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自由了，山东是旧途，也没有公人押送，所以不急，十月下旬方到登州。一到登州，他立马给朝廷写了两篇热情洋溢的谢上表。

苏轼认为自己遇上了一个好时代，“日将旦而四海明，天方春而万物作”，我本来在常州居老等死，“岂期枯朽之中，有此遭逢之异”？既然如此，我一定要发奋工作，“没身难报，碎首为期”。

在第二篇给高太后的谢表中，苏轼说自己一到登州就投入工作，“入境问农，首见父老”。老百姓虽然不认识我，但都听过我的名字，“载白扶杖，争来马前”，对我进行了热烈的欢迎。接着苏轼赞美高太后，“圣母至明而慈”，“伏惟太皇太后陛下，以任姒之位，行尧舜之仁。勤邦俭家，永为百王之令典；时使薄敛，故得万国之欢心。岂烦爝火之微，更助日月之照”。从此以后，高太后在苏轼心目中的地位，一直高于哲宗皇帝，这也为他日后再次被撤职埋下了祸根。

苏轼一到任，第五天就去海边看海市蜃楼。在《登州海市（并叙）》中，苏轼说，现在不是看海市的最好时节，但为了一饱眼福，他还是“祷于海神广德王之庙”，看能不能展示个奇迹给大家观赏，结果第二天就出了海市。苏轼当然要写诗庆贺，虽然承认“群仙出没空明中”只是幻象，但海神却没有拒绝他的要求，让他大饱眼福，“率然有请不我拒”，说明“信我人厄非天穷”。

苏轼前后在登州待了二十天，其中上班时间只有五天，基本不问公事。当时有一个主簿不识相，坚持要找苏轼反映情况，“白事不已”，而苏轼对此“颇倦”。只是这个主簿太执拗了，苏轼不得已“强出见之”，手里却拿着本杜甫诗集，问那主簿：这里有一句诗，“江湖多白鸟”，这个白鸟难道是鸥鹭之类吗？主簿道：这句诗里的白鸟并不是鸟，而是一种蚂蚁，用以代指那些贪官污吏。苏轼马上对主簿另眼相看。

但是主簿已经没有机会和苏轼认真讨论诗歌了，因为苏轼很快又被调到京城当官，任礼部郎中。

收到调令，苏轼立马带着全家赶奔京城。对于此次调动，苏轼知道是司马光在背后帮忙，他也懂得投桃报李，在后来为司马光写的墓志铭中，苏轼写道：“元丰之末，臣自登州入朝，过八州以至京师”，老百姓都知道我跟司马光关系好，一路上有“数千人，聚而号呼于马首”，请求我“寄谢司马丞相”，要他一定要留在京城继续为官，“厚自爱，以活百姓”。喜欢司马光的老百姓太多，“如是者，尽千余里不绝”。

在赶往京城的路上，苏轼想起自己大老远跑来登州一趟，好歹也是为官一任，却没有为登州做过任何事情，有点过意不去，于是，向朝廷递上《乞罢登莱榷盐状》和《登州召还议水军状》两文。

在《乞罢登莱榷盐状》中，苏轼说登州“地瘠民贫，商贾不至，所在盐货，只是居民吃用”，食盐“榷入官，官买价贱”，造成“灶户失业”，而“居民咫尺大海，而令顿食贵盐”，很不合理，所以请朝廷罢去登莱两州的食盐专卖，“依旧令灶户卖与百姓，官收盐税”。登莱废止食盐官卖的章程，一直持续到清代。

在《登州召还议水军状》中，苏轼建议朝廷重视登州水军建设，“以备北虏”，这倒是颇有建地的设想。

短短几个月内，苏轼的政治地位一路走高，他有着抑制不住的兴奋，“枕上溪山犹可见，门前冠盖已相望”，已经在想象着回到京城后的幸福生活。他决定，功成名就之后，一定要告老还乡，天天喝酒，“老来专以醉为乡”。

在苏轼的内心，认定京城才是自己最终的归宿，在《留别登州举人》一诗中，对于回到京城任职，他用的“归去”一词，“莫嫌五日匆匆守，归去先传乐职诗”。

“归去”的路上，苏轼走得较快，十二月上旬就到了开封，只用了一个月。自元丰二年“乌台诗案”后被押离开封，苏轼已有七年没有回京了。当他走在那些熟悉而又陌生的街道上时，虽已是隆冬季节，但繁华的东京，似乎处处都是明媚的春光。

他走着走着，遇到一个坐牢时监守过他的狱卒。这个狱卒见了苏轼，不免有点尴尬。苏轼故意要逗逗这个狱卒。他拦住那狱卒说：我有一个故事，你听不听？

狱卒勉强点头，听听吧。

苏轼说：有一条蛇咬死了人，“为冥官所追，议法当死”，这条蛇有点不服，上诉道，我虽然有罪，但也有功劳，可以自赎。

冥官就问：你有什么功劳？

蛇说：我有蛇黄，可以治病，已经救过不少人了。

冥官一听，还真是这样的，就把蛇给放了。

巧了，有一头牛也被抓来问罪，因为这头牛顶死了一个人。这头牛大概是听到蛇的上诉，所以也申辩道：我有牛黄可以治病，也救过不少人，应该把我也放了。

冥官派人一查，果然如此，只好把牛也给放了。

正在这时，有一个人也被抓来了，罪名是杀人，应该处死。

冥官还没开口问话，这人却大叫起来，说：我也有黄，请饶我一命吧！

冥官就糊涂了，喝问道：“蛇黄、牛黄皆入药，天下所共知”，你只是一个人而已，“何黄之有”？

这个人没有办法，只好低头说：“某别无黄，但有些惭黄（惶）。”

苏轼说完，对着狱卒哈哈大笑。那狱卒则无地自容，又不敢还嘴，只在心里想：当时你坐牢又不是我搞的，你拿我开什么涮？

苏轼当然不会只拿狱卒开涮，他要涮的人还很多。

到京不足十天，苏轼就被提为起居舍人，可以经常陪在皇帝左右，算是皇帝身边的记录员，地位相当不低。苏轼干起工作来有声有色，文章写得又好又快，高太后很满意。于是，只过三个月，再迁为中书舍人，这是一个国务院秘书之类的职位。过了几个月，苏轼再被提拔为翰林学士。又过了一段时间，苏轼当上了皇帝的侍读，算是皇帝的老师，地位越来越高。

这一连串的任命，让苏轼感觉有点“春风得意马蹄疾”，他无比感激高太后，称其“德协天人，心存社稷。受圣子（神宗）之托天下，抱神孙（哲宗）而朝诸侯。巍巍其有成功，不见治迹”。说太皇太后不知不觉地就把天下治理好了，不留一点痕迹。苏轼对太皇太后陛下“总览政纲，灼知治体”的能力非常佩服，对于她“恢复祖宗之旧，兼收文武之资”也非常感激。所以，苏轼在京期间，一直追随太皇太后的脚步奋勇向前。至于小皇帝，倒是被苏轼忽略了。

当然，高太后也非常欣赏苏轼，她深居后宫，无聊的时候，读苏轼的那些情深意长的好诗好词，常常被感动得眼泪乱淌。现在苏轼来了，她可得要好好宠着这个大文豪，又是送衣服又是送腰带，把苏轼哄得心花怒放。

有一天，高太后忍不住要见见苏轼，见了苏轼点点头说：嗯，看起来像个君子。于是问苏轼：“卿前年为何官？”

苏轼回：“臣为常州团练副使。”

高太后又问：“今为何官？”

苏轼如实回答：“臣今待罪翰林学士。”

高太后故意问：知道你为什么爬得这么快吗？

苏轼倒是挺实在的，说：这都多亏了太皇太后提拔。

高太后连忙卖关子说：非也。

苏轼又问：难道是得到了朝廷重臣推荐？

高太后继续卖：亦非也。

苏轼不知道高太后肚子里装的什么药，惊道：我虽然没有什么本事，但也不敢走后门。

高太后笑道：这是神宗皇帝的意思，“先帝每诵卿文章，必叹曰：奇才，奇才”。他其实是很喜欢你的，只是还没来得及提拔你而已。

苏轼听罢，“不觉哭失声”。

高太后就陪着苏轼淌眼泪，侍从们也不好意思不哭，“左右皆感涕”。最后高太后让苏轼喝了一杯茶，又让宫女拿灯笼照着送苏轼出门回家。苏轼受宠若惊，得意地对朋友说：宫女拿灯笼照着回家这种事，终于让我给遇上了。

其实，这可以说是高太后为了让苏轼不要记恨儿子神宗，好好替孙子哲宗服务，玩的一把笼络人心的帝王心术。对此，苏轼“诚惶诚恐，顿首顿首”，称高太后有“王母之仁”，“知人尧哲，遍物舜仁”，表态说要对高太后“恩勤莫报，生死难忘”。

苏轼官升得太快，名气也越来越大，文采自然随之飞扬。有一次辽国来使，出了一句上联：三光日月星。请宋朝的文人们给对一下。

这个对子理论上是个绝对，难度在于下联必须有数字，不可能再写三，而后面列举出来的东西又必须和数字相合，字数上就不免对仗不起来。

这种文字游戏正合苏轼的胃口，有人巴巴地前来请教苏轼，苏轼很大度地说：这种对子，如果“我能而君不能”，不能体现我大国气象，于是就写了一句“四诗风雅颂”，免费送给来人，让他显摆去。果然，下联一出，四下听了都很叹服，赞为天生之对。

这时苏轼又出场了，非常从容地说：“某亦有一对。”

众人用更加惊叹的神情看着苏轼，难道还有什么更高的招数能敌得了此一险对吗？

苏轼轻松说出了另一则下联：四德元亨利。

众人听了心中一惊，因为四德本应为“元亨利贞”，难道苏轼为了字数对仗，竟然生生把那个“贞”字给吞了？

辽使一听，也觉得抓到毛病了，正要嘲笑苏轼，不料苏轼却胸有成竹地对辽使大喝一声：闭嘴！难道你以为我会忘掉一个字吗？请你注意，我们两国世代为兄弟之邦，你应该知道，那个字正是我仁宗皇帝的庙讳，不得提及！辽使听了，大为骇服，“自愧弗及”。

古人最喜欢听这类文字游戏的小故事，以为用一点小技巧就可以在两国之争中弄点颜面出来，不费一兵一卒，却可以为国争光。

苏轼本来就喜欢文字游戏，他又是写回文诗，又是弄“神智体”，把人绕得晕头转向，很有成就感。

做了高官，当然要讲究排场，苏轼如果请客，经常是“盛列妓女”，“奏丝竹之声”，大家谈谈说说，快快活活。最快乐的事情还是跟自己的一帮学生吹牛。他和几个弟子彼此都是知音。有一次，师徒们坐在一起聊天，苏轼教导说：文坛必须有一个领导，文学事业才能昌盛繁荣。现在写文章的人很多，所以更应该有领导才行。以前欧阳修先生“以是任付于某”，我“不敢不勉”，写了很多字，终于当上了翰林学士，基本上完成了这一艰巨的任务。等我死后，“责在诸君”，你们应该担负起领导文坛的责任来。

可惜，这种指定接班人的做法没起到作用，苏轼门下的这几个弟子，除了黄庭坚，其余诸人并没有因为受到苏轼的提携就在文坛大放光彩。这几个弟子之间的关系也一般，特别是黄庭坚和秦观两个人互相看不起。黄庭坚曾嘲笑秦观“志大略细谨”，秦观对此耿耿于怀。有一次，黄庭坚写了一首诗，内有“题诗未有惊人句，会唤谪仙苏二来”两句。——因为苏轼有个哥哥早死，所以黄庭坚以“苏二”代指苏轼。秦观听了，就悄悄跑去对苏轼说：“以先生为苏二，大似相薄。”

但苏轼非常喜欢黄庭坚，黄庭坚不但才气飞扬，诗书双绝，而且为人也很有趣，名气已不在苏轼之下，两人是亦师亦友的关系。有一次，苏轼评论黄庭坚的书法说：其字“虽清劲，而笔势有时太瘦，几如树梢挂蛇”。黄庭坚回了苏轼一句：对于老师写的字，我们虽然不敢轻加评论，“然间觉扁浅，亦甚似石压蛤蟆”。于是两人“大笑，以为深中其病”。

黄庭坚有一曲《渔父词》，其中有两句：新妇矶头眉黛愁，女儿浦口眼波秋。——这源于太平州有矶叫“新妇”，池州有浦叫“女儿”。苏轼看罢，问黄庭坚：这个打鱼的老家伙“才出新妇矶，又入女儿浦”，是不是太放浪了点？言罢师徒相视大笑。

《南薰殿旧藏宋英宗皇后像》佚名

《景德四图·契丹使朝聘》（北宋）佚名

苏轼和他的一群门生，基本上都是这种聊天内容，倒挺幽默开心，再有就是谈佛论道。苏轼想要成道成仙，所以经常打坐参禅，但时间都不持久，“闻辄行之，但不能久，又弃去”。尽管如此，不妨碍他写下大量谈道之篇，黄庭坚赞美其“文章皆雄奇卓越，非人间语”。而在现实世界，苏轼还秉持另外一副热心肠和“盛德”。

有一个文人李廌字方叔，“好名急进”，“以文字见苏子瞻”。苏轼一心想帮忙。正好苏轼是李方叔参加的那一届进士考试的考官，于是竟然在考试锁院前把考试题目写下来派人交给李方叔！万一追究起来，这可是严重的罪行。

可李方叔命不好，当时出门了。送信的人就把信放在他家桌子上。小李有个朋友，恰是章惇的儿子章援，这天来找小李玩，见桌上有封信，拿起来一看，竟然是苏轼为李方叔写的一篇范文，名为《扬雄优于刘向论》，便跑回家，毫不客气地模仿此文写了一篇，一考而中。李方叔则以为万事大吉，在成绩下来前对人说：“苏公知举，吾之文，必不在三名后。”

苏轼也是对李方叔上了心的，他到处找李方叔的卷子，可看不到姓名，只能根据感觉判断，终于找到了一份试卷，风格有点像李方叔，大喜过望，对黄庭坚说：这个肯定是李方叔的卷子。于是看也不看，“手批数十字”，直接录取。等到结果出来以后，才知道是章援考上了，而李方叔名落孙山。苏轼“闻其故，大叹恨”，但也没有什么办法，只好写诗安慰一下这个得意门生了事。

可怜李方叔的老母亲，一直以为儿子有苏轼帮忙，考进士易如反掌，想不到却没有考取，所以对儿子叹道：“苏学士知贡举，而汝不成名，复何望哉。”于是“抑郁而终”，一说自缢身亡。

苏轼听说小李妈妈气死了，更觉得遗憾，与朋友喝酒时幽默地说：我们这次没能录取李方叔，都应该罚酒。众人听罢，竟然“举座大笑”。

李方叔后来多次再战考场，却因为才情有限，“终生不第而终”。

除了跟学生玩，苏轼跟朋友们在一起时也很开心。

苏轼有个姓顾的朋友，身上肉多，人送外号“顾屠夫”。人胖，就容易睡觉，有一天，姓顾的在办公室里趴在桌上睡着了。苏轼见了，取笔大书案上，曰“顾屠肉案”。大家看了大笑不已。这个姓顾的睡得香，还没有被吵醒。苏轼顺手把“三十金掷于案上”，一下把姓顾的惊醒了，苏轼上前大声道：“且快片批四两肉来。”

苏轼的老朋友刘攽患风疾，眉毛脱落，鼻梁都快断了。一次喝酒的时候，苏轼顺口朗读了一句诗：“大风起兮眉飞扬，安得壮士兮守鼻梁。”一桌人又是哄然大笑，只有刘攽“恨怅不已”。

苏轼的朋友王诜耳朵得了重病，久治不愈，知道苏轼会行医，只好死马当活马医，来求苏轼。苏轼哪里会治什么病，但人家都求上门来了，只好开导王诜说：你们家出身好，是贵族，有钱有势，这种小病，不必放在心上，我限这个病三日就好，如果不好，就把我的耳朵割下来。王诜听苏轼说得这么有把握，“洒然而悟”，三天以后，耳朵果然好了。特别神奇。

苏轼有个亲戚，叫王祈，受苏轼影响，也喜欢写诗，还经常拿给苏轼批阅。苏轼尖酸地对别人说：“世间事，以忍笑为易，惟读王祈大夫诗，不笑为难。”原来苏轼是把王祈的诗当作笑话来读的。

王祈的诗也确实可笑。一天，他自我表扬说“有竹诗两句最得意”，道是“叶垂千口剑，干耸万条枪”。苏轼听罢点了点头毒舌道：这两句确实好，算是写竹的名句了，只不过“十条竹竿，一个叶儿也”。

苏轼另有一个亲戚也喜欢写诗，有两句写雨的诗自以为得意，拿来请苏轼评读。苏轼看罢说：老弟，你写诗“怎得不入规矩”？这个亲戚自己圆场说：“是醉时所作。”过了几天，这个人又写了几首诗来给苏轼看。苏轼读完以后，调皮地问：老弟，你又喝醉了吧？

前宰相韩绛有一次到京城请客，“出家妓十余人”来为大家助兴，其中有一个姓鲁的小妞，特受韩绛宠爱，为大家跳完舞后，却被游蜂叮了一下，但仍然拿着“白团扇从东坡乞诗”。苏轼挥手写下一诗：

窗摇细浪鱼吹日，舞罢黄花蜂绕衣。

不觉春风吹酒醒，空教明月照人归。

诗中既点明了小妞姓鲁，也点出了被游蜂叮一事。苏轼对大家解释说：题诗里有了鲁小姐的姓氏，这扇子就不会被别的小妞赖过去。“客皆大笑。”

苏轼担任翰林学士，也不是整天都这样说说笑笑，还是做了不少工作的。

中书舍人在接到上级需要下发的文件时有个权力，就是可以拒不书写文件，朝廷下发的任命书有可能因此而作废。苏轼正是利用这个权力，单在元祐元年（1086年）一年，就连续报复了好几名变法派成员。

范子渊曾在变法指导机构司农寺中工作过，现在被贬知兖州。苏轼拒不行文，并借御史之口指责范子渊曾经“为修堤开河，靡费巨万”，而且“功用不成”，建议朝廷把范子渊“废放”，而不是加以任用。

第二个是吴荀，这个人受过吕惠卿的推荐。吕惠卿是王安石手下的变法大将，也是苏家的仇人。苏轼直指吕惠卿为“穷奸积恶”之人。他举荐的人自然也不能任用了。

第三个就轮到仇人李定了。当时李定“得以通议大夫分司南京”。苏轼除了继续宣扬李定不守母孝外，还指斥他“身负大恶”，“强颜匿志，冒荣自欺”，如果朝廷继续任用李定，就是“伤败风教，为害不浅”。建议朝廷把李定“流二千里”。

下一个则是针对沈括的弟弟沈起。苏轼真正的兴趣在于借此攻击王安石。“臣伏见熙宁以来，王安石用事，始求边功，构隙四夷”，结果四面树敌，“结怨交蛮，兵连祸结，死者数十万人”，把交趾伺机进攻大宋的事也算在王安石和沈起的头上。说沈起“人材猥下”，在这次事件中起到了很坏的作用，苏轼认为就算把沈起“废锢终身”，也是轻的。苏轼顺手又把吕惠卿、沈括骂了一遍，说他们是“四方群小”，希望朝廷对这些人永不叙用，并且还进一步要求，如果以后谁再敢推荐这些人，一同治罪。这一招够狠，苏轼不但要现在压着这些人，而且要在以后继续压着这些人。

《文会图》（北宋）赵佶

在元祐元年，苏轼共缴回六七份词头状，其中大半如上所述，猛烈攻击王安石及其变法派，对于保守派，苏轼则是欣赏有加。因为攻击新法而被处理的郑侠，得到了苏轼的赞扬与推荐。对那些好朋友，苏轼则更要拉一把。在《辨举王巩札子》中指出，王巩是一个“好学有文，强力敢言，不畏强御”的优秀工作者，“年壮气盛，锐于进取”。当时台谏说苏轼推荐王巩，主要是他们私人关系好，两人“幼小相知”。苏轼则极力为之辩解，说王巩是个好人，因为“臣曾亲闻司马光称巩忠义”，连司马光都欣赏王巩。后来王巩在任上被弹劾“秽恶狼藉”，终被撤职。作为举官的苏轼则“恬然自若，略不引咎”。

至于王诜，现在更是和苏轼好得不得了。两位伟大的艺术家，终于又可以在一起讨论艺术了。

而最妙的，是苏轼对王安石去世的态度。

王安石是元祐元年四月，于司马光尽废新法后在金陵去世的，离苏轼去金陵相见还不足两年。

苏辙曾经问苏轼：如果王家请到你，你会不会给王安石写神道碑？

苏轼摇摇头：不会。

苏辙又问：写行状？

苏轼还是摇头：我以后只会替司马光写行状。

苏辙再问：那墓志铭呢？

苏轼道：太皇太后不喜欢王安石，所以我连一首挽诗都不会写。

但王安石的影响不容断然否定，所以，中书根据司马光定下的调调，报请高太后批准，决定追赠王安石为太傅，并把起草《王安石赠太傅》制词的任务交给苏轼。苏轼找到了弟弟，兄弟俩要讨论一下，这个制词该如何去写。

苏辙对哥哥说：这个任务你最好还是推掉。赞美王安石吧，司马光不高兴，我们也不开心。如果压制他吧，现在不是时候，太皇太后也没说要打倒王安石，再说，王安石品行好，名声重，轻易也踩不动。总之，拍也不好，踩也不行，是一件麻烦事。

苏轼对弟弟说：这个制词我肯定不能推掉。我不写，谁还有资格写？

当时王安石的声誉如日中天，在知识分子中已达成共识。陆九渊称王安石：“英迈特往，不屑流俗，洁白之操，寒于冰霜。”司马光也说：“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黄庭坚有很长时间都在北京大名府文彦博手下工作，基本上没有卷入党争，他以比较客观的眼光看待王安石，承认：“然余尝观其风度，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

苏轼接受了朝廷的任务，写了一篇让后人争议纷纷的《王安石赠太傅》，这篇制词是以哲宗皇帝的口吻写的：

敕。朕式观古初，灼见天意。将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具官王安石，少学孔、孟，晚师翟、聃。网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属熙宁之有为，冠群贤而首用。信任之笃，古今所无。方需功业之成，遽起山林之兴。浮云何有，脱屣如遗。屡争席于渔樵，不乱群于麋鹿。进退之美，雍容可观。朕方临御之初，哀疚罔极。乃眷三朝之老，邈在大江之南。究观规模，想见风采。岂谓告终之问，在予谅暗之中。胡不百年，为之一涕。呜呼！死生用舍之际，孰能违天；赠赙哀荣之文，岂不在我。宠以师臣之位，蔚为儒者之光。庶几有知，服我休命。

宋廷南渡后，有个人叫郎晔，是苏轼的忠实粉丝，编写了一本《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其中特意提到这篇制词，说：“此虽褒词，然其言皆有微意，览者当自得之。”

开卷两句是例文，属于废话，不必看。

“将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这个“大事”，当然指变法，但苏轼没有说是大好事还是大坏事，而“希世之异人”到底是忠正的异人还是邪恶的异人。

用“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曲指王安石是一个善辩之人，“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至于“名高一时”，王莽和魏征，都是“名高一时”的人，不知苏轼把王安石归为哪一类。对于王安石的“瑰玮之文”和“卓绝之行”，苏轼不能、也不敢否定，更没有资格加以嘲笑。对王安石最为倾注心血的变法事业，苏轼只以一句“靡然变天下之俗”一带而过。而且，这个“变天下之俗”，究竟是变好还是变坏，苏轼无言。

然后又用“少学孔、孟，晚师翟（墨子）、聃（老子）”来阴指王安石不忠于儒学。其实王安石晚年醉心于佛禅研究，哪来的什么“晚师翟、聃”？

再以“网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来暗讽王安石的新学。“属熙宁之有为，冠群贤而首用”后，接着是“信任之笃，古今所无”，等于指责王安石，在陛下如此专信之下，究竟做出了什么成绩呢？苏轼的答案是没有。因为正当“方需功业之成”的时候，王安石却又“遽起山林之兴”，退休了。

对于王安石归隐山林，苏轼从心里是羡慕的。苏轼一直有心做隐士，但一直下不了决心。基于这种心态，他说：“浮云何有，脱屣如遗。屡争席于渔樵，不乱群于麋鹿。进退之美，雍容可观。”这也是苏轼自己所向往的境界。

当然，也有人说，苏轼这是恨不得王安石能更早退休。也是一说。

这篇制词是典型的苏轼手法，也是个人品格的一种折射。这篇文章是他所能写出来的最折中的东西，也是苏轼才华的体现。王安石死后被封为太傅，进而为舒王，直至配享神宗庙和孔庙。而苏轼对王安石的褒贬在后世颇具影响，最后成了否定王安石的理论依据之一。

转眼到了秋天，朝廷在立秋时分要奉敕致祭西太一宫神坛，西太一宫是一座道观，仁宗天圣年间建成，是重要的皇家祭祀场所。苏轼借机先行到西太一宫游玩，意外看到宫内旧墙上题有王安石的两首诗。那是王安石在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被召进京后重游西太一宫时所作。

原来王安石在十五岁时，曾跟着父亲王益和哥哥王安仁到西太一宫玩过一次，在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三十年光阴，转眼即随风云流散，当时的青春少年，已成长为一个诗文大家，政坛新星。西太一宫虽然还在，但物是人非，当时携手游玩的父亲和哥哥，此时却已驾鹤远行。念至此时，王安石幽然长叹，《题西太一宫壁》二首就在这种情境下写成。

其一：

柳叶鸣蜩绿暗，荷花落日红酣。

三十六陂春水，白头想见江南。

其二：

三十年前此地，父兄持我东西。

今日重来白首，欲寻陈迹都迷。

这两首诗，初读之下，平白无奇，但如能理解王安石当时心情，则又不一样，难怪有人一读此诗，竟至泫然涕下，悲痛不可自解。

第一首，“柳叶鸣蜩绿暗，荷花落日红酣”，王安石以简洁如洗的笔法，把西太一宫周围落日鸣蝉红荷绿柳描写得有声有色，荷花柳树，皆如在眼前。再写一句“三十六陂春水”，眼睛看向了远方的春水。接着话锋一转，点出了诗的主题，“白头想见江南”，离家日久，如今头发花白，却只能遥想故乡田园、江南春色。这一首诗先描写一幅真实的景色，然后触景生情，点出对家乡的思念，平白中蕴含着深远的意境。

第二首，“三十年前此地，父兄持我东西”，先是回忆父兄带他游玩此地的情形，已让人心伤。接下来两句，“今日重来白首，欲寻陈迹都迷”，我再来旧地重游时，头发已然飘白，想要去寻找三十年前父兄带我游玩的地方，却已陈迹迷远，难以再觅。

全诗就此刹住。

两诗以浑然一体的手法、真实的情感和高妙的意境，让人感叹不已。近代诗家陈衍在《石遗室诗话》中赞叹：“绝代消魂，荆公当以此二首压卷。”

宋代蔡绦在《西清诗话》中记载，王安石去世后，苏轼入京，也来游玩西太一宫，看到王安石题在墙上的两首诗，“见公之作，注目久之”，然后说了一句：“此老野狐禅也。”他禁不住手痒，于是提笔和作《西太一见王荆公旧诗，偶次其韵二首》。

其一：

秋早川原净丽，雨余风日清酣。

从此归耕剑外，何人送我池南。

其二：

但有樽中若下，何须墓上征西。

闻道乌衣巷口，而今烟草萋迷。

在第一首诗中，苏轼模仿王安石的笔法，以景入诗，这也是和诗的特点。苏轼不过把王安石的家乡江南，改成了自己的家乡“剑外”，说我已经打算退休回家做农民耕地去了，问了一句：“何人送我池南？”意思是说，王安石已死，谁能送我回四川呢？

第二首，先解释几个典故。

若下，是指一个名叫若下的村子，以产美酒出名，后以若下代指美酒。

墓上征西，是说曹操“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为此在生前就为自己题写墓志为“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但曹操至死也没能征服西蜀。苏轼用此典故来讽刺王安石变法不成，因为当时新法已被司马光全部废去。

乌衣巷，曾是东晋王、谢两大家族居住的豪华别墅区，后来却成了烟草萋迷之地、平民居住的场所。后人常以此代指时事变幻无常。刘禹锡有《乌衣巷》一诗：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苏轼的第二首诗是说，只要杯子里有酒，何必非要去变法呢？当年繁华的乌衣巷，现在不也是烟草凄迷吗？暗指王安石当政时虽然风风火火搞变法，但现在也一样是归于寂寞草泽。

当时黄庭坚也有和诗，总共写了四首，其中两句，“真是真非安在，人间北看成南”。黄庭坚感叹，人世间的是非荒唐，谁又能说得清楚呢？用这两句诗来形容后人对王安石变法的看法，倒也很精当。王安石本人对此看得很透彻，他曾有一首《读史》：

自古功名亦苦辛，行藏终欲付何人。

当时黮暗犹承误，末俗纷纭更乱真。

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

区区岂尽高贤意，独守千秋纸上尘。

在这首诗里，王安石似乎已经预见到了自己身后的变故，“当时黮暗犹承误，末俗纷纭更乱真”，活着的时候就被人们误解，身死后，人们更加论说纷纷，再也难以看到历史的真正面貌了，而且还有可能“糟粕”与“粹美”相混。王安石也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要“独守千秋纸上尘”。而苏轼则在现实的世界里继续奋斗不已，很快成为京城乱战的风云人物。