于写严谨的政论性文章,所以苏轼的政论文章最大的问题就是形式大于内容。明朝袁宏道评论苏轼说:“坡公之可爱者,多其小文小说。使尽去之,而独存高文大册,岂复有坡公哉!”虽然他花了绝大的心血去写,但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现代,都无甚可取之处——内容不可取、见解不可取、风格更不可取。

苏轼的诗词创作,那是没说的,千秋功名,唯此立身。特别是他的“十年生死两茫茫”更是赚足了女同胞的泪水,“大江东去”又放倒了一大批男人,这样一来,苏轼就有了男女通吃的资本。

慢慢数下来,苏轼写诗近三千首,其主要的创作手法是“以文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许多读者都熟悉苏轼那些被精选出来的诗,现在不妨读一下他的另类作品。他给王诜作的《题王晋卿画后》,读来味如嚼蜡。

丑石半蹲山下虎,长松倒卧水中龙。

试君眼力看多少,数到云峰第几重。

这类作品在苏轼文集里随便就可以摸出一大把来。

苏轼作词三百多曲,值得一提的是,其中有近六十曲是“艳科词”,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而勉强算得上豪放词的作品,满打满算,不过二十首。虽然他口口声声瞧不起柳永的“柳七郎风味”,但后期却是奋起直追,写得比柳永还要风花雪月。自从“大江东去”以后,苏轼再也没写过一曲豪放词,与此对照的是,他对艳科词的兴趣却一直不减。不妨来欣赏一曲《菩萨蛮·咏足》:

涂香莫惜莲承步。长愁罗袜凌波去。只见舞回风,都无行处踪。

偷穿宫样稳。并立双趺困。纤妙说应难。须从掌上看。

这也是苏轼具有开创性的一曲词,据说是中国诗词史上专咏缠足的第一首词。其情色**,非一般人可以想象。国人欣赏小脚,大概也受了苏轼品味的影响。

苏轼一生作诗写文无数,其实他反倒并不在意诗文的成就,对他而言,诗文小技耳,但又没有取得什么政治上的成就,所以,后期的苏轼在学术研究上倾注了一定的心血,以他主笔写下的《苏氏易传》,被当作是苏轼学术代表作。苏轼把这些东西看得很高,甚于诗文。但搞学术和写诗不同,要有自己的观点,而苏轼没有,只好抄袭了事。此书中的观点大多抄袭晋人王弼的思想,为此受到朱熹的讽刺。在朱熹所作的《杂学辩》中,《苏氏易传》名列榜首,他直指苏轼“不知道而自以为是”。

有人说,苏轼岭海万里不死,得益于他的养生之道和医学功底。这个事情万分玄妙,不能不提。

苏轼的医学成就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似乎像他这么一个天才,自然就应该无所不通。其实,他只是喜欢收集江湖中的偏方。古代知识分子基本都有这个毛病,大家很少受过专门的医学训练,所谓医术,也就是经验加揣测,而苏轼在这方面无疑不比别人差。

苏轼的《医药杂志》记下了很多医药故事与感论,大多荒诞不经。比如,他眼睛有毛病,本来天天用热水洗眼,就因为听一个人说“目忌点濯,目有病,当存之”,还引申说“治目当如治民”,“治民当如曹参之治齐”,意思是不用去管,到时自然会好的。苏轼对此不加究问,认为“此颇有理”,于是就不洗眼睛了。

苏轼对生育也有研究。他在《论医和语》中断言“男子之生也覆,女子之生也仰”,就是说男孩是脸朝下生下来的,而女孩子生下来就是面朝上的。这事到底是不是真的,只要稍做调查就知道了,但他连接生婆都懒得问,直接下此断语。

苏轼虽然喜与和尚闲谈,但也仅限于吹牛而已。他不愿受到佛家清规戒律的束缚,起码在禁欲这一条上苏轼过不了关。在《养生难在去欲》小文中,苏轼承认,养生并不难,“皆不足道,难在去欲”。苏轼真正感兴趣的,是道家的那一套,特别是道家的养生技法。在他的文集中,关于养生炼丹的文章到处都是,可以算是系统的伪科学大家。

不妨来看看他的养生思想。

苏轼早在凤翔时,就已经迷恋于丹药。他曾在住所附近看到有一个地方“雪方尺不积”,心里有点奇怪。等到雪晴以后,看到“地坟起数寸”,这应该是别人家的一个坟墓,但苏轼却“疑是古人藏丹药处”,就想回家拿东西来挖,幸好被妻子王弗苦劝而止。

但苏轼对丹药的迷恋到老都没有停止。什么《阳丹诀》《阴丹诀》《上张安道养生诀》《胎息法》……此类文章写得太多了,能把人看得口燥心烦。

在《龙虎铅汞说寄子由》中,苏轼用一大堆子虚乌有的理论教导弟弟,并把江湖游医的“龙从火里出”,“虎向水中生”等说法也当成是“奇而通,妙而简,决为可信者”。所以苏轼决心要认真修炼,“作干蒸饼百枚”,“饥则食此饼,不饮汤水,不啖他物,细嚼以致津液,或饮少酒而已”,“午后略睡,一更便卧,三更乃起,坐以待旦。有日采日,有月采月,余时非数息炼阴,则行今所谓龙虎诀尔”。苏轼期待着这样搞上个百十天,“或有所成”,而且发誓“不读书,不看经,且一时束起,以待异日。不游山水,除见道人外,不接客,不会饮,皆无益也”。

苏轼还有一个方法非常恶心,冬至后,“吸鼻液漱炼”,把鼻涕反复在嘴里吸漱,直到觉得有点儿甜味了,再“咽入下丹田”。还有更奇特的,在《阴丹诀》一文中,苏轼介绍了一个常葆青春的秘方,要“取首生男子之乳”,也就是把头一胎生了儿子的妇女养起来,给她好吃好喝,让她产奶,取来自己享用。“日取其乳一升”,“可以朱砂银作鼎与匙”,把人奶“慢火熬炼,不住手搅令如淡金色,可丸即丸,如桐子大,空心酒吞下,亦不限丸数”,苏轼命名为“阴丹阳炼”。

养生的效果到底如何,现在已不得而知。可以知道的是,一生刻意养生,天天乱吃保健品的苏轼活了六十六岁,与从不搞养生的王安石寿命相同。与其说他是在养生,不如说是一个好奇心太重的顽童,什么都想试试,什么都想玩玩。

朱熹的年代去苏轼不远,对苏轼的认识也最为清晰。他比较苏轼和王安石,说“东坡之德行那里得似荆公”!苏轼刚出道时,“论甚生财”,也很想挣钱,但后来见王安石推行青苗遇到了点挫折,“便不言生财”。苏轼也曾“论甚用兵”,并向朝廷说过什么“用臣之言,虽北取契丹可也”,可是后来“更不复言兵”——“他分明有两截底议论”。

苏轼的这种“两截底议论”到处都是,这正是他被指责为反复不一的主要原因,比如他“以前进说许多,如均户口、较赋役、教战守、定军制、倡勇敢之类,是煞要出来整理弊坏处”,但后来,“东坡又却尽底翻转,云也无一事可做”。

苏轼对王安石不依不饶地连续攻击,相比于对他有举荐之恩的张方平和欧阳修,虽然错误频频,却不发一言,甚至有意为其掩饰遮盖,“怀其汲引之恩,文字中十分说他好”。因为苏轼的文章分布广,影响大,所以给后人制造了很多假象。

《允夫帖》(南宋)朱熹

对于苏轼的政治能力,朱熹更是嗤之以鼻,“当时使得尽行所学,则事亦未可知”。因为跟随苏轼的人,“皆一时轻薄辈,无少行检”,“当时若使尽聚朝廷之上,则天下何由得平”?幸好苏轼在京做官时间不长,如若不然,让苏轼掌权,“只要奋手捋臂,放意肆志,无所不为便是”。苏轼总被人打击,反倒让老百姓“觉得他个好”,这也算是他“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了。

明末清初学者王夫之在名作《宋论》中,猛烈抨击苏轼学术不正:以一己之好恶,不顾国家之安危,独断强辩,以逞心中之快。

在王夫之看来,苏轼算不上一个君子,因为君子严于律己,应该对自己的言行负责,“**声冶色之必远也;苞苴贿赂之必拒也;剧饮狂歌之必绝也;诙谐调笑之必不屑也;六博投琼、流连昼夜之必不容也;缁黄游客、嬉谈面谀之必不受也”。而这些行为,苏轼几乎占全了。这种人本来“进不能获令誉于当官,退抑不能以先生长者自居于士类”,但“轼兄弟乘此以兴矣”,也是一奇。

王夫之认为苏轼只是读书多了一点,“饰之以巧慧之才,浮游于六艺,沉湎于异端”,讲究任性则为,“左妖童,右游妓,猖狂于花月之下”,“而测《大易》之旨,掠《论语》之肤,以性命之影迹,治道之偏端,文其耽酒嗜色、佚游宴乐之私”,自以为是真名士,其实是虚伪矫情之人。这样也就算了,苏轼却标榜自己诚信,如果非我族类,就被指为虚伪,“为钩距之深文,谑浪之飞语”。所以,王夫之对苏轼兄弟极度痛恨,断定,“眉山之学不熄,君子之道不伸,祸讫于人伦,败贻于家国”。

平心而论,在苏轼身上,我们似乎看到了多重身份:一个庸俗的文人、一个无聊的官员、一个焦虑的政客、一个天真的顽童。然而所有这一切,都无法掩盖他另外两个身份的光环——他是载入史册的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文章独具风格,行文自由舒展、姿态横生,心使笔驰、法为我用,可以给人带来极大的美学感受,千年以来传诵不绝。此外他还是一个文采斐然的诗词大家。苏轼的诗歌立意雅致、气韵天成,才思四溢、触景生春,比喻新颖、奇趣横生,对各种体裁均能驾驭自如,笔法变化莫测恣意收放,已成为中华文明最为宝贵的文学遗产。作为这笔遗产的代价,苏轼其他身份的所有细节,都显得微不足道。

对苏轼评价极为严苛的朱熹,也承认苏轼“文辞伟丽,近世无匹,若欲作文,自不妨模范”。现存《苏轼全集》有一百多万字,近五千篇文章,在毛笔书写的年代,那是个不小的数量。从中可以看到苏轼对于写作的坚持,无论命运如何起伏,都没有放弃对写作的热爱,那是他生命的意义所在。这种对艺术持之以恒的执着,必然是因为心中涌动着坚韧的精神力量。

苏轼对许多事情都抱着游戏态度,但对待创作却非常认真,“东坡每属词,研磨几如糊,方染笔,又握笔近下,而行之迟”。正是通过认真的构思,在他的笔下,总能呈现超凡脱俗的文学意境。有论者认为苏轼“笔有仙气,自是太白后身”。确实如此,苏轼深受李白诗歌的影响,两者并称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两座奇峰。当苏轼写出“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时,其实是在以李白自比,“我欲乘风归去”,就是指代谪仙人李白。有时他还直接化用李白的诗句,比如《过大庾岭》中有“仙人拊我顶,结发受长生”,只是把李白句子中的“抚”字改为“拊”而已。在《双石》中,有“但见玉峰横太白,便从鸟道绝峨眉”,明显化自李白的名篇《蜀道难》。此类例子还有很多,可见他对李白的作品已经烂熟于胸,可以信手拈来,为我所用。苏轼不但化用李白,而且在句法、意境甚至描绘景物方面,都全面向李白学习。李白爱写月,苏轼写月的诗也不少。但苏轼不是机械的学习,而是能够做到句句推陈、笔笔出新,绝少陷入滥俗,这一点尤其可贵。

李白的《蜀道难》中,有些句子冲破了句法束缚,比如“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缘”,被古人称为散句,有的散句长达十一个字,被认为是古典诗歌中的奇迹。而苏轼则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在《欧阳少师令赋所蓄石屏》中写有“不画长林与巨植,独画峨眉山西雪岭上万岁不老之孤松”,句法同样惊险奇绝。

李白率性坦**,喜形于外,情绪上容易陷入大起大落,有“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的失意,也有“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洒脱,还有“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清高,更有“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狂放,以及“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自信。时而空灵虚幻,时而宏伟壮观,想象力如同天马行空,雄奇激越。后世能与之相比肩者,大体只有苏轼。苏轼有时充满宏伟的梦想,有时富有乌托邦式的政治**,在受到挫折之后,则一变而为豪放雄浑,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旷达,更有“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的感叹,还有“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平静。就算流放海南,苏轼也依然能够以一种坚定的心态生活,很少写出像李白在《临路歌》中“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那样悲观的句子。而苏轼在走出海南时,照样写下了“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那正是他顽童天性的表现,他的乐观与坚持,是李白作品中所缺少的,那也正是苏轼的可爱之处。正因为有这种光明的心态,苏轼的词句之间充满人生意趣,老来更比李白略胜一筹,在绮丽的手法、奇瑰的想象之外,还能够不断接近客观世界,更加富有生活气息,反而达到了物我两忘的境界,从绚烂归于平淡。而李白则孤寂终老,落魄而死。

《李白行吟图》(南宋)梁楷

苏轼认为李白也有缺陷,“太白豪俊,语不甚择,集中往往有临时率然之句”。其实苏轼自己也有同样的毛病。大概也是天才的缺陷吧,才思太急,而疏于精致。但所有这一切,都不影响苏轼作为一代文学大家的非凡成就。

清代诗论家叶星期在《原诗》中说“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赵翼在《瓯北诗话》中说苏轼“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为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宋代学者吕本中将苏轼奉为“永以为法”的典范。明代公安文学诸家直接以苏轼为师,清代袁枚、陈维崧等人都认真模仿苏轼的创作风格,但其成就都不足苏轼什一。

假设苏轼当初积极拥护王安石变法,变法失败后再去依附司马光,也许在政治上会四平八稳,甚至飞黄腾达,那么他恐怕就只能像王珪或者富弼那样,是一个安静的官吏,也许会留下许多歌功颂德的诗文,在京城里混得顺风顺水,那么苏轼就不成其为苏轼,甚至他在政治中的保守行为,都会被后人所彻底遗忘。没有人会在意他坚持过什么,或者反对过什么,他的政治观点,连同他的诗词歌赋,都会被一道扔进历史的故纸堆,再也无人提起。

所以,苏轼的政治表现与文学成就,其实是相辅相成的硬币的两面。没有他那不成熟的政治表现,就不会有炉火纯青的文学成就。

本文无意超越时代去评价历史人物,而只是希望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呈现一个立体的苏轼,目的并不是去攻击他,或者故意贬低他。苏轼大名闪烁,如日在天,也没有人能够撼动。人无完人,金无足赤。苏轼不是神仙,也不是超人,而只是生活在历史语境中的一个平凡的天才,一个可爱的顽童人物。这样一个立体的苏轼,可能会更加衬托出他在文章与诗歌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尽管他没有做出什么利国利民的伟大事业,但他的文学成就足以滋养无数人的心灵。从这个角度来说,苏轼的人生反而显得更加辉煌而灿烂,足以光照千古,流芳百世。

逝者已往矣,来世犹可待。

未来苏轼仍然会与我们同在。

2018年7月5日

再改于九华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